重庆金港尚城俯视图:名将王耀武 36

          校阅完毕，俞飞鹏恋恋不舍的回望着那匹骑过的战马说：“佐民，大家都知道北洋的王承斌爱马胜过爱美人，其实我俞某人也是一样，这么多年了，浪掷光阴，髀肉重生，今天如果不是佐民盛情相邀，我几乎都忘了这骑马的滋味了。”王耀武：“樵公辅佐委座底定大局，事几之余还能忘情于沙场旧梦，这才是我辈军人应该师法的地方。”俞飞鹏笑的更好看了，他拍拍王耀武的肩膀，随后托起王耀武请他佩戴的那把军刀：“佐民，现在军人都佩短剑，这是跟洋人学的，其实我看还是佩长剑最好，你没看日本人至今还挎着军刀吗？”王耀武：“是啊，我至今记得樵公当年在黄埔时手书的‘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的名句，我们这些学生一度还众口相传呢。”俞飞鹏：“你们居然还记得？哈哈哈。我那时是兴之所至，照录胡曾的原诗而已。”王耀武：“樵公喜欢胡曾的诗？”俞飞鹏：“嗯，我最喜欢胡曾的《泸水》。”说到这里，俞飞鹏竟低声吟哦起来：“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王耀武：“武侯高风，后人仰止。”俞飞鹏：“哦，我想起来了，佐民你是诸葛武侯的山东老乡吧，呵呵，自古齐鲁多豪杰之士。”王耀武：“佐民碌碌，却也有幸襟沾前贤遗泽。”       俞飞鹏一边同王耀武说着，一边仔细的把玩着手里的这把军刀。忽然，他停住了脚步，目光紧紧的锁定在刀鞘上的篆文。看了一会，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打开盒子，里面原来装的是一柄小巧的放大镜。俞飞鹏用放大镜认认真真的扫量着篆文，王耀武等人也都停在那里不动。        俞飞鹏一边同王耀武说着，一边仔细的把玩着手里的这把军刀。忽然，他停住了脚步，目光紧紧的锁定在刀鞘的篆文。看了一会，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打开盒子，里面原来装的是一柄小巧的放大镜。俞飞鹏用放大镜认认真真的扫量着篆文，王耀武等人也都停在那里不动。很是看了一会的俞飞鹏抬起头来，长吁一声：“佐民啊，你这把军刀什么来历？”王耀武：“我从一家准备搬迁的老店里买的，樵公的意思是••••••？”俞飞鹏：“这柄军刀的来头大了去了。”王耀武他们都洗耳恭听。俞飞鹏指着刀鞘上的篆文说：“这是‘小站’两个字，其中这个‘站’用的是‘穿锤’的笔法，什么叫穿锤？你们知道吗？”王耀武等人都摇摇头。俞飞鹏：“魏晋南北朝时高欢手下有个大将叫库狄干，他是个大老粗，一写他的名字‘干’，他就写出头，人家问他为啥出头，库狄干说，不出头能干吗？”说到这里，大家都会意的放声大笑。           俞飞鹏接着说：“你们还别说，库狄干这个大老粗玩弄的这个手法后来还成了书法界的流行货，北宋的权臣蔡京那是有名的书法家，他就喜欢‘穿锤’这类笔法。宋徽宗的年号叫‘崇宁’，发行崇宁重宝时，请蔡京来写这几个字，崇字是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宗，可是人家蔡京大笔一挥，上面那个山字的一竖直接穿下去，穿到底，这要是搁在别人身上，大家伙早就不干了，可蔡京是谁啊？谁敢说啊，不但不敢说，大家伙还都得捧着聊，说这是神来之笔。但是后来就有人放马后炮了，说蔡京这个穿锤给穿糟糕了，‘宗’给穿破了头，所以，北宋覆灭，南宋播迁，宗庙社稷给毁了。”       “不过，自蔡京以后，好用穿锤的也还是大有人在，这把刀鞘上的‘小站’二字中的‘站’就是穿锤。”俞飞鹏说到这里，指给大家看，果然那个“站”字左侧的“立”的那一横与右侧的“占”上的那一横连了起来。俞飞鹏说：“这是母刀，还有一把子刀我在天津陈光远住处看到过。”陈光远是北洋军阀直系大将，著名的“长江三督”之一（长江三督指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俞飞鹏：“陈光远本来也不配有这样的军刀，但他当年是袁克定的左膀右臂，是模范团的头子，这把子刀本来是袁世凯赠给模范团的，模范团垮了以后，陈光远就把这柄子刀给私自吞了。至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柄母刀，无疑就是袁世凯当年自己的佩刀。”          俞飞鹏说的没错，这把军刀的来历的确非常有趣。袁世凯在朝鲜时非常艳羡日本军官的军刀，后来他托人搞到了昭和军阀山县有朋的军刀摹本，在他开始小站练兵前，专门督造了这两柄军刀，一柄放在家里，一柄自己佩戴，上面篆有“小站”两字，这两个字是出于老袁自己的手笔，用的是“穿锤”的手法。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以后，有憾于段祺瑞的尾大不掉，开始着力培养袁克定，模范团便是典型一例。袁世凯示意袁克定担任模范团第一任团长，段祺瑞死活不同意，老袁最后扔下一句硬话：“芝泉（段祺瑞字芝泉），你看我当这个模范团团长够不够格？”段祺瑞这才没话说。袁世凯自兼团长，第一任干满，提拔第二任时，老袁不再跟段祺瑞废话，直接任命袁克定为团长，陈光远为团副，并钦赐这柄军刀（子刀）。袁世凯死后，军刀的母刀留在袁克定处，子刀多次被转手，这也就是俞飞鹏在陈光远手中看到的原因。而今，这把母刀竟然在穷僻的西北重现天日，真是令俞飞鹏激动不已。           王耀武把俞飞鹏的表情都看在眼里，不动声色的说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竟然不知道这柄军刀还有如此传奇的经历，若非樵公指点，几乎让它湮没了。”俞飞鹏：“佐民，你这第一旅宝贝可是不少啊。”王耀武：“难得樵公如此喜爱，我们这些粗人留着也没有用，再者军旅辗转，万一丢失，岂不天大的遗憾？不如请樵公收好，异日国家博物馆成立，也好做一历史见证。”王耀武的这番话铺垫的特别到位，俞飞鹏收礼还等于是为了国家保存文物，这面子给的，俞飞鹏不能不要了，他让随员包好这柄军刀，心底已经有了下一步处理这柄军刀的计划，这样的宝贝既不能自己留着，也不用给什么国家博物馆，而是应该送给最高当局。“秦失其鹿，天下逐之，先入关中者为王。”一颗传国玉玺的故事演了多少代，成全了多少幸运儿。多尔衮追杀蒙元后裔，意外在草原上收取元顺帝的玉玺，皇太极为此告庙祭祖，这是“天命攸归”的“大把戏”。国民党取天下自北洋军阀，如今北洋的老祖宗袁世凯的军刀落在他手里，这不是表明国民党是“正根”吗？如果把这把军刀上送，那么，最高当局对他的欣赏那就不是一般的了。想到这里，他心中也由衷的感谢王耀武：“这个王佐民还真是个人物。”        王耀武还给俞飞鹏准备了第二道“菜”，这才是“正餐”。       在马玉山糖果公司后期的王耀武已经决定去广州投考军校，虽然这方面的东西他也多少看了一些，可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有一天，他照例站柜台，听几个客人在那里闲吹，其中一位客人王耀武认识，他大名叫冯德炎，这家伙特别能吹。就拿他的姓氏来说，他就能吹出一段故事来。冯德炎说：“兄弟我原来不姓冯，我姓马，为啥改姓冯了呢？别误会啊，我妈她老人家没改嫁，我呢，跟人家冯玉祥冯大将军也八竿子打不着。可就是姓了冯了，您说怎么个档子事呢？”        旁边还有几个起哄的，冯德炎一看更来劲了：“合着兄弟我当年去德国留学的时候，看见人家德国人不少姓冯的都特牛气，一打听，敢情在德国啊，姓冯的那都是贵族。兄弟我就想了，这年头谁不想跟贵族攀上啊，再说了，马和冯就差两点，我就给改了，改姓冯了。可是兄弟我千算万算没算到一点，那就是咱爹给兄弟我起的这个名字愣是跟人家贵族冯套不上去，您想啊，冯德炎，冯德炎，怎么听着他都不是贵族不是，怎么听着他都是裁缝。”         大家伙一通哄笑，跟着就有人拿冯德炎开涮：“老冯，你就吹吧，你他奶奶的见天从茶馆奔面馆，从面馆奔澡堂子，你啥时候去过德国啊？还留学？你知道德国跟哪儿啊？”人家冯德炎也是久经“沙场”的，脸不红心不跳的对付：“兄弟我是一般战士吗？”那人说：“您不是一般战士，您是二班班长，行了吧？”冯德炎：“我告诉你，我是青岛人，您知道青岛人是啥概念吗？青岛人是德国人的表弟，懂不？别人去德国或许找不着门，咱们青岛人去德国那就跟走我舅舅家一样。”大伙又是一顿嘲笑：“老冯，你行行好，我们早晨都吃了一肚子东西了，你别招我们再给吐出来，糟践东西不是？”        休息了两天，俞飞鹏又应胡宗南的邀请到第一师师部做客，王耀武没有作陪。等到俞飞鹏准备离开西北前，又到王耀武这里来了一次。俞飞鹏：“佐民，你的心思我都懂，我此行不瞒你说，并非全为检查通讯工作而来，而是受委座之托，兼顾西北军务。上峰的意思：国防部队还将扩充十五个师左右。编制问题还在研究中，俞某也忝列参与，所以，你老弟放心好了，我回南京以后，先找何敬之，再去见委座，第一旅的事包在我身上。”王耀武深深一揖，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俞飞鹏回南京途中转道湖北，见了俞济时以后，他说：“王佐民这个人真是聪明，梁武帝萧衍没有发迹前，王俭就说过一句话‘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我不敢妄自托大，王佐民也肯定不是萧衍一流的人物，但此人将来前程一定不可限量。对这个人你一定要交厚，这对我们将来有大用处。”           俞飞鹏回到南京，面见何应钦以及向蒋介石做了有关汇报之后，王耀武所部的扩编计划很快得到批准，军政部将新编第十一师的番号给了王耀武，这是一个暂时的番号，此后王耀武部正式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师，王耀武任师长。何应钦的大舅哥王伯群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是俞飞鹏的前任。他在四川等地考察时偷运鸦片、吗啡牟利被中央宪兵司令部查获，王伯群原以为中央宪兵司令部的司令谷正伦与他们交情不浅，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放过，哪知道谷正伦并不徇私，直接将此事上报政府，王伯群被就地免职。王伯群去后，交通部大权落入俞飞鹏手中，交通部的大帐既乱又杂，如果俞飞鹏想要就此来彻底搞臭王伯群那是很容易的事，但是，俞飞鹏只字不提不说，还没有对王伯群在交通部的旧部大动干戈，平稳过渡了。这件事很让王伯群、何应钦念他的好，等于欠了俞飞鹏一个绝大的人情。所以，俞飞鹏一谈到王耀武部的扩编的事情，何应钦连“喯”都不打一个，马上照准，再者说了，王耀武是谁啊？他何应钦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样的顺水人情再不会做的话，那他还能叫何应钦了吗？                  今人钟子麟在《蒋介石的悍将张灵甫》一书中论及王耀武所部扩编一事时提出王耀武是托了“重庆行辕主任贺国光”的门路才得以办成。这是不准确的。首先，在1936年国民党政权没有设立所谓的“重庆行辕”。 1936年这一年中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派机关只有重庆行营这个机构，而没有重庆行辕。但重庆行营成立于1936年10月，此时王耀武所部也扩编完成。其次，我们再来看贺国光的职务。贺国光于1936年10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长兼第一厅厅长。1939年1月，贺国光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而非什么“重庆行辕主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是1936年的重庆行营主任不是别人，正是给过王耀武密码本可以直接与其联络的顾祝同。退一步说，即便是王耀武要托人扩编，他何以不找行营主任顾祝同，却偏偏要找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呢？难道顾祝同的力度在贺国光之下不成？         而且最为主要的是，这个重庆行营管辖范围是川（四川）、滇（云南）、康（西康）、黔（贵州）四省，西北驻军的编制、防务问题该行营并无直接插手的可能。而且，顾祝同是1936年9月3日就任行营主任，11月，他决定将行营设立在重庆。王耀武部的扩编时间则是在1936年上半年。再有一点，这个所谓的“重庆行营”说到底不过是蒋安插在西南的一个眼线，而这个眼线的核心人物则是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换言之，在重庆行营里，不论是顾祝同还是贺国光，其实权都不如杨永泰。杨永泰与王耀武并无渊源，况且即便是请托到重庆行营的门下，最终拍板决定编制的还在南京军政部，还要何应钦来点头。“一事不烦二主”，以王耀武做人的精明程度，他是断然不会去走重庆行营的门路的，从时间表上看，也根本走不了，扩编之前还没有重庆行营这一机构呢。         王耀武的五十一师是两旅四团的编制，两个旅长（151旅和153旅）分别是周志道、李天霞。他们两个人原任团长，都是坐升。周志道这个人做事比较卖力气，不讲价钱，王耀武很欣赏他。李天霞是王耀武的黄埔同期同学，我们前面提到过，在第一旅的“斗法”过程中，李天霞拒绝侯龙安的拉拢，坚定的站在王耀武一边，深得王耀武看重，另外，李天霞柔媚见长，平素里也很会讨王耀武的欢心。原来周志道的副手、补充第一旅二团副团长程智只调升了半格，当了团长。还有一个也是升了半格的就是邱维达。程智作战勇猛，邱维达则深沉果敢，这两个人说起来都是王耀武准备精心培养的“苗子”，在这次扩编中却没有充分的晋升，王耀武是有着另外一层考虑的。         程智勇则勇矣，但缺乏历练，在团长这个位置上磨一磨非常必要，如果骤然提升他到副旅长一类的位置上，表面看好像荣耀，其实是耽误了人才。邱维达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以往他在李天霞手下，对于李的一些做法就看不惯。可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现实生活就是如此，军人也不是生长在真空里，将来要独当一面就必然要先学会如何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本领。所以，王耀武把邱维达安排在参谋处，当参谋主任（参谋处处长），积累他的协理、调和方面的经验和能力。         就在王耀武扩编之际，有一个身负杀妻罪名的人投在了五十一师的门下。此人便是后来因为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击毙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张灵甫。不过，这个时候的张灵甫还不叫张灵甫，而是叫张钟灵。（关于张灵甫的本名，《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介绍道：张灵甫，原名钟灵，字灵甫，后以字行。目前还有一种考证认为张灵甫原名张宗麟，本书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的说法，故作张钟灵）说到张灵甫的杀妻，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只不过今天有的人以张灵甫的未亡人王某人的片段回忆为依归，认定张灵甫的妻子吴海兰系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委实离奇不少。自然，这一说法首先来自于张灵甫本人，只是张灵甫应该记得“死无对证”这一说法，吴海兰死于张灵甫的枪下，张灵甫当然随手可以找到任何帽子扣在死者的头上，至于翔实的证据在哪里，恐怕只有天知道。         即便在封建王朝，先抄家后取证都是作为败政、弊政、乱政而载入史册的。唐朝奸相李林甫与另外一个大臣杨慎矜争宠，他倾陷杨慎矜，因为杨是隋朝皇族后裔，所以，李林甫就以“谋反”的罪名给他下结论，那么，证据呢？李林甫就派人先行抄杨慎矜的家，抄家的人私自携带一本谶书，然后说这是从杨的家里抄出来的，杨慎矜一看谶书就知道自己完了，这种没有底线的较量，即使是十个杨慎矜满身是嘴也说不清了。而张灵甫先杀人后对质比较“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还要更上层楼，其人的品质不说也罢。 ---------------------------------------------------------------------------------------------------------------------------------------------------------张灵甫抗日功臣！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兰封会战，长沙会战，衢州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上高会战，湘西会战等历次会战，歼敌无数。在万家岭战役中与日寇血战五天五夜，配合主力部队几乎全歼日本一个师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步兵排长见习官，后升任排长；　　1926年秋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连长；　　1928年12月29日，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第2旅6团1营2连连长；　　1929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9连连长； （蒋桂之战结束后，第四集团军第17师被缩编成中央军独立12旅，独立旅不久后被编入第1师）；　　1930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少校营长； 1932年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中校团副；　　1933年，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  

张灵甫将军

1935年，杀妻吴海兰，被关入“模范监狱”；　　1937年，第51师师部高参； （同年51师58师编成第74军，次年57师拨入第74军序列）　　1937年10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　　1938年3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副旅长　　1938年9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少将旅长；　　1940年冬，第74军第58师副师长；　　1941年10月24日，第74军第58师代师长；　　1941年冬，第74军第58师少将师长；　　1944年5月，第74军副军长；（同月保送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　　1945年2月20日，授予少将军衔；　　1946年4月20日，第74军中将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　　1946年5月至6月，陆军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第74军整编番号更为陆军整编74师）　　1947年5月16日，在孟良崮战役之中阵亡，享年44岁。      王伯群

民国7年(1918)

　　王伯群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

民国8年(1919)

　　王伯群与其弟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贵州与外商签订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省议会对铁路建成十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疑议，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事未成功。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则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反攻，逼迫财政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迫使张协陆自杀。

民国9年(1920)

　　王伯群跟随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王之弟文华于民国10年(1921)3月被刺后，王受任贵州省长。因袁祖铭“定黔军”入据贵阳，行至铜仁，未到任即与窦居仁转赴上海，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

民国13年(1924)

　　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不幸孙中山逝世，王继承遗志，回上海继续活动。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

民国15年(1926)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民国16年(1927)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王伯群任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时因连年兵祸，交通事业备受摧折。王上任后，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有具体办法。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并多有建树。其主要政绩有：收回外人主持之财政，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职；建立财政储金汇业局和真茹国际大电台；取消外国人在国内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信局；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自动电话；将建设委员会在各地所设之无线电台收归交通部统一管理；接收英国人所设烟台、威海卫水线收发处；将腐败的招商局收归国营；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停止海关、海乡的航空管理局，创设航政局接管其事，推行新政；设立沪、蓉航空管理处，开通定期航班，并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订立重要交通法律、法规。是时，航空方面已有一定系统，完成立法程序。而电信条例、财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已颁布施行。

民国21年(1932)

　　王伯群辞交通部长职，受国民政府委派为西南专使，到四川调停军阀纷争。事未成功，匆促回京，所乘专轮被查获毒品，涉嫌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务。民国32年(1943)，当选国民政府委员，连任中央执行委员、国史馆筹备委员。

民国13年(1924)

　　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应三百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任董事长。民国16年(1927)，马君武因筹备广西大学辞大夏校长职，王任校长。大夏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民国18年(1929)春，学生逾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自出白银6、7万两，贷款三十多万元，于次年建成占地三百余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抗日战争开始，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民国29年(1940)，王多方劝募，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民国31年(1942)，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民国33年(1944)，日军窜扰黔南，王安排大夏全体师生迁往贵州赤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民国33年(1944)12月20日

　　王伯群因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遗有子女5人。遗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