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领冠奶粉官方网站:名将王耀武 38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9 13:26:56
青灯黄卷、秉烛夜读，王耀武不免喟然长叹。外人谓我民族为“东亚病夫”，在外则为体能，在内则为心智。心智者，王耀武自觉无能，体能者，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师内，王耀武坚信一定要达到。福建船政学堂的这段历史对王耀武的刺激还仅仅来自于历史，现实中对他的刺激更加令他浮想联翩。
有一天，他去操练现场，因为修筑演习工事，找来一小批民工帮工，这些民工口音嘈杂、南腔北调，干活并不卖力。惹得团长程智有些恼火，手下的人看到团长恼火，自然也更加恼火，一抬手就给其中的一个民工一点颜色看看，这点颜色让这位民工身上马上多了一道伤痕，民工不敢特别愤怒，低声的骂了一句：“有能耐跟小鬼子练去。”这句话落在听力极其好使的打人的耳朵里，遭致了二茬罪，整个人给捆在了树上。刚巧给巡视到此的王耀武看到了。 王耀武问为什么打人？打人的排长说：“报告师座，我打的是他的态度。”王耀武：“什么态度？”排长：“他居然蔑视国军精锐。”排长说的并非没有根据，程智所在的团又称“程团”，是王耀武部的精锐所在，而王耀武部本身就号称嫡系中的精锐。对于骁勇善战的程智，王耀武亲热的呼之为“大智”，对待“程团”格外优渥，可今天他忍不住了：“赶快给人松绑。”
王耀武让护兵给挨打的民工端来一碗水，扶着他坐下，这个民工抬眼看了王耀武一眼：“精锐咋了？黄杰的中央二师是不是精锐？鬼子都进了碉堡了，还耍牌呢。”王耀武：“你听谁说的？”民工：“我二哥给他们抓过衭子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他命大，早就给小鬼子一刺刀捅死了。不过，一条腿也废了。” 黄杰在“济南惨案”期间曾经成功护送过蒋介石，是黄埔生当时传诵一时的“风云人物”，他的部队在前线居然这副德性，这倒是让王耀武暗自吃惊。1933年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仅128人即攻占热河省首府承德，这件事传来，舆论大哗。不过，王耀武当时认为，那不过是东北军的窝囊和无能罢了，如今，听到中央二师竟然也有这类的败笔，不禁生出耻辱感。从这时开始，王耀武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部队在抵御倭寇之前训练成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武装，而这些内容对于自己准备用在刀刃上的便衣队还远远不够。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王耀武更需要张灵甫这样铁面无情、残苛寡恩的人充当便衣队的总教头。
张灵甫心里对这项任命并不满意，但他也知道这是他打响第一炮的基地。因此，一上任就玩命开工，搞的便衣队这些人叫苦连天，但也就是背后嘟囔，当面谁也不敢较真，张灵甫凶神恶煞一般，谁想找不自在啊。可王耀武的亲信安慧民受不了。安子因为王耀武升了师长，他也从副官变成了副官长，佩戴中校军衔，别看他比张灵甫的军阶低，资历浅，但他是王耀武跟前一等一的红人，并不把张灵甫放在眼里。同时，他也知道张灵甫是师长亲自安排下来的，当众让张灵甫下不来台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就暗中去见王耀武给张灵甫奏了一本。 王耀武听完这“本”，从抽屉里掏出一张领款单，在上面添了几个数，递给安慧民：“安子，你去会计那儿领点钱，弟兄们跟前你多照应一点，训练是苦了一点，可道理你也清楚，大战在即，这时候不苦，就等着上战场送死。张灵甫是我安排的，他的训练方案也是我点头的，你跟弟兄们说清楚，剩下的事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安慧民一看钱数真不少，赶紧替“弟兄们”谢谢王耀武。王耀武也冲他笑了笑，张灵甫这么做，引起的这种反弹其实也正是他王耀武想看到的局面。 自古以来，驭人无外乎恩威并用。作为上司，暴而无恩、威而无情，即便是下面人对你服从一时，但到了关键时刻你想让他玩命保你，基本属于做梦。但这个“恩”，这个“情”的尺度在哪里？怎么比较着来，那就有学问了。在王耀武看来，上司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时候唱红脸，什么时候唱白脸，什么时候装好人，什么时候当恶人。而且，对什么人可以充好人，对什么人可以当恶人。把这些问题琢磨明白了，剩下的就都好办了。一般说来，对于级别越低、阶层越低的人，上司一定要唱红脸，不但要唱，还要经常唱，这就给基层造成一种印象：“最高长官永远是爱护我们的，坏事的都是经办人。”。只要基层稳住了，天大的风浪也不会掀翻船。而对于中层来说，那就要一半唱红脸，一半唱白脸，唱红脸是为了安抚，唱白脸是为了恫吓。 就便衣队训练这件事来说，张灵甫对他们要求的越严，他们的抱怨声越大，王耀武就越好做工作。张灵甫的弱点，王耀武是看得很清楚的，张是一员猛将甚至可以说是一员悍将，但缺乏政治头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他尤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在解决矛盾、解决问题时多数时候是以刚性的面孔出现。尽管张灵甫知道便衣队是王耀武的心腹武装，可一旦进入状态，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而这些正好为王耀武所乘，如果你张灵甫善于结纳人心、善于嘘寒问暖，那么，把便衣队交给你张灵甫岂不等于“替人做嫁衣裳”了吗？因此，罗明理、安慧民等人的担忧，王耀武听是听了，也做了貌似关注其实敷衍的回复，但内心深处，王耀武自觉他是能够把握住张灵甫，把握住便衣队的。 说过便衣队，安慧民又对王耀武汇报道：“师座，上次你交给我的事，我一直在办，眼下有了点眉目。”王耀武：“说说。”安慧民：“那个中年人经常去的地方是一个小印刷所，我派人从那里搞了点物证出来，可看了半天没看明白。”说完，安慧民从皮包里递给王耀武一张印刷品。王耀武看了看：“难怪你没看懂，这是盲文。”王耀武接着问：“这个小印刷所的背景打听清楚没有？”安慧民：“打听清楚了，跟县教育局有关系，县教育局的秘书在里面还有点抽头。”王耀武：“这批盲文的印刷品是给哪家承印的？”安慧民刚要张嘴，王耀武先开口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给成都启喑学校承印的，对不对？”安慧民：“师座，您也太神了，您怎么知道的？”王耀武一笑：“你别忘了咱们可都是山东人。”说着，王耀武走到地图前面，用手指头敲了一下图面说：“距离成都启喑学校最近的是汉中天主教堂。你马上布置暗哨，从现在开始，二十四小时对它进行秘密监控。”安慧民“哦”了一下，王耀武：“原因回头我再告诉你，不过，现在暂时不要惊动赵专员那里（赵铁夫）。等事情有了眉目，我会告诉他的。” 为什么王耀武很快猜出被监视的印刷所印制的东西的承印单位呢？为什么王耀武又说：“你别忘了咱们可都是山东人。”呢？这里有一则跟山东人紧密相连的往事。
中华民国教育部编撰的《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上说：“聋哑学校，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烟台启喑学校为最早。”据今人郭大松、曾立前的考证，近代中国第一所启喑学校其实是山东登州启喑学馆，时间是1897年，比起烟台启喑学校早了一年，也就是烟台启喑学校的前身。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和他的妻子梅耐德。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扮演了无数不光彩的角色，留下的名声至今不好听。但西方社会的传教士堆里也的确有一些人为了中国百姓的疾苦玩命奔走过、奋斗过甚至献身过。当然，这也只是他们中间的少数人而已。 截止1936年，中国各地开办的启喑学校与烟台启喑学校（即登州启喑学馆）有密切关联的居大半之多。其中比较有些名气的如上海聋哑学校、南京市立盲哑学校、成都市基督教盲哑学校等尤为突出。王耀武本人是山东人，又多年行走在外，对于这些情况他是了解一些的，更主要的是他在天津、上海闯码头的时候，还知道了日本人对于在中国开办聋哑学校的另外一种浓烈的兴趣，自然这个兴趣是一定要加上引号的。 日寇占据台湾以后，于1917年设立木村盲哑教育所。在此前后，日本人在大陆也陆续建立了一些打着盲哑教育旗号的小据点，这些小据点包括上述的木村盲哑教育所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被日本陆、海军军方所掌控，包括木村盲哑学校的创办者本人也是日本海军退役军医官。 最初对日本人的这种深刻用心有所觉察的是上海滩的杜月笙。杜月笙是流氓不假，但他也的确干过一些人事，我们也不必由此而抹杀它。杜月笙自发现日本人利用盲哑教育充当侵华工具以后，他的对策是“以夷制夷”，即利用欧美传教士开办的正规聋哑教育予以抵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传教士对日本人的这种无耻的做法非常愤懑，因此他们的抵制活动也相当到位。 惟其如此，日本人对于这些西方的传教士恨之入骨，在日军大面积侵华开始以后，这些倾心于中国盲哑教育的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都被日本人遣送到潍县集中营，饱受摧残。根据有关学者考证，以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和他的妻子梅耐德为例，他们一家包括梅耐德的外甥女葛爱德在内，为了中国残疾人的教育事业，不但舍弃优越的国内生活，而且倾囊相赠，他们没有抱任何政治目的和功利色彩，可以说是“一生基本全部献给了中国启喑教育事业”。【注】相形之下，日本人为了达到其侵华乃至独霸中国的目的，不惜在残疾人身上打主意，其兽性的一面暴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的侵华罪行其实是带有着鲜明的反人类的特征的，应该永远受到谴责和诅咒。 王耀武在上次赵铁夫同他谈起关于日本人对西藏上层宗教头脑进行策反之前，便已经得到探报，得知日本特务机关在西北逐渐撒开情报网络，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只是联系到西藏的特殊地理位置，所以，王耀武的目光才开始将成都一带紧紧的锁定。有一次，戴笠左右的人在一起闲聊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得失利弊，正好给戴笠听到，偏巧那天他心情不错，也跟着扯了起来。戴笠说：“搞情报这行跟搞艺术差不多，都要有个天赋。”这时，左右的人开始吹捧戴笠的“天赋”，戴笠笑笑：“论起天赋来，我倒是佩服一个人。”大家还以为他要说的是“委座”，哪知道戴笠点出了王耀武的名字，大家问为什么？戴笠只说了一句：“王佐民这个人搞情报真正可以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来形容，高楼大厦去得，田间地头他也去得。” 戴笠的话并不为过，王耀武办情报的确有他的特色，但王耀武不同于戴笠，戴笠搞情报是靠它吃饭甚至靠它发家，王耀武搞情报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某种程度上说，王耀武这一生手里掌握的情报除开人情世故便是和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内容。就拿眼下这个印刷所的事情来说，安慧民去调查监视只是其中一条路线，王耀武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卫士孟记东打听出来的新线索。而这条线索才是王耀武最需要也最能放长线钓大鱼的。 而眼下最让王耀武高兴的还不是这两组情报，因为罗明理给他带来了他一直盼望的新消息。穆忠恒老弟有信了。我们前面提到过，在四一二“清党”期间，戴笠、赵铁夫找过王耀武，黑名单上有穆忠恒的名字，正是王耀武的关照，才让穆忠恒脱离险情。只是这一别已然差不多十年了。这一次，由罗明理负责，终于跟穆忠恒重新联系上了，而且特别令王耀武满意的是，穆忠恒此刻正是他王耀武准备拨动的如意算盘上非常关键的一颗珠子。
穆忠恒的老爹穆霜亭是于学忠的启蒙老师之一，于学忠一直很敬佩他这位老师，当做半拉子父亲看待。所以，穆忠恒从王耀武那里离开以后，就自然跑到了于学忠的帐下。于学忠安排穆忠恒担任参谋。于学忠当时的职务是平津卫戍司令，同时负责军纪风宪。奉军入关以后，把北平、天津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很多军官不但大肆捞钱，而且还公开纳妾，搞的军纪荡然无存，外界影响很坏。张学良就委托于学忠整顿军纪，就在这个当口上，奉军主力军副官长纳二房请客，不少军官都去贺喜，只有穆忠恒不去。 于学忠派人暗中收集这次请客送礼的名单，然后呈送张学良，张学良一声令下，不少军官为之丢官罢职，惟独穆忠恒，因为不阿附，受到于学忠的看重，提拔为团长。穆忠恒这人说话有点不利索，人家背后叫他“穆磕巴”。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团部有点晚了，哨兵问他口令，他一着急回答慢了，哨兵当场就给他一枪托子，还把他扣了半个晚上，幸好值星官认识穆忠恒，这才给放了出来。第二天早上，穆忠恒起大早把这个哨兵找来，哨兵都吓傻了，穆忠恒不但不惩办他，还格外奖励他，任命他当班长。这件事传到张学良的耳朵里，少帅很满意，他对于学忠说：“穆磕巴还真行，这要是老帅（张作霖）还在，一准要提拔他。” 张学良说的话里有个典故，是张作霖生前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次张作霖出城打猎很晚才回来，按照张作霖下过的命令，只要过了时间，不论是谁都不给开城门，张作霖就让人报上名号，城头上守城的那哥们儿还真认死理，死活不给张作霖开城门，嘴还损呢：“别说大帅，就是大师也不给开。”张作霖为了尊师重教给下面人训话说过：“大帅算个鸡*，大师才真牛逼，因为师比帅多一横。”所以，守城的这小子才扔出这句话来。老张没法子只好在城外忍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守城的老小子就给拎到大帅府去了，这老小子一看真是大帅啊，这下子尿裤子了，马上磕头。张作霖说：“你起来，你小子有种儿啊。”这小子一听这不就是要毙了他吗？还跟那儿磕头。张作霖亲自给他扶起来：“你小子真是好样的，你听大帅的话，大帅我就要招呼你。”然后递给这小子一张委任状，这小子一看，又跪下了：“大帅，您老别拿小的开心了，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因为张作霖给这小子的委任状是委任他当典狱长。张作霖笑骂了一句：“咋的？你小子能给大帅我守住城门，还守不住一个监狱？”这小子：“大帅我能行吗？”张作霖大笑：“妈了个巴子的，我都能当大帅，你咋不能当典狱长？”于是乎，守城门一晚上成了典狱长，这个奉天官场上的笑话其实并非笑话，而是一段真实的往事。因为穆忠恒善待哨兵，让张学良想了起来。 由于有了少帅的夸赞和于学忠的奖掖，穆忠恒很快升到旅长，并且被看作是东北军的“第三梯队”，准备进一步提拔重用。张学良要提拔重要干部，有个习惯，那就是先把这个人调到身边担任一段高级侍从参谋，一方面是观察此人的能力，一方面也是给他历练的平台。穆忠恒担任张学良侍从参谋时，办了一件事让张学良刮目相看。 张学良的卫队旅有个营长姓刁，刁营长的老爹是乡下人，土里土气的，上不得台面。有一次，刁营长老爹去看望儿子，刁营长愣是让人把老爹给支走了，不见面。不仅不见面，还连夜让人把老爹给送回乡下去。这给穆忠恒知道了，他跟张学良说：“副司令，自古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样的货留在卫队旅，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能指望他为长官效忠吗？”张学良一听还真对，当即就把刁营长给废了。从这件小事上，张学良发现穆忠恒此人有点意思，所谓“讷于言而敏于行”，穆磕巴有两下子。此后，张学良批准提拔穆忠恒出任师长，少将军衔。 东北军移驻西北以后，穆忠恒终于经过一番周折同罗明理再次取得了联系。 王耀武让人备了一份厚礼，通过中间人送交给了穆忠恒，穆忠恒还写信来问候王耀武。两下开始有了交往。应该说，即便是王耀武，也仅仅是将重逢看做是意外之喜，最多是多了一条路，全然没有料到半年以后，这条路竟然成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的关口。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及诸多国民党大员。消息传来，各方反应不一，但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的黄埔系高级将领们几乎都表现得痛心疾首，王耀武自然不能例外。早在一年前，广东实力派首脑陈济棠的兄长陈维周给蒋介石的运程算过一卦，卦象显示老蒋注定过不了1936年这一关。这个卦象竟然也是陈济棠起兵反蒋的理由之一。陈济棠少年学习不好，17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成绩极差，学校每逢校阅，必定留陈济棠在教室内打扫卫生。因为学习差，所以，同学们都有些看不起陈济棠，只有陈济棠的兄长陈维周时刻鼓励陈济棠，而且逢人便说：“我们家伯南（陈济棠字伯南）有一双绵厚的朱砂掌，将来一定贵不可言。” 陆小毕业，陈济棠名列末尾，身在榜首的梁安邦喝高了以后放言无忌：“将来大家都会有出路，除了陈伯南。”有人顶了他一句：“也许陈济棠比我们走的都远。”梁安邦来脾气了：“要是陈伯南能发迹，我给他去提鞋。”若干年后，落魄的梁安邦去见发迹后的陈济棠，见面的第一句就是：“伯南，我给你提鞋来了。”陈济棠哈哈大笑：“同学少年说的屁话还能当回事？”马上下委札，任命梁安邦为交通团团长，不过，梁安邦一干就是八年，从未升迁。 陈维周算的这一卦不能说不准，只是没有应在他们家“伯南”身上，而是应在了远居西北的张、杨哥俩。南京国民政府接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立刻炸了窝，吵吵嚷嚷，莫衷一是。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说，当时南京最主张讨伐的是何应钦。而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通过对多方资料的比对和考实，认定当时主战的是以下几个人：戴季陶、居正、孙科、朱家骅、叶楚伧、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陈立夫、吴稚晖、程潜、陈公博、张道藩、熊式辉、朱培德、何应钦等。其中最力者并非何应钦，而是戴季陶。不论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常会会议记录者王子壮留下的日记，抑或陈公博留下的回忆录中都有类似的记载，何应钦的所谓主战实际上有很多因素是受到了传闻的压力，所以，一俟西安方面有所松动，他随即抛掉这层面纱。惟其如此，当蒋介石顺利返回南京后，何应钦的权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才能解释得通。 戴季陶在主战过程中的某些表演颇具戏剧性。据黄绍竑回忆：休会时，戴季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 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退了席。
宋子文去劝戴季陶，戴季陶摆出老资格：“我跟介石的关系不比你们浅。”一句话就把“国舅爷”顶出去了。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授权发布的《西安半月记》中，宋美龄对主战派语多讥讽，着实挖苦，戴季陶怒不可遏，用鸡毛掸子把家里的瓶子都打烂了。宋美龄的亲信、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穿着短裤见到散步的戴季陶：“HELLo，戴院长。”戴季陶拿着手杖，劈面就向黄仁霖打去，一边打还一边愤愤然：“你是什么东西？敢用这种态度对我？” 日本军界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就曾对国民党政权有过一个比喻。他们认为国民党政权有些类似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和明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举凡遇到重大生死抉择之际，国民党军的将领们反而不如那些穿着长衫、拿着手杖的高级文官们奋勇。日本人还从文武官员的待遇上做过考证，认为国民党政权厚待文官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也是让这些长衫老们为之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国历史上的宋朝和明朝的确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即以明朝而言，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建文帝一朝的文官的激烈反抗程度远胜于武将，南明行将覆灭时，文官挺身而出的不在少数，倒是拥兵自重的各镇统领纷纷请降。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权中的长衫老们的强硬程度或多或少的验证了日本人的某些看法。 但是，作为武将的王耀武，此刻的心情却可以用后来的那句流行歌词“焚心似火”来形容。何应钦下达讨伐令以后，王耀武所部接到命令。但行军路线尚未完全敲定，王耀武这时想起了穆忠恒。而作为东、西北军高级将领的穆忠恒也同样不轻松。
1936年12月11日，穆忠恒收到于学忠发来的“指人译”的急电，电令穆忠恒所部负责解决某处国民党军中央嫡系部队。别看平常穆忠恒磕磕巴巴的，这时候脑筋可是清醒了：“这么搞下去，中国怕是要打内战了。”副师长、师参谋长都等着穆忠恒拍板呢，老穆沉重的说道：“委员长被抓，中央的威信也就没有了，以后如何号令全国？但是，我们都是吃少帅的饭，军长（于学忠）让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过，穆忠恒也交待：“缴械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难中央军，将来大家还要再见面。”实际上，穆忠恒已经意识到，东北军的命运要发生重大改变了。 何应钦的讨伐是从12月16日开始的，王耀武的动作却比较快。罗明理化装进入穆忠恒的防区的时间也是12月16日。当天晚上，罗明理便与穆忠恒接上了头。罗明理把王耀武嘱咐的几个要点都跟穆忠恒作了解释。此时，东、西北军内部已经有些人在给自己寻找另外的出路，比如西北军的冯钦哉。穆忠恒自然不愿意背叛张学良，可蒋介石说到底也是国民党的最高当局，封建传统理念中的“以上犯下”、“刺王杀驾”这些东西已经明显在穆忠恒心中作祟。而且，他面对的不是别人，是曾经救过自己的王耀武。权衡之后，他送给罗明理一个活话：“兵行险道、互有依靠。” ---------------------------------------------------------------------------------------------------------------------------------------------------------陈维周（1888～1954），广东防城人。陈济棠胞兄。钦廉警察讲习所肄业。1923年任粤军第一师第二旅中尉军需官。1925年任西江督办公署军需科长。1926年任钦廉盐务使、筹饷局长，防城县长。1928年任广东西区绥靖公署副官处长。1931年任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总务处长，两广盐运使。1934年任第一集团军警卫师长，警卫师扩编为军，任中将军长。1936年陈济棠被免职后，任第六路军总部参议，不久辞职，寓居香港经商。---------------------------------------------------------------------------------------------------------------------------------------------------------
有一天，他去操练现场，因为修筑演习工事，找来一小批民工帮工，这些民工口音嘈杂、南腔北调，干活并不卖力。惹得团长程智有些恼火，手下的人看到团长恼火，自然也更加恼火，一抬手就给其中的一个民工一点颜色看看，这点颜色让这位民工身上马上多了一道伤痕，民工不敢特别愤怒，低声的骂了一句：“有能耐跟小鬼子练去。”这句话落在听力极其好使的打人的耳朵里，遭致了二茬罪，整个人给捆在了树上。刚巧给巡视到此的王耀武看到了。 王耀武问为什么打人？打人的排长说：“报告师座，我打的是他的态度。”王耀武：“什么态度？”排长：“他居然蔑视国军精锐。”排长说的并非没有根据，程智所在的团又称“程团”，是王耀武部的精锐所在，而王耀武部本身就号称嫡系中的精锐。对于骁勇善战的程智，王耀武亲热的呼之为“大智”，对待“程团”格外优渥，可今天他忍不住了：“赶快给人松绑。”
王耀武让护兵给挨打的民工端来一碗水，扶着他坐下，这个民工抬眼看了王耀武一眼：“精锐咋了？黄杰的中央二师是不是精锐？鬼子都进了碉堡了，还耍牌呢。”王耀武：“你听谁说的？”民工：“我二哥给他们抓过衭子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他命大，早就给小鬼子一刺刀捅死了。不过，一条腿也废了。” 黄杰在“济南惨案”期间曾经成功护送过蒋介石，是黄埔生当时传诵一时的“风云人物”，他的部队在前线居然这副德性，这倒是让王耀武暗自吃惊。1933年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仅128人即攻占热河省首府承德，这件事传来，舆论大哗。不过，王耀武当时认为，那不过是东北军的窝囊和无能罢了，如今，听到中央二师竟然也有这类的败笔，不禁生出耻辱感。从这时开始，王耀武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部队在抵御倭寇之前训练成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武装，而这些内容对于自己准备用在刀刃上的便衣队还远远不够。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王耀武更需要张灵甫这样铁面无情、残苛寡恩的人充当便衣队的总教头。
张灵甫心里对这项任命并不满意，但他也知道这是他打响第一炮的基地。因此，一上任就玩命开工，搞的便衣队这些人叫苦连天，但也就是背后嘟囔，当面谁也不敢较真，张灵甫凶神恶煞一般，谁想找不自在啊。可王耀武的亲信安慧民受不了。安子因为王耀武升了师长，他也从副官变成了副官长，佩戴中校军衔，别看他比张灵甫的军阶低，资历浅，但他是王耀武跟前一等一的红人，并不把张灵甫放在眼里。同时，他也知道张灵甫是师长亲自安排下来的，当众让张灵甫下不来台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就暗中去见王耀武给张灵甫奏了一本。 王耀武听完这“本”，从抽屉里掏出一张领款单，在上面添了几个数，递给安慧民：“安子，你去会计那儿领点钱，弟兄们跟前你多照应一点，训练是苦了一点，可道理你也清楚，大战在即，这时候不苦，就等着上战场送死。张灵甫是我安排的，他的训练方案也是我点头的，你跟弟兄们说清楚，剩下的事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安慧民一看钱数真不少，赶紧替“弟兄们”谢谢王耀武。王耀武也冲他笑了笑，张灵甫这么做，引起的这种反弹其实也正是他王耀武想看到的局面。 自古以来，驭人无外乎恩威并用。作为上司，暴而无恩、威而无情，即便是下面人对你服从一时，但到了关键时刻你想让他玩命保你，基本属于做梦。但这个“恩”，这个“情”的尺度在哪里？怎么比较着来，那就有学问了。在王耀武看来，上司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时候唱红脸，什么时候唱白脸，什么时候装好人，什么时候当恶人。而且，对什么人可以充好人，对什么人可以当恶人。把这些问题琢磨明白了，剩下的就都好办了。一般说来，对于级别越低、阶层越低的人，上司一定要唱红脸，不但要唱，还要经常唱，这就给基层造成一种印象：“最高长官永远是爱护我们的，坏事的都是经办人。”。只要基层稳住了，天大的风浪也不会掀翻船。而对于中层来说，那就要一半唱红脸，一半唱白脸，唱红脸是为了安抚，唱白脸是为了恫吓。 就便衣队训练这件事来说，张灵甫对他们要求的越严，他们的抱怨声越大，王耀武就越好做工作。张灵甫的弱点，王耀武是看得很清楚的，张是一员猛将甚至可以说是一员悍将，但缺乏政治头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他尤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在解决矛盾、解决问题时多数时候是以刚性的面孔出现。尽管张灵甫知道便衣队是王耀武的心腹武装，可一旦进入状态，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而这些正好为王耀武所乘，如果你张灵甫善于结纳人心、善于嘘寒问暖，那么，把便衣队交给你张灵甫岂不等于“替人做嫁衣裳”了吗？因此，罗明理、安慧民等人的担忧，王耀武听是听了，也做了貌似关注其实敷衍的回复，但内心深处，王耀武自觉他是能够把握住张灵甫，把握住便衣队的。 说过便衣队，安慧民又对王耀武汇报道：“师座，上次你交给我的事，我一直在办，眼下有了点眉目。”王耀武：“说说。”安慧民：“那个中年人经常去的地方是一个小印刷所，我派人从那里搞了点物证出来，可看了半天没看明白。”说完，安慧民从皮包里递给王耀武一张印刷品。王耀武看了看：“难怪你没看懂，这是盲文。”王耀武接着问：“这个小印刷所的背景打听清楚没有？”安慧民：“打听清楚了，跟县教育局有关系，县教育局的秘书在里面还有点抽头。”王耀武：“这批盲文的印刷品是给哪家承印的？”安慧民刚要张嘴，王耀武先开口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给成都启喑学校承印的，对不对？”安慧民：“师座，您也太神了，您怎么知道的？”王耀武一笑：“你别忘了咱们可都是山东人。”说着，王耀武走到地图前面，用手指头敲了一下图面说：“距离成都启喑学校最近的是汉中天主教堂。你马上布置暗哨，从现在开始，二十四小时对它进行秘密监控。”安慧民“哦”了一下，王耀武：“原因回头我再告诉你，不过，现在暂时不要惊动赵专员那里（赵铁夫）。等事情有了眉目，我会告诉他的。” 为什么王耀武很快猜出被监视的印刷所印制的东西的承印单位呢？为什么王耀武又说：“你别忘了咱们可都是山东人。”呢？这里有一则跟山东人紧密相连的往事。
中华民国教育部编撰的《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上说：“聋哑学校，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烟台启喑学校为最早。”据今人郭大松、曾立前的考证，近代中国第一所启喑学校其实是山东登州启喑学馆，时间是1897年，比起烟台启喑学校早了一年，也就是烟台启喑学校的前身。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和他的妻子梅耐德。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扮演了无数不光彩的角色，留下的名声至今不好听。但西方社会的传教士堆里也的确有一些人为了中国百姓的疾苦玩命奔走过、奋斗过甚至献身过。当然，这也只是他们中间的少数人而已。 截止1936年，中国各地开办的启喑学校与烟台启喑学校（即登州启喑学馆）有密切关联的居大半之多。其中比较有些名气的如上海聋哑学校、南京市立盲哑学校、成都市基督教盲哑学校等尤为突出。王耀武本人是山东人，又多年行走在外，对于这些情况他是了解一些的，更主要的是他在天津、上海闯码头的时候，还知道了日本人对于在中国开办聋哑学校的另外一种浓烈的兴趣，自然这个兴趣是一定要加上引号的。 日寇占据台湾以后，于1917年设立木村盲哑教育所。在此前后，日本人在大陆也陆续建立了一些打着盲哑教育旗号的小据点，这些小据点包括上述的木村盲哑教育所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被日本陆、海军军方所掌控，包括木村盲哑学校的创办者本人也是日本海军退役军医官。 最初对日本人的这种深刻用心有所觉察的是上海滩的杜月笙。杜月笙是流氓不假，但他也的确干过一些人事，我们也不必由此而抹杀它。杜月笙自发现日本人利用盲哑教育充当侵华工具以后，他的对策是“以夷制夷”，即利用欧美传教士开办的正规聋哑教育予以抵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传教士对日本人的这种无耻的做法非常愤懑，因此他们的抵制活动也相当到位。 惟其如此，日本人对于这些西方的传教士恨之入骨，在日军大面积侵华开始以后，这些倾心于中国盲哑教育的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都被日本人遣送到潍县集中营，饱受摧残。根据有关学者考证，以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和他的妻子梅耐德为例，他们一家包括梅耐德的外甥女葛爱德在内，为了中国残疾人的教育事业，不但舍弃优越的国内生活，而且倾囊相赠，他们没有抱任何政治目的和功利色彩，可以说是“一生基本全部献给了中国启喑教育事业”。【注】相形之下，日本人为了达到其侵华乃至独霸中国的目的，不惜在残疾人身上打主意，其兽性的一面暴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的侵华罪行其实是带有着鲜明的反人类的特征的，应该永远受到谴责和诅咒。 王耀武在上次赵铁夫同他谈起关于日本人对西藏上层宗教头脑进行策反之前，便已经得到探报，得知日本特务机关在西北逐渐撒开情报网络，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只是联系到西藏的特殊地理位置，所以，王耀武的目光才开始将成都一带紧紧的锁定。有一次，戴笠左右的人在一起闲聊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得失利弊，正好给戴笠听到，偏巧那天他心情不错，也跟着扯了起来。戴笠说：“搞情报这行跟搞艺术差不多，都要有个天赋。”这时，左右的人开始吹捧戴笠的“天赋”，戴笠笑笑：“论起天赋来，我倒是佩服一个人。”大家还以为他要说的是“委座”，哪知道戴笠点出了王耀武的名字，大家问为什么？戴笠只说了一句：“王佐民这个人搞情报真正可以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来形容，高楼大厦去得，田间地头他也去得。” 戴笠的话并不为过，王耀武办情报的确有他的特色，但王耀武不同于戴笠，戴笠搞情报是靠它吃饭甚至靠它发家，王耀武搞情报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某种程度上说，王耀武这一生手里掌握的情报除开人情世故便是和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内容。就拿眼下这个印刷所的事情来说，安慧民去调查监视只是其中一条路线，王耀武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卫士孟记东打听出来的新线索。而这条线索才是王耀武最需要也最能放长线钓大鱼的。 而眼下最让王耀武高兴的还不是这两组情报，因为罗明理给他带来了他一直盼望的新消息。穆忠恒老弟有信了。我们前面提到过，在四一二“清党”期间，戴笠、赵铁夫找过王耀武，黑名单上有穆忠恒的名字，正是王耀武的关照，才让穆忠恒脱离险情。只是这一别已然差不多十年了。这一次，由罗明理负责，终于跟穆忠恒重新联系上了，而且特别令王耀武满意的是，穆忠恒此刻正是他王耀武准备拨动的如意算盘上非常关键的一颗珠子。
穆忠恒的老爹穆霜亭是于学忠的启蒙老师之一，于学忠一直很敬佩他这位老师，当做半拉子父亲看待。所以，穆忠恒从王耀武那里离开以后，就自然跑到了于学忠的帐下。于学忠安排穆忠恒担任参谋。于学忠当时的职务是平津卫戍司令，同时负责军纪风宪。奉军入关以后，把北平、天津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很多军官不但大肆捞钱，而且还公开纳妾，搞的军纪荡然无存，外界影响很坏。张学良就委托于学忠整顿军纪，就在这个当口上，奉军主力军副官长纳二房请客，不少军官都去贺喜，只有穆忠恒不去。 于学忠派人暗中收集这次请客送礼的名单，然后呈送张学良，张学良一声令下，不少军官为之丢官罢职，惟独穆忠恒，因为不阿附，受到于学忠的看重，提拔为团长。穆忠恒这人说话有点不利索，人家背后叫他“穆磕巴”。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团部有点晚了，哨兵问他口令，他一着急回答慢了，哨兵当场就给他一枪托子，还把他扣了半个晚上，幸好值星官认识穆忠恒，这才给放了出来。第二天早上，穆忠恒起大早把这个哨兵找来，哨兵都吓傻了，穆忠恒不但不惩办他，还格外奖励他，任命他当班长。这件事传到张学良的耳朵里，少帅很满意，他对于学忠说：“穆磕巴还真行，这要是老帅（张作霖）还在，一准要提拔他。” 张学良说的话里有个典故，是张作霖生前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次张作霖出城打猎很晚才回来，按照张作霖下过的命令，只要过了时间，不论是谁都不给开城门，张作霖就让人报上名号，城头上守城的那哥们儿还真认死理，死活不给张作霖开城门，嘴还损呢：“别说大帅，就是大师也不给开。”张作霖为了尊师重教给下面人训话说过：“大帅算个鸡*，大师才真牛逼，因为师比帅多一横。”所以，守城的这小子才扔出这句话来。老张没法子只好在城外忍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守城的老小子就给拎到大帅府去了，这老小子一看真是大帅啊，这下子尿裤子了，马上磕头。张作霖说：“你起来，你小子有种儿啊。”这小子一听这不就是要毙了他吗？还跟那儿磕头。张作霖亲自给他扶起来：“你小子真是好样的，你听大帅的话，大帅我就要招呼你。”然后递给这小子一张委任状，这小子一看，又跪下了：“大帅，您老别拿小的开心了，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因为张作霖给这小子的委任状是委任他当典狱长。张作霖笑骂了一句：“咋的？你小子能给大帅我守住城门，还守不住一个监狱？”这小子：“大帅我能行吗？”张作霖大笑：“妈了个巴子的，我都能当大帅，你咋不能当典狱长？”于是乎，守城门一晚上成了典狱长，这个奉天官场上的笑话其实并非笑话，而是一段真实的往事。因为穆忠恒善待哨兵，让张学良想了起来。 由于有了少帅的夸赞和于学忠的奖掖，穆忠恒很快升到旅长，并且被看作是东北军的“第三梯队”，准备进一步提拔重用。张学良要提拔重要干部，有个习惯，那就是先把这个人调到身边担任一段高级侍从参谋，一方面是观察此人的能力，一方面也是给他历练的平台。穆忠恒担任张学良侍从参谋时，办了一件事让张学良刮目相看。 张学良的卫队旅有个营长姓刁，刁营长的老爹是乡下人，土里土气的，上不得台面。有一次，刁营长老爹去看望儿子，刁营长愣是让人把老爹给支走了，不见面。不仅不见面，还连夜让人把老爹给送回乡下去。这给穆忠恒知道了，他跟张学良说：“副司令，自古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样的货留在卫队旅，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能指望他为长官效忠吗？”张学良一听还真对，当即就把刁营长给废了。从这件小事上，张学良发现穆忠恒此人有点意思，所谓“讷于言而敏于行”，穆磕巴有两下子。此后，张学良批准提拔穆忠恒出任师长，少将军衔。 东北军移驻西北以后，穆忠恒终于经过一番周折同罗明理再次取得了联系。 王耀武让人备了一份厚礼，通过中间人送交给了穆忠恒，穆忠恒还写信来问候王耀武。两下开始有了交往。应该说，即便是王耀武，也仅仅是将重逢看做是意外之喜，最多是多了一条路，全然没有料到半年以后，这条路竟然成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的关口。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及诸多国民党大员。消息传来，各方反应不一，但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的黄埔系高级将领们几乎都表现得痛心疾首，王耀武自然不能例外。早在一年前，广东实力派首脑陈济棠的兄长陈维周给蒋介石的运程算过一卦，卦象显示老蒋注定过不了1936年这一关。这个卦象竟然也是陈济棠起兵反蒋的理由之一。陈济棠少年学习不好，17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成绩极差，学校每逢校阅，必定留陈济棠在教室内打扫卫生。因为学习差，所以，同学们都有些看不起陈济棠，只有陈济棠的兄长陈维周时刻鼓励陈济棠，而且逢人便说：“我们家伯南（陈济棠字伯南）有一双绵厚的朱砂掌，将来一定贵不可言。” 陆小毕业，陈济棠名列末尾，身在榜首的梁安邦喝高了以后放言无忌：“将来大家都会有出路，除了陈伯南。”有人顶了他一句：“也许陈济棠比我们走的都远。”梁安邦来脾气了：“要是陈伯南能发迹，我给他去提鞋。”若干年后，落魄的梁安邦去见发迹后的陈济棠，见面的第一句就是：“伯南，我给你提鞋来了。”陈济棠哈哈大笑：“同学少年说的屁话还能当回事？”马上下委札，任命梁安邦为交通团团长，不过，梁安邦一干就是八年，从未升迁。 陈维周算的这一卦不能说不准，只是没有应在他们家“伯南”身上，而是应在了远居西北的张、杨哥俩。南京国民政府接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立刻炸了窝，吵吵嚷嚷，莫衷一是。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说，当时南京最主张讨伐的是何应钦。而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通过对多方资料的比对和考实，认定当时主战的是以下几个人：戴季陶、居正、孙科、朱家骅、叶楚伧、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陈立夫、吴稚晖、程潜、陈公博、张道藩、熊式辉、朱培德、何应钦等。其中最力者并非何应钦，而是戴季陶。不论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常会会议记录者王子壮留下的日记，抑或陈公博留下的回忆录中都有类似的记载，何应钦的所谓主战实际上有很多因素是受到了传闻的压力，所以，一俟西安方面有所松动，他随即抛掉这层面纱。惟其如此，当蒋介石顺利返回南京后，何应钦的权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才能解释得通。 戴季陶在主战过程中的某些表演颇具戏剧性。据黄绍竑回忆：休会时，戴季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 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退了席。
宋子文去劝戴季陶，戴季陶摆出老资格：“我跟介石的关系不比你们浅。”一句话就把“国舅爷”顶出去了。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授权发布的《西安半月记》中，宋美龄对主战派语多讥讽，着实挖苦，戴季陶怒不可遏，用鸡毛掸子把家里的瓶子都打烂了。宋美龄的亲信、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穿着短裤见到散步的戴季陶：“HELLo，戴院长。”戴季陶拿着手杖，劈面就向黄仁霖打去，一边打还一边愤愤然：“你是什么东西？敢用这种态度对我？” 日本军界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就曾对国民党政权有过一个比喻。他们认为国民党政权有些类似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和明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举凡遇到重大生死抉择之际，国民党军的将领们反而不如那些穿着长衫、拿着手杖的高级文官们奋勇。日本人还从文武官员的待遇上做过考证，认为国民党政权厚待文官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也是让这些长衫老们为之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国历史上的宋朝和明朝的确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即以明朝而言，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建文帝一朝的文官的激烈反抗程度远胜于武将，南明行将覆灭时，文官挺身而出的不在少数，倒是拥兵自重的各镇统领纷纷请降。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权中的长衫老们的强硬程度或多或少的验证了日本人的某些看法。 但是，作为武将的王耀武，此刻的心情却可以用后来的那句流行歌词“焚心似火”来形容。何应钦下达讨伐令以后，王耀武所部接到命令。但行军路线尚未完全敲定，王耀武这时想起了穆忠恒。而作为东、西北军高级将领的穆忠恒也同样不轻松。
1936年12月11日，穆忠恒收到于学忠发来的“指人译”的急电，电令穆忠恒所部负责解决某处国民党军中央嫡系部队。别看平常穆忠恒磕磕巴巴的，这时候脑筋可是清醒了：“这么搞下去，中国怕是要打内战了。”副师长、师参谋长都等着穆忠恒拍板呢，老穆沉重的说道：“委员长被抓，中央的威信也就没有了，以后如何号令全国？但是，我们都是吃少帅的饭，军长（于学忠）让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过，穆忠恒也交待：“缴械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难中央军，将来大家还要再见面。”实际上，穆忠恒已经意识到，东北军的命运要发生重大改变了。 何应钦的讨伐是从12月16日开始的，王耀武的动作却比较快。罗明理化装进入穆忠恒的防区的时间也是12月16日。当天晚上，罗明理便与穆忠恒接上了头。罗明理把王耀武嘱咐的几个要点都跟穆忠恒作了解释。此时，东、西北军内部已经有些人在给自己寻找另外的出路，比如西北军的冯钦哉。穆忠恒自然不愿意背叛张学良，可蒋介石说到底也是国民党的最高当局，封建传统理念中的“以上犯下”、“刺王杀驾”这些东西已经明显在穆忠恒心中作祟。而且，他面对的不是别人，是曾经救过自己的王耀武。权衡之后，他送给罗明理一个活话：“兵行险道、互有依靠。” ---------------------------------------------------------------------------------------------------------------------------------------------------------陈维周（1888～1954），广东防城人。陈济棠胞兄。钦廉警察讲习所肄业。1923年任粤军第一师第二旅中尉军需官。1925年任西江督办公署军需科长。1926年任钦廉盐务使、筹饷局长，防城县长。1928年任广东西区绥靖公署副官处长。1931年任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总务处长，两广盐运使。1934年任第一集团军警卫师长，警卫师扩编为军，任中将军长。1936年陈济棠被免职后，任第六路军总部参议，不久辞职，寓居香港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