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经:名将王耀武 24

        当时，黄埔军校内部有教职员工、学生三万多人，中共方面掌握的力量有一万多，且都是敢战之人，中共还与广州地面上的两个警卫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相对数量上，中共的实力在李济深、钱大钧之上。吴化东自从参与策反曹万顺部后，即被方鼎英要了回去，担任入伍生部书记官、秘书（即副主任），他从内部得知国民党在黄埔的“清党”的消息，即找到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暗示熊雄提高警惕。熊雄在党内召开一次小会，会上要求大家统一认识、服从指挥，但如何应对变局，竟毫无办法可言。吴化东眼见风声日紧，不得不冒险再次与熊雄见面，吴化东用晦暗的方式提出，拥戴方鼎英，扣押李济深、吴思豫（军校训练部主任）。熊雄长叹一声：“这种事要是放在十年前，我也就做了，现在老了，不行了。”         可是，李济深、钱大钧他们并不“老”，他们早就派下秘密眼线监视熊雄的一举一动。临行前，方鼎英送给熊雄1500元港币，并派小汽艇护送离开黄埔，熊雄当着方鼎英的面怒斥李济深、钱大钧：“今天如果不是你教育长来找我，而是李济深的话，我就和他拼了，他为了巩固广东地盘，不惜用红帽子杀人，老蒋蓄意清党，李济深最为主张，钱大钧跟我共过患难，大家一起卖过报纸的，不料今日也是为虎作伥。”熊雄的义愤填膺无补于事，对方早已屠刀高举。熊雄因为要和军校的同学告别，延宕了一天，这一天也就决定了熊雄的命运。熊雄的小汽艇一上江面就给李济深、吴思豫的人紧紧盯上，随后被押送到李济深处，很快遇害。         由于军校党组织没有及时发难，转而被李济深所控制。邓文仪、胡靖安、乔家才组成的军校“清党委员会”，大肆捕人。1927年4月15日晨，黄埔军校校园内集中了大量的军警，各区队长要求，凡是共产党员的必须站出来。一些共产党员如赵范生等人为了不牵连其他同学，都先后向前一步。被指认和挺身而出的中共党籍的学生们当夜就被统一押往虎门和鱼珠炮台，集体处决。而上了戴笠的嫌疑人名单的学生因为证据不足，只能在夜晚悄悄逮捕用汽车送走，有的被活埋，有的则被打残。黄埔学生称邓文仪、胡靖安、乔家才、戴笠为“四凶”。对于前三人，因为分别有蒋介石、李济深的信任，大家尚不敢直接动手，而对于戴笠，同学中人深恨其不断出卖，找了他一个小茬口，以戴笠贪污三元钱为理由要求官方对戴笠予以惩处。为了平息众怒，戴笠不得不黯然离开黄埔军校，这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一页，所以，日后戴笠倾轧、整治黄埔同学最为有力，在军统局里，黄埔出身的表面上风光，其实暗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监视和打压，戴笠亲手提拔、重用的心腹悍将如毛人凤、何芝园、徐业道、沈醉等人无一出身于黄埔。        戴笠如此出局，赵铁夫自然“投靠无门”，想来想去，只有来就王耀武。王耀武给赵铁夫安置在营部，担任书记官。“第二次北伐”结束后不久，王耀武所在的部队调往徐州附近驻扎休整。



        王耀武利用这段时间给他的老友申同伦去了一封信，申同伦原来叫申六，是王耀武在上海马玉山糖果店当伙计时的哥们儿，现在自己做生意，做得还不错，就给自己改名叫申同伦，王耀武给他去信的目的是交待头一年悄悄开张的小型糖果饼干店的下一步去处。王耀武怎么想起开店了呢？这就和王耀武的治军方法联系起来了。         曾国藩兄弟平定太平天国，用“乡勇起家”，突破了自宋代以来皇家谨守的藩篱——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以后是兵为将有，将为兵主，开启近现代军阀专政的先河。曾国藩带兵（主要是曾国荃统兵）是豪夺，到了李鸿章时代就改“哄抢”，到了北洋时代，直接明抢。“二次革命”时，张勋所部第一个冲进南京城，明摆着烧杀抢掠，不小心干废了几个日本人，这下子惹恼了鬼子，打上门去，袁世凯只好一面给日本人道歉，一面让张勋“稍息”。唯一号称异数的算是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和他手下的“十三太保”，有一头算一头，对士兵都还是比较讲究的，冯玉祥给士兵掏耳朵、剪指甲、理发，冬天放着自己的马车，给伤病员。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从来不直接打骂士兵，后来当上山东“坐地炮”的韩复榘半夜跑到兵营里给士兵讲故事、掖被子。轮到王耀武治军，他念的是生意经，他说士兵是他的主顾。         王耀武是穷人出身，所以，他太清楚钱对于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也所以，王耀武的关饷那是有名的“公开化”，钱箱子就摆在营部门口，各连连长领回去，公开发给士兵，谁要是贪了、占了或者挪了、用了，对不起，一颗子弹等着你。王耀武原名王哲让，可这种事他从来不让分毫。但王耀武虽然滚在嫡系里，饷银从来不缺，可也宽裕不到哪儿去。节流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开源，开源的渠道两条，一条是战利品截收与分流；一条是生意。王耀武把部分战利品转化为钱，成为做生意的本金，这份本金，王耀武看得很重，就交给他的老友申六（申同伦）来打理，开了个糖果饼干店。按说这种店铺盈利也比较有限，但王耀武说了，民以食为天，只要本着诚敬的精神，这种小生意也能搞大，冠生园不就是例子吗？而且，最主要的是王耀武本人懂这行，没人可能轻易蒙的了他，即便申六也不例外。         这家中小型的糖果饼干店主营水果糖、饼干、瓜子三类。在起名上，王耀武颇费一番头脑，糖果叫做“水果奶糖”，瓜子叫做“奶油香瓜子”。那个时代，牛奶是奢侈品，凡是跟这东西沾边的都被仰视。解放后，有人糟改宋美龄，不就是说宋经常用牛奶洗澡吗？引起了平民们的冲天愤恨，现在又陆续有一些回忆录出台，回忆说宋美龄没有用牛奶洗过澡。不管用没有用过牛奶洗澡，就以牛奶为工具产生的力度是不容低估的。所以，王耀武给糖果和瓜子的名字上都冠以“奶”。而且，王耀武在信中给申六交待的很清楚，这两样东西看起来不起眼，但绝对赚女人和小孩的钱，天底下最好赚也最赚不完的钱就是从女人与小孩口袋中流出来的银子。至于在选料、配料上，王耀武更是动了一大堆心思，在马玉山糖果店当伙计时，王耀武经常帮着后面忙乎，所以，一般点心、糖果的制作流程，他都非常熟悉。就以糖果而言，王耀武让申六务必标明味道，比如草莓味的，话梅味的、柠檬味的、香草味的等等。由于王耀武、申六的种种努力，这家糖果店一直经营的不错，抗战后，王耀武出资进一步将其扩大，并且亲自巡视店内的管理。        由于有了这笔暗地里的资金来源，王耀武的手头宽绰多了。“钱壮英雄胆”，王耀武把这笔钱分成几部分，一部分用作抚恤，阵亡、伤残的士兵，除了上面规定的钱以外，王耀武自己还贴上一些。另外一部分作为赏功，有战功、战绩的士兵，经过举荐都能拿到一小笔额外之财。还有一部分用于恩惠，有些士兵家里困难，有些士兵渡过难关，这笔钱就派上用场了。西北军冯玉祥那里，也给当兵的钱，那通常是充当敢死队的时候，荷包里被长官给报上一两块或者两三块现大洋，士兵们叫它“纸钱”，也就是送死的钱。王耀武这笔钱则是上打珠，没死前就给用上了。既然说到主顾，那就是还有个客户服务的问题。王耀武是一营之长，也就是掌柜的，服务好不好不但在掌柜，还在于前台，谁是前台呢？那些个连排长就是前台。对于这些前台人员，王耀武除开用钱，还得用心。这个心就是不抢功、不诿过。          王耀武手下的这三个连长，最受器重的自然是一连连长罗明理，但最让王耀武眼下感兴趣的则是三连连长滕超（字子俊）。滕超是第一军上校谍报处处长刘夷的关系上过来的，有些后台，可没有那么狗仗人势。一到连队，很快跟士兵打成一片，平素跟这些人称兄道弟，颇受士兵们的喜欢。滕超是正牌的中央军校毕业生，按说这个资历的年轻人不会这么待见普通一兵，但滕超真是一个例外。其实，关注滕超或者说暗中观察滕超的不止王耀武，还有赵铁夫。而且，赵铁夫对滕超的观察已经超出一名营部书记官的责任范围。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都没有逃过王耀武的耳报神——罗明理的眼珠子。         1930年3月，上峰传下话来，新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将莅临徐州校阅部队，要求各部务必做好准备工作。何应钦一向是比较体恤下情的，他把校阅安排在下午，要大家安心吃好中午饭，他主要看的部队也就包括王耀武所在的团。这次何应钦来进行所谓的校阅，毋宁说是战前动员。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与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为首的反对派的矛盾日益激化，必须通过大决战来一较雌雄。尽管此时蒋介石已经分期部署“银弹”，通过张群、吴铁城、何成濬、蒋伯诚这些人分化、瓦解、收买各派势力骨干，但战场上的交锋势不可免，所以，嫡系部队的士气、军容乃至战斗力都成了关键。         自从1927年下半年一别，王耀武也有两年多未再见到老长官何应钦了，而且，这次校阅是何应钦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次亲临部队，所以，王耀武布置的格外精细，亲自把关。然而，就是这样，意外还是不期而至。滕超的三连把军旗给污损了。



        在那个时代，军旗到底有多重要呢？先来说一个段子。龙云发迹的一个插曲。          龙云在唐继尧手下曾任佽飞军副大队长（佽飞军系唐继尧警卫部队，佽飞是古代形容勇士的名词，李白诗“佽飞斩长蛟，遗图画中见”）有一次，佽飞军按照唐继尧的意图进行军事演习，哪知道，佽飞军的军旗找不到了，唐继尧以“擅失军旗”罪名将佽飞军大队长枪决，提升龙云为佽飞军大队长。事后，这位被枪决的佽飞军大队长的老婆哭着喊着要找龙云算账，说是龙云把军旗隐匿起来，故意栽赃给那位大队长。龙云为此专门送给原大队长老婆一笔巨款，是为“封嘴费”。        其实，不独军阀们将军旗视作生命，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也特别重视军旗。耿飚（建国后曾任国防部部长等职）曾经回忆说：“记得当时每个连、营或者团等单位，都有一名掌旗兵负责打红旗。掌旗兵都是百里挑一的英俊小伙，但是这种人死的最多，因为无论是他们掌着红旗在队伍最前面重逢的时候，或是护着红旗站在高处的时候，都不许弯腰，更不许蹲下，这样，他们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如今在节骨眼上，三连的军旗给污损了，而且马上就要开始校阅，举着污损的军旗本身就是蔑视长官，要是不打军旗，众目睽睽之下，如何解释？临时挪借也来不及了。大家望着王耀武，王耀武手一挥：“就打这面旗！”

       何应钦披着黑斗篷，威风凛凛的出现在王耀武的营队前，他对王耀武治下的队伍的军容严整、阵仗修明非常满意，刚要说：“佐民不错”，抬眼一看那面污损的军旗，眉头马上就皱起来了。王耀武此刻已经大步走到何应钦面前，敬标准军礼：“敬公好！”
------------------------------------------------------------------------------------------------------------------------------------------------------------方鼎英生于1888年4月7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8期炮科、日本东京陆军炮工学校、日本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毕业。　　1909年 加入同盟会　　1911年 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教官，同年秋参加辛亥革命，后任岳阳镇守使府参谋处长兼教练科长，1914年任北京政府陆军部中校科员，1917年再赴日本学习军事，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从事研究工作.　　1921年 回国任湖南陆军第1师参谋长，7月任援鄂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1923年 8月任湖南讨贼军第1军参谋长、代军长.　　1924年 4月任湘军第1军军长兼1师师长，同年底任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　　1925年 8月任湘军整理处副监、湖南讲武堂驻粤帮办，10月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　　1926年 4月兼代黄埔军校教育长，7月任黄埔军校代校长兼兵器研究处处长，并兼任黄埔要塞司令。　　1927年 9月辞职，10月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3军军长，12月任广州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 3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任第46军军长，5月兼任津浦路运输总指挥，参加二次北伐，不久任第1集团军第3军团总指挥，7月任第1集团军第10师师长兼28旅旅长。　　1929年 3月任讨逆军第1路右翼军副司令兼追击司令，参加蒋桂战争，10月任西征军第1路总指挥兼第44师师长，参加蒋冯战争，12月请假隐居上海.。　　1930年 4月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组织“革命同志会”力主抗日。　　1933年 冬在香港参与策划福建事变，反蒋失败后在香港居住，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　　1938年 任第9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任湖南省参议会参议员，在湖南致力于和平民主活动.　　1948年在湖南与中共取得联系，组织“迎解军”策动国民党军起义。　　1949年 8月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解放后，历任解放军第4野战军军事顾问、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主任、湖南省司法厅厅长、湖南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1976年 6月1日在长沙病逝。 吴思豫(1884—1958)字立凡，嘉兴人。1926年5月黄埔军校任少将编译员、训练部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被选为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吴思豫调任军委会铨叙厅中将厅长，抚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6年5月调任国民党政府典礼局局长，同年6月以陆军中将衔退役。冬，蒋介石派吴思豫为“制宪国民大会”军队党部代表。1947年末，目睹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遂产生脱离蒋氏政权的决心，曾与邵力子谈起见机离去的意思。1948年5月，任总统府第四局局长，总统府参军。1949年2月2日致函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辞去职务。李宗仁批示慰留，思豫一面坚辞，一面于4月间由嘉兴去上海，隐居等待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思豫在上海以教授太极拳谋生。1952年7月去天津儿子吴杭勉处定居。1953年10月初，赴北京看望老友李济深、邵力子、张治中。后加入民革。1955年4月由天津市人民政府聘请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乔家才1905年出生，山西交城义望人。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与军统老大戴笠同期。　　一九三○年曾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未核实）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从事对日情报作战。（对日，不是对其他党派）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驻福州的宪兵第四团，担任团政治训练员，后改驻重庆的宪兵第三团政治训练员。（《关》书P9）。　　一九三六年元月起（《关》书P10）任北平（今北京）站站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北平，他仍继续潜伏北平，搜集情报。  

 

1938年2、3月在武昌随节办事处（《关》书P37）军事科处理来自北平的情报（《关》书P39）。　　一九三八年调到后方，督察河南工作。　　民国28年5，6月间（一九三九年，《关》书P74）派往华北督察华北敌后工作，几为日军所捕。　　民国29年3月间（一九四○年，《关》书P150）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　　一九四一年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在太行山打游击。　　民国32年2月（一九四三年，《关》书P306）任财政部陕西缉私处处长。　　一九四四年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旋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　　一九四五年任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　　1945年到1946年间，与邢连诚等人为创办交城中学积极奔走。（据交城中学网站）　　一九四六年主持山西整肃汉奸工作，后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　　一九四七年赴美考察，接受FBI专业训练，返国后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一九四八年当选国大代表。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与马汉三，刘玉珠一同被逮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被拘禁于台湾。　　民国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1957年），坐牢九年。　　1957年释放，后去香港活动，80年代会大陆探亲，参加全国政协黄埔校友会活动，　　一九九四年，卒于台湾。终年八十九岁。　　著有《关山烟尘记》，《为历史作证》、《六十年落花梦》等书。有后人在台湾、香港及山西交城。 胡靖安，别号静庵，江西靖安人。 孙中山的卫士　　1924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第二队学习。　　在校期间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为骨干分子，毕业后担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候补干事，黄埔同学会办公处主任。　　1927年任黄埔军校六期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　　军校迁校南京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高参，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学生总队少将政治部主任。　　1929年年初赴德国陆军军官大学学习军事，毕业后任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馆少将武官，1932年回国后主要负责争取德国军事援助的工作，并先后担任庐山军官训练团、峨眉山军官训练班筹备副主任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1938年晋升中将。抗战胜利后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　　1946年辞职竞选，之后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江西省代表，1948年担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轮职主席，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中将委员。全国解放前夕，胡靖安曾住香港，不久即匿居上海。1953年10月被捕，押于济南华东战犯管训处。1975年3月9日胡靖安获特赦，同年4年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　　1978年3月1日，胡患肺癌病逝于上海，终年75岁。 邓文仪(1906—1998)，字雪冰,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905年生于醴陵县一个思想开明的农村富裕家庭。1923年上初中四年级时报名参加广东政府军政部长程潜创办的教导营学兵连,投笔从戎,技身国民革命。1924年初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习,在开学典礼上聆听了孙中山的训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参加了到韶关随侍孙中山的勤务工作。1924年底提前毕业,随同黄埔军校教导团参加东征讨伐叛军陈炯明的战斗,曾负伤。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1月回国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授少将。1928年任总司令部侍从参谋。1931年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秘书8年,参加发起"新生活运动",曾获宝鼎勋章。1935年被派赴莫斯科,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1936年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参与处理西安事变。1938年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授中将,主持训练3万多名军官和学员。1941年调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4年任国民党青年军政治部设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两度赴新疆视察。1946年任中华民国国防部新闻局局长。1947年任国防部政工局局长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49年8月初,作为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曾奉蒋介石之命到湖南长沙劝阻陈明仁将军起义,未果,匆匆飞离长沙。后去台湾岛。
1950年任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1951年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代主任。1952年起任"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6年,负责实施台湾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1957年任"行政院"退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起任国防研究院讲师10年。后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曾获香港世界大学颁赠文学名誉博士。晚年深研道教,获选台湾中国道教总会理事长。著有《游踪万里》、《台湾游记》、《农村访问记》、《耕者有其田记实》、《黄埔精神》、《冒险犯难记》、《从军报国记》、《民族复兴记》、《青年、战争、革命》、《政治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等文稿。1990年，由台北秘密来到北京，并受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邓小平同志以及原黄埔军校同学徐向前元帅接见。 1991年4月10日，江泽民接见了再次回大陆的邓文仪先生及其所率领的“黄埔四海同心会谒陵访问团”。　　邓文仪先生于199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