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冲突低本打钱技巧:名将王耀武 34

胡眼下正在生病，王耀武便想坐一坐就走，可胡宗南却摆出一副要深谈的架势，王耀武只好按下屁股坐在那里。胡宗南此人颇喜欢玩弄一些权术，尤其对待属下经常搞点分而治之的把戏出来。这和胡宗南出身乡村教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近代中国史上，乡村教师出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又特别麻烦的角色。他一方面有了些知识，不完全等同于完全被压榨的底层流民。另一方面，他游走社会基层，沾染了很多流民习气，同时又因为对自身和社会现状的不满，滋生出来很多叛逆的东西。所以，乡村教师实际上是那一时期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层面。
而这些乡村教师出身的人一旦得势，很快就会将自认为“高明”的办法融入到他所接触到的社会范围内，而且伴随着他们地位的巩固和提高，将社会中原有的一些朴素的旧道德彻底打烂，代之以实用哲学为全面指导的世俗经济。特别是他们还以此划线，凡是能够符合这一条件的都会提到重用提拔，反之则不断受到他们的侵凌与打压，久而久之，在他们浸淫过的地面上，社会风气也好，道德观念也罢，都逐渐被扭曲直至崩溃。当年流行的一句顺口溜颇能反映乡村教师的影响：“大军队、印花税、乡村教师黑社会”。
胡宗南有意拉进自己同王耀武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看看王耀武是否可以收为己用。两个人之间的话题自然是从这次“追剿”红军说起。胡宗南郁郁的说：“佐民，你也看到了，这‘剿共’说穿了就是无期徒刑。”王耀武没想到胡宗南这么直接，一时间不好接茬。胡宗南自顾说了下去：“要出奇兵就要轻装，轻装就不能补足给养，这在人家共产党来说不算什么，苦惯了，可我们有些军官却叫苦连天，当兵的也跟着起哄，说到底是什么？无外乎人心两个字。”
王耀武心里对胡宗南的看法并不以为然，军官叫苦，当兵叫苦，自有其叫苦的原因。你胡宗南口口声声要大家共度时艰，可你作为最高指挥官是否一体遵行呢？安慧民最近跟胡宗南的侍从副官（负责饮食起居部分的，胡宗南麾下多名侍从副官，分工特别详细）毛权走的很近，他从毛权那里了解到胡宗南这次“追剿”，真可谓厚自奉养，罐头、点心、水果、滋补品、红酒等等一应俱全，毛权的行军帐篷里堆得跟小山似的，就这样，当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挨饿的时候，也不说拿出一样来救济。“上行下效”，胡宗南倚重的黄埔一期的第一旅旅长李铁军是广东梅县人，最喜欢喝两口，而且爱喝白兰地，每天都要喝，在行军途中，他们广东的海味和白兰地酒要源源不断的供应着这位“旅座”，团长杨定南是湖南人，湖南的腊味就不能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自以为官长们这么做，下层军官和当兵的不知道，其实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这样一个氛围下，指望着这些人替你卖命，替你完成所谓的“出奇兵”，那真是痴心妄想。如果说到“人心”，这也就是“人心”。
“人心散了，自‘清党’以来，人心就散了。”胡宗南让自己躺的更舒服一些，呷了一口水，然后接着说：“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是出在我们党内，党内没有一个像样的组织形式能够牢牢的将人心凝聚到一处，用‘涣散’两个字形容也不为过。陈果夫、陈立夫他们适足误国、误党、误委座。”王耀武：“以师长之意，何为‘像样的组织形式’呢？”胡宗南：“先总理整顿党务时，先是学的苏俄，因为苏俄的党务组织训练方面特为严谨、牢固，于是照搬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局的模式过来，我们也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先总理担纲主席。但是，在苏俄，中央政治局是大政所出之处，不容丝毫置疑，而我们党自先总理仙逝，委座上台前却始终没有培养政治委员会的功能，这个中政会忽而是苏俄政治局，忽而是苏俄的书记处，忽而又是苏俄的组织局，令党内高层也莫衷一是。这或许也是鲍罗廷的阴谋之一吧？”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宗旨的确如同胡宗南所说，有照抄苏俄中央政治局的痕迹。只是这一委员会在成立后始终学习不到苏俄政治局的真谛，反而成为一个叠床架屋的拦路虎。所以，后来又分别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再后来又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中央政治会议，再再后来，中央政治委员会又从中央政治会议中脱离出来独立开列。反反复复，分分合合，使得中政会这样的严肃的最高政治统率机关完全成了玩具一类的东西。
胡宗南继续对王耀武说：“四•一二之前，身在武汉的那批人已经控制了中政会，委座人在下游，权不自专，只能搞推倒重来，大行清党，其实，‘清党’者并非完全针对中共，另外一层也是针对武汉的那些长衫老们。只不过，如此一来，中政会又成了矛盾的焦点。‘清党’之后，委座碍于形势，不得不将中政会一拆为四，在中枢自有委座主持，而在北方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把握另外两个政治分会，南方则由新桂系把握一个政治分会。这也是新桂系由此坐大的缘故。”
王耀武：“自古治平天下都是讲求‘强干弱枝’，师长所言中政会故事，我倒是开始领悟一点了。”胡宗南：“你说的不错，可惜我们正相反，成了弱干强枝。试想，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枢统率机关，如何整拾人心？我们跟共产党原本走的都是精英路线，可中共上层是精英，下层则是群众，你也应该有所体察，我们从广东北伐开始，一路上最基础的党部工作都是中共的人马在搞，他们弯得下去腰身，跟泥腿子打交道，我们十个也比不上他们一个。‘清党’一起，中共诚然给肃清大半，可我们党内基层的党部机关也涣散大半。在上没有一个领袖群伦的统率机关，在下没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础衙门，你想想看，这人心还能握在我们手中不成？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我甚至不敢想下去。”
王耀武：“像我们这些人平素也只是带兵打仗，从未如师长这样想的如此之深。”胡宗南：“不往深了想也不行，我们这些人说到底都是要替校长分分忧的。民国二十年，校长在总理陵寝的官邸内召见贺衷寒、康兆民（康泽）、酆悌、雨农（戴笠）他们，说到沉痛处，可谓声泪俱下。第二年，我到南京，曾扩情、康兆民他们请我吃饭，雨农后来也去了，席间说到这次谈话，我们几个都掉眼泪了，不能不掉啊。我当时就表态了，说如果再不把复兴社搞起来，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将来都是党国的头号罪人。”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社”这个秘密机构，王耀武早有耳闻，今天再次从胡宗南的口中得知它成立前后的部分来源，心头一紧，胡宗南这次与他漫论天下兴亡，绝不会是泛泛而谈。
胡宗南：“原来搞复兴社的时候，还不叫复兴社，康兆民、贺衷寒、刘健群他们各自有一套拳经，有的要叫救亡社，有的要叫力行社，最后校长拍板，定了三层组织，复兴社是第二层。说实话，复兴社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团结黄埔同学，恢复北伐精神。可是，校长到底太忙，社里的大权旁落在贺衷寒这样的人手中，宁不坏事？”胡宗南在黄埔时便与贺衷寒不和，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贺衷寒利用复兴社拉起湖南帮也不是什么秘密。问题在于，胡宗南本来是复兴社的提议发起人，复兴社成立以后，他和桂永清成为绝无仅有的两名现役军人参加者，并且当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然而，在一向“昂首天外”的胡宗南看来，复兴社中央干事会书记被贺衷寒、刘健群这些人把持着，而并无他的份儿，因而他全力支持戴笠在复兴社内部“翻江倒海”，先是拱倒了邓文仪，继而又收拾了滕杰，目前，胡宗南已经从蒋介石那里要到了复兴社在西北的组织大权。可谁想到，贺衷寒手爪子伸得很长，派出徐经济这些人跟他捣乱。因此，要在西北完全站稳脚跟，必须先把复兴社的领导权都抓过来。胡宗南的名言是：“打天下要靠三样东西，印把子，钱袋子、枪杆子。”他不缺枪杆子，钱袋子也不少，抓住印把子是关键。
黄埔二期有个“名人”叫做葛武棨，他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对此人是又爱又恨，葛武棨是浙江人，地道的老蒋的大同乡，又留学日本，相当于老蒋的“同道”，还是黄埔生出身，这三条足以让他走到老蒋的跟前了。他对老蒋那是一万分的忠诚，这点蒋介石丝毫不怀疑。可是，此人头脑有时候特别容易发热乃至发昏，加上脾气不好，动辄就抽别人大耳光，肖作霖在回忆“复兴社”往事时，曾给葛武棨专门画过一副“尊容”——“ 葛武棨和潘佑强是一对活宝，同样乖僻暴戾，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其本来的奴才面目。并且这两人的外貌，也几乎完全一摸一样，和戏台上的蒋干或汤老爷差不多，面目可憎，令人恶心，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理睬他们，在组织中便成了两个‘狗不理’。”后来，葛武棨不知道动了哪根脑筋，居然把复兴社的情况写了一份呈递给陈立夫，恰巧被贺衷寒偷来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一面骂贺衷寒不该去干偷信这样龌龊的事，一面将葛武棨发配西北，送交胡宗南严加管教。
但是，葛武棨到了胡宗南这里，非但没有被“严加管教”，反而屡屡获得重用，这也是胡宗南平素自鸣得意的“权谋经”之一。用葛武棨这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则不用担心被使用者坐大，二则还可以示以使用者的优容。最重要的还是葛武棨其人，第一，此人毕竟是嫡系，黄埔生外加侍从秘书，这样的出身就是黄埔系中也不多见，老蒋即便是对他比较讨厌，但最终还是要网开一面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放出去也未可知。第二，此人好斗，用好了未尝不是一条看门恶犬。不过，葛武棨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要有一个互补型的外来客，这个对象，胡宗南瞄准的正是王耀武。
但在王耀武看来，加入复兴社却是一项难得的苦差。在黄埔系中领兵的师旅一级的军事主官里，加入复兴社的除了胡宗南，还有杜聿明，这本来是向上攀升的终南捷径之一。可是，王耀武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一旦加入复兴社，而且是被胡宗南罗致到门下的这种，势必要给胡宗南操控在掌中，而他的本意是绝不愿俯首于胡宗南这样的“二传手”的。
黄埔一期、黄埔二期的学生一般都能直接同蒋介石对上话，其中还有不少人直接接受过老蒋的耳提面命，但黄埔三期以后便不同了，最多也就是攀上何应钦而已，王耀武当初走的也是何应钦的路线。然而，王耀武的思想绝不仅于此，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之所以下狠手收拾掉侯龙安这样的异己分子，就是要在第一旅中树立其个人的绝对权威，第一旅换言之就是他王耀武独自成军的起家根本，所以，这支部队，他是不容任何人轻易染指的。况且，一旦入到胡宗南门下，势必与陈诚等人结成嫌怨，这又是他王耀武左右逢源的处世哲学所不能伸张出去的。最最重要的是，跟着胡宗南干，至多不过是李文、李铁军一样的二三流将领而已，不可能成为统带一方或者独成一系的方面大将。再者，复兴社一样鱼龙混杂，跟黄埔军校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不会有太大区别，如果真的要走这条路的话，他王耀武早在黄埔时便可以上这条船。不用等到今天请胡宗南做介绍人。
但是，胡宗南既然亮出了他的牌，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请他收兵的话，那么下一步面临的困难和麻烦就会增大。王耀武回到旅部一直想的就是这件事。这时候，副官安慧民喊了声报告，王耀武让他进来。这才知道，赵铁夫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到了，赵铁夫到了以后的地址竟然连胡宗南都没有通知，而是先行派人跟安慧民接上头请王耀武过去一叙。
赵铁夫住的地方是复兴社特务处在西北地区设立的一个秘密据点——南原巷12号。王耀武自然穿的便装，赵铁夫一见他就大笑：“佐民，发福了。”王耀武也跟着打哈哈：“大哥你现在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真正的密勿之臣。”赵铁夫“啐”了一口：“狗屁，跑腿学舌的看家狗罢了。”
“不过，佐民，你该请我吃饭，不是吃一顿两顿，而是至少三顿，你欠我的人情大发了。”王耀武笑道：“我欠大哥的是一辈子的人情，吃饭算啥？”赵铁夫：“我说的可是眼前的买卖，你知道不，我在南昌干了一件大事。”看着赵铁夫卖弄的神情，王耀武不好意思说他都知道了，索性让老赵表现一番。赵铁夫三言两语的把他在南昌第二陆军监狱里的勾当说了一下：“怎么样，佐民，一个滕超，一个侯龙安，这两个麻烦我可都替你给解决掉了。你不请我吃饭？”王耀武原本听安慧民汇报时还以为赵铁夫对侯龙安这件事不甚了了，可现在知道老赵对此竟然也是心如明镜一般，转念一想也对，赵铁夫是干什么的？这种事最多也是瞒他一时，瞒不过他一世。于是，赶紧做了一个揖：“大哥，承情之至。”说完，拿过两个锦盒，摆在赵铁夫面前：“大哥，老弟给你准备两样东西，早就拿来了，你赏收吧。”赵铁夫把盒子打开一看，一盒是五根金条，一盒是十二支纯金打造的金钗。老赵也撑不住了：“佐民，咱哥俩谁跟谁啊，用得着这个吗？”
王耀武：“大哥，你还别跟我推辞，咱哥俩还用得着这个。”五根金条在1935年夏季是什么概念？那时候还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吹捧的所谓“黄金十年”当中，物价相对比较平稳，金子值钱，抗战结束后，南京、上海相当不错的住宅也就是两根小黄鱼，可想而知在1935年这五根金条是什么样的力度了，换句话说，这就相当于你在今天北京的西城区直接拿下两处150平米左右的交通便利、购物舒适的大宅子的水平。赵铁夫见过手面阔的，可没见过对他自己出手这么痛快的，再有就是这金子跟金子不一样，眼前的这五根金条那是西北有名的沙粒金做成的，成色最足。这种沙粒金金条，赵铁夫从戴笠的办公室里见过，戴雨农拿他孝敬委员长侍从室的关键人物，如今这好东西落到自己的眼前，你想老赵的心情他能不激动吗？
可是，王耀武也从来不会轻易放鹞子出去，那一旦出手必是双倍甚至三倍的回报。他此刻笑眯眯的跟赵铁夫解释：“大哥，这金条呢，你可能不知道，我有个朋友在上海做生意，硬拉着我入股，你说我哪儿有什么钱啊，这等于说是送给我干股，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一个带兵打仗的这年头能赶上大哥你的路子野吗？谁让咱们是哥们来着，就是找垫背的，我不找你找谁？所以，我就把我那份干股二一添作五，你我一人一半，将来人家有事求我，大哥你也跑不了。”王耀武停了停又说：“这金钗是给我嫂夫人的见面礼，大哥你在上海新娶，老弟我也没法子道贺，这点物件就算是贺礼了。如今大哥的码头宽了，需要打点的也多了，这点子东西说白了也不过是一转身的事，所以，我说要大哥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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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1900～1972)，湖南岳阳人，原名忠汉，字君山，鹿角镇牛皋村贺耕九屋人。国民党著名特务，国军政训系统负责人。黄埔系骨干将领。
被选为武昌学生代表
1916年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毕业后即在武昌一家通讯社当见习记者。1919年。五·四”运动时被选为武昌学生代表，适逢苏联召开东方民族会议，贺被选为东方劳工代表参加。1921年春赴上海学习俄文，9月赴莫斯科。1922年回国，在武昌创办“人民通讯社”，因揭露旧社会黑暗，抨击军阀横行被查封。继往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同时，兼任宏图中学教员。
被誉为黄埔三杰
当时长沙发生“湖南劳工惨案”，他发表评论，被捕入狱，后经保释。1923年主持长沙“青年服务社”，并受聘《上海时报》特约记者。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被誉为黄埔三杰（另二位是蒋先云与陈赓）。11月任广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书。
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并任会长
1925年1月，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发起组织“青年军人社”，未久，改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2月贺衷寒与缪斌等在广州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贺任会长，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是时他任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6年被派往苏联陆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1月毕业回国，任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队长，10月调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作，1929年春，经蒋介石批准去日本学习军事、政治。1931年，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失败，他被召回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其后历任“星子训练所”所长、“豫鄂皖3省剿匪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宣传部长等职，积极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莆，忠实于蒋氏的“剿共大业”。
中国最早的青年团员
1920年成为中国最早的青年团员。1921年秋，贺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代表大会。其间，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喜好老子天下第一的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张是中国代表团团长。
敢与张国焘理论
一次，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说要不是我张国焘，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别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贺衷寒却忍不下这口气，当即对张国焘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张国焘一听，犹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要滚你先滚！”说着就要上去跟张国焘动拳头。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回国后，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终于以目无组织的名义于1922年春将贺衷寒开除团籍。贺与张的正面激烈交锋，导致贺被张借故开除团籍。对张国焘的刻骨之恨让贺连带恨上了共产党，改变了其一生的政治选择。如果按各自最初轨迹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但张国焘的刺激，使贺衷寒成为蒋介石麾下最得力的反共干将。
认为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模式
苏联归前7个月考察所见的悲惨场面，使贺衷寒深信，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模式。贺衷寒回国先后在武汉、长沙等地创办刊物，严厉批评军阀统治，提倡民主，主张革命，并因此被逮捕。1924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改变了贺衷寒以笔为旗的人生道路。
在黄埔军校政治取向深得蒋介石器重
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黄埔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以“贺衷寒的嘴”而居“黄埔三杰”。同时又以反共声名鹊起，每逢开会贺衷寒必大骂共产党狼子野心。为与蒋先云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他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两大政治团体在剧社组织、报纸杂志宣传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竞争。贺的政治取向深得蒋介石器重。
黄埔同学会成立后，贺当选干部委员兼秘书长，并将之变成攻击共产党人的组织。
再赴苏联考察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6年贺衷寒再赴苏联考察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陆军大学，其间的见闻更强化了他的反共立场，贺回国后，蒋又派他赴日学习考察。
被蒋介石召回积极反共
内战爆发，蒋急需贺这种对共产党深有了解的人做反共急先锋，贺被招回国，负责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体系建立工作。从此，胸怀壮志的贺衷寒与职业军人生涯无关，反共成为终身任务。他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反共政工干部，提出了一整套反共政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共政工文件。其后来也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风云一时。
轶事典故
“西安事变”后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１７０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３００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回到南京对这场闹剧颇为不满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西安事变”中贺衷寒的表现令蒋对贺大为失望，且贺的干练与勃勃雄心亦让蒋从不放心。贺开始被长期冷落。１９３７年６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８年２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原政训处裁撤，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３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中将），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但仍兼任第一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１９３８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ＣＣ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７月，三青团在武汉成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１９３９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重庆影息一时。
闲置生涯使得贺衷寒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了解中国社会，思索挖掘社会病根和危机的工作上。贺随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出版了《中国的病根》一书，试图为危亡的蒋氏政权开出药方。
历史评价
抗战时贺陆续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战后膺选制宪国大代表，1947年任社会部政务次长，1949年蒋中正引退，贺亦随之辞职。贺与蒋中正的关系不仅是师生，亦是蒋中正爱将，长期在军中政治部门活动，被列为情治体系的一位重要人士；贺并非技术官僚。
1950年，贺衷寒出任国民党交通部长，他的干才再次得到充分展现，贺任内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为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和日后经济起飞打下了相当良好的基础。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开始担任高级闲职的贺，再次因处事锋芒毕露而陷入“想搞分裂运动”的流言困扰中。1971年，贺伤心地辞去国策顾问以外一切职务，回家修心养性。
1972年5月，忧郁中的贺衷寒因骨癌病逝，最后一句话是：“我已72岁了，不算短命吧！”
黄埔同学个人的命运被紧密地与他所加入的政治力量决定着，无论他日后每一步如何选择，事实上自他开始选择的第一步就已经深深地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而在国共两大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上，当时并不存在第三种可能。
作品一览
贺衷寒的著作有《改组派之检讨》(1929年)、《汪精卫理论的批评》(1929年)、《后期革命的号角》(1947年)、《交通管理要义》(台湾发行)、《交通管理论丛》(台湾发行)以及《一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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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群(1902--1972)原名怀珍，字席儒，贵州遵义人（一说江西吉安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中将主任）。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肄业。，
早年知遇于何应钦，1923年，在黔军旅长何厚光部任军法处长，后升任军需处长。
1925年任何应钦机要秘书。后投靠蒋介石，被视为心腹亲信。历任武汉行营、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训政处长兼中央军官学校政治主任。
1930年3月，刘健群到南京来，住洪武路。蒋介石派人去考核他。接着，蒋见他之后，就派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刘健群加入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和他谈话，对他很赏识。随即任命刘健群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原处长贺衷寒已调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
1931年间，刘健群为迎合蒋的意图，写了《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一本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次年3月，蒋令贺衷寒、康泽等在南京成立复兴社，刘健群的建议是起了促成作用的。非黄埔学生之被指定为核心干部者，只刘健群一人。接着，刘健群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主持全国军队政工，并且受命在南京创办一个“政治训练班”。该班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学生1000人左右受训，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为训练的纲领，毕业后等于黄埔学生身份，一律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备作军队政工的干部。由于刘健群曾经是何应钦的秘书，又为蒋介石赏识，而且又有充分的思想和人事的准备，才不惜由军委会的政训处处长降而为华北抗日宣传总队长。
1933年3月，刘健群到北平组织复兴社，张学良下野后，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认为是他控制华北地区的时机到了，即以抗日为名，极力准备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统治机器。随即派刘健群到北平，秘密组织复兴社。
1934年4月，刘健群调任南京复兴社书记。1935年10月，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1936年８月，刘健群调北平工作。1938年1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1943年夏，刘健群重返政坛，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三青团中央干事。1947年5月，刘健群被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48年当选“立法院”副院长，一度代理院长职务。1950年12月升任“立法院”院长，翌年10月辞职，仍任“立委”。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72年因心脏病卒于台北。终年70岁。著有《如何抗日救国》、《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等。后因心脏病卒于台北。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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酆悌
酆悌，黄埔一期生，1903年生，家境小康，曾就读于湘阴师范。1924年春，酆悌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陈赓、左权、曾扩情等是同学。经同乡宋希濂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毕业后，经学生总队长严重推荐，酆悌开始从事军队政治工作。
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酆悌
早年入湘阴绸布店当学徒，后由其姑父介绍，到广州谋生。先后任测绘所见习，商会录事。
1922年冬入广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结业后任文书。
1923年任国民党广州分部录事。
1924年春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学习。
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排、连长，加入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为骨干成员。
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
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北伐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埔同学会中央干事会秘书。
1928年起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秘书，军校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兼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及组织部长。
1929年春以军队代表身分出席国民党三大，同年起任中央军校政治训练处处长，兼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主任，及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还兼任三民主义力行社干事，革命军人联合会书记。与曾扩情、贺衷寒、邓文仪、袁守谦等同为国民党军队政工创始人及领导者之一。
1931年冬出席国民党四大。
同年底发起筹建复兴社，任中央干事会干事。兼革命青年同志会干事及中国童子军总会主任秘书。
1933年春兼任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所主任。
次年8月任复兴社本部第四任书记。
1935年9月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
1936年1月赴法国考察军事和警政，任驻法国大使馆陆军武官，同年3月授陆军少将。
1937年6月回国，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组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厅厅长。
1938年1月任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常(德)桃(源)警备司令。
同年9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长沙警备司令。
同年11月20日因长沙大火案，被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与文重孚、徐昆三人一同被枪决。
遗著有《本校从黄埔到南京的演变》、《军队政治训练要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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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1904-1967），男，字兆民，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著名特务。 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名的；康泽亦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二人为刘健群、陈立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其受蒋中正之宠信可见一斑。
康泽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毕业，但不认同马列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回国后不久建议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采用俄国保卫局制度（格别乌），保护政权。初在南京国军总部任侍从副官，中原大战结束后，1931年经蒋批准成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  康泽
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共军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督促地方进行清剿，恢复政权行使。在共军长征之际，蒋派薛岳率中央军追剿共军进入川、康、贵、滇地区，每个县都有康泽的别动总队，以之监视地方共党与左派份子，作用极大。
康泽所带领的别动总队（共产党称为特务武装，而康泽不认为自己为大特务），其队员的成分，乃是收容黄埔军校的失业学生而组成。按期别有校尉之别，人数初为数百人，后来发展至数以万计，当年的刘伯龙、公秉藩等将军都是康泽系要人。1932年后，康泽担任过中华复兴社中央干事与书记及国民党中央委员，深受蒋的器重，即成为共党所谓蒋中正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蒋中正在庐山成立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任用康泽当主任，招收各省高中毕业生，每期数百人，爰成为康泽集团的政治骨干。
有人认为康泽不仅是蒋中正的爱将，一度亦为蒋蓄意培植的接班人之一；但后来蒋经国自俄归来，且在赣南颇有表现，康泽与蒋经国为争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和团中央领导位置及青年军的编练工作而发生直接冲突，终不敌蒋经国。他长期控制的别动总队，改编为新28师、新29师，编为第66军，远征缅甸。康泽想任该军军长，但何应钦认为康泽没有作战经验未予批准，改由张轸充任。抗战胜利后，蒋中正派康泽出国考察，1947年回国，就任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蒋经国
1948年襄樊战役中，襄阳城破，康泽被俘，蒋中正曾在军事会议中肯定地说：“我所知道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事实上康泽受共党改造13年后出狱，并被安排在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同样身属战犯，与康泽相处十年的李以劻曾言：康泽思想仍忠于蒋中正，虽经改造仍无多大改变，更谈不上有认罪服输的心理，表面上痛骂国民党与培植他的校长蒋中正，共党宣称改造成绩很好，但实际上康泽对于共产党是仇恨的，对共党私下亦有微词。
毛泽东曾讲过“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等话，共产党与康泽长期势如水火，双方都沾满了对方的鲜血，所以康泽没过得了文化大革命这关，其下场是半夜被红卫兵打得半死，后被拖进秦城大牢，伤重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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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扩情（1894--1983），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原名朝笏，别号慕沂，四川威远人。国军政训系统负责人，著名大特务，黄埔系骨干将领。
祖辈务农，贫无地产。本县国民学校高级班、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北京朝阳大学法科肄业一年。曾任模范国民学校教员，县劝学所事务员，民团总局教练等。
1921年6月由曹叔宝、刘绍武、董钺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4年春由国民党一大代表谭熙鸿、李大钊、石瑛、丁惟汾、谭克敏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习，同年9月随队往韶关为督师北伐的孙中山担任警卫工作。10月底返广州，毕业后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委员，黄埔军校政治部少校科员。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成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师第三团党代表。
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任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秘书兼总务，国民党中央军人部秘书，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三师党代表。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从秘书。兼黄埔同学会秘书，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
1928年10月曾挂陆军中将，任军事委员会四川军事特派员。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1931年11月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是黄埔同学进入国民党中委第一人。并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
1932年参与发起复兴社，被蒋介石指定为复兴社监察干事。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军队党务特派员，国民党四川党务特派员。
1934年春起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西安事变中被扣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老年曾扩情
1943年1月授少将军衔。
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民事处长，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非常委员会成都分会主任委员．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成都防守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四川省地方武装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12月在重庆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获特赦释放．定居本溪。历任辽宁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3日在辽宁本溪病逝。
著有《黄埔同学会始末》、《西安事变回忆》、《何梅协定前复兴杜在华北的活动》、《川陕甘边绥靖主任公署的反共措施》、《记成都解放的经过》、《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内幕》、《我的一生》等(一说1894年12月24日生)。
【葛武棨陆军少将】(1901-1981) 浙江浦江,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1928年留学日本回国，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浙江省地方军队特别党部书记长，中央军杭州军官补训班上校政治教官，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1933年起任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秘书兼第六组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创办西北训练团，任教育长。1939年秋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西安战干团少将教育长，三青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干事。1946年任国民党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同年12月授陆军中将。1949年到台湾，续任“国大代表”。1981年9月16日在台北逝世。著有《陕甘宁戌边回忆记》等。台湾出版有《陆军中将葛武棨先生纪念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