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遥远的她有没有女声版:名将王耀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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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里，王耀武赶赴上饶面见赣东北“剿匪”总指挥赵观涛。虽然赵观涛是“总座”，可王耀武对他并不感冒。此公一上来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啰呖啰嗦的不提，就里面的内容也是错漏百出。比如赵观涛告诉王耀武说，方志敏部一万多人流窜赣浙闽皖边区。王耀武心中暗笑，身为总指挥，居然连起码的敌情都搞不清楚，以己昏昏人使人昭昭，其可得乎？不过，该应付还要应付。接下来最关键的课程是如何拜见俞济时。 俞济时在两次东征时都是老蒋的亲信卫士，组建警卫团时又是团长，组建警卫旅时又是旅长，组建警卫师时又是师长，这一路下来，是不折不扣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再加上俞飞鹏的侄子，黄埔军校出身，这三块大牌子一挂，谁见谁傻。老蒋把俞济时放到浙江担任保安处处长（也就是后来的省保安司令），话说得非常明白：“雍正年间，设立一个官职叫‘观风整俗使’，你去浙江当保安处长，也是观风整俗使。”所以，俞济时一到浙江，那真是大刀阔斧，处处显示出“锦衣卫”的威风。俞济时在浙江干的几件大事综合起来就是六个字：换人、禁毒、生财。他把浙江省保安处下属各部的官员几乎都换上他八十八师的老底子，要做事就要拉帮，这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禁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贩毒的往往有背景，七勾八连的带出省政府要员也未可知。但俞济时不管那一套，爱谁谁，只要你贩毒，只要你吸毒，就枪毙。浙江原来的“老头子”是鲁涤平，他的亲信杨绵仲仗着老鲁的招牌还不准备买俞济时的账，俞济时伸手一拳，把杨绵仲打得满地找牙，直接从后门跑了。鲁涤平听说以后，气得嗷嗷叫：“老子纵横天下时，俞济时这小子还吃奶呢，现在居然打上门来了，岂有此理。”说归说，回头连个屁也不敢放，因为俞济时的背后站的是谁，地球人都知道。 这一次，王耀武告辞时，俞济时亲自送到门口，握着王耀武的手说：“老弟，以后不要再叫什么处座啊、职部啊，那些俗套子的东西在你我兄弟面前全免。我痴长你两岁，你就叫我大哥，我们本来就是黄埔同窗，理应兄弟相称。”王耀武：“那佐民我就高攀了。” 11月下旬，南昌行营电令催促俞济时，务须追上方志敏并全力痛“剿”。俞济时请王耀武过来商议。俞济时说：“老弟，匪军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离开他们的根据地的，如今一旦离开说明也是山穷水尽，这一次，如果因为我们追击不力，势必要遭到严惩。以老弟的高见，有何妙计可售？”王耀武：“大哥过奖了，兄弟我以为，此间匪军十军团虽则凶悍，但也有致命弱点可寻。”俞济时来神了：“你说说，什么致命弱点？” 王耀武：“据可靠情报称，此次匪军流窜南下的十军团共有五人掌权，分别是方志敏、乐少华、聂鸿钧、寻淮洲、刘畴西。这五人我分析了一下，方志敏长项在于组织、领导，军事非其所长。乐少华、聂鸿钧威名未著，实不足虑。唯有寻淮洲、刘畴西长期典兵，尤以寻淮洲尤为剽悍。不过，寻、刘二人也并非奇才，寻淮洲勇则勇矣，却有些粗疏。刘畴西此人，大哥应该有些印象吧？” 俞济时说：“岂止印象啊，此人在我们黄埔那是大名鼎鼎的一位，黄埔同学会总务科刘科长谁不知道啊。刘畴西是第一期的，原来在何敬公的教导团担任三连党代表，打淡水时相当奋勇，棉湖战役中，他丢了左手，后来还是校长亲笔批准拨款为他装了一只假手。”王耀武：“大哥记性真好，的确如此。刘畴西与寻淮洲一样，都是敢于拼死犯难、不惧危困之人。但是，刘畴西作战拘泥成法，不够灵活。他们现在率领的是一支疲惫之师，非有奇才才能扭转局面。”俞济时：“按照老弟的意思，匪十军团中既无奇才，自然不难聚歼。”王耀武：“也不尽然，匪军中有一人可称奇才，值得关注。” 俞济时问：“此人是谁？”王耀武说：“粟裕。”俞济时：“没听说过，军校前三期中似乎并无此人。”王耀武：“他不是我们黄埔出身，是个师范生，湖南人。”俞济时哼了一声：“还是个‘湘军’呢。”王耀武见俞济时并不怎么在意，遂多说了两句：“去年我遇见许克祥，他跟我说起粟裕，他跟粟裕交过手，他说粟裕这人不好对付，像常山赵子龙。”俞济时连连冷笑：“许克祥的话你也信？他看谁都像常山赵子龙。” 俞济时：“有道理，这次追剿，我要随同你们第一旅行动。我倒要亲眼见识见识这个叫粟裕的湖南蛮子。” 王耀武赶回部队，马上布置追击任务。12月，补充第一旅驻扎安徽绩溪，王耀武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到会的有旅长王耀武、副旅长、旅附、参谋长（参谋主任）罗明理、副参谋长（参谋副主任）侯龙安、一团团长刘保定、一团副团长、一团团附、二团团长周志道、副团长程智、二团团附、三团团长李天霞、三团副团长、三团团附黄伟斌等。 补充第一旅在安徽分水境内吃过寻淮州的红十九师的苦头。所以，尽管王耀武在俞济时面前对于寻淮州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粟裕，但在会上，他还是特别强调了寻淮州这个人物不容低估。而且，还在这次会上，王耀武要求旅部各主官都要下到部队中去，他本人带旅教导营和特务连在三团督导，罗明理下到二团，侯龙安下到一团。因为二团的战斗力冠于全旅，一直作为前锋使用。所以，会后，王耀武便把周志道、程智留了下来，嘱咐两句。周志道勇且勇矣，但智略不足，副团长程智则颇多智谋，王耀武拍着程智的肩膀说：“大智，你要好好辅佐靖方（周志道字靖方），这一仗是我们一旅的身家性命。”同时，王耀武还把亲信副官安慧民特别叫来，小声叮嘱两句：“安子，你的任务都已经清楚了吧？”安慧民轻轻点头。王耀武：“每临大事有静气，去了一团那里主要是看，不要多说一句话。”安慧民再次点头。王耀武把安慧民放在一团跟侯龙安呆在一处是本次作战中幕后较量的主流。 1934年12月13日下午，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抵达汤口宿营。当晚，即接到俞济时的电令：“据报匪十军团已向太平窜去。着该旅于明14日上午6时由汤口出发，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指挥部及加强营随该旅行动。”王耀武立即下达追击命令：“(一)共军第十军团已向太平逃窜，本旅遵命于明(14)日上午6时出发，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二)以第二团为前卫，前卫部队在行进中必须严密搜索，免被袭击。其余各部队，按旅部直属部队、第三团、第一团的秩序行进。” 王耀武给周志道的一团命令核心是“前卫部队在行进中必须严密搜索，免被袭击。”但粗心大意的周志道却没有足够的重视。12月14日六时开始行进途中的第一团，未发现任何“可疑情况”，途径乌泥关、谭家桥时，周志道的望远镜中看到的都是寻常百姓的“安之若素”。而且，周志道就以此向王耀武汇报，所幸的是副团长程智要求部队缓速前行，这个缓速使得本来应该是三个营全部通过谭家桥的第一团只抛出去第一营。三个小时的时间看似短暂，但在恶战、大战中也足以决断一支军队的生死了。 上午九时整，当周志道的第二团第一营通过谭家桥后。突然，枪声大作，预先埋伏好的红军对第二团和旅直属队发起猛烈攻击。带着加强营在后面督阵的俞济时有点紧张，他立即给王耀武发去手令：“敌人早有埋伏，我们为什么未发觉，迅速派队将各重要山头占领，负责击败敌人的袭击。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官兵不得后退，否则以擅自撤退、临阵脱逃论罪。”王耀武一面下发俞济时的手令，一面命令三团团长李天霞率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予以迅猛反击。同时把第一团刘保定一部调出迅速占领乌泥关。 王耀武主动下到三团是有来由的。三团团长李天霞与王耀武都是黄埔三期毕业的，李为人比较阴，主意多，不好驾驭。平素在第一旅中，李天霞只听王耀武的，王耀武以下谁也指挥不动他。但李天霞也有“讲义气”的地方，侯龙安曾经拉拢过李天霞，准备作为与王耀武对抗的砝码，转过身来，李天霞就把这件事捅给了王耀武。所以，不论李天霞后来怎么好色，怎么过分，王耀武都给他留足了面子和台阶，即使是李天霞同张灵甫搞的势同水火之际，王耀武还能做到不偏不倚，尽可能的照顾李天霞。眼下，李天霞不瞎（李天霞被政敌称之为“李天瞎”或“李天虾”），也不虾，他知道这一战的关键，因此，他把第三团的看家本钱都端了出来。 王耀武刚开始挨打时的确有点懵，加之俞济时的手令的催促。但是，他很快镇定下来，战场上的形势也在他镇定的这一刻中逐渐了然。他发现红军兵力的配置出现缺陷，而且不不是一般的缺陷，即未能将有效力量屯集在乌泥关以北，也就是说红军没有及时的抢战制高点，反倒把相当的人马配属到乌泥关以南去了，王耀武甚至在想，这种低级的错误难道是真的吗？然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王耀武来不及细想，目前完全有条件利用红军的这一缺陷，牢牢的将乌泥关的制高点控制在手中，居高临下，进退自如。王耀武让李天霞全力保住刘保定团占据的乌泥关要隘，同时掩护第二团的右翼，这两件事都是“给人做嫁衣裳”的活计，可今天李天霞一点价钱都不讲，全团所有重武器都派上了用场。李天霞本人亲自拿着手枪督战，同准备攻占乌泥关的红军绞杀到了一处。 军事是政治的最高延续。战场上的交战双方最后的孰胜孰负其着力点就在于失误的多寡。以前不是有个段子，说甲乙二人碰到了野狼，甲拼命奔跑，乙说你跑的再快也跑不过野狼，甲则告诉乙，我无须比野狼跑得快，只要比你跑得快就足够了。它所昭示的道理用于对战争的形容也比较贴切。仗打到这份上，红十九师寻淮洲的错误便显露出来，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这一错误给整个战役造成的损失已然无法挽回 根据军团的部署，红十九师应该是摆在乌泥关以北，与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阵地衔接，互为犄角，互为奥援。但是，寻淮洲不知何故却把红十九师摆在了乌泥关以南，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部队根本展不开，只能缩成一团打。方志敏后来在狱中总结这一战役的失利原因时对红十九师的指挥员的错误做如下批评：“19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19师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未能完全一致。”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告诉我们说，当初刘畴西部署战役时，寻淮洲与粟裕都不同意刘畴西将不具有野战能力的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摆在主攻的位置上去，但刘畴西没有听取，仍按原计划行事。【注】（《苦难辉煌》第266页） 然而，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方志敏、粟裕、乐少华等人都没有在各自的有关谭家桥战役的回忆中对此观点做出积极的回应。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撰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之《刘畴西传》和《寻淮洲传》中也没有类似观点出现。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有《苦难辉煌》中陈述的那种现象存在，但也丝毫不能为寻淮洲于乌泥关部署兵力的失误提供任何可以开脱的理由和证据。而且，正是由于寻淮洲的失误，红十九师无法同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阵地形成有效衔接进而予以补充支援，同时也因为红十九师的被动挨打局面从而让王耀武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二十师和红二十一师。 本来，周志道团被狙击时，形势对红军是比较有利的，周志道慌乱中令司号长吹号请求援助，司号长被一枪撂倒，周志道本人也被击中右臂，部队出现暂时的混乱。虽然周志道的二团仅仅被放过一个营，但以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的主力对付区区两个营的国民党军还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原定计划中的红十九师未能按照乌泥关以北布控，导致王耀武的第三团的第三营和浙江保安处所属加强营在此失误的空隙中猛然赶到，增加到周志道前卫团的正面中去，给冲锋过来的红军造成了特殊的难度。周志道负伤后，副团长程智代行指挥权限，他集中两个营的全部重机关枪铺设一道火力网，以“地存与存、地亡与亡”号令全团把所有的子弹都必须打光。激战大约四十分钟，红军两次冲锋均被打退，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眼见战役处于胶着状态，便改令一部红军由公路的右侧的山头丛林里突出，直扑补充第一旅的旅部即谭家桥东端。 但这招如果在一个小时前或许奏效，可此刻不仅没有效力，反而啃了硬骨头。部署在谭家桥东端的是王耀武的教导营与特务连，这两股国民党军都是补充第一旅的精锐，不但人员素质相对较高，而且火力非常猛，就以特务连为例，他们全连仅1924年产自南京兵工厂的新型马克沁重机关枪就有八挺之多，这种重机关枪的特点是故障少、火力猛，一改哈其开斯机关枪平均射击300发子弹就卡滞的毛病。至于体积轻便、射速每分钟高达150发子弹可连续发射300发子弹的捷克造的轻机关枪更是大把，排附以上的军官人手一柄1916式白朗宁自动式手枪，这种枪枪长6寸、弹容7发，在西北军等杂牌部队中只有团营级才能配备。而教导营则配备了日本造的七五山炮，携弹五十发。以如此火力阻击地方部队改编而成的红二十师和红二十一师，其结果可想而知。 所谓“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红军三次冲锋均被王耀武补充旅打退，直扑旅部的计划也告吹。寻淮洲再度奋勇，组织第四次最大规模的冲锋，此次冲锋兵分两路，一路扑浙江保安处加强营，一路扑周志道第二团。王耀武这边也杀红了眼，他亲自冲上第一线督战，82迫击炮、37平射炮都给推上了前沿，王耀武的补充一旅装备素来不弱，一个步兵团光重机关枪就有十二挺至十五挺、82迫击炮4门。弹药充足，一个士兵携弹100－200发，手榴弹2枚，重机关枪携弹3000发，迫击炮携弹80发，营以上都有电话联络指挥。而红十军团在这方面则明显处于劣势。他们远离根据地作战，没有后方补给，所用子弹装满土造的硝盐，这种硝盐是从粪坑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制而成，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凝成的一坨铁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打出去后在空中翻跟斗。（此处据耿飚回忆）红十九师虽号称强悍，可也是以运动战见长，既然叫运动战，便不能携带重装备，而且，蒋介石在嫡系部队中推行连坐法，王耀武还将此连坐法引申一步，即枪在人在，枪丢人亡。所以，分水遭遇战，补充一旅尽管败给红十九师，但红军缴获非常有限，无法进行有效补充。就这样，第四轮冲锋又未成功。王耀武的手摇电话响了，周志道在电话筒中带着点兴奋报告：“旅座，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高级军官。”王耀武脑际间迸出一个人的名字，难道是他？--------------------------------------------------------------------------------------------------------------------------------------------------------------周志道(1900～1984)，别名：靖方，江西永新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中央训练团将官班毕业。 1926年底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二师二团一营上尉党代表，补充第六团二营八连连长，第二十二师参谋处参谋，第一军教导团一营一连连长，独立第十四旅一营副营长，独立第三十二旅一九四团三营少校营长，第一九六团中校副团长，上校代团长。1928年4月，参加了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1932年后，参加对中央苏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率部围追堵截方志敏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谴队，在川陕边境阻碍长征中的红军。1933年起任补充第一旅军官大队上校大队长、第二团上校团长，第五十一师三0三团上校团长，新编第十一师二团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少将旅长、副师长。1942年1月任第五十一师少将师长。1945年8月任第一00军副军长。先后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台儿庄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因战功被国民政府授予宝鼎勋章和云麾勋章。 1946年起任整编第八十三师（原100军）副师长、中将师长，第七兵团第一00军军长。1947年9月授陆军少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所部被全歼，只身逃脱。1949年4月任国防部第五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兼第一00军(重建)军长，国防部中将部员。 1949年到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陆军总司令部高参室主任等职。1959年退役，任台湾糖业公司顾问，1984年5月10日因病在台北逝世。 著有《八十忆往》等。台湾出版有《陆军中将周志道先生纪念集》等。
到会的有旅长王耀武、副旅长、旅附、参谋长（参谋主任）罗明理、副参谋长（参谋副主任）侯龙安、一团团长刘保定、一团副团长、一团团附、二团团长周志道、副团长程智、二团团附、三团团长李天霞、三团副团长、三团团附黄伟斌等。 补充第一旅在安徽分水境内吃过寻淮州的红十九师的苦头。所以，尽管王耀武在俞济时面前对于寻淮州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粟裕，但在会上，他还是特别强调了寻淮州这个人物不容低估。而且，还在这次会上，王耀武要求旅部各主官都要下到部队中去，他本人带旅教导营和特务连在三团督导，罗明理下到二团，侯龙安下到一团。因为二团的战斗力冠于全旅，一直作为前锋使用。所以，会后，王耀武便把周志道、程智留了下来，嘱咐两句。周志道勇且勇矣，但智略不足，副团长程智则颇多智谋，王耀武拍着程智的肩膀说：“大智，你要好好辅佐靖方（周志道字靖方），这一仗是我们一旅的身家性命。”同时，王耀武还把亲信副官安慧民特别叫来，小声叮嘱两句：“安子，你的任务都已经清楚了吧？”安慧民轻轻点头。王耀武：“每临大事有静气，去了一团那里主要是看，不要多说一句话。”安慧民再次点头。王耀武把安慧民放在一团跟侯龙安呆在一处是本次作战中幕后较量的主流。 1934年12月13日下午，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抵达汤口宿营。当晚，即接到俞济时的电令：“据报匪十军团已向太平窜去。着该旅于明14日上午6时由汤口出发，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指挥部及加强营随该旅行动。”王耀武立即下达追击命令：“(一)共军第十军团已向太平逃窜，本旅遵命于明(14)日上午6时出发，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二)以第二团为前卫，前卫部队在行进中必须严密搜索，免被袭击。其余各部队，按旅部直属部队、第三团、第一团的秩序行进。” 王耀武给周志道的一团命令核心是“前卫部队在行进中必须严密搜索，免被袭击。”但粗心大意的周志道却没有足够的重视。12月14日六时开始行进途中的第一团，未发现任何“可疑情况”，途径乌泥关、谭家桥时，周志道的望远镜中看到的都是寻常百姓的“安之若素”。而且，周志道就以此向王耀武汇报，所幸的是副团长程智要求部队缓速前行，这个缓速使得本来应该是三个营全部通过谭家桥的第一团只抛出去第一营。三个小时的时间看似短暂，但在恶战、大战中也足以决断一支军队的生死了。 上午九时整，当周志道的第二团第一营通过谭家桥后。突然，枪声大作，预先埋伏好的红军对第二团和旅直属队发起猛烈攻击。带着加强营在后面督阵的俞济时有点紧张，他立即给王耀武发去手令：“敌人早有埋伏，我们为什么未发觉，迅速派队将各重要山头占领，负责击败敌人的袭击。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官兵不得后退，否则以擅自撤退、临阵脱逃论罪。”王耀武一面下发俞济时的手令，一面命令三团团长李天霞率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予以迅猛反击。同时把第一团刘保定一部调出迅速占领乌泥关。 王耀武主动下到三团是有来由的。三团团长李天霞与王耀武都是黄埔三期毕业的，李为人比较阴，主意多，不好驾驭。平素在第一旅中，李天霞只听王耀武的，王耀武以下谁也指挥不动他。但李天霞也有“讲义气”的地方，侯龙安曾经拉拢过李天霞，准备作为与王耀武对抗的砝码，转过身来，李天霞就把这件事捅给了王耀武。所以，不论李天霞后来怎么好色，怎么过分，王耀武都给他留足了面子和台阶，即使是李天霞同张灵甫搞的势同水火之际，王耀武还能做到不偏不倚，尽可能的照顾李天霞。眼下，李天霞不瞎（李天霞被政敌称之为“李天瞎”或“李天虾”），也不虾，他知道这一战的关键，因此，他把第三团的看家本钱都端了出来。 王耀武刚开始挨打时的确有点懵，加之俞济时的手令的催促。但是，他很快镇定下来，战场上的形势也在他镇定的这一刻中逐渐了然。他发现红军兵力的配置出现缺陷，而且不不是一般的缺陷，即未能将有效力量屯集在乌泥关以北，也就是说红军没有及时的抢战制高点，反倒把相当的人马配属到乌泥关以南去了，王耀武甚至在想，这种低级的错误难道是真的吗？然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王耀武来不及细想，目前完全有条件利用红军的这一缺陷，牢牢的将乌泥关的制高点控制在手中，居高临下，进退自如。王耀武让李天霞全力保住刘保定团占据的乌泥关要隘，同时掩护第二团的右翼，这两件事都是“给人做嫁衣裳”的活计，可今天李天霞一点价钱都不讲，全团所有重武器都派上了用场。李天霞本人亲自拿着手枪督战，同准备攻占乌泥关的红军绞杀到了一处。 军事是政治的最高延续。战场上的交战双方最后的孰胜孰负其着力点就在于失误的多寡。以前不是有个段子，说甲乙二人碰到了野狼，甲拼命奔跑，乙说你跑的再快也跑不过野狼，甲则告诉乙，我无须比野狼跑得快，只要比你跑得快就足够了。它所昭示的道理用于对战争的形容也比较贴切。仗打到这份上，红十九师寻淮洲的错误便显露出来，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这一错误给整个战役造成的损失已然无法挽回 根据军团的部署，红十九师应该是摆在乌泥关以北，与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阵地衔接，互为犄角，互为奥援。但是，寻淮洲不知何故却把红十九师摆在了乌泥关以南，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部队根本展不开，只能缩成一团打。方志敏后来在狱中总结这一战役的失利原因时对红十九师的指挥员的错误做如下批评：“19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19师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未能完全一致。”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告诉我们说，当初刘畴西部署战役时，寻淮洲与粟裕都不同意刘畴西将不具有野战能力的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摆在主攻的位置上去，但刘畴西没有听取，仍按原计划行事。【注】（《苦难辉煌》第266页） 然而，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方志敏、粟裕、乐少华等人都没有在各自的有关谭家桥战役的回忆中对此观点做出积极的回应。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撰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之《刘畴西传》和《寻淮洲传》中也没有类似观点出现。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有《苦难辉煌》中陈述的那种现象存在，但也丝毫不能为寻淮洲于乌泥关部署兵力的失误提供任何可以开脱的理由和证据。而且，正是由于寻淮洲的失误，红十九师无法同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阵地形成有效衔接进而予以补充支援，同时也因为红十九师的被动挨打局面从而让王耀武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二十师和红二十一师。 本来，周志道团被狙击时，形势对红军是比较有利的，周志道慌乱中令司号长吹号请求援助，司号长被一枪撂倒，周志道本人也被击中右臂，部队出现暂时的混乱。虽然周志道的二团仅仅被放过一个营，但以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的主力对付区区两个营的国民党军还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原定计划中的红十九师未能按照乌泥关以北布控，导致王耀武的第三团的第三营和浙江保安处所属加强营在此失误的空隙中猛然赶到，增加到周志道前卫团的正面中去，给冲锋过来的红军造成了特殊的难度。周志道负伤后，副团长程智代行指挥权限，他集中两个营的全部重机关枪铺设一道火力网，以“地存与存、地亡与亡”号令全团把所有的子弹都必须打光。激战大约四十分钟，红军两次冲锋均被打退，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眼见战役处于胶着状态，便改令一部红军由公路的右侧的山头丛林里突出，直扑补充第一旅的旅部即谭家桥东端。 但这招如果在一个小时前或许奏效，可此刻不仅没有效力，反而啃了硬骨头。部署在谭家桥东端的是王耀武的教导营与特务连，这两股国民党军都是补充第一旅的精锐，不但人员素质相对较高，而且火力非常猛，就以特务连为例，他们全连仅1924年产自南京兵工厂的新型马克沁重机关枪就有八挺之多，这种重机关枪的特点是故障少、火力猛，一改哈其开斯机关枪平均射击300发子弹就卡滞的毛病。至于体积轻便、射速每分钟高达150发子弹可连续发射300发子弹的捷克造的轻机关枪更是大把，排附以上的军官人手一柄1916式白朗宁自动式手枪，这种枪枪长6寸、弹容7发，在西北军等杂牌部队中只有团营级才能配备。而教导营则配备了日本造的七五山炮，携弹五十发。以如此火力阻击地方部队改编而成的红二十师和红二十一师，其结果可想而知。 所谓“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红军三次冲锋均被王耀武补充旅打退，直扑旅部的计划也告吹。寻淮洲再度奋勇，组织第四次最大规模的冲锋，此次冲锋兵分两路，一路扑浙江保安处加强营，一路扑周志道第二团。王耀武这边也杀红了眼，他亲自冲上第一线督战，82迫击炮、37平射炮都给推上了前沿，王耀武的补充一旅装备素来不弱，一个步兵团光重机关枪就有十二挺至十五挺、82迫击炮4门。弹药充足，一个士兵携弹100－200发，手榴弹2枚，重机关枪携弹3000发，迫击炮携弹80发，营以上都有电话联络指挥。而红十军团在这方面则明显处于劣势。他们远离根据地作战，没有后方补给，所用子弹装满土造的硝盐，这种硝盐是从粪坑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制而成，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凝成的一坨铁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打出去后在空中翻跟斗。（此处据耿飚回忆）红十九师虽号称强悍，可也是以运动战见长，既然叫运动战，便不能携带重装备，而且，蒋介石在嫡系部队中推行连坐法，王耀武还将此连坐法引申一步，即枪在人在，枪丢人亡。所以，分水遭遇战，补充一旅尽管败给红十九师，但红军缴获非常有限，无法进行有效补充。就这样，第四轮冲锋又未成功。王耀武的手摇电话响了，周志道在电话筒中带着点兴奋报告：“旅座，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高级军官。”王耀武脑际间迸出一个人的名字，难道是他？--------------------------------------------------------------------------------------------------------------------------------------------------------------周志道(1900～1984)，别名：靖方，江西永新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中央训练团将官班毕业。 1926年底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二师二团一营上尉党代表，补充第六团二营八连连长，第二十二师参谋处参谋，第一军教导团一营一连连长，独立第十四旅一营副营长，独立第三十二旅一九四团三营少校营长，第一九六团中校副团长，上校代团长。1928年4月，参加了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1932年后，参加对中央苏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率部围追堵截方志敏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谴队，在川陕边境阻碍长征中的红军。1933年起任补充第一旅军官大队上校大队长、第二团上校团长，第五十一师三0三团上校团长，新编第十一师二团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少将旅长、副师长。1942年1月任第五十一师少将师长。1945年8月任第一00军副军长。先后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台儿庄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因战功被国民政府授予宝鼎勋章和云麾勋章。 1946年起任整编第八十三师（原100军）副师长、中将师长，第七兵团第一00军军长。1947年9月授陆军少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所部被全歼，只身逃脱。1949年4月任国防部第五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兼第一00军(重建)军长，国防部中将部员。 1949年到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陆军总司令部高参室主任等职。1959年退役，任台湾糖业公司顾问，1984年5月10日因病在台北逝世。 著有《八十忆往》等。台湾出版有《陆军中将周志道先生纪念集》等。
李天霞，（1907-1967）字耀宗，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陆军中将，在赫赫有名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中(整编74师前身)曾任旅长、师长、副军长、与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等均为该军头面人物，军中称其“霞公”。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00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整编第83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兵团第一纵队司令官、国民政府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国民革命军第73军军长等职，是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的原型。1949年9月因福建平潭失守，蒋介石以“自撤退有亏职守”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二年，从此一撅不振，结束军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