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远程教育招生:名将王耀武 32

许随安提到的“军师”跟一个人太像了。他把这一猜测说给了戴笠。戴笠在电话的那一边也沉默了许久，然后戴笠说：“老赵，干我们这行的，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既然你怀疑到了这一点，你马上让人将许随安押解到南京来，我亲自审问。”这次破获南昌第二陆军监狱的劫狱案，戴笠亲口告诉赵铁夫，不要怕把事情闹大，这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不但一石三鸟，而且鸟的个头都不会小了。 既然要兴大狱，就要株连。复兴社特务处和南昌行营调查课要把“蛋糕做大”，狱政科副科长白文冰也跟着沾光。谷正伦下令免去南昌第二陆军监狱典狱长、副典狱长职务，即行勘训。提升白文冰为副典狱长兼狱政科科长，在新任典狱长到职前代行典狱长职务。案子虽然发生在谷正伦的管片，可戴笠的手段到底还是有一些，他将此案的功臣名位首推给谷正伦。手下人问戴笠为什么这么做？戴笠说：“委座经常叫我们看曾文正公全集，你就该知道曾国藩在平定长毛以后叙功的花名册上把从无作为的满人官文推到第一位的来由吧？曾老爷子不是说过吗？‘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戴笠的这一做法让谷正伦不得不下狠手撤除自己在南昌第二陆军监狱的心腹，听任复兴社特务处的触角延伸到那里。 坐上了副典狱长位置的白文冰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借复兴社特务处之手杀了侯龙安。赵铁夫吩咐白文冰将需要一网打尽的人员造册列表，白文冰就将侯龙安的名字加了上去。举凡是要兴大狱、广株连时，也都是办案人员“有仇报仇、有冤申冤”的好机会，所以，赵铁夫照例不问。名册誊抄后，直接交递给何应钦，转呈蒋介石。为什么没有直接交给老蒋呢？戴笠很清楚，谷正伦是何应钦线上的人，而且，这次又是“首功”，等于间接给何应钦长脸，何应钦势必会在批复中下功夫。经过何应钦之手再上呈，即便将来出现任何纰漏，所谓“天塌下来还有高个顶着”，给他戴笠擦屁股的就绝不止一两个人了。 只是大人物有大人物的智慧，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狡黠。戴笠没想到的是，白文冰将侯龙安的名字挂在株连名单的这一招，竟然也将陈诚与军统的是非恩怨彻底连了起来，而且这一连居然长达十年之久。这一连居然最后成了赵铁夫万劫不复的伏笔。自然，这一连，白文冰后半生的富贵也开始迎面扑来。 明朝嘉靖年间，诤臣杨继盛弹劾权奸严嵩。明世宗朱厚熜命将杨继盛下狱拷打，但还没有立即处决杨的进一步表示，只是斩监候。这时，刚好判决总督浙江福建军务的张经的奏陈报上了上去，按照嘉靖的一贯做法，边臣失机必死无疑。于是，严嵩就将杨继盛的名字附在张经等人案件的末尾，夹带上呈。明世宗大笔一挥，一律处死。有人或许要问，以明世宗朱厚熜的察察为明的为人，怎么可以受严嵩的愚弄？这就是不了解严嵩的奸宄之处。严嵩非常熟悉朱厚熜的批答奏章的习惯，像这类请予处决的奏章，只是走一个程序而已，张经等人的案子皇帝老儿早就定下了调子。所以，这类处分上报以后，照例只有司礼监太监给皇帝念一遍，而不必亲自过目。既然是念，这里面的讲究也就大了。而且，杀张经最力的人是赵文华和胡宗宪，即便是将来明世宗察觉了，第一有赵文华、胡宗宪顶着，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明世宗朱厚熜是一个讳疾忌医的顶尖人物，从来不下罪己诏，从来不准人家指着他的赖痢头说事的主儿。如此这般，杨继盛必然横死，严嵩也必然不会因为杨的横死而受到任何实质性的追查。 江西是严嵩的老巢，别看严嵩在历史上骂名累累，可在一些江西人眼中，严嵩却是家乡的“骄傲”，有关严嵩的阴谋诡计经常被某些江西老表们当做江西人在历史上的“战国策”说来说去，特别是严嵩如何“成功”的灭掉对手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事实上，直到今天，有一批江西人仍旧不认同严嵩在《明史》上的奸臣地位，他们仍旧执着的为严嵩“翻案”，比如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就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坚忍不拔的为严嵩评功摆好，他甚至坚持认为严嵩的提拔的躯干和朗朗的声貌如何能够算得上奸臣呢？只是我们实在生也晚，不知道中国历史可有明文规定，只要是奸臣就必须尖嘴猴腮、獐头鼠目？ 狱政科副科长白文冰在这样的历史人文环境下，对严嵩的掌故了解得更为详细并且能够活学活用到现实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南昌第二陆军监狱的案件中，白文冰可以说是成功的给自己撑起了若干把保护伞，虽然这些保护伞们本身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在白文冰之上有赵铁夫、戴笠，在戴笠之上还有何应钦，而在何应钦之上就是最高当局蒋介石。别说侯龙安区区一个旅团级，就是军长、省主席，在这已经通了天的案子中也只能屎盆扣脑、铁板压身。 这起案子中另外一个颇有些得意的是顾顺章。他在赵铁夫这些特务处的眼皮底下玩出了这么漂亮的“活儿”，不仅身在南京的戴笠为他击节叫好，就是南昌行营的一些人也认为顾顺章身手的确“不俗”。可是，顾顺章忘了一点，他也因此得罪了他现在的老板——中统。徐恩曾他们了解到顾顺章在南昌的表现，更了解到戴笠有拉拢顾顺章站过去的意图以后，“食指”大动。他们找了个理由让顾顺章去苏州，这个理由顾顺章没办法驳回，或者说顾顺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但赵铁夫意识到了，不是赵铁夫比顾顺章脑子好使，而是赵铁夫有线报，这个线报虽然没有明白的说顾顺章可能遭遇不测，但提出的建议是最好不要让顾去苏州。然而，这个建议赵铁夫从未向顾顺章提起过，也没有对戴笠说过。 此次破案，赵铁夫清算了滕超（上峰电令，滕超就地密裁），还意外的抓获到了许随安，由此可能还会带来其他的惊喜。更主要的是他帮助戴笠咬住了南昌第二陆军监狱这根骨头，从而将复兴社特务处和南昌行营调查课的买卖扩大了宪兵的领域中。可是，这一切并非是他赵铁夫最早发觉的，而是来自于一个中共叛徒顾顺章的手腕。这不免有些令他气馁，而且，戴笠的意思也很明确，顾顺章要到特务处这边来，以赵铁夫的判断，一旦顾顺章上了特务处这条船，势必将如鱼得水，因为他的出身、经历跟戴笠太接近了，特别是顾顺章办案的某些理念更是戴笠所欣赏的。这种人本来就寡廉鲜耻，再遇上戴笠提携，将来还会有他赵铁夫吃饭的地方吗？所以，他宁愿眼看着顾顺章去苏州送死，顾死了，南昌的这起案子也就只剩下两个当事人了，一个是他赵铁夫，一个是白文冰，白文冰不敢多嘴，也就是说只有他赵铁夫最具发言权。 不出赵铁夫所料，顾顺章一到苏州即被扣押，随后遭到秘密处决。胡天陶因为越狱不成，被加刑关押，严加防范，到了1935年冬，遭到残杀。侯龙安的弟弟侯腾只好暂时接受乃兄被杀的现实，由此记下赵铁夫乃至戴笠的一笔账。这些消息传到王耀武的耳朵里时，王耀武正在西北轻松的吃着羊肉泡馍。 王耀武问安慧民：“侯龙安家里还有什么人？”安慧民：“只有一个老婆。”王耀武：“侯龙安毕竟是补充旅的人，他的家眷也就是补充旅的家眷，以后每月都按时接济她，直到给她养老送终。”安慧民：“旅座，小白（白文冰）一直想投靠旅座，他又来信了。”王耀武：“哪个小白？”安慧民只好再给王耀武介绍一下白文冰的履历。王耀武就像第二次听说这个人一样：“哦，我记得你跟我提起过，也是咱们山东老乡。不过，现在来不方便，你可以电汇给他一笔款子，然后我再给他推荐一下，让他先到俞长官（俞济时）那里干一段，历练一下。”安慧民：“还是旅座考虑的周到。”

天底下有“洗钱”的，还有“洗人”的。 安慧民出去后，王耀武放下碗筷，走到窗前。他轻舒了一口气。弄死区区侯龙安本不足挂齿。问题在于从这时算起，以他王耀武为核心，以补充旅为外延的这个半独立的系统悄悄的开始运转了。在这个系统中，只要他王耀武愿意，每个齿轮都必须按照他的意志来做事乃至做人。调防西北以来，特别是与那位“年少眉浓”的胡宗南接触多了以后，王耀武更加强烈的感到了这一点，还是曾国藩的观点对：“是英雄就必须培养羽翼。”  王耀武原在赣东“剿共”，为何忽然一下子成了胡宗南在西北、川西等地的属下了呢？这里原有一段曲折。



蒋介石当时有个判断，他认为红四方面军放弃经营了一阵的川陕根据地转而“流窜”应与相机同中央红军主力会和的迹象，特别是兵出青海、甘肃、新疆的可能性最大，一则西北艰深，不易“进剿”；二则该地区频临苏联，可以获得补充。蒋的这一判断得到了包括胡宗南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们的认同，尤其胡宗南，对蒋介石特加吹捧，其目的是希望功成其手。 为此，蒋介石增调驻扎芜湖的第49师伍诚仁部、驻扎开封的第60师陈沛部、驻扎保定的第61师杨步飞部、驻扎赣东的第一补充旅王耀武部、驻扎北平的第二师补充旅钟松部统一划归已经担任第三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的胡宗南指挥。



王耀武上头有三个“婆婆”，一个是临时的“婆婆”俞济时。再一个是赵观涛，还有一个也就是最大的那个便是顾祝同。俞济时在结束对红十军团的“围剿”之后便离开了，王耀武主要面对的是赵观涛和顾祝同。这里面，赵观涛因为跟陈诚关系一直很僵，陈诚早就琢磨将补充旅王耀武的人马划归到自己门下。在这点上，顾祝同和赵观涛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坚决抵制陈诚的做法。 所以，老蒋这边一来调令，顾祝同马上批准王耀武离开赣东转赴西北。



可是，就在王耀武整装待发的时候，顾祝同的电话跟着屁股后头就打来了。顾祝同让王耀武马上去见他。一进门，顾祝同就连连摆手：“佐民啊，这件事要怪你。”王耀武一愣。顾祝同请王耀武坐下，然后还给王耀武倒了一杯水：“佐民，你这个关子未免卖得太大了，连我也蒙在鼓里。”王耀武更糊涂了：“主任，到底是什么事？”顾祝同笑道：“佐民，你的老师是刘位钧刘子衡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王耀武一听，心中暗笑，自己当初设计的这个包袱到底如愿以偿的让顾祝同亲自给解开了，他要的就是眼下的这个效果。 王耀武的老师叫刘子衡，原名刘位钧。说起来这位刘子衡还比王耀武小，是1905年生人，但此人颇有学问和风骨。1929年6月，他与程照轩等人组织学生在曲阜二师上演《子见南子》轰动全国。顾祝同与刘子衡私交甚厚，这点王耀武早就打听出来了。但是，上次他去见顾祝同时故意不提这段，目的在于“放长线钓大鱼”，免得让顾祝同怀疑自己故意拉关系。此间，林森需要一位硕儒给及讲形势课，顾祝同和另外几个人便极力推荐刘子衡，在顾和刘的通话中，刘子衡提到了王耀武，顾祝同恍然大悟：“原来王耀武是你的学生啊？”这才引出顾祝同为何急急忙忙的将王耀武招来问话。



顾祝同说：“我听说，子衡当年学生中比较出色的有‘二王八司马’一说？”王耀武故作惭愧状：“嘿嘿，那是刘老师谬奖了，我滥竽充数算作一王，另有一王是王徵绂，至于八司马说法比较多，不一定是指八个人。其实都是那时候大家伙年轻，浑叫开的，不算数。” 顾祝同：“我看不算浑叫。只是我知道晚了。”顾祝同进一步说道：“佐民，我起先并不知道你和子衡的这层师生关系，否则我不会批准你去西北胡宗南那里。”说到这里，顾祝同索性把这次为何调动王耀武去西北的前因后果跟王耀武说个清楚，也算是把王耀武当成了自己人。



王耀武：“蒙主任信赖，佐民一切都听主任安排。”顾祝同：“你我都是敬公（何应钦）线上的人，你的补充旅战功卓著、能力超群，我是有点私心的，要给敬公留点种子，有的人（指陈诚）欺人太甚，敬公早就看在眼里了。眼下，既然调令已下，委座那里不好更改，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去胡宗南手底下屈就一番，我另外还会有安排的。”王耀武：“感蒙主任照拂，佐民一定不负敬公和主任的期许。” 临走前，顾祝同还塞给了王耀武一本密电码：“佐民，你可以按照这个电码直接跟我联系。你去西北历练一下也好，从今以后，西北就是大局所在，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被调往西北，那时我又可以共事了。”王耀武连连道谢。在军队里，最怕一个“调”字，一纸调令可能决定一个将领半生乃至一生的荣辱。王耀武自己盘算过了，去西北也并不吃亏，因为胡宗南不论从黄埔方面论，还是从第二十二师方面论，都跟自己有一定的渊源，至少不会给自己添麻烦。如今又有了顾祝同的许愿，因此，王耀武觉得踏实多了。 果然不出王耀武所料，胡宗南对于王耀武的到来非常热情。胡此人一向喜欢用“小恩小惠”笼络他人而且还以此自得。早年的胡宗南尚未发迹，穷极无聊时喜欢摆弄象棋。有一次去浙江湖州府庙门前看人摆残局，手也痒痒，于是跟棋手对上几把，没想到对方竟然不是胡宗南的对手，几局下来，对方招架不住，按照规矩，摆残局的人自然要付给胡宗南加倍的银钱，可胡宗南将这些钱往棋盘上一推说：“这是你的辛苦钱，我不过是玩玩而已，怎么能拿走呢。”旁观者都称赞胡宗南“仁义大度”。 胡宗南摆酒席给王耀武接风，席间，胡宗南对王耀武特加笼络，因为胡宗南也清楚老头子给王耀武改名的事：“佐民老弟，你我硬是有缘，当年一起在二十二师，如今又在西北重逢，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现在可是坐在一条船上了，要同舟共济才是啊。”王耀武心里清楚，这是胡宗南的拉关系手法，所谓“当年一起在二十二师”虽说不假，可人家胡宗南那时是二十二师的师长，而他王耀武不过是营长而已，中间隔了好几层，胡宗南当时知不知道有王耀武这个人都成问题。而胡却并不这么说，这里埋伏的心机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王耀武也不含糊，包括对胡宗南的称呼上，王耀武都做了必要的调整。他管胡宗南叫“师长”，既不称“司令官”，也不叫“师座”，如同当初见顾祝同称呼“主任”一样，这里面也充满了玄妙。“师长”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叙旧”，因为胡宗南早就是王耀武的老长官，二十二师的师长，那么，为啥不称“师座”呢？因为今非昔比，胡宗南此刻虽然还是第一师的师长，但已经被老蒋任命为纵队司令官，称呼胡宗南为“师座”容易混淆胡现在的级别，胡这个人一向讲求边幅，王耀武在这点上当然明白得很。二则胡宗南本来就是教师出身，前后干了八年教书匠，手下带出来三百多个学生，其中像程开椿、潘天钧这些人都成为胡宗南身边的重要亲信。再者，胡宗南在黄埔，期数早于王耀武两届，而且胡宗南还是黄埔生中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的，“四一二清党”前，胡宗南便已经是少将了。所以，“师长”还有尊为“老师”的意思。---------------------------------------------------------------------------------------------------------------------------------------------------------------胡宗南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在国军中的第一个军长（1936.4），第一个兵团总指  

胡宗南

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堪称传奇（第一个师长的名头被范汉杰夺走，后范参加福建事变，不久重回蒋阵营充当胡的副手后，就再也追不上胡的晋升步伐）。  1923年，因竞争校长失利及父亲包办婚姻，胡宗南离家出走广州，报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1924年得同学在上海做毛竹生意的章云家长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其身高不足1.6米， 体格检查时被淘汰，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参加考试4月被录取；5月5日入校，编在第1期第2大队第4分队；6月16日正式开学，此间结识了“同乡”蒋介石；11月于黄埔军校毕业后，胡宗南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 　　1925年2月，调任机枪连中尉排长；3月参加第一次东征棉湖战役，因功升机枪连上尉连长，4月任第1师第2团第2营营副；6月参加讨伐杨刘叛乱；10月参加第2次东征河婆战役。 　　1926年初升任第1军（何应钦）教导师第2团（团长胡公冕为共产党员）第2营营长；7月把同乡戴笠推荐给蒋介石，胡宗南在胡公冕的推荐下，升任教导师第2团上校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同月，参加了北伐战争，任第一师团长。10月，胡宗南在南昌城郊使用火攻计，以1个团的兵力打败孙传芳1个精锐师，俘虏军长李彦春等；11月教导师改为第1军第1师，隶属东路军（何应钦）序列，进军浙江。 　　1927年3月20日攻克上海；5月任第1军第1师少将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成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将军；8月从杭州飞驰南京参加龙潭战役；10月26日，胡宗南升任第1军（刘峙）第22师师长；11月击毁直鲁联军白俄雇佣兵装甲车队。1928年4月参加第二期北伐。8月第22师缩编为第1师第2旅，任旅长,11月所部在蒋介石校阅中因训练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旅”。 　　1928年4月参加第二次北伐，一举攻占蚌埠；5月1日进济南，5日撤退到曲阜整训；10月第1军第22师整编为陆军第1师（刘峙）第2旅，胡宗南任少将旅长；11月蒋介石亲临徐州校阅第1师，第2旅被誉为“模范旅”，其第3团受阅成绩列全国陆军第一。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胡宗南率军警戒武汉，第2旅改成第1旅，胡宗南仍任旅长。1930年5月参加中原大战，在河南开封附近与反蒋部队作战，6月7日胡宗南任第1师代理师长，沿陇海路迎击西北军孙良诚部。 　　1930年率部参加蒋冯阎战争，战后任第1师师长。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师中将师长，7月参加讨伐石友三。   

黄埔时期的胡宗南

1932年3月，胡宗南、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5月参加“围剿”大别山的红4方面军，胡宗南乘红军兵力分散之际，将红军第10师和第12师拦截包围于河口镇以东地区，红军伤亡很大，6月红4方面军向西北突围时，胡宗南等几十万大军尾追拦截，与杨虎城部将红军压缩在漫川关，徐向前、许世友等几经拼杀才突出重围，不久率领第1师进入甘南布防。 　　1935年2月任“剿匪”第3路第2纵队司令官；4月9日叙任陆军中将；9月任“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2纵队司令，在川西北地区阻击红军；11月2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5届中央督察委员，　　1936年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1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进攻陕北红军，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宗南正在陕西惠安堡附近，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旋即赶到天水，支持戴笠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1937年2月第1军开赴陕西凤翔，受顾祝同指挥，向西安施加军事压力；4月24日辞第1师师长。7月7日抗战爆发，9月2日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3日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学生中第1个军团长，由于第1军仓促上阵，两度参战部队损失很大；11月6日第17军团撤出战斗；12月回关中。 　　1938年5月12日任第1军军长，参加开封会战，指挥部下攻打兰封外围，扫清了通往城内的道路，但土肥原第14师团仍突围而去；6月18日兼任第27军军长。 　　1939年1月14日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8月4日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集团军总司令；12月，胡宗南受蒋介石指使，集结部队准备向延安进攻。 　　1940年1月，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奉命在空军的配合下，向陕甘宁边区纵深进犯，蚕食5个县，并公开喊出“消灭边区”的口号，严密封锁，构筑了一条长达700余里的由碉堡、工事组成的封锁线。 　　1942年7月23日，胡宗南升任第8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8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 　　1943年7月，胡宗南曾密谋突袭延安，被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熊向晖暴露而作罢。 　　1944年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因不服司令长官陈诚，称病赴华山休养；5月日寇土肥原部调集12万兵力突然进攻中原，守军连失数城，土肥原率兵向西急进，如入无人之境，6月13日中美空军大炸豫西之敌，胡宗南部猛烈反攻，取得胜利；8月17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与陈诚数次冲突；9月空运增援桂林、重庆；12月19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1945年1月12日就任代理司令长官，辖4个集团军、16个军、42个师、5个特种兵团，计45万人；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7月31日被正式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学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8月21日被任命为洛阳、郑州、开封、新乡地区的受降主官，向石家庄发动进攻；9月22日在郑州接受日本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投降，共6万余人；10月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此时第1战区指挥的部队有5个集团军、25个军，总兵力达50万人，势力分布到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晋东南地区；10月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6年1月1日，胡宗南被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副主任；3月1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4月所部国军整编，军改“整编师”，师改“整编旅”，胡宗南部下20多万；7月4日整编第1军越过黄河，企图与阎锡山部南北夹击太岳部队；9月，其部队分两路进犯晋东南，与山西阎锡山部队配合欲“肃清”解放军太岳兵团（司令员陈赓），24日整编第1旅被全歼，旅长黄正诚被俘，接着整编第48旅遭受歼灭性打击，旅长何奇被击毙，胡宗南慌忙收兵。 　　1947年3月4日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3月13日指挥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3月19日令整编第1师第1旅进入延安，胡宗南被授二等大绶云麾勋章，        1949年2月1日兼第12编练司令部司令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其残余部队陆续被围歼；　　1951年9月9日，胡宗南化名为“秦东昌”，就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驻守大陈岛，指挥部队骚扰破坏大陆沿海。 　　1952年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53年7月23日胡宗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8月进入“国防大学”进修。 　　1954年2月从“国防大学”毕业，在台北家中闲居。 　　1955年9月胡宗南就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56年4月以考察名义到美国访问。 　　1957年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9年10月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2月进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任研究员。 　　1960年9月任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会长、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 　　        1962年2月6日胡宗南病情恶化，7日“总统府副秘书长”蒋经国奉父命探望，10日蒋介石亲自探望，胡宗南激动万分，涕泪交流，14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7岁，2月15日以台晋字第198号令，“故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另颁“旌忠状”，“以永垂式范”，台湾成立以何应钦、顾祝同为正副主任的治丧委员会，移灵台北市极乐殡仪馆，17日公祭，蒋介石亲自参加祭奠，发表纪念讲话，挽“功著旗常”；3月13日颁发“褒扬令”；6月9日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纱帽山麓。  刘子衡(1905――1981)原名刘位钧，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山东滕县（今滕州市）城关杏花村人。出身于佃农家庭，        1926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　　1929年6月，子衡组织学生上演话剧《子见南子》，引起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刘子衡及学生会负责人王宗佩被开除学籍　　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学习。        1931年夏，转入青岛大学正科学习。 　　1933年入山东大学。 　　1 934年，刘子衡随南京中央研究院董作宾率领的考古工作队到曲阜、兖州、邹、滕、峄等县参加考古工作，对滕县安上遗址的铜器、陶器、曹王墓墓葬结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董作宾展开辩论，蔡元培等人写信表示鼓励，当时《大公报》进行了报道。　　刘子衡博闻强记，才思敏捷，精通易经，善于讲演，语惊四座，能使听者心悦诚服。 　　1935年暑假期间，他去南京给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讲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刘子衡去庐山见蒋介石，蒋询问救国之策，子衡答以“联共以抗日”。 　　抗日战争期间，刘子衡为宣传抗日，广交社会著名学者。与蔡元培、闻一多、老舍，林森、冯玉祥、胡宗南、顾希平、董钊、李济深、顾祝同、王耀武、于右任、何应钦、吴忠信、白崇禧、李延年、萧湘、朱绍良、李玉堂等人经常来往　　　　1945年9月，林伯渠函告刘子衡，劝其利用讲学活动投入反内战斗争。在重庆国共和谈期间，俞鹏飞、顾祝同派黄埔号专机接刘子衡去重庆商谈国事。 　　1946年夏，李济深来信约刘子衡到南京商谈关于开展反美蒋斗争的问题。刘到南京与李会谈后，又到梅园访晤了冯玉祥、张治中。接着，又访晤了周恩来和董必武。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刘到处作反内战讲演，并写了题为《打不得九论》的文章，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出版的《山东公报》上发表。　　1947年2月24日夜，特务向刘子衡和孙墨佛的住室(当时住在徐州云龙山花园招待所)乱枪射击，守卫李守义在抵御中死亡，彭云鹤受重伤。他为策动李玉堂、吴化文、刘仪、聊云灿、朱兴汶等人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为山东的解放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9年3月刘子衡到达北平， 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去南京敦促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 　　1949年4月7日下午，李宗仁设宴招待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一行，刘子衡建议李宗仁直接向毛泽东主席发电报，表明他愿承担一切责任，并要求豁免战犯蒋介石，以使北平和谈能够进展顺利。宴会之后，李宗仁请刘子衡代为拟稿，李阅后当晚向北平发出。次日，毛泽东复电，国共和谈重新在北平举行。4月15日，《申报》与《大公报》同时报道《刘子衡发表和谈声明》。 　　4月23日凌晨，，刘子衡邀李民欣从明故宫机场乘专机返回北平。　　新中国建立不久，刘子衡在济南定居。刘子衡先后担任山东省土改委员会委员，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司法厅副厅长，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省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9年元旦，刘子衡发表了对台录音讲话。 　　刘子衡向以布衣自居，不慕荣利，人称“布衣大师”。他的生活经历奇特，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他博学强记，勤于经史，淹贯群籍，旁及佛道。生前曾任全国文献委员会顾问，著有《周易正义稿》《同文尚书校注》《孔子编年》《孔氏医案 　　注释》以及关于老、庄研究的文稿等。 　　1981年7月20日在济南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