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马迁徙的目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 - Qzone日志

核心提示：苏轼则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无所谓生与死，生与死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形式罢了。而时间的长与短、永恒与变化也是相对的，只要能够将自己的生命都融于清风当中、明月当中、江水当中，将自己的每一分有限都投入到自然界无限的境界当中去，享受每一分生命、月光、清风，就是永生、永恒。

潇洒苏东坡（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康震评说苏东坡》，作者：康震，出版社：中华书局

黄州的东坡居士虽然经受着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煎熬，但他对黄州赤壁的三次咏唱却带给我们美的享受、真的思考与善的情怀。

被贬黄州是苏轼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谷，却也是他精神历程中的一次升华。在这座远离政治中心东京(今河南开封)的江边小城里，苏轼一方面积极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一方面认真反思性格上的弱点，闭塞的环境反而成就了伟大的心灵，黄州也成为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圣地。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回想世事变迁、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苏轼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都凝聚在了长江边的赤壁，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东坡、雪堂、赤壁是苏轼在黄州的三个精神象征，东坡代表苏轼自耕自给的务实精神，雪堂代表苏轼勤奋著述的思想境界，而赤壁则代表他超逸洒脱的文学风采。

苏轼在黄州的所言所思、所作所为，都会令我们情不自禁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黄州的苏轼到底潇洒在何处？他耕种庄稼、走进厨房、广交朋友、慈悲为怀；他撰写著作、勤奋读书、强身健体、反躬自省。黄州的苏轼没有颓废，没有消沉，更没有在黑暗的角落里独自咬牙切齿，而是尽可能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充分理解现实的处境，努力创造生活的乐趣，积极探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艰苦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州苏轼的潇洒与成熟。

也正因为如此，从元丰五年(1082)七月到十月，苏轼在黄州赤壁的三次歌咏，才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因为它代表着四十七岁的苏东坡已经走向成熟与圆融的人生境界：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赤壁赋》)

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夜晚，苏轼与几位要好的朋友，泛一叶小舟，在赤壁之下饮酒赏月。

那时节，江上清风习习吹来，水波泛起阵阵涟漪，大家一边开怀畅饮，一边情不自禁地吟唱起《诗经》中那首美丽的《月出》诗篇：“明月出来是多么的明亮(月出皎兮)，美人的容貌是多么的俊俏(佼人僚兮)！她的身材如此的窈窕(舒窈纠兮)，止不住的相思啊令我烦恼(劳心悄兮)！”不一会儿，皎洁的明月从东山那边缓缓升起，徘徊在闪烁的南斗和牵牛两个星座之间。举目一望，但见一派茫茫的雾气横越大江，水色与天光交相辉映，好一派缥缈如仙的景象！于是，大家任由这小舟在浩淼苍茫的江上随意漂流，船儿好像在空中腾云驾雾，不知道要去向何方；又好似离开了喧嚣的尘世，飘飘然飞上天空化作了神仙！这样的境界真是妙不可言！

东坡居士止不住边饮酒边敲击着船舷唱起歌来，他唱道：“扬起手中的船桨啊，拍打着清澈的江水；船儿溯流而上啊，月光多么明亮；我的心儿早已飘向远方啊，美人多么令人向往！”听着这感伤而动人的歌声，朋友中一位名叫杨世昌的道士和着歌声吹起了洞箫，那呜呜的箫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曲终了，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真要使潜藏在深渊中的蛟龙开始翻滚乱舞，又要使孤舟上的寡妇伤心落泪。

这箫声令东坡居士神情忧郁哀愁，他不禁整了整衣襟，端坐起来，问杨道士：“您的箫声为何如此悲伤呢？”东坡的一句问话不想却引出了杨道士的一番大道理来。杨道士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正是曹操曹孟德的诗句吗？从赤壁向西望去是赫赫有名的夏口(今湖北汉口)，向东望去则是闻名遐迩的武昌(今湖北鄂城市)，其间山川河流缭绕、林木郁郁苍苍，不正是当年周瑜周公瑾围困曹操的地方吗？想当初曹操刚刚攻破荆州，收取江陵，大军顺流东下，雄伟的战船连绵千里，鲜艳的旌旗遮住了天空，曹操举起酒杯面对浩浩的江水，握着长矛写下慷慨激昂的诗篇，真不愧是盖世的英雄！可现在他又身在何处呢？曹操这样伟大的人物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整日不过在沙洲上捕鱼打柴，终日与鱼虾麋鹿为伴，驾着小船，举起酒杯相互敬酒，真好比朝生暮死的蜉蝣，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粒小米罢了！我感慨生命的短暂，羡慕长江的永恒，想要如神仙一样遨游无穷，与明月一样永生不灭，但是又知道这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将这悲伤的箫声寄托在秋风中。”

听罢杨道士的这一番道理，东坡微微笑着说：“您了解江水与月光么？江水日夜流逝，但没有一份减少；月光由圆而缺，但没有一点增损。生与死不过是生命的不同存在形式。由生到死，就像流水由西到东，明月由盈而缺，生命本身其实并无变化。要说变化，天地万物每一秒钟都在变，要说不变，天地万物从来都不曾消失。天地万物，各有其主，不是自己的，一分一毫也无法获取。只要我们愉快地享受这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不就是与自然一起变化吗？又何必担忧生命的短暂，羡慕江水的永恒呢？”

显然，杨道士对时间、生命的领悟还仅仅局限在个人始终的小天地里，因此当他面对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时，便自然发出悲观哀伤的叹息；苏轼则不同，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无所谓生与死，生与死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形式罢了。而时间的长与短、永恒与变化也是相对的，只要能够将自己的生命都融于清风当中、明月当中、江水当中，将自己的每一分有限都投入到自然界无限的境界当中去，享受每一分生命、月光、清风，就是永生、永恒。

苏轼的一番妙语使朋友们豁然开朗，大家重新开始高高兴兴地吃吃喝喝，不知不觉，横七竖八地睡在船上，直到天光大亮。

其实，《赤壁赋》中的这一番主客对话，就是苏轼内心的独白与对话，是过去之苏轼与如今之苏轼的对话，是旧我与新我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苏轼对生命的反省与超越。

核心提示：在大概写于1681年的一篇文章中，牛顿依据《圣经》，论述了上帝创世的计划和过程，其中的诸多细节描写繁琐但井井有条，足以见证作者所花费的心力和精力。因此，像“无神论”这样的字眼，在牛顿眼中，只会是一个贬义词。在一份手稿中，他毫不掩饰对它的厌恶：“无神论使人感到它的荒唐可恶，以致从来就不曾有过多少追随者。”接下来，作者列举了众多他认为能够无可辩驳地证明上帝存在的事例；最后，全文在只能从最虔诚的信徒那里听到的颂扬上帝的词汇中结束。

有些牛顿的传记，致力于证明牛顿在宗教上的兴趣和内心深处的神秘主义情结，与他取得的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之间，存在正向的关联。评价这样的观点是否合理，超过了一篇小文力所能及的范围。不过，从上面简短的讨论中得到以下的结论，我想不至于引起太大的争议：牛顿将行星的运动归之于上帝，不仅不是因为无法解释其成因的无奈，反而是多年来精心思考的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

所以，牛顿晚年没有投向宗教的怀抱，因为他一直就在那里。

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10年7月7日刊，作者：马建波，原题：《牛顿晚年投向宗教的怀抱了吗》，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一

关于牛顿，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比较经典的譬如“牛顿与苹果”、“牛顿请客吃饭”。前者几乎人尽皆知：一个苹果落到牛顿头上，结果“砸”出了他对万有引力的最初思考。后者则频频出现在各种励志类型的说教之中：牛顿请客吃饭，因为痴迷于实验而忘乎所以了，客人倒也不见外

，左等右等不见主人踪影，干脆先大快朵颐而去，等牛顿从实验室出来，看见满桌杯盘狼藉，连声感叹自己记性太差，吃过饭都忘了，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这两个故事是否为真，众说纷纭。不过，它们对牛顿善于思考和做事投入的性格特点的描述相当传神却是不假。

在中国，牛顿还有一个历久不衰的传说——他晚年投向了宗教的怀抱。（这一传说始于何时何地何人，笔者尚未加以详细考证。第一次听说，约莫是在20多年前的初中时段，但其源起显然应该早很多。）与前述两个故事不同，这一传说要有鼻子有眼得多。其前因后果，很多地方是这样讲的：行星围绕太阳运转需要一个与轨道相切的速度，但这个速度从何而来，牛顿没能从科学上做出解释，因此，在晚年只好把它归之于上帝的“第一推动”。最为搞笑的是，这种说法之后通常会有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感叹，大意是为牛顿感到惋惜：要是他学点唯物辩证法就好了，就不至于滑向唯心主义宗教的泥淖了。当然，无论这一说法本身，还是其后的感叹，都是极度缺乏历史感的想当然。

二

有关“上帝之手”的“第一推动”，牛顿的确有过类似的表述。在写于1692年的一封信中，牛顿说：“行星现有的运动不能单单出之于某一个自然原因，而是由一个全智的主宰的推动。”这应该就是“第一推动”的由来。

信是写给一个叫本特利的年轻人的，这个年轻人刚刚30出头，正被一件大事所困扰。1691年，伟大的罗伯特·玻义耳去世了，他是近代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也是当时英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临死之前，玻义耳留下遗嘱，其中特别安排了一笔每年50英镑的费用（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用来举行一系列布道，“反对臭名远扬的不信上帝的人，即无神论者、自然神论者、偶像崇拜者、犹太教徒和回教徒”，但“不要涉及基督教徒自身中间的任何争论问题”。本特利是首任布道人，年纪轻轻即担此重任，既是光荣，更是挑战。为了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就一些重大问题向权威请教，肯定是必要的。基于这样的目的，本特利言辞恳切地向牛顿发出了求助信。显然，在本特利看来，牛顿所构建的体系，在证明上帝存在的问题上是充分而又显而易见的，恰好能够完美地帮助他达到遗嘱的要求。道理很简单，牛顿的体系揭示出了一个和谐运转的宇宙，而这除了说明造物主的仁慈和智慧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

牛顿没有让这位年轻人失望。首先，他毫不犹豫地肯定了本特利对自己的体系在宗教上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进而对其提出的技术问题作出了详细而且热情的回答。从本特利后来写给牛顿的信来看，他的收获颇丰，因为布道的结果非常成功。

此时，牛顿虚岁50，愣要说他已是“晚年”，好像也无可厚非。虽然他人生事业的第二春尚未开始，而且他活到了75岁。（1696年，牛顿离开剑桥三一学院，到英国王室的铸币厂任职，并在新职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直至去世。）问题是，在此之前，牛顿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无神论者吗？

核心提示：本文所述是孔子的基本政治主张，并不“迂腐”，也没“过时”。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都是继承和发扬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有积极意义的为政之道。

《孔子圣迹图》明·吴伟（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广州日报》2010年8月25日B09版，作者：沈沧源（作者为作家、高级编辑），原题：《孔子论“为政”》

于丹教授谈到孔子的思想体系时说：“可以说孔子的思想分两个体系，一部分是政治体系，另一部分是个人修养体系。关于政治体系部分，非常迂腐，已经过时了；关于个人修养的体系，拿来用，只要结合当下，它是有积极意义的。”（见2010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文教周刊》）

姑且不说于丹教授把孔子的思想分为“两个体系”是否准确，就其关于孔子的思想政治体系部分，“非常迂腐，已经过时”之论（下称“过时论”），我对这点不敢苟同。鄙人愿谈谈浅见，以就教于丹教授。

“为政以德，以德治民”

《论语》有八十多章是论述“为政”的。虽然有些论述已不能与时俱进，但许多政治主张至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政以德，以德治民”是孔子“为政”的核心思想主张。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就是说，执政者要用恩德推行国政，就好像北极星坐在它的方位上，而群星都环绕着它。老百姓就像“群星”，执政者就像“北辰”。如果执政者能用恩德施于民，那么老百姓就会拥护你。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孔子所言为真理。不管哪个朝代，如果执政者能以恩德施予民，而不是施予繁重的苛捐杂税剥削人民，那么就能国泰民安。远的且不说，就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说，由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昌盛，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居乐业。中国共产党就像“众星拱北辰”那样，更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孔子认为，执政者不仅要“为政以德”，也要“以德治民”。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说到“以德治民”时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执政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约束人民，这样人民虽然可以避免犯罪，但心里不知羞耻；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教化）人民，用礼制来统一人民，那么人民就会有羞耻心，而且会改正过错。

在孔子看来，用政令和刑罚治理人民，倒不如用道德和礼制去治理人民。这种看法，虽然有些偏颇，但其强调了用道德和礼制去感化人民的重要性。这一政治主张是符合儒家思想核心“仁”的。

诚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封建统治者，是用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去感化百姓的。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时代，是要用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去感化人民。但是，对于儒家一些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观念，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道德观就有积极意义。

在施行“以德治民”时，孔子认为，执政者要率先垂范。

季康子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道，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以德治国和治民，执政者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你行善了，人民群众就会跟着行善。这样何必去杀掉没有道义的恶人而造就有道义的好人呢？这里所说的“君子”是指国君，“小人”是指百姓。孔子把国君之德比作风，百姓之德比作草，草是随风而倒的。如果国君没有恶行了，那么老百姓也就没恶行了。在于丹教授看来，这也许是“过时”了。

孔子所宣扬的“为政”思想主张，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取信于民，也是孔子所主张的重要的为政治国之道。

“足食、足兵、足信”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个基本条件：足食、足兵、民信。但是万不得已要在这三者之中除去两项时，应如何按轻重缓急去除呢？孔子又认为，先除去“兵”，再除去“食”，“信”不能除去。此论虽有如于丹教授所说“迂腐”，但这反映了儒家的民治思想，即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信”是紧紧相连的。要取信于民，民无信，则国亡；民能信，则国立。执政者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那么即使有再多粮草、军备，也不能保证把国家治理好。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多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统治者不能“取信于民”。其实，执政者对百姓是否守“诚信”，也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守信，则有德；失信，则无德。有德，则守信；无德，则失信。

本文所述是孔子的基本政治主张，并不“迂腐”，也没“过时”。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都是继承和发扬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有积极意义的为政之道。

西安大雁塔，凝聚了多少唐朝工匠的智慧和心血。

文学大师柳宗元，能从木匠身上悟到做宰相的艺术。

唐朝大明宫虚拟图，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个杨木匠在指挥这项浩大工程。

本文摘自《广州日报》2010年8月25日B09版，作者：刘黎平，原题：《<是非成败说通鉴之隋唐篇>跟唐朝小木匠学管理》

史上那些成败

经理人这个职业不是说在资本社会、商业社会才有的，有人群就有交换，有交换就有商业，有商业就有职场，有职场就有经理，这个是不能以社会形态来划分的。

古代的商业，比我们想象的发达，古代的职场经理，比我们想象的精明。

我们来看文学名家柳宗元笔下的唐朝经理人故事。

印象：连床都不会修的笨木匠

咱先讲一个故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有个妹夫叫裴封叔，家住首都长安的光德里。我查了一下唐代长安图，发现光德里位于长安政治中心——皇城的西南边，与朱雀门相距不过两个街区，而且又紧挨商业中心区西市，放到今天的北京，起码应该地处二环之内吧，绝对不会跑到密云那样的地方去。

那时候的房价怎样呢？柳宗元正处中唐时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唐德宗赐给大将李怀光的外甥燕八八一千贯钱，也就是一百万钱，让他在长安城内买房子。既然是高干子弟，买套房子应该不会少于现在的一百平方米吧。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房价了。

柳宗元妹妹、妹夫家住的房有多大？我想应该不小，因为他们有空房子可以租出去。

有一天，有人上门来租房子，这人姓杨名潜，自称是个木匠，来长安城干活，至于租金的支付方式，就是替屋主人干活。杨木匠的装备有点怪：有尺子墨斗，却没斧子锯子。裴封叔不免有点疑心，既然以干活的方式支付租金，那你杨木匠会干什么？杨木匠说：“我会选材，会指挥工程，没我，就甭想建成一座房，我帮人家干活，拿的佣金是同伙的三倍。”这话说得不踏实，看来这人不踏实。

有一天，杨木匠睡的床坏了一只脚，杨木匠束手无策，居然说：“早晚请个人来修理一下。”柳宗元正好在场，见此，笑道：原来是个只说不练骗饭吃的。

反差：指挥首都政府大楼装修

没多久，长安城的衙门要装修，按现在的理解，就是北京市政府大楼要装修。这个工程不一般，主持工程的绝对不能是平庸之辈。柳宗元当时是个京官，对于这样的工程肯定会目睹的。某天，柳宗元经过长安市政府大楼的装修工地，发现工地上堆满了木材，挤满了工匠，他们有的拿斧子，有的持锯子，都百鸟朝凤一般围绕着一个人。那人左手拿尺，右手拿棒，像个现代导演一般，指挥棒一舞：“动斧子。”马上有工匠屁颠屁颠跑过去挥斧子；那人回首一举指挥棒：“动锯子。”马上有工匠屁滚尿流去锯木。一群能工巧匠都看他的脸色，听他的号令，没有一个敢擅自做主。谁干得不好，一声怒斥，马上走人。那位指挥在墙上画设计图，一尺大小，把整个大厦的构造全表现得精确无比。若干日之后，工程完毕，却只署了一个人的名字，就是那个总指挥的名字，总指挥是谁？

居然就是那个在柳宗元妹妹家租房，连床都不会修的杨潜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