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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非：不愿想起，不能忘记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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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泪珠 2010年09月03日 12:17 阅读(0) 评论(0) 分类：历史之觞 权限: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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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仰望星空的青年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Fri Sep 3 03:19:15 2010)
仰望星空的青年
作者：童话
本文写一位仰望星空的青年，他酷爱天文学，对寰宇的奥秘充满了童心，从少年时期起就
在许多宁静的夜晚观测星天。可是当温先生的新近题词使“仰望星空”时髦起来时，他却
早已是宇宙间的一粒尘埃。
四十年前他被枪杀，只有二十五岁。他叫唐志强。
几年前，一位青年文革研究者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救出了一份文革时期的《通知》（19
70年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制），那实际上是一份1970年“
一打三反”运动前夕“供群众讨论”量刑的死刑犯名单，名单上的二十人均已于1970年被
处决。唐志强名列第二，他的罪名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唐志强，男，二十五岁，安徽省人，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
唐犯思想极为反动，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大量书写反动日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投机投靠外国未遂。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唐犯化装成
外国人，携带我国重要政治、经济情报三百余份和反革命信件多封，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
，当场被抓获。
笔者已有能力去理解和质疑上述的指控。因为，同时期的受难者遇罗克、沈元、王佩英、
马正秀等杰出人士的生、死、冤，早已彻底颠覆了笔者的认知。笔者深信，唐志强会是一
位具有近似人格的牺牲者，唐志强案也会是一个具有近似情节的冤案。可是，有什么史料
能支持这个判断？除了《通知》上的一个名字和一段文革司法机构的判词，唐志强在这个
世界上还留下了什么？
追寻唐志强生命的痕迹，果然，他的音容还留在一个署名“大饭”的人的记忆里。“大饭
”的博克文章题为《往事的印记》，2007年他写到：
唐志强，我的天文老师，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个子不高，性格内向，工作认真，朴实
无华。他热衷于天文，经常深夜里把我和刘百操﹑王一宁等几个人叫起来，遥望夜空，观
测星星，耐心的向我们讲解夜空的奥秘，他教会了我们许多天文知识，激发了我们探索天
文的兴趣。想不到一天下午，他被警察带走了。据说他反对林彪，当我们听到他的死刑判
决书时，都惊呆了，茫然与惶恐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释怀……。他走的时候，只有那些
基督教友为他送行。
几年后，林彪叛逃坠机灭亡的下场使我又想起了唐志强，我为之惊叹，也为之惋惜。（新
浪博克“鹰击长空”2007-02-02 23:26:30）
“大饭”在哪里？唐志强其他学生在哪里？他会不会有专著留在这个世界上？
笔者联络受访人无果，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安静的阅览室里找到了唐志强的遗作。那是期
刊《天文爱好者》，能查到的遗作竟有三篇。
1963年唐志强还是北京八中的学生时，就在当年第十期《天文爱好者》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我对天鹰座n星的目视观测》的文章，报告了对天鹰座n星将近两个月的观测、计算结果
，他的开篇是：
“天鹰座η是一颗造父变星，我在去年10月4日—12月2日对它进行了近二个月的目视观测
，每逢晴天夜晚都要观测一次，共得亮度记录48次。……”
独对发黄的书页，眼前有一幅静夜星天的图景淡出，唐志强变得真实起来。特别是看到他
的名字被人涂污，打了叉子，旁边还有“叛徒”二字，更是涌起了一阵辛酸。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天文爱好者》1963年第10期第15页局部
唐志强的第二篇遗作《我们的天文小组》刊登在《天文爱好者》1965年的第七期。这时，
他已经是“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从1963年以八中的学生身份发表文章
，到1965年成为西城区少年科技站的专职天文辅导员，可以断定，唐志强没有进入大学，
凭其对天文科学之专，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被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录用，开始从事天文辅导员
的工作了。
《我们的天文小组》一文是唐志强对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小组工作的报道，该站天文室
于1963年9月成立，天文小组从无到有，到发表《我们的天文小组》一文时，已经有了组员
101人。文中记述了天文辅导员的具体工作，“在初、中、高级组里，除由天文辅导员讲授
天球坐标，时间计量，望远镜等基础知识外，还可按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分别参加变星、
流星观测和制作望远镜等活动。”
行文至此，出现了一幅说明文字为“辅导员正在指导组员制作简易望远镜”的照片。那位
躬身做示范的青年，应当就是辅导员唐志强！文中另一幅照片呈现了他的正面，他正在演
示利用手摇计算机进行观测归算。他多么年轻！
翻至1966年的《天文爱好者》，想到文革在这一年开始，不禁感到沉重。不过是年《天文
爱好者》的第二期仍刊有唐志强的文章，标题《一颗明亮的大流星》，竟然谶语意味。当
时山雨欲来，唐志强仍在专注地观测星天。他写到：
“1965年11月3日东经120ｏ标准时（即北京时间1时47分），我正在观测（观测地点北京西
城区）的时候，突然，一颗明亮的流行垂直地平向下飞过。这颗流星极亮，可能是一颗火
流星，亮度估计约为负4.5等，出现时天空背景都被照亮。……”
1966年6月8日，《天文爱好者》停刊。停刊号塞进了 “毛主席语录”，充斥着如下与天文
科普风牛马不相及的文章：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社论）、《千
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军报》社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
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仇恨怒火越烧越旺，决心捣毁“黑店”打倒黑帮
——记北京天文馆职工集会声讨邓拓反革命黑帮》（北京天文馆通讯组）、《决不允许邓
拓等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第二研究室通讯组）、《邓拓抹
煞不了大跃进的事实——从我系的成长驳斥邓拓黑帮对大跃进的污蔑》（肖兴华，倪彩霞
，刘学富，郝允祥，堵锦生，何香涛）、《大跃进万岁》（南京大学天文系五年级天测时
间纬度组）、《党比母亲还要亲》（徐保林）、《坚决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
董淑芬），《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武器——记〈中国天文年历〉的诞生》（中国紫金
山天文台通讯组）。
笔者能够想象出从此以后唐志强的压抑、迷茫和愤怒。血淋淋的斗争场面、满视野的红海
洋、山呼万岁的仪式、锣鼓喧天的集会，对这位习惯于静夜仰望星空的青年是难以忍耐的
精神折磨；天文观测和科普活动的嘎然停止和被迫参与政治运动的生活带给他巨大的痛苦
，而宗教信仰使他的理智仍具有精神投注的能力。仰望浩淼的天宇，面对宇宙的博大，他
的心灵依然自由。他藐视人造的神，也鄙视强求的效忠。可他孤独，只有写日记，与自己
的灵魂交谈，写下思考，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渴望自由，希望有个地方，可以继续仰望
星空，把天文观测坚持下去。这个职业为天文辅导员的二十五岁青年，怎么会“携带我国
重要政治、经济情报三百余份”？他只是希望逃离囚笼，不甘心就那样就范于暴政。
可他没有想与写的权利，也没有躲与逃的可能。他年青的光焰强烈的生命宛如流星，无声
无息地陨落了。天空黑暗，大地血腥。
未能获悉唐志强是否“平反”，那于笔者并不重要。笔者知道，他们残害了他，却未能杀
死他的内心。
“仰望星空”时尚起来，可是其实，我们曾有过仰望星空的人。
2010，8，18
童话：拾来的纸片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Fri Sep 3 03:40:21 2010)
拾来的纸片
作者：童话
右二男孩为童年的大高（载《光明日报》1960年9月2日） 
党的会议记录“纸片”（文中人名隐去）
在二〇〇七年初我们北京小学的同学聚会上，大高（化名）悄悄告诉我，文革大乱的时候
，校长室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他拾到一些纸片，至今还留着。
大高是个天生的收藏家，他四十多年前写的日记至今也还保存着。那一页页写满童体字的
日记夹在文件夹子的透明纸里俨然是文物，很不寻常。大高得意地一页一页翻着，我们都
涌上前去找四十多年前自己哪天打架、哪天做好事、哪天受批评、哪天受表扬的记录。我
在大高的日记中，三次被他树为他学习的榜样！一九六六年的两次是因为“在语文课上积
极举手回答问题”和“日记有内容，篇幅长，字迹工整”；在更久远的一九六五年，他竟
写到“在严肃方面”要向我学习！大高日记播放了一段我的童年录影，我为此而对他心存
感激。
大高没有把他一九六六年在校长室拾到的纸片公开示人。他私下和我说：“那里边还有你
妈妈的材料呢。”这句话一下子夺去了我知道自己四十年前被他树为榜样的得意和喜悦，
我的心不知道怎么就悬了起来。
我的妈妈生前是北京小学教师，但是从我记事起，她就是一个拿着病假工资的长休病号。
一九五七年学校里贴出过她的肖像漫画，把她画成妖冶的阔太太，身旁停着一辆出租小汽
车。我妈妈对钱财不很在意，我们儿时出行确实常常坐出租汽车。一九五七年的事我自然
不记得，漫画肖像是后来妈妈作为笑话自己说的。一九五七年一阵风险，她竟然没出大事
。一九六四年“四清”，她病休也躲了过去。一九六六年在“红八月”中她有惊无险，一
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她险些在宣武公园自杀，可是也活了下来。现在，她去世三
十多年了，却还有“材料”落在我的同学大高手里，这让我不能不惦记着，惴惴不安。
聚会过后，我又是打电话又是发E-mail，婉转而恳切地让大高明白：我一定要看看那份“
材料”，他最好把它转让给我，我会不惜代价。电话里大高的声音四平八稳，他矜持地说
：“我这阵很忙啊。不过，我保证让你看见你妈妈的材料。”
他说话真算数，几个月后忙的工作一停下手马上就给我打了电话。
我赶到大高家，那个夹有一九六六年拾来的纸片的文件夹子已经端正地摆在桌子上了。
那是两页党的会议记录，是从横格本子上掉下来的纸，题目是《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
，旁边注明了时间“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大高指着我妈妈的名字说，“瞧，在这里。”
我一看，我妈妈的名字被列在有“个人政治历史问题”一栏的八人之中。在大高拾来的纸
片上，原来有的只是我妈妈的一个名字。
时间已经销蚀了那所谓“个人政治历史问题”兴风作浪的法力，我的心情便松弛下来，饶
有兴致地研究起那两张纸片来。
第一页是这样的：
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1963年12月始）
党员：19人，占总数18.44 % ，党团员共占总数49.51%
一、总数： 104人，团员32人，占总数30.76 %
群众54人 占总数 %
（注：旁边写有工整的演算算草，是一个阿拉伯算术式。）
二、存在问题：
（一）党团内：
1，家庭中有问题的：4人。（赵XX，王X，王X，冯X）
2，社会关系中有问题的； X人。（注：无数字，看来需要确认）
（马XX （注：后半个括号没有，似乎还想在名单上扩充）
3，有海外关系的：2人。（何XX，尉XX）
4，思想意识不健康的：2人。（武XX，马XX）
（二）群众中：
1，个人政治历史问题，8人（郭XX，肖XX，关XX，陈XX，季XX，肖X，宁XX，崔XX）
2，反、坏基础，4人（张XX，赵XX，李XX，梁XX）
3，海外关系，5人（李XX，王XX，季XX，张XX，陈XX）
4，有修正主义思想，（武XX —— 团员）
5，五反嫌疑：
小偷6人：（肖X，蒋XX，武XX，胡XX，刘XX，李XX ）
投机倒把2人：（宋XX，阎XX）
贪污1人：（陈XX）
6，侮辱女学生嫌疑，X人：（杨XX，张XX，宁XX，赵XX，马XX，刘XX，邵XX）（注：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确认数字，“人”字前有个空格）
第二页是党员、团员、群众的详细名单，密密麻麻共104人。
大高拾来的党的会议记录——《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着实算得上是一件文物。原来在
四十六年以前每个人就是这样要被党的基层会议逐一仔细分析啊！总共五十四个群众，三
十一个都有“问题”。想象着那五名“支委”——三个不太老的老太太和两个不太老的老
头——正襟危坐，对着全校教职员工的花名册逐个地煞费苦心，工整地写下一个个枯燥的
数字和名字，认真地列出算式并计算百分比的情景，我和大高哈哈大笑起来。一九六三年
的那五个支委，没有一个逃过一九六六年坐“喷气式”被斗争，斗他们的大多不是他们认
真分析过并认为有各类嫌疑的人，而是从这个“黑名单”上漏网的党团员和群众。
我妈妈是个不问政治与世无争的人，她被放在“个人政治历史问题”一栏的最后一名实在
是很冤。不过我如今揶揄不止的“个人政治历史问题”罪名，当年确实带给她极大的压力
。一九六八年她甚至把绳子系上了屋梁，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的同事，一位我叫“季
姨”的老师，还有我的班主任关老师，都在这个名单上和她同列一栏，这几位温和宽容的
长辈原来都曾在那样的阴影下工作。党员中有“海外关系”的两名不被信任者，一个是我
大姐的班主任何老师，另一个是我二姐的班主任尉老师。这样看来，我们姐妹三人的小学
老师，竟然全都涉嫌反对革命并受到“组织” 的怀疑。
在这个名单上三次出现的名字“武ⅹⅹ”，那年是个毕业没有几天的师范生。九十年代他
衣冠楚楚，担任北京西城区一座著名小学的校长，现在大概退休不久。他在北京小学的年
月里不知为什么被认定有三条嫌疑：“思想意识不健康”、“有修正主义思想”，而且居
然是“小偷”。我记得青年时代的他面色红润，蓝衣、蓝裤、懒汉鞋，朴素而整洁，身后
总是跟着生龙活虎的学生们。
“反、坏基础”的说法让人不知所云。大高解释：“那些人有可能成为反革命或坏分子”
，我将信将疑。那四个人中，前两名是管理学生宿舍的保育员，我们叫“阿姨”。张阿姨
会写几笔字，在文革中很活跃，居然从“反、坏基础”一跃变成了“造反有理”的人。如
果我没有记错，她还进了革委会。赵阿姨有六个孩子，丈夫是个服刑人员，生活得一直特
别辛苦，却最终没有跌到反革命阵营里去，只是在晚年又结了一次婚。
在“海外关系”一栏中，季姨又上了一次黑名单，看来她比妈妈的境遇更不好。她的儿女
们是我的童年朋友，许多照片都是与他们的合影。我不知道季姨在文革中有什么遭遇，看
见她的名字反复出现，心里多少有些沉重。这一栏中的“张燕卿”是我们的生活老师，满
头白发，和蔼、拘谨、古板，学生开饭时她总是背着手，站在饭厅中央的过道上，恭恭敬
敬地注视学生进餐。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宽严大会”上，随着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
把老白毛押上来！”她被人忽地从座位上揪起，跌跌撞撞地推上了台。事后，她就喝火碱
自杀了。
被列上“小偷”名单的胡ⅹⅹ是我们的校医，浙江口音，服饰体面，丈夫是北大教授，女
儿也娇滴滴的。把她列在小偷里边不知道是如何侦察的，又抓住了什么把柄，想来特别的
滑稽。
最委屈的大概是我的音乐老师马ⅹⅹ。他参加了我们二〇〇七年的聚会，对大高拾来的纸
片却缺乏像我一样的敏感，也没有像我一样去追踪，所以对记录自己青年时代不良信息的
文件一无所知。当年，他既被认为“思想意识不健康”，又被怀疑有“侮辱女学生嫌疑”
。其实，这位马老师极其敬业，曾把北京小学的合唱团训练得阵容整齐，童声如天籁。他
有娇妻爱女，一生没有在男女问题上跌过交。看来是他那艺术家的风雅为革命年代所不容
，才无端被列为怀疑对象。聚会上他已两鬓如霜，高大的身躯佝偻下来，席间感慨地强调
，“好好享受生活吧！”
在大高拾来的纸片上，一九六三年党的领导者们百般警惕却使一个叫肖桂村（见纸片第二
页党员名单）的党员漏网，直到“四清”才“清”出她的问题，导致她一九六五年底服大
量的安眠药自杀。肖老师是学校里德高望重的教导主任，风度翩翩却爱开玩笑，老是称我
“假儿子”。在这张纸片上看见她的名字时，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童年绰号。
在拾来的纸片上，每个名字对于我和大高都鲜活生动。我回忆我的，他回忆他的，谈话像
是推一只皮球，我推给他，他堆给我。那些老师、工友、阿姨，有的健在，有的已经去世
，他们在一九六三年曾经被那样仔细地分析过，并且有那么多被划定为不被信任的人！我
不知道有过多少个这样的党的会议，不知道党的基层组织为了这样的会议耗费了多少时间
，不知道他们做过多少页这样的记录，不知道用这种方法琢磨梳理过多少人，不知道在这
样的控制之下人们的聪明才智还能怎么舒展，不知道在这层阴云底下每一个人经历了怎样
的命运。
不能看不起业余收藏家大高的这件藏品，它是一段历史的真实遗迹。大高嘱咐我，不能把
原件示人——真名实姓，毕竟关乎当事人的名誉。收藏家大高不仅有眼光，还很有道德呢
。
2007，6初稿
2010年3月修改
--
方非：不愿想起，不能忘记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Fri Sep 3 03:04:13 2010)
不愿想起 不能忘记
作者：方 非
一、金 条 与 书
当年，我家住的宿舍大院要折了盖楼，于是我们搬到了一条深深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刚搬去两个多月，“文革”就开始了。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京城，满耳听到的，不是“破
四旧”就是“抄家”。
一天我回家，天已黑了，满胡同的树影在灯光下摇曳，走到门口，忽然发现大门两边的树
影下站着两个人，吓了我一跳。我不认识她们，但一看那装束神情就知是街道上的造反派
，我不明白这时候她们站在这里干什么，心中奇怪，她们也在黑影中一声不响地盯着我。
我推门走了进去。
半夜时分，门被砸得山响，一群陌生人闯了进来，他们手抡着“武装带”，破门而入后一
句话不说就开始又翻又砸。当时父、母都已被关进单位的“牛棚”不能回家，家里只有奶
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他们喝令我们站在一边低头认罪。
只听皮带抡得呼呼响，耳边一片稀里哗啦的破碎声。他们闯进来时我认出其中两人就是傍
晚站在我家大门口的那两个，我想，这就是抄家了。
他们不停地在屋里乱摔乱砸，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趴在墙上或地上一边敲一边听。事后
我才知道，他们是在找夹墙或地窖。可当时心里非常奇怪，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几个屋子
都这么折腾遍了，最后有人突然喝问：
“说！你们家的金条都藏哪儿了！？”
这句话令我瞠目结舌，真是闻所未闻。
从进入中学争取“入团”开始，我就知道了我家的“问题”是属于“思想上、政治上”的
，因为父亲是“右派”。为此，团组织找我谈过多少次话，我也“认识”过多少次，全都
围绕着这方面。
可现在，他们忽然对我提到什么“金条”，问我家有没有金条。
这话我听起来简直太荒谬了，不由得脱口而出：
“我父母都是靠工资吃饭的，我家哪儿来的金条？”
有一个红卫兵小将抡着皮带喝道：
“还不老老实实交待！还敢顽抗！要不是刚刚颁布了[十六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打人，
我！我真想打人！说！金条藏哪儿了？！”
“说！你们家的秘密地窖在哪儿？”
皮带带着呼呼的风声一下一下抽在椅子上，把椅背上的漆都抽掉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害怕：
阿弥陀佛！幸亏公布了十六条，多么伟大英明的毛主席！
阿弥陀佛！多么听话的红卫兵小将！这真是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
正在闹着时，忽听有人在院里兴奋地喊了起来：
“快来！地窖在这儿呢！”
他们一窝蜂地冲了出去。
院里一个隐蔽角落有一间屋子，门紧紧地被一把大铁锁锁住，他们认定金条藏在这里，勒
令我把门打开。我告诉他们这院子是单位宿舍，这是公家的房子，里面堆的是公家的一些
杂物，我没有钥匙。他们不信，喝道：
“到现在你还不老实！你们家的金条准藏在这儿了，赶快打开！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他们嚷嚷着要砸门撬锁。这时有位邻居出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这间屋子是公家的，里
面堆着一些建筑材料，都是公家的东西，钥匙在单位。
他们根本不听，问他是哪儿的，与我家什么关系？那位邻居说他也住在这院，与我父亲是
一个单位的。还是不行，问他什么出身，于是人家正色道：
“我出身贫农，革命退伍军人，现在是单位的保卫科长。”
这样，他们才不喊了，也不再要砸那间屋子的门了。
他们又回到了屋里，在一堆破碎杂乱的东西中进一步地仔细翻腾。不一会儿，从父亲书桌
的抽屉中翻出了一张集体合照，他们认出了上面的几位国家领导人。于是在一片惊愕的议
论声中，我听明白他们原来对我家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父亲姓甚名谁，也不
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连我们这院是单位宿舍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整个院子是
我们家的。
到这时我才注意到来抄家的人，除六、七个街道上的造反派外，还有十几个穿黄军装、戴
红袖章的红卫兵，其中大部份红卫兵竟然都是外地口音。
后来，他们又翻出了我母亲的日记，其中写到对于父亲被划为右派想不通，他们说是反动
日记，交到母亲单位，从此我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找不到金条，也没看出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天已亮了。他们有人去打电话叫卡车。其
他人没事干，开始审问我奶奶。问她什么出身。奶奶说是地主。有一个红卫兵就抡着皮带
喝道：
“你这个老地主，现在蒋介石喊着要反攻大陆，你一定很高兴吧？你整天盼着他回来吧！
”
这又是太荒谬了！我忍不住又说：
“我奶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那个人抡着皮带说：
“你还敢顽抗！把她捆起来！”
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的手从后面捆了起来。
他们还嚷嚷着要把我奶奶遣反回乡，交给贫下中农专政。一个街道上的人（后来我知道是
街道主任）说： “我去给派出所打电话！”
一会儿她回来了，把那个总是抡着皮带的红卫兵叫了出去，在外面小声说了些什么，就再
也没提遣反的事。
大卡车来了，他们开始往外抬东西，一箱箱一件件。
可能是那位邻居给父亲单位打了电话，单位很快来了人。他们来时，第一车东西已经拉走
，正在装第二车。他们进屋来看了看说：
“这些书不能拿走，这里很多都是公家的。” 意在保护这些书。
其实即使他们不说，抄家的人也不会要那些书，他们已经把书都倒在了地上，只是费劲地
把放书的大书架和几个高大的玻璃书柜抬走了。
大卡车拉了三回，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只剩下几张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这些都
是从父亲单位借的，上面钉着刻有单位名称的铜牌牌。还有就是一地的碎片和一大堆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抄家的原因。
当年我们搬来时，单单是书，就用了两大卡车，一个个大木箱，沉甸甸地往下抬，这情景
不知被街道上什么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认准了那里面是金条！所以“文革”一开始，
街道上的造反派就找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大部份是来京串联的），到我们家抄家找金条
。
但有意思的是，最后他们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大书架和玻璃大书柜，唯独忽
略了那些曾使他们认为是金条的书。说起来，那里面还真有些值钱的版本和一些值钱的字
画呢。后来父亲单位的人把这些都拿走了，“文革”后期，国家作价买了去。
后来，开始退还抄家财物，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那时我早已去农村插队。那年回家探亲
时，我找到了那个办公室，并不指望要回什么东西，只是希望能得到正名。人家翻了半天
，最后说抄家名单上没有你家，说凡是我们抄过的这里都有纪录，拿走的财物也都有登记
，于是让我看一个大表格，密密麻麻的。
于是我才弄清楚，街道办事处，是政府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而街道居委会，只是群众性
的组织。那次抄我家的是街道居委会的人，我又跑到居委会去问。当年参与抄家的人都说
这事不是她们负责，是某某校的红卫兵。我又到那学校去问，说都去农村插队了。至于来
京串联的那些红卫兵，就更无法找了。
我再跑到退还财物办公室，得到的最后答复是：这是群众运动，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对这事我们应该理解。
于是，我对这次抄家的最后理解就是：抄了就抄了吧，你就当它没发生过。
二、土 匪 与 存 折
小时候最喜欢听奶奶讲故事，不是神话传说之类，而是奶奶亲身经历的各种事情。奶奶能
把当时的每一个细节和心情都记得清清楚楚，讲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后来父亲常说，
可惜奶奶不写小说，要写一定能写得非常好。
奶奶出身名门世家，但奶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离乱之中度过。
奶奶与爷爷结婚后就一起离开了家，那时她才十几岁。先是陪爷爷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回
国教书，辗转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学之间。
有一年他们又要坐船上路，正是大夏天，头上大太阳晒着，那时我父亲还不到一岁，并且
正在生病拉肚子。
“怎么办？真是把人急死着！过后还是你爷爷想了个法子，把旧衣服撕成片，有那么一大
包，一路走一路换，换下来就不要了，丢到水里。”
奶奶稍带些桐城口音的绘声绘影的述说使我听得入了迷，丝毫也没有体会到其中的艰辛。
抗战初期，父亲十几岁。当时爷爷在北京已经另娶，奶奶带着父亲在安徽老家过日子，他
们母子二人逃难到桂林。一天敌机来轰炸过后，听说那个最大的溶洞挤死了人，当天父亲
去的地方离那个大溶洞很近，奶奶拔脚就往那里跑。奶奶说：
“吓得我呀，脚都软了！跌跌撞撞地跑到那里，远远看去，那里哭天抢地挤作一团……，
唉，可怜哟！”
那天父亲没在那个溶洞里，可是他看见敌机投的燃烧弹正好都落在他们租寓的那一片地方
，警报一解除他就拼命往家跑，也是心急火燎。因为以往空袭警报，奶奶常常不出去，只
是躲在屋里那张厚实的大方桌下面，幸好那天出去买东西，敌机临空，她就躲进了附近的
一个小溶洞里。
奶奶讲述这事时，仍带着那种惊魂未定的神情，不断用手拍着胸口说：
“那天把我的魂都要嚇掉了！”
这个故事，直讲到他们终于互相找到。我等了一会儿，见她不讲了，就急着问：
“那房子呢，你们住的房子被炸了吗？”
“炸了，那一片都炸平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那你们怎么办，住哪儿呀？”
奶奶想了想，轻描淡写地说：
“记不得了，大概是住在亲戚家了吧，当时桂林还有几家逃难来的亲戚。”
接着奶奶又说：
“那时逃难，太苦了！你们没有经过，哪里知道那个苦！现在总算一家人能安安稳稳地住
在一起啊！”
可是奶奶说错了，“文革”中我家家破人亡、家人四散。
那次抄家后，家中满眼破碎、一片狼籍，无异于当年日本飞机轰炸后的废墟，不同的只是
房屋还在。
记得当时抄家的人刚出门，被迫低头站了一夜的奶奶就迫不及待地指着床下，让我爬进去
。我以为奶奶的神经出了毛病，惊恐地看着她，说：
“奶奶，你要干什么？”。
奶奶一向爱整洁，旧衣服穿在身上也是纤尘不染、干干净净的。生病躺在床上也要时时梳
头，保持头发一丝不乱。可现在，奶奶头发有些蓬乱，脸上的神情让我害怕。
看我楞着，奶奶更着急了，一手指着床下，又压低了声音说：
“快！我的枕头在床底下，你快把它找出来！”
我吓得二话不说，一骨碌钻到床底下，把奶奶的枕头拽了出来。只剩一个枕芯，是湖绿色
旧缎子缝成的，奶奶接过来就撕，缝得很结实，撕不开。奶奶又让我找剪刀，哪儿找啊，
连抽屉都没有了。
“奶奶！你要干什么啊？！”
奶奶急急地低声说：“赶快！赶快把这个枕头撕开！”
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磁片，一划，撕开一条大缝，奶奶伸手进去摸，摸着了什么，这才松
了一口气，一下瘫坐在床边上。
奶奶从枕芯里把手抽出来，手里紧紧捏着一个小小的蓝色存折，递给我说：
“等街道上的人（指来抄家的那些街道造反派）都走光了，你赶快到银行把这钱取出来，
一定要快！”
又说：“这折子里有三百多块钱，如今，我们只有这些钱了，这是我们的活命钱。”
前几天，旁边一个胡同的人家被抄了，接着就封了他家的银行帐号，这是院里的积极分子
们议论时奶奶听见的。我出门去取钱时，奶奶一再嘱咐我，要小心，不能让“街道上的人
”看见，又说，也不要害怕，慌慌张张的也会被看出来。
奶奶给我们讲过，当年在一次逃难途中遭遇抢劫，事前幸亏听了同行一个亲戚的建议，把
钱缝进了枕芯里，所以只被抢走了包裹里一些零星的钱和几件首饰。“文革”开始，父亲
被关了起来，母亲也经常回不了家，奶奶知道乱世又来了，就把自己唯一的一个存折缝在
了枕芯里。抄家时，那个街道主任进来先四处看了一会儿，然后直接就来到奶奶床前，抓
起了奶奶的枕头。她揪出枕芯摸了摸，又使劲抖了抖枕套。奶奶说：当时我的心都提到喉
咙口了！
那个街道主任看看枕头里没什么东西，就把它扔在了地上，奶奶就慢慢挪过去，趁人不注
意，一点一点地把枕芯踢到了床底下。
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靠这些钱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若是没有这些钱，真不知我
们会是什么样。
后来，家属们都要去干校，我收拾东西时拿起了这个枕头，枕芯上用线斜着缝了长长的一
道。奶奶看着枕头，又一次心有余悸地说：
“那个街道主任比那些土匪厉害！那些土匪只晓得翻包裹，哪里会想到枕头里能藏钱，那
个街道主任一定是知道的，她进了门就直接来翻枕头！幸亏我把存折藏在了枕芯中间，她
没有摸到，真是嚇死人哦！以后也不能再把存折放在枕芯里了。”
当时我想，奶奶一定是年纪大了，有些糊涂了，怎么能把响应号召积极革命的街道主任与
土匪相提并论呢？
而且，“以后”？但愿这一次奶奶又说得不对，但愿再也没有“以后”了。
三、小 棉 袄 与 中 山 装
我曾经有过一件非常漂亮的中式小棉袄，本来不是我的，我也只穿了不到一个月，就换了
另一件………，不过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文革”开始不久我家被抄，抄家时是夏天，我们身上穿着单衣，床上铺着凉席，几床毛
巾被，就这么多东西。稍厚一点的衣服与被褥都收在箱子里，所有的箱子都被抬走了。别
说冬天，连秋天都没法过，怎么办？不过，这是当时奶奶在考虑的问题，而我根本没有想
到这些。
有一天奶奶说要给姑姑和另外的几个亲戚写信。奶奶已经七十多岁，眼有些花，手也有些
抖，写个短信与亲戚们互通问讯或报平安都是我代笔。我问写什么？奶奶说问问他们有没
有多的衣服或被盖，向他们要一些。什么！向亲戚们要？这太难以启齿了，我不写！奶奶
说，知道你不会干，但是这个事总要有人来做，天一冷，你们几个穿什么？冬天怎么办？
这个脸我来舍，我去要。
于是奶奶让我拿钢笔来。奶奶的毛笔字非常好，从小临魏碑的缘故，于重朴浑厚之中，又
别有一种端丽绢秀。“文革”前，家里还存有奶奶年青时写的一些诗稿，一张张素雅的诗
笺上，寥寥数行，疏密得当，那些比钢笔字大不了多少的毛笔字，象是撒下的一片锦绣花
朵。若是有人夸这字写得好，奶奶就会很不以为然地说，唉，我这哪里称得上好啊，只不
过会写几个字罢了。
“文革”前奶奶写信必定要研墨，我常常自告奋勇帮忙，但干不了一会儿又嫌烦，就鼓动
她用墨汁。于是奶奶就以十分不屑的神情断然表示拒绝，并感叹我的字太不像样，又叹惜
如今的学校竟然不认真教毛笔字，等等。
以前奶奶从不用钢笔，不会用。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居然有人不会用钢笔？不过现在
奶奶也只好用钢笔了。毛笔和砚台摔碎的摔碎，拿走的拿走，什么都没有了。
我拿来我的钢笔和本子，奶奶握着笔，慢慢地，一笔一划，开始写。我看了几封，都是写
给外地亲戚的，先问候一番，然后就是：
“家遭变故，衣服什物无一留存，秋冬将至，夹衣、棉衣尚无着落。家中如有多余衣物，
望赐一、二。不多谈，他日再谢！”
然后，奶奶计划拜访住在本市的亲友。这反而不太好办，想着那些人家也很可能和我家一
样的遭遇，即使没有被抄，处境也一定是很危险的，以我们现在的身份贸然上门求助，怕
给人家惹来灾祸。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几家，我陪奶奶去。都很远，路上要换车。
有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换乘车站，刚上车不久，有人看奶奶满头白发，就让了座，我道
了谢，刚要扶奶奶坐下，忽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带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厉声说：
“不许坐！先说，什么出身！？”
奶奶低着头老老实实地说：“地主”
“你这个老地主！解放前，你们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出门不走路，坐我们劳
动人民抬的轿子！如今解放了，你们出门还要坐我们劳动人民开的车，哼！让你上车就不
错了，还想坐！还想骑到我们劳动人民头上吗？听着，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你
不许坐！”
一时间大家都僵在那里，谁也不敢动。车轰隆隆地开着，那个座位就那么空着，红卫兵又
指着那个让座的人说：
“你坐下！”
那人赶紧说：“我就下车了，就下车了”，说着向门口挤去。
过了几站，这个红卫兵下去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当时我真怕她把我们轰下车，那么长的
路，奶奶可怎么走啊！从那以后，坐车时再有人让座，我们就说马上下，即使有空座位也
不敢坐了。
那时候谁家都不太富裕，但陆陆续续地，我家还是有了一些衣服，大大小小，肥肥瘦瘦，
还有人给了一些棉花票、布票，还有一床半新的薄被和一条毛毯。有一天，寄来一张包裹
单，奶奶一看字就说，是你大姑姑寄来的衣服。取来打开，果然是一包衣服。里面的一件
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那是一件中式缎子小棉袄，银白色底子，轻烟般若有若无的
银红色撒花，花色奇巧。精致美丽的盘花珠扣直到领口，领子不高不矮，线条优雅。棉袄
里是一层薄薄的丝棉，摸在手里温软柔和。
奶奶有些惊惶失措，把这棉袄拿在手里看了看，又赶快扯过一角毛巾被盖上。
直到晚上关好门，拉上窗帘，奶奶才让我试试。棉袄穿在我身上大小合适，暖和又不臃肿
。但奶奶一直心神不宁地小声叨唠着：“怎么能寄这样一件衣服来呢！那边那个徐奶奶家
有几件缎子衣服，都被红卫兵拿去剪碎了，这是‘四旧’！怎么能穿啊！”
听奶奶说，我的大姑姑穿衣服非常摩登，她的衣服一直都是托人从上海或香港买。这次奶
奶已经在信中告诉她不要寄那些摩登的衣服来，只要寄些很平常的就可以，但还是寄了这
件棉袄，看来这已经是她最平常的衣服了。其他那几件毛衣、针织线衣半新不旧，那样式
和花色也都是这里所没有的，好在穿在里面还无所谓。只是这棉袄怎么办？穿在身上，边
边角角总会露出来一点的。
这件棉袄搅得奶奶心神不宁，她不想让我穿，但只有这一件棉衣我可以穿，最后，奶奶找
来一些蓝布，把这件小棉袄的袖口、领子、前后下摆全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那时我外
面的罩衣是一件男式的蓝色中山装，因为太长太大，我把它的袖子和下摆往里一折，用线
一缝，是我自己缝的，那针脚比绗棉被的针脚小不了多少。
即使这样，每天我出门，奶奶在家还是提心吊胆的。本来一个人关在家里，就容易把想象
中的恐惧放大好几倍，再加上那天在公共汽车上的事情把奶奶吓怕了，她总怕我走在街上
就被红卫兵拦住掀开外衣。我告诉奶奶没那么可怕，但是没有用，在奶奶眼里，这件小棉
袄简直成了不祥与灾难的象征。
过了不久，又寄来一件半旧的水绿色与茶色条纹布面的小棉袄，奶奶马上让我换下身上那
件，把这件穿上。
天气暖了，准备把脱下的棉衣收起来时，我才想起那件银白色的小棉袄，我问奶奶那件棉
袄哪儿去了，奶奶如释重负地说，早送到委托行卖了，我听了，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听奶
奶说，那件小棉袄卖了八毛钱。 就这样，我们穿着亲友们给的衣服过了好多年。那件蓝色
中山装，夏天单穿，冬天罩棉袄，我穿着它去插队，穿着它回家探亲。一天晚上街道上的
人来查户口，进来一屋子人，她们就指指点点当面议论我说： “这孩子对自己要求严格，
能与家庭划清界限，瞧她穿衣服多朴素。”
我一时楞住了，原来还有人这么看问题？
于是我第一次暗暗把自己审视了一番：无论冬夏，一件蓝色中山装，下摆缝着半寸长的黑
色针脚，因为家里没有蓝线，我也没觉得黑线有什么不好。一条灰色的长裤，稍稍有些短
。
哦，原来这样的衣服就叫朴素？原来穿这样的衣服就叫要求自己严格？原来只有当我的家
被他们洗劫一空、自己别无选择地穿着别人给的衣服的时候，这才叫“与家庭划清界限”
？也就是说，当我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这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应处的位置？
当然，这些具体的想法，是以后才有的，当时只是一种感觉。
我忽然又想到：当初奶奶不让我穿那件小棉袄，真是太对了，否则，万一不小心被她们看
见，不知又会招来什么灾难。而我，还一直认为奶奶有些小题大作呢。
那件条纹布小棉袄，去年清理衣物时我从箱子底下拿了出来，想了想，又把它放了回去，
我准备把它改成一个椅垫。
我以为我早已忘了那件银白色小棉袄，可是去年春节前后，看到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穿着漂
亮唐装的男男女女，绸子的，缎子的，盘龙的，撒花的，各式各样，争奇斗艳。我也想买
一件，于是就到各商店去转。进门就问，有没有银白色的？人家指给我看一件，不对；又
看一件，还是不对；单是那花色就不能令我满意，不是花的颜色太红，就是整体颜色太暗
，总之，没有我想要的那种。
于是，我才意识到，我脑子里其实一直有着那件银色小棉袄的影子。还记得当我第一眼看
见那棉袄时，在一片灰灰蓝蓝的衣服中，只觉得它发出淡淡的光，象一弯皎洁的明月。此
后在我的记忆中，这银辉就一直环绕着这件衣服。有着这样的银色月辉的照耀，又有哪件
衣服能比得过它呢？
其实我也知道，那不过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漂亮衣服。
可是，生命中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永远不再回来。
四、历史、虚构与现实
第一次看《红楼梦》，还在读初中。宝、黛、钗之间的事，看得糊里糊涂。贾府被抄家一
节，却有印象，觉得很可怕，贾府的人很不幸。
“文革”后再看，自己有了被抄家的经验，越看越觉得贾府的人还算不上不幸。
当抄家的公差突然闯进贾府时，他们惊得四散奔逃，同时喊着：
“不好了，不好了，多少穿靴戴帽的强盗闯进来了！”
只这一句话，道尽了被抄人家的惊恐与惶乱，不是亲身经历，是绝对说不出的。也许这并
不是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但那次惨痛抄家的情形，肯定是通过讲述，在家族的历史中流
传，这种细节，是编不出来的。 “穿靴戴帽”是公差打扮，代表着官府权威。平时他们随
便进不了贾府，即使奉命进去办什么事，也是毕恭毕敬，大步都不敢迈，更不要说进内宅
了。现在他们忽然凶神恶煞地直闯内宅，而且翻箱倒柜，又砸又抢，十足的一群强盗。可
是仍然穿靴戴帽，仍然代表着官府权威。所以“穿靴戴帽的强盗”，这个名字再恰当不过
。
贾府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穿靴戴帽”代表着官府，就不敢说他们是强盗，而是冲口而出
，意识中没有任何阻碍地喊出了“穿靴戴帽的强盗”这样一个词组。把“穿靴戴帽”与“
强盗”联在一起，这在他们以前的语境中，是绝对没有的。
说他们算不上不幸，也正在这点。做为一个人，在灾难来临的一刹那，他们能够毫不含糊
地遵循着保护自己的本能：不管你是谁，只要来抢劫我的家，你就是强盗。其实，这也是
为人的最低权限，连动物们都懂得保护自己的窝不受敌人侵犯，更何况人。
而我们，在熟睡的深夜里，被惊心动魄的砸门声惊醒，看着那些陌生的、戴红袖章的人气
势汹汹地闯进屋；看着母亲那么珍爱的花瓶、磁器被他们一个个抓起，狠狠地摔在地上；
看着父亲视为至宝的胶版唱片被他们踏得粉碎；看着家被捣毁，家里最后一箱衣服被他们
抬走；我们没有愤怒，没有反抗，更没有认为这是强盗行为，有的只是对这种“革命行动
”的完全顺从。
当时，对一些具体的小事，我可以提出抗议，比如，家里确实没有金条，比如，奶奶确实
没有欢迎蒋介石回来的意思。可是，对于他们的抄家，即使后来暴露出那么多的荒唐可疑
之处，我对它的正义性仍没有丝毫的怀疑。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我连自己的家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我丧失了这
种最起码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斯大林大清洗当中，那些为苏维埃政权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们，在
法庭上当着世界各国记者的面，“坦白承认”了种种子虚乌有的“谋杀斯大林” 、“推翻
苏维埃政权”的罪名，愿意接受极刑判决。这并不是严刑拷打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忠心与
对领袖的崇拜使然。审讯他们的人最终使他们相信：承认自己的死罪，被判处死刑，这是
革命的需要。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他们最
终相信，连自己的生命自己都无权拥有？
一群街道上的居民伙同一群中学生，仅仅因为怀疑一户人家藏有金条，另外，还因为这家
是新搬来的“外来户”，人地生疏——这一点是当我对人性有了更深一步了解时认识到的
，于是就去抄了这一家。市井中种种无端的猜疑和欺生的劣根性，青少年中的幼稚无知和
盲目热情，这是任何时候、包括现在，都存在着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这样
的一些人聚合起来，膨胀起来，野蛮地捣毁了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的家庭？
日本电影《追捕》里，关在那个可怕的医院中的“病人”，曾经都是些意志坚强的杰出的
人，进了那个医院就完全变了。命令他用锥子扎自己的手，他就笑嘻嘻地狠扎下去；叫他
从高楼上跳下去，他就快乐地、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原来，他们是被强迫吃了一种“神经
阻断”剂，他们的大恼被洗劫一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和意志，一切听命于他人。
我知道那是电影里的虚构，实际上那种药和那样的情形都是没有的。但前前后后的想了想
，我又有些拿不准了，那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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