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跆拳道考级证书真伪:新闻话题 2011.04.29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3:48:55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怎看待“公务员吃早饭罚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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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看待“公务员吃早饭罚一万” 导语：近日，武汉市掀起了“治庸风暴”，因为市委书记要求彻底转变部分官员“庸、懒、散”作风。于是，有的公务员因为在风暴中被发现“上班吃早点”，于是被勒令停职反省一个月，调...全文↓
怎看待“公务员吃早饭罚一万”
导语：近日，武汉市掀起了“治庸风暴”，因为市委书记要求彻底转变部分官员“庸、懒、散”作风。
于是，有的公务员因为在风暴中被发现“上班吃早点”，于是被勒令停职反省一个月，调离岗位，经济损失近万元。
在“治庸风暴”中，武汉方面的行动不可谓不下功夫，但这番风暴背后，却有许多值得思量之处。
治庸风暴下，公务员吃早饭损失近万
2011-04-28 第 1641 期
今日话题
“治庸办”是个什么办
工作人员上班打游戏
治庸动机：经济发展环境差
掀起这场风暴的“第一只蝴蝶翅膀”是什么？是公务员上班时手捧的米粉？还是电脑屏幕上的游戏？还是群众的不满？
都不是，是市委书记的彻夜难眠——“我连续几个晚上看调研报告，看后几乎彻夜难眠。”
武汉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上海的33%、北京的40%，广州的52%；工业总产值在19个省级城市中排13位，利用外资排11位，人均支配收入居14位……
为了提升城市的工业产值、优化投资环境，市委书记将目标对准了“庸官”们。于是在4月初，一场治庸风暴袭卷武汉，并且当地还在酝酿加强公务员考核制度。
治庸方式：增设机构、人手，专门“治吏”
不知道“治庸风暴”中的“庸”，是否也含“臃肿”之意，但这场风暴，却让已经臃肿的公务机构更加肥大。
在武汉市设立治庸办后，市政府下属的每个局也各自设立了治庸办。是的，当纪委、组织部、机关 效能办、督查室等“原有机构”纷纷失灵之时，“治庸办”这颗提振士气的灵药被发掘了出来。
而为了提供足够的人手，武汉城管局副局长还专门派人坐在食堂，专门看哪些人敢提前到食堂打饭吃，一旦发现便提醒，再次发现便问责。
另外，武汉还利用了GPS功能，通过技术手段定位公务人员，让他们无法逃脱监控网络……
是的，在曾有的制度与机构外，专门增设的“治庸办”正在大放异彩。
“治庸办”能起什么作用
工作人员上班炒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媒体报道，武汉市城管局被通报后，就成立了一个应对市里暗访的预警机制。凡进入大楼者，都要登记。值班的保安，如果发现疑似暗访人员，要乘暗访人员等电梯或上楼的间隙，找机会报告给保安主管或局办公室。
总之，你有暗访，我就有暗防，第一次被你拍到上班打游戏，第二次还能让你进到办公室？
还有，治庸办的工作人员也是人，如果治庸办也“庸”了，又该怎么办？再新设一个“治治庸办”么？
此外，一位“治庸办”工作人员的话说得很好：“自己56岁了，快退了，也不怕。”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敢得罪人呢？诸多因素，皆需考量。
治庸办并无真实权力
要知道，治庸办既没有免职权，又无处分权，如果没有眼下媒体界的高频曝光，治庸怎可能治得干部“如履薄冰”？
各地在“治庸”过程中的惩罚手段或问责措施多是临时性的，或是免去现职，或是下派基层挂职锻炼，或是轮岗交流。
这些措施手段弹性空间过大，往往都是按照上级权力指令去办。有些地方在相关问责上甚至语焉不详。正因为在“治庸问责”上缺乏刚性制度，一些地方才会风暴过后，“机关病”、“衙门病”继续暴发。
更何况，“风暴”本就是一阵风
治庸风暴，如同其名，是一次标准的运动式严打（执法）。如果不解决好“为什么治、治什么、怎么治、谁来监督”的问题。那过不了多久，如今快被打爆的“治庸热线”也会销声匿迹。
结语：明儒黄宗羲对这种“治庸办”之类的机构有过一针见血之论，他说：“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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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五岳散人：安徽电力巧取豪夺的“车改”阅读原文
五岳散人资深网络评论人士安徽省电力公司算是个值得尊敬的地方。尊敬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年里，它居然能够借着“车改”的名义，给整个系统中300多名副处级官员都配上了公务自驾车，而且从最初的低档车逐渐升级...全文↓
五岳散人 资深网络评论人士
安徽省电力公司算是个值得尊敬的地方。尊敬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年里，它居然能够借着“车改”的名义，给整个系统中300多名副处级官员都配上了公务自驾车，而且从最初的低档车逐渐升级，到目前已经开始换成中档的帕萨特了。这轮换车的行动大概耗费了该电力公司三千多万元。说起来电费涨价真不是无缘无故的，与油价狂飙当中有天价茅台的成分性质相似。
但这个并非是该电力公司得到尊重的原因。最应该尊敬该公司的，是它那种拿着不是当理说的精神。按说这种“车改”，说白了就是一种给垄断机构当中那些亦官亦商的干部们谋福利，到得被曝光之后，居然成为某种先进的实验，而且据说是节约了费用。这个节约是怎么算出来的？该公司算账的方式很奇怪：每辆公务自驾车如果都有专职司机的话，成本就会很高，而这些车要是这些“副处类”以上自己开的话，这笔钱就算是节约下来了。
这就相当于说一个强盗在把别人抢劫精光之后，给了受害人一点儿打车的钱让他回家，然后他就算是盗亦有道，是个可以“感动中国”的人物了。问题是，强盗就是强盗，而借着“车改”变相利用“三公”消费为自己谋福利，居然还能虚拟出一个“节省了专职司机费”用这样的伪前提来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其脸皮厚度还是值得尊敬的。
一直以来，说到“三公”消费当中的公车，都有一个伪前提，即公务车是必须配备的。官方所有的管理以及改革都出自这样的一个前提。但这个前提存在吗？除了警务以及必须用车的部门，普通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必要由公共财政出钱来为他们配车？他们并不是每天都奔忙在各处调研、处理庶政，老百姓办点事儿往往需要到他们的衙门里才行，他们每天出行的最大距离也就是上下班。谁说他们就必须要有公务车来保证走这段路的舒适性？
公务车存在的前提只有一个：公务。其他情况就不能使用。但这个前提总是被模糊，总是被某些人偷换成公务车必须存在。只是管理方法花样翻新，一会儿是公车私用要缴费，一会儿是车补高于工资收入。安徽电力独创性地使用了公务自驾车的概念，利用这个名义把车发给个人使用，还承担用车的所有费用，算得上某种创举了。
哲学上有个命题是这样的：从一个假命题可以推出各种不靠谱的结论。没想到这事儿在实际生活里也可得到这么完美的证明。但这个必须让广大官员都坐上公务车的前提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假设这样一个前提？
道理很简单，这个前提是他们自己提出的，而且不受监督与质疑地提出了。一个人掌握着给自己涨工资的权力，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这么做的话，他会不会给自己涨工资，增加福利待遇？这人只要不是柳下惠，对这种诱惑就肯定会动心。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里，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但这个原因并不复杂，相信很多人都明白其中猫腻。当一件事大家都知道不对在何处，而别人依然可以一意孤行、一帆风顺地把廉政都变成巧取豪夺的时候，这个原因也就不重要了，保证这个原因贯彻在社会生活中的那种力量，则成为了让人充满无力感的最大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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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梁思奇：“餐桌保卫战”缘何屡战屡败阅读原文
梁思奇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可近些年，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地沟油”到“染色馒头”，这“天”不敢说塌了，起码是千疮百孔。吊白块馒头、苏丹红鸭蛋、避孕药黄鳝、...全文↓
梁思奇 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民以食为天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可近些年，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地沟油”到“染色馒头”，这“天”不敢说塌了，起码是千疮百孔。吊白块馒头、苏丹红鸭蛋、避孕药黄鳝、硫磺腐竹……种种匪夷所思的有害食品，让许多国人悲叹：我们到底还敢吃什么？
餐桌不安，国必不宁。为保卫餐桌，国家付出了艰苦努力。几年来，对食品安全底线的屡屡失守，媒体的呼吁不可谓不痛心疾首，政府的查处不可谓不严厉坚决，企业的整顿不可谓不深入彻底，但苦口婆心的道德规劝也好，严惩不贷的法律威慑也罢，都未能阻遏食品安全问题接踵发生。
“餐桌保卫战”屡战屡败说明，现有的提高生产者销售者道德自律、加强监管部门落实责任、“重典治乱”的治理思路一定是遗漏了些什么。
我们希望回答，为什么同是中国食品企业，出口到国外的产品就比内销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要好？是不是企业越大，越有利于食品安全？
我们认为，食品加工行业较重的税负和一味求大的行政引导思路，都不利于打赢“餐桌保卫战”。
据了解，现在，许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税赋较重，生存艰难。目前农产品加工业进项抵扣税率13%，深加工的销项税率与一般工业品一样，均为17%。由于存在进项抵扣，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即使没有增值，仅保本销售，但从账面上看，仍需缴纳增值税。农产品加工行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在具体操作中，税务部门均据进货和销售的发票扣税，人工成本开支无发票可抵扣，这样一来，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税收就显得较为沉重。
内销税负重，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只得将目光转向出口，通过退税来提高收益。而要出口，就必须选用最好的原料、对质量进行最严格的把关，以符合进口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开拓和稳定市场。这种税制安排，导致中国出口到国外的食品比内销食品质量和安全性都好，价格反而便宜。
此外，国内的连锁商场、大卖场，基本被国外各种品牌所垄断，进入的门槛畸高，一般的企业内销很难打入那些连锁商场、大卖场，这样就只能通过不正规的渠道销售。销售渠道不正规，竞争又非常激烈，许多企业为了生存，就铤而走险，以次充好、甚至用有毒添加剂来降低成本。
数以万计的农产品加工内销企业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许多企业之所以勉为支撑，是由于企业的地皮年年升值，企业与银行都把“宝”押在随着城镇化推进，不久的将来土地能够“变性”，由工业用地变为商业或住宅用地，卖地皮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如果中国的大量食品加工企业要依靠房地产业才能获得最后的“解脱”，这种状况下形成的企业心态，食品安全焉能不出问题！
现在，一些专家和政府部门认为，提高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正道。可是，几年前的“三聚氰胺”和最近的“瘦肉精”事件，就发生在如假包换的大企业身上。这说明，这一思路是存在问题的。可是，最近完成的对于乳制品生产企业的整顿，就以提高准入门槛为准则，要求生产企业必须配备相应的检测设备，业内人士称：“小企业投入资金要400万，而大企业投入则要上千万，大批资金本就紧张的乳品企业将会被淘汰。”这些奶企一旦因此关张，人们不得不担心，原来为这些奶企提供原料的大批养牛场、大量奶农，会不会在奶业“前所未有的大洗牌”中，沦落为监管空白地带的黑奶场、黑工厂？这样是会保障食品安全，还是会危害食品安全呢？
食品生产销售点多、线长、面广，监管不易。单纯依靠加强执法或指望通过消灭中小企业来提高安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现状。要形成保卫餐桌的长效机制，唯有综合运用执法、税收、加强行业自律等手段，为食品企业创造宽松的良性竞争环境，才能为洁净的餐桌，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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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何亚福：中国人口问题已积重难返阅读原文
何亚福独立人口学者原题：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的挑战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中国大陆31个...全文↓
何亚福 独立人口学者
原题：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的挑战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
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28日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初步预计，年末全国总人口134100万人。”（即13.41亿人）可以看出，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与统计公报的数据基本吻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在发布会上说：“这个涉及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的问题，我可以向大家说一句。这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或者说这是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本文假定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真实、准确的，下面对这些数据进行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性别结构。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这是总人口的性别比。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但这无助于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显然，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娶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为妻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更重要的性别比数据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这个数据与中国将来出现的光棍问题密切相关。
《数据公报（第1号）》没有给出这个数据，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会上说：“我们这次普查根据初步汇总的情况，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的话）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是这个数据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下降了0.53，比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的119.45下降了1.39。”在国际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水平是102-107，显然，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仍然远远高于正常值。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一直偏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其次是年龄结构。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老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少儿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在人口学上，有一种人口金字塔图，以图形来呈现人口年龄和性别的分布情形，以年龄为纵轴，以人口数为横轴，按左侧为男、右侧为女绘制图形，其形状如金字塔。金字塔底部代表低年龄组人口，金字塔上部代表高年龄组人口。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发展，表现在人口金字塔图上，就是“头重脚轻”：金字塔的顶部越来越大，而底部越来越小，呈现出“倒金字塔”形。
第三是城乡人口结构。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50.32%。也就是说，城乡人口基本上各占一半。现在我国的生育政策是有城乡差别的：城市居民实行“一孩”政策（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农村居民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则不能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可生第二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在逐步推行城乡一元化的户籍改革。笔者认为，不但户籍改革要实行城乡一元化，而且生育政策也应实行城乡一元化。
最后是民族结构。汉族人口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占8.49%。笔者对这组数据感到迷惑不解，因为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44%。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比较宽松，生育率普遍高于汉族，按理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应该是越来越高才对（例如：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占6.7％；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96%，少数民族占8.04％；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占8.41%）。
但为什么从2005年至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公民与汉族公民结婚后，生下的孩子选报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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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陶短房：开道警车非百万豪车不可吗阅读原文
陶短房学者针对网上流传的、义乌街头价值百万的宝马X-6豪华警车，义乌方面迅速回应，称这辆价值百万的豪华警车系专门购进，用于“重要警卫开道任务”的专门车辆。（4月27日安徽电视台）然而，这种理由难以...全文↓
陶短房 学者
针对网上流传的、义乌街头价值百万的宝马X-6豪华警车，义乌方面迅速回应，称这辆价值百万的豪华警车系专门购进，用于“重要警卫开道任务”的专门车辆。（4月27日安徽电视台）
然而，这种理由难以自圆其说。
在大多数较发达国家，一般外事接待和重要官员公务用车，都倾向于轻车简从，不用或少用开道车，以免影响正常交通，这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行政的趋势。即使重大外事接待，开道车的警车，所起的也就是疏导交通、协助警卫等工作，原本也并非只有豪华车方能胜任。
把开道车的好坏、多寡当成身份的象征，这原是封建时代“鸣锣开道，仪仗填喧”的陋习遗存，本就不足为训；义乌不过是发展较好的县级市，即便按封建王朝的定制，州县一级的地方官是“亲民之官”，出行尚且不用“回避牌”，州县接待贵客，也没有自备仪仗、导从的规矩。义乌把“重要警卫开道任务”当成购置豪华警车的理由，真不知这理从何而来。
义乌毕竟是县级市，所能接待的“重要来宾”数量有限，其所罗列的那些“贵客”，更是罕见；全国有2200多个县级单位，在其之上更有287个地级市，以及级别更高的单列市、直辖市，如果都照此规格办理，将是怎样的编制，怎样的开销，又将是怎样的排场？
或许是为平息争议，义乌方面再三强调，豪华警车装备警用后“严格实行专车专用”，只有重要警卫开道任务时才使用，“其他场合一律不得使用”。如果此说属实，问题就更严重了：耗费如此巨额公款，配置一部一年用不上几回、“专车专用”的“趴窝车”，岂不是惊人的浪费？
在当代社会，原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开道车，即使需要也未必非豪华车不可，购置“专车专用”的豪华开道警车，不论是否遁词，都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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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争鸣】人民日报：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阅读原文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全文↓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 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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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看待“公务员吃早饭罚一万”
导语：近日，武汉市掀起了“治庸风暴”，因为市委书记要求彻底转变部分官员“庸、懒、散”作风。
于是，有的公务员因为在风暴中被发现“上班吃早点”，于是被勒令停职反省一个月，调离岗位，经济损失近万元。
在“治庸风暴”中，武汉方面的行动不可谓不下功夫，但这番风暴背后，却有许多值得思量之处。
治庸风暴下，公务员吃早饭损失近万2011-04-28 第 16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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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庸办”是个什么办
工作人员上班打游戏治庸动机：经济发展环境差
掀起这场风暴的“第一只蝴蝶翅膀”是什么？是公务员上班时手捧的米粉？还是电脑屏幕上的游戏？还是群众的不满？
都不是，是市委书记的彻夜难眠——“我连续几个晚上看调研报告，看后几乎彻夜难眠。”
武汉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上海的33%、北京的40%，广州的52%；工业总产值在19个省级城市中排13位，利用外资排11位，人均支配收入居14位……
为了提升城市的工业产值、优化投资环境，市委书记将目标对准了“庸官”们。于是在4月初，一场治庸风暴袭卷武汉，并且当地还在酝酿加强公务员考核制度。
治庸方式：增设机构、人手，专门“治吏”
不知道“治庸风暴”中的“庸”，是否也含“臃肿”之意，但这场风暴，却让已经臃肿的公务机构更加肥大。
在武汉市设立治庸办后，市政府下属的每个局也各自设立了治庸办。是的，当纪委、组织部、机关 效能办、督查室等“原有机构”纷纷失灵之时，“治庸办”这颗提振士气的灵药被发掘了出来。
而为了提供足够的人手，武汉城管局副局长还专门派人坐在食堂，专门看哪些人敢提前到食堂打饭吃，一旦发现便提醒，再次发现便问责。
另外，武汉还利用了GPS功能，通过技术手段定位公务人员，让他们无法逃脱监控网络……
是的，在曾有的制度与机构外，专门增设的“治庸办”正在大放异彩。
“治庸办”能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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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武汉市城管局被通报后，就成立了一个应对市里暗访的预警机制。凡进入大楼者，都要登记。值班的保安，如果发现疑似暗访人员，要乘暗访人员等电梯或上楼的间隙，找机会报告给保安主管或局办公室。
总之，你有暗访，我就有暗防，第一次被你拍到上班打游戏，第二次还能让你进到办公室？
还有，治庸办的工作人员也是人，如果治庸办也“庸”了，又该怎么办？再新设一个“治治庸办”么？
此外，一位“治庸办”工作人员的话说得很好：“自己56岁了，快退了，也不怕。”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敢得罪人呢？诸多因素，皆需考量。
治庸办并无真实权力
要知道，治庸办既没有免职权，又无处分权，如果没有眼下媒体界的高频曝光，治庸怎可能治得干部“如履薄冰”？
各地在“治庸”过程中的惩罚手段或问责措施多是临时性的，或是免去现职，或是下派基层挂职锻炼，或是轮岗交流。
这些措施手段弹性空间过大，往往都是按照上级权力指令去办。有些地方在相关问责上甚至语焉不详。正因为在“治庸问责”上缺乏刚性制度，一些地方才会风暴过后，“机关病”、“衙门病”继续暴发。
更何况，“风暴”本就是一阵风
治庸风暴，如同其名，是一次标准的运动式严打（执法）。如果不解决好“为什么治、治什么、怎么治、谁来监督”的问题。那过不了多久，如今快被打爆的“治庸热线”也会销声匿迹。
结语：明儒黄宗羲对这种“治庸办”之类的机构有过一针见血之论，他说：“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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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电力公司算是个值得尊敬的地方。尊敬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年里，它居然能够借着“车改”的名义，给整个系统中300多名副处级官员都配上了公务自驾车，而且从最初的低档车逐渐升级，到目前已经开始换成中档的帕萨特了。这轮换车的行动大概耗费了该电力公司三千多万元。说起来电费涨价真不是无缘无故的，与油价狂飙当中有天价茅台的成分性质相似。
但这个并非是该电力公司得到尊重的原因。最应该尊敬该公司的，是它那种拿着不是当理说的精神。按说这种“车改”，说白了就是一种给垄断机构当中那些亦官亦商的干部们谋福利，到得被曝光之后，居然成为某种先进的实验，而且据说是节约了费用。这个节约是怎么算出来的？该公司算账的方式很奇怪：每辆公务自驾车如果都有专职司机的话，成本就会很高，而这些车要是这些“副处类”以上自己开的话，这笔钱就算是节约下来了。
这就相当于说一个强盗在把别人抢劫精光之后，给了受害人一点儿打车的钱让他回家，然后他就算是盗亦有道，是个可以“感动中国”的人物了。问题是，强盗就是强盗，而借着“车改”变相利用“三公”消费为自己谋福利，居然还能虚拟出一个“节省了专职司机费”用这样的伪前提来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其脸皮厚度还是值得尊敬的。
一直以来，说到“三公”消费当中的公车，都有一个伪前提，即公务车是必须配备的。官方所有的管理以及改革都出自这样的一个前提。但这个前提存在吗？除了警务以及必须用车的部门，普通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必要由公共财政出钱来为他们配车？他们并不是每天都奔忙在各处调研、处理庶政，老百姓办点事儿往往需要到他们的衙门里才行，他们每天出行的最大距离也就是上下班。谁说他们就必须要有公务车来保证走这段路的舒适性？
公务车存在的前提只有一个：公务。其他情况就不能使用。但这个前提总是被模糊，总是被某些人偷换成公务车必须存在。只是管理方法花样翻新，一会儿是公车私用要缴费，一会儿是车补高于工资收入。安徽电力独创性地使用了公务自驾车的概念，利用这个名义把车发给个人使用，还承担用车的所有费用，算得上某种创举了。
哲学上有个命题是这样的：从一个假命题可以推出各种不靠谱的结论。没想到这事儿在实际生活里也可得到这么完美的证明。但这个必须让广大官员都坐上公务车的前提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假设这样一个前提？
道理很简单，这个前提是他们自己提出的，而且不受监督与质疑地提出了。一个人掌握着给自己涨工资的权力，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这么做的话，他会不会给自己涨工资，增加福利待遇？这人只要不是柳下惠，对这种诱惑就肯定会动心。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里，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但这个原因并不复杂，相信很多人都明白其中猫腻。当一件事大家都知道不对在何处，而别人依然可以一意孤行、一帆风顺地把廉政都变成巧取豪夺的时候，这个原因也就不重要了，保证这个原因贯彻在社会生活中的那种力量，则成为了让人充满无力感的最大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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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食品安全】梁思奇：“餐桌保卫战”缘何屡战屡败
阅读原文梁思奇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可近些年，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地沟油”到“染色馒头”，这“天”不敢说塌了，起码是千疮百孔。吊白块馒头、苏丹红鸭蛋、避孕药黄鳝、...全文↓
梁思奇 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民以食为天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可近些年，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地沟油”到“染色馒头”，这“天”不敢说塌了，起码是千疮百孔。吊白块馒头、苏丹红鸭蛋、避孕药黄鳝、硫磺腐竹……种种匪夷所思的有害食品，让许多国人悲叹：我们到底还敢吃什么？
餐桌不安，国必不宁。为保卫餐桌，国家付出了艰苦努力。几年来，对食品安全底线的屡屡失守，媒体的呼吁不可谓不痛心疾首，政府的查处不可谓不严厉坚决，企业的整顿不可谓不深入彻底，但苦口婆心的道德规劝也好，严惩不贷的法律威慑也罢，都未能阻遏食品安全问题接踵发生。
“餐桌保卫战”屡战屡败说明，现有的提高生产者销售者道德自律、加强监管部门落实责任、“重典治乱”的治理思路一定是遗漏了些什么。
我们希望回答，为什么同是中国食品企业，出口到国外的产品就比内销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要好？是不是企业越大，越有利于食品安全？
我们认为，食品加工行业较重的税负和一味求大的行政引导思路，都不利于打赢“餐桌保卫战”。
据了解，现在，许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税赋较重，生存艰难。目前农产品加工业进项抵扣税率13%，深加工的销项税率与一般工业品一样，均为17%。由于存在进项抵扣，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即使没有增值，仅保本销售，但从账面上看，仍需缴纳增值税。农产品加工行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在具体操作中，税务部门均据进货和销售的发票扣税，人工成本开支无发票可抵扣，这样一来，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税收就显得较为沉重。
内销税负重，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只得将目光转向出口，通过退税来提高收益。而要出口，就必须选用最好的原料、对质量进行最严格的把关，以符合进口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开拓和稳定市场。这种税制安排，导致中国出口到国外的食品比内销食品质量和安全性都好，价格反而便宜。
此外，国内的连锁商场、大卖场，基本被国外各种品牌所垄断，进入的门槛畸高，一般的企业内销很难打入那些连锁商场、大卖场，这样就只能通过不正规的渠道销售。销售渠道不正规，竞争又非常激烈，许多企业为了生存，就铤而走险，以次充好、甚至用有毒添加剂来降低成本。
数以万计的农产品加工内销企业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许多企业之所以勉为支撑，是由于企业的地皮年年升值，企业与银行都把“宝”押在随着城镇化推进，不久的将来土地能够“变性”，由工业用地变为商业或住宅用地，卖地皮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如果中国的大量食品加工企业要依靠房地产业才能获得最后的“解脱”，这种状况下形成的企业心态，食品安全焉能不出问题！
现在，一些专家和政府部门认为，提高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正道。可是，几年前的“三聚氰胺”和最近的“瘦肉精”事件，就发生在如假包换的大企业身上。这说明，这一思路是存在问题的。可是，最近完成的对于乳制品生产企业的整顿，就以提高准入门槛为准则，要求生产企业必须配备相应的检测设备，业内人士称：“小企业投入资金要400万，而大企业投入则要上千万，大批资金本就紧张的乳品企业将会被淘汰。”这些奶企一旦因此关张，人们不得不担心，原来为这些奶企提供原料的大批养牛场、大量奶农，会不会在奶业“前所未有的大洗牌”中，沦落为监管空白地带的黑奶场、黑工厂？这样是会保障食品安全，还是会危害食品安全呢？
食品生产销售点多、线长、面广，监管不易。单纯依靠加强执法或指望通过消灭中小企业来提高安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现状。要形成保卫餐桌的长效机制，唯有综合运用执法、税收、加强行业自律等手段，为食品企业创造宽松的良性竞争环境，才能为洁净的餐桌，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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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人口政策】何亚福：中国人口问题已积重难返
阅读原文何亚福独立人口学者原题：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的挑战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中国大陆31个...全文↓
何亚福 独立人口学者
原题：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的挑战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
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28日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初步预计，年末全国总人口134100万人。”（即13.41亿人）可以看出，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与统计公报的数据基本吻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在发布会上说：“这个涉及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的问题，我可以向大家说一句。这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或者说这是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本文假定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真实、准确的，下面对这些数据进行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性别结构。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这是总人口的性别比。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但这无助于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显然，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娶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为妻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更重要的性别比数据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这个数据与中国将来出现的光棍问题密切相关。
《数据公报（第1号）》没有给出这个数据，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会上说：“我们这次普查根据初步汇总的情况，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的话）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是这个数据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下降了0.53，比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的119.45下降了1.39。”在国际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水平是102-107，显然，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仍然远远高于正常值。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一直偏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其次是年龄结构。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老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少儿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在人口学上，有一种人口金字塔图，以图形来呈现人口年龄和性别的分布情形，以年龄为纵轴，以人口数为横轴，按左侧为男、右侧为女绘制图形，其形状如金字塔。金字塔底部代表低年龄组人口，金字塔上部代表高年龄组人口。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发展，表现在人口金字塔图上，就是“头重脚轻”：金字塔的顶部越来越大，而底部越来越小，呈现出“倒金字塔”形。
第三是城乡人口结构。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50.32%。也就是说，城乡人口基本上各占一半。现在我国的生育政策是有城乡差别的：城市居民实行“一孩”政策（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农村居民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则不能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可生第二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在逐步推行城乡一元化的户籍改革。笔者认为，不但户籍改革要实行城乡一元化，而且生育政策也应实行城乡一元化。
最后是民族结构。汉族人口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占8.49%。笔者对这组数据感到迷惑不解，因为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44%。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比较宽松，生育率普遍高于汉族，按理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应该是越来越高才对（例如：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占6.7％；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96%，少数民族占8.04％；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占8.41%）。
但为什么从2005年至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公民与汉族公民结婚后，生下的孩子选报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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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舆论监督】陶短房：开道警车非百万豪车不可吗
阅读原文陶短房学者针对网上流传的、义乌街头价值百万的宝马X-6豪华警车，义乌方面迅速回应，称这辆价值百万的豪华警车系专门购进，用于“重要警卫开道任务”的专门车辆。（4月27日安徽电视台）然而，这种理由难以...全文↓
陶短房 学者
针对网上流传的、义乌街头价值百万的宝马X-6豪华警车，义乌方面迅速回应，称这辆价值百万的豪华警车系专门购进，用于“重要警卫开道任务”的专门车辆。（4月27日安徽电视台）
然而，这种理由难以自圆其说。
在大多数较发达国家，一般外事接待和重要官员公务用车，都倾向于轻车简从，不用或少用开道车，以免影响正常交通，这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行政的趋势。即使重大外事接待，开道车的警车，所起的也就是疏导交通、协助警卫等工作，原本也并非只有豪华车方能胜任。
把开道车的好坏、多寡当成身份的象征，这原是封建时代“鸣锣开道，仪仗填喧”的陋习遗存，本就不足为训；义乌不过是发展较好的县级市，即便按封建王朝的定制，州县一级的地方官是“亲民之官”，出行尚且不用“回避牌”，州县接待贵客，也没有自备仪仗、导从的规矩。义乌把“重要警卫开道任务”当成购置豪华警车的理由，真不知这理从何而来。
义乌毕竟是县级市，所能接待的“重要来宾”数量有限，其所罗列的那些“贵客”，更是罕见；全国有2200多个县级单位，在其之上更有287个地级市，以及级别更高的单列市、直辖市，如果都照此规格办理，将是怎样的编制，怎样的开销，又将是怎样的排场？
或许是为平息争议，义乌方面再三强调，豪华警车装备警用后“严格实行专车专用”，只有重要警卫开道任务时才使用，“其他场合一律不得使用”。如果此说属实，问题就更严重了：耗费如此巨额公款，配置一部一年用不上几回、“专车专用”的“趴窝车”，岂不是惊人的浪费？
在当代社会，原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开道车，即使需要也未必非豪华车不可，购置“专车专用”的豪华开道警车，不论是否遁词，都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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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思想争鸣】人民日报：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阅读原文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全文↓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 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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