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越秀区儿童医院怎么去:新闻话题 2011.04.27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0:07:03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反击“农村人难缠”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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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农村人难缠”的背后导语： 4月25日下午，药家鑫杀人案原告民事诉讼代理人张显在其博客上称，张家已经放弃追要法庭判决的赔偿，并对民事部分不合理地方放弃上诉。张家还表示放弃的赔偿要留给药家鑫父母养...全文↓
反击“农村人难缠”的背后
导语：
4月25日下午，药家鑫杀人案原告民事诉讼代理人张显在其博客上称，张家已经放弃追要法庭判决的赔偿，并对民事部分不合理地方放弃上诉。张家还表示放弃的赔偿要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并且想对他们说：“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你们应该低下你们高昂的头！”
不管张家人的真实心态如何，这种姿态本身已经激起了极大反响，众多网友一致称其“有骨气”。这种“骨气”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死刑的判决已经作出，围绕“农村人难缠”，我们可以反思更多的问题。
张妙丈夫对判决满意 决定不再上诉
2011-04-27 第 1639 期
今日话题
从“难对付的阶级”说起
“城里人”电视上公然歧视农民
“农村人意识”的由来
在走向现代化之前，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还是一个农民社会。农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宗法制下农民缺乏独立自由的精神，由依附性人格主导。
这种依附性人格导致了落后保守的“农村人意识”，俄国的新民粹主义者恰亚诺夫经常抨击农民的愚昧，称农民为“黑暗的群众”和“不文明的人”。
“农村人意识”导致“难对付的阶级”
由于“农村人意识”，农民实际上被看作得罪不起、迁就不得、顺之者未必昌逆之者必亡的一种力量。上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农民学家泰奥多尔.沙宁用“难对付的阶级”这一术语来为他的农民学著作命名，实际上就反映了这样的农民观。
所以说，“农村人难缠”不过是“难对付的阶级”的另一种叫法，这种对农民的认识，作为一种阶级歧视是应该批判的（正如专题《致命的“农村人难缠”》所批评的），但作为事实判断，宗法农民的“农村人意识”却又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在当代中国，这种落后保守的“农村人意识”更多的出现在城里人（主要是城市土著）身上。
“都市里的村庄”：城里人更具有“农村人意识”
“城里人”电视上公然歧视农民
药家鑫案反映出药家人的“农村人意识”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学者陈翰笙就曾指出“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吾人所谓之乡村，其性质不似country”，此一论断，今日亦未过时：非仅我国农村不像西方乡村般具有和谐、宁谧的田园诗色彩，城市更是广泛缺乏一股朝气蓬勃、竞争进取的市民性格。相反的，则是许多城市居民具有狭隘、“红眼病”等宗法社会、小农经济背景下的特性。
就药家鑫一案来说，他杀人的动机“农村人难缠”不就是非常狭隘、偏执地认为农村人一定是狭隘、偏执的吗？毫不顾忌生命、法律，连捅8刀，这等“难缠”又岂是农村人比得上的？药家鑫的父母称，“我们对他（药家鑫）的恨，远远大于任何人。将来法律怎么判他，都是他应得的”，父母对儿子冷酷如此，我们已在《药家鑫父亲难辞其咎》中分析过，这属于“权力型人格”的极端表现，与农民出身的张献忠大肆屠川的心理原因并无不同。
“歧视农民”是最大的“农村人意识”
在各篇文章的网友留言、投票中，对“农村人难缠”说法感到愤慨，为张家表示“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而叫好的，占据了绝大多数。然而，这是一个抽象化了的、脸谱标签化了的案例，表面上做出“政治正确”的选择并不奇怪，然而，一旦涉及到身边的事情，情况或许就不同了。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域歧视，单单就腾讯网的跟帖情况来看。凡是能跟地域之争扯上关系的，无不是争吵得热火朝天，而一旦吵上，则很少没有涉及到“外出打工农民素质”的。至于其他的场合，时不时说某些人“很农民”，说某些音乐是农村音乐、甚至漫画也有“民工漫”的称谓，无一不反应出许多城里人潜意识里的“歧视农民”的想法。
更有甚者，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时而有专家怪罪“低素质人群”拖了现代化的后腿；时而有代表委员要求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呼声不绝于耳。“农村人难缠”既不是一时冲动偶尔诞生的想法，也不是药家独一无二的产物，而是实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而歧视，就是狭隘的偏见，就是暴虐的种子，就是宗法社会、小农经济背景下“农村人意识”的集中表现。
户口造就依附人格：为什么说中国城市只能算“都市里的村庄”
著名学者秦晖在80年代就分析过，造就城里人具有“农村人意识”的原因就是城市户口。这与农民依附在土地上并无不同；甚至更缺少自由，离开了“组织”便不会走路，有着更多的依附性格。而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没有变化多少，虽然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少吃皇粮、铁饭碗、关系网等计划经济色彩。尤其是，仍然存在户口——有了户口，便有了傲视农村人的资本，有城市人才享受到的福利特权——教育、医疗、社保等等。这种依附心理下的城里人，与现代化城市精神——自由、进取、竞争、拼搏简直格格不入，这只能算作“都市里的村庄”，“城里的农村人”。
反击“农村人难缠”，打工者拯救城市？
民工子弟与城里人学生“同人不同命”
“citizen精神”才能拯救city
citizen就是市民，欧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靠的就是市民（马克思说过中世纪市民是近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共祖）。摆脱依附性人格、追求独立自主就是市民精神（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公民精神）。
显然，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年代，中国的都市性质不似city，中国的市民性质也不似citizen。中国的城市土著反而是一种具有深重的“农村人意识”、落后保守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导下，中国不会有city，只有“都市里的村庄”。
打工者更具有起“citizen精神”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中国的打工者更具有“citizen精神”，因为城市人深厚的“农村人意识”，成了农民（其实还包括具有城镇户口的其它外来者）进城的最大阻碍，如果这些外来者不反抗“农村人意识”，他们怎样融入城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张妙家人反击“农村人难缠”的“农村人的骨气”——citizen精神。这种“骨气”，正是拯救中国城市，让“吾人所谓之都市”成为city的进步力量。
结语：“放弃民事赔偿，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这句话本身，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可贵的善意。将善意发扬，将有助于让城市人与农村人携手走上真正的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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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沈彬：“药家鑫案”善后，需你我共同努力阅读原文
沈彬法律学者药家鑫杀人案一审已宣判：药犯故意杀人罪，死刑；同时赔偿受害人张妙家庭4.5万元。死刑是公众期待的结果，但4.5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结果被认为数额太低，很多人无法接受。目前，受害方代理人...全文↓
沈彬 法律学者
药家鑫杀人案一审已宣判：药犯故意杀人罪，死刑；同时赔偿受害人张妙家庭4.5万元。死刑是公众期待的结果，但4.5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结果被认为数额太低，很多人无法接受。目前，受害方代理人已公开表示放弃赔偿金，也放弃上诉。
在这个正义实现的当口，我们且将义愤搁置，冷静思考一下能为本案的受害者做些什么，能为那些没能得到足额赔偿的刑事案件受害者做些什么。
首先，我国刑事赔偿的法定标准偏低，药家鑫案的4.5万元赔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其赔偿范围要比后者小得多，仅限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原告方提出的3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因不属于“物质损失”于法无据，被法院驳回。又由于张妙的父母未年满60岁，不属“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法定赔偿范畴，赡养费的诉讼请求也被驳回。最后被法院认可的只有两笔索赔：丧葬费1.5万元、死者儿子的抚养费3万元，共计4.5万元。这是合法的判决，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其次，我国刑事案件的赔偿率本来就偏低，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告，也就是凶手，往往经济条件很差，没有赔偿能力，导致法院判决的赔偿无法到位，形成“空判”。拿本案来说，药家鑫已年满18岁，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父母没有赔偿的义务。但他又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没什么积蓄，不要说天价赔偿，就是法院判决的4.5万元，都难执行到位。
以上两条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不独本案如此。那么，如何解决张妙家这样的现实困难呢？无非两条，一是国家救助，一是民间救助。
国家救助主要有两种，司法救助和民政救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2009年最高法再次发文，将司法救助的内涵从减免诉讼费扩展到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目前，我国江苏无锡、四川等地都展开了试点。客观地说，张妙家虽然困难，但未必属于司法救助的范畴；再者，司法救助本身还在试点，且从性质上说是救济，不是赔偿，数量上也不可能有太高期待。
那么民政救济又如何呢？从个案层面上说，张妙家受到了严重伤害，应得救济；但从社会公平上来说，还有比张妙家更困难的家庭，他们应优先得到救济。既定的民政原则，不能随舆论的关注而变化。
可见，受制于公共财政的稀缺性以及保证分配公平性的难度，对张妙家得到国家救助，不能抱太高期望。那么，药家鑫案的善后，就需要你我的努力，以民间力量帮助张妙一家。这包括公民的个人捐款、媒体介入，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救助，以让受害者不受到二次伤害，并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已有人做出表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近日发微博承诺，网友转一次该条微博，他就向张妙家庭捐出1元钱，截至4月23日凌晨1点，傅的微博已被转发30万余次。与此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斌也在募集善款，筹建张妙孩子的成长基金……
这让我们看到民间爱的力量、正义的行动。法律是冷峻的，正义却是温暖的。药家鑫以极端的凶残伤害了整个社会，但我们却须以爱治愈这道伤口，要用爱温暖被伤害的家庭——不仅是张妙家，还包括未受舆论关注的其他刑事案件受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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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郭凯：个税起征点3000低了吗？阅读原文
郭凯经济学者正在征求意见的个税改革方案中一个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受争议的就是新的起征点应该定在什么位置。草拟的方案是起征点为3000，争论的焦点是很多人觉得3000还是设的太低了。我想这件事情想了有...全文↓
郭凯 经济学者
正在征求意见的个税改革方案中一个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受争议的就是新的起征点应该定在什么位置。草拟的方案是起征点为3000，争论的焦点是很多人觉得3000还是设的太低了。
我想这件事情想了有一段时间了：究竟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来确定起征点设在什么位置？
一个方式是以某个标准，比如说当地的贫困线，或者是贫困线的X倍，超过的部分才需要交税。不过X究竟定在几倍，仍然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
另一个方式是，你定一个标准，人群中有多少人应该交税。美国的情况是，美国有将近一半的人群不用交收入所得税。比如说你套用这个标准，说中国应该有一半挣工资的人不需要交所得税，那这个起征点应该划在所谓的“中位收入”这个地方。给定中国收入不均的现状，中国的中位收入会低于平均收入。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万多块，人均工资收入会更低，中位工资收入还要更低。所以，按照这个标准，起征点没有太大调高的空间。除非我们觉得人群中应该只有30%或者20%的人交收入所得税，即便这样，起征点可能也没有太大上调空间，因为根据刚刚公布的北京蓝皮书，在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北京：
七成普通职工年薪低于3万
蓝皮书中收录了北京市有关机构对16区县、17行业职工工资收入状况抽样调查报告。调查以职工税后到手收入计算其工资水平，不含个税及社保等。
调查表明，2009年全市普通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2.68万元，合月均2233元；全市普通职工家庭人均年收入2.20万元，合人均月收入1833元。接近70%的普通职工年工资收入低于3万元，不足1.2万元/年的职工约为2.8%，超4万元的仅14.2%。
请注意，即便你把社保和个税算回去，3000块的起征点也基本能让70%的人不用交税，这还是在北京（或者，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蓝皮书的数据有问题）。在全国，3000块的起征点恐怕能让远远超过70%的人不交税。
还有一个方式是，搞民意调查。搞民意调查就必须抽取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我怀疑（请注意，以下纯属个人猜测），如果你真的在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里做一个调查，你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能接受的最低的起征点是多少？你得到的答案会和一个人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你要是问一个月入3000的，他可能觉得只要起征点不低于3000就行，你要问一个月入10000的，回答可能是至少5000，7000更好。你或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问，你能接受的最高起征点是多少？我猜测，挣3000的人会觉得挣5000的就应该交了，挣5000的会觉得挣10000的怎么样也应该交了。如果你把调查的结果作一个简单平均，这样得到的起征点，很可能会接近平均收入，也许会高一点，也许会低一点。换句话说，你要是真的通过民主方式来确定起征点，起征点恐怕也不会偏离平均收入太远。如果选择平均收入，那起征点并不会离3000块太远。
一个存在问题的方式就是，你公布一个意见，然后让人自发的来提意见和建议。不是说这些意见和建议不好，而是这种自发方式征集来的意见，很可能会非常不具有真正的代表性，这样得到的意见是不能保证无偏的。
不管怎样，每个人恐怕对起征点在什么地方合理都有自己的看法。给定起征点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调整，恐怕一个简单透明的机制来决定如何调整起征点会好一点。不然2000，3000还是5000，根本没法比较哪个更合理。
注：如果你认为本文是在论证3000块起征点合理，那你误读本文了。你如果认为本文是在论证3000块起征点不合理，那你也误读本文了。本文写的东西，和具体的起征点定在哪里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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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之祸】魏英杰：天价酒事件，是“一个人的错”？阅读原文
魏英杰媒体人中石化董事长评价“天价酒”事件，说这是“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上百万人的耻辱”。但这真是“一个人”的错吗？是什么让他一个人能够犯错？喧闹多日的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终于有了处理结果。鲁广余...全文↓
魏英杰 媒体人
中石化董事长评价“天价酒”事件，说这是“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上百万人的耻辱”。但这真是“一个人”的错吗？是什么让他一个人能够犯错？
喧闹多日的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终于有了处理结果。鲁广余将被降职使用，已经消费的13万余元红酒的费用由他个人承担。中石化董事长甚至评价说，这是“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上百万人的耻辱”。
从目前的处理结果来看，天价酒事件的确是由鲁广余“一个人”扛了。但这样的结论似乎不能让人满意。比如，调查显示，鲁广余打着为公司进行业务活动的名义买酒。那么，这些钱是否涉及挪用公款，又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难道上百万的支出，就完全没有财务监督，鲁广余想花就花？即使没有其他人协同作弊，那至少也说明中石化内部的财务管理和财务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而且，早在去年10月中石化总部就已接到群众举报，并责成鲁广余立即整改。此后，鲁广余采取若干虚假手段应付上级检查。对此，中石化调查组的结论是“鲁广余欺骗了组织”。
鲁广余从中周旋欺骗的成分当然有，但是，当初被举报的人就是鲁广余，中石化总部却只是令其自查自纠，这种自己“整改”自己的做法，只怕想不出问题都难。如果调查组对这样的监管方式避而不谈，民众不得不担心，此后遇到类似事件，中石化会如何监管分公司的“一把手”？如果没有“内鬼”向媒体爆料，鲁广余的问题是否能避免？
遗憾的是，公众的这些疑问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调查组认为，鲁广余购买高档酒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严重违反了公司决策制度和内控制度；二是未经公司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就擅自购买，运作过程不公开不透明，逃避监管；三是通过虚假手段应付上级检查、欺骗组织，严重损害了中石化形象。这几个结论表面看来，确实都是“一个人的行为”，但如果鲁广余一个人就能翻手为云覆手雨，那所谓的决策制度、内控制度、上级检查……岂不都形同虚设，连“一个人”都管不好的制度，难道不应该进行深度反思吗？
据悉，中石化已经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在全系统立即展开自查自纠工作。去年10月在接到群众举报后，中石化总部的做法就是让广东石油分公司自查自纠，事实证明鲁广余后来很轻松地就“欺骗”得手。由此可见，如果仅把责任归咎于个人，而不去完善存有漏洞的体制、机制，仅仅“自查自纠”，效果不会令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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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角】熊丙奇：“原来在国内我上的不是大学”阅读原文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全文↓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老师有这样的要求，不参加讨论会，可能很快就跟不上课程。
他想告诉我的是，大学的学习氛围，是由学校对人才培养严格要求、重视教学所带来的，不是靠学生们的自觉。这与国内大学近年来反复强调“学风建设”，很是不同。在“学风建设”中，学校、老师反复教育学生们，要主动学习、要爱学习。可似乎学生就是主动不起来，该逃的课还是逃。
其实，我在几所美国大学参观时，陪同的学生，都谈到了这一点。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时保送进了北大，进了北大之后，一个学期选10门课，甚至更多，都没问题，因为只要学期结束，考试通过，就可以了。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
一个同样和他保送进北大的同学，混到大二，因为长期缺课去打游戏，最终多门考试不及格被退学。他觉得这样混下去，实在对不起自己，因此申请MIT，到这里继续读大二。到了MIT，虽然只选了五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因为每门课，老师都要求要阅读大量的书，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在他们的同学中，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的情形，十分普遍。
这位同学告诉我，他曾经对大学十分失望，而到了MIT，才发现自己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他说，他对此的感受最有说服力，因为其他的本科生，大多是直接高中毕业后来留学；而研究生们，感受不到本科生教育。听了他的话，我在想，这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会出现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自己的美国母校却不捐给中国母校。
我国大学，也反复在谈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可是，这只是说说而已。重视本科教育，意味着必须要求教授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到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可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高校强调论文、课题、经费的现实中，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无谓”的精力的。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我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学生们在大学里的“不认真”，大学将其原因归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进入大学没有进入角色。
我也曾对大学新生分析过，大学的教学环境与中学不同，要求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但这次观察哈佛学生的学习，才明白，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没有错，可老师教育教学的高度投入、负责，对课程的严格要求，是学生进行有效自我管理、规划的基本前提。哈佛本科生的课，安排得并不多，但学生们忙，就忙在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准备讨论会，以及撰写课程论文。
最近，数所世界名校的网上公开课受到国内大学生、白领的追捧，很多人的感慨是，看了这些课，才知道自己以前上的不是大学。这和那位来自北大的留学生的感受很相近。但一位哈佛学生告诉我，这些网上公开课并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讨论课。哈佛的讨论课，一般只有八九人（学校规定，课程参加人数不得超过八九人，人数太多，有的学生无法参与，这与我们课程强调规模，以数量来论课程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我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参观时，一位同学说，她们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比如在上一周，就讨论利比亚的局势，我想，这些讨论，是属于学生自发的。而他们的“自发”，不正是源自于已经养成的学习与讨论习惯，以及鼓励学生所有话题均可自由发表意见的整体氛围吗？
有什么样的学校定位，有怎样的学校风格，就有怎样的学生。美国的大学，可以让学生在忙碌中热爱学校，融入大学，而我国的大学，却让一个个好学生把“混”字挂在嘴边。如果要说差距，这是我国大学与国外名校最大的差距。如何赶上这些名校，国外学生们的感受最深处，也就是我国大学最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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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惊奇】十年砍柴：内幕作家不甘于帮闲的悲剧阅读原文
十年砍柴媒体从业者号称“高层内幕作家”的师东兵栽了。北京市二中院日前一审认定：师东兵在2004年至2006年间，虚构自己认识国家或者地方领导，以办理职务升迁、项目审批、购买便宜汽车等为名骗取8人34...全文↓
十年砍柴 媒体从业者
号称“高层内幕作家”的师东兵栽了。北京市二中院日前一审认定：师东兵在2004年至2006年间，虚构自己认识国家或者地方领导，以办理职务升迁、项目审批、购买便宜汽车等为名骗取8人344.5万元，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师东兵有期徒刑15年。坊间早就盛传此人“长袖善舞”，多年从事“买官、跑官”的掮客，看来并非虚构。
在师东兵成名的时候，作家，还是一个神圣的词。特别是“揭示高层内幕”的作家，在我等凡夫俗子眼里，更是了不得。在我认得几个字的时候，书店里、地摊上到处是师东兵等人撰写的“内幕”纪实。由于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国人们对“高层内幕”有着强烈的兴趣，而对写“内幕”的作家，总认为其能量巨大，出于显宦之家，和高官即使不称兄道弟，也算人家半个师爷。于是乎，本来一个普普通通以码字为生的人，被涂上金灿灿的权力油彩，俨然他能左右一些官员升迁罢黜了。加上师东兵这样的人喜欢扯虎皮当大旗，故意保持神秘色彩，真真假假让核心权力层以外的人仰望，他以此牟利，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
师东兵风光的时候，是由于当时“文革”过去不久，社会公共生活欠透明，人们迫切希望了解一些“内幕秘辛”，而当时普通人获得此类信息的渠道很少，像师东兵这样的文人和某个或某几个大人物有个一面或两面之交，再加上虚虚实实写出一些文字，确实很能唬人。而当时许多官员特别是经历过一场又一场运动的老干部，他们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但自己不能亲自操觚一吐为快，也就愿意向一个文字匠透露一些信息，借文人的笔来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表达某种态度。
鲁迅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中写道：“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如果有自知之明，好好帮闲，主人们会赏他一碗饭吃。但是，中国文人往往会犯一个毛病，容易得意忘形。
师东兵当年炫耀和大官们有交情，并写了不少所谓的“内幕”文学，说白了是属于“帮闲文学”范畴。可他没有《红楼梦》中贾政身边那些政客知趣，那些政客知道自己是哄政老爷高兴的，以讨好政老爷来明明白白打秋风。师东兵当年还真因为写了不少“帮闲文学”得到高层人物的首肯，做过几笔成功的“掮客”生意也未可知。但凡事要见好就收，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他那种“帮闲”写作方式已严重落伍了，可他还想拿那张油彩剥落的脸来换钱，更为凶险的是他一个帮闲文人，竟然介入高层反腐败那样的斗争，岂不是引火烧身？
师东兵虽然写了那么多文字，算得上一个作家，但毕竟不读书，对中国的历史不是很了解。如果他真的服刑了，我建议他在监狱里好好读点中国历史，去分析中国历代帮闲文人的命运，他可能会发现，那些思出其位的帮闲文人几乎没一个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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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反击“农村人难缠”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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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下午，药家鑫杀人案原告民事诉讼代理人张显在其博客上称，张家已经放弃追要法庭判决的赔偿，并对民事部分不合理地方放弃上诉。张家还表示放弃的赔偿要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并且想对他们说：“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你们应该低下你们高昂的头！”
不管张家人的真实心态如何，这种姿态本身已经激起了极大反响，众多网友一致称其“有骨气”。这种“骨气”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死刑的判决已经作出，围绕“农村人难缠”，我们可以反思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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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难对付的阶级”说起
“城里人”电视上公然歧视农民“农村人意识”的由来
在走向现代化之前，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还是一个农民社会。农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宗法制下农民缺乏独立自由的精神，由依附性人格主导。
这种依附性人格导致了落后保守的“农村人意识”，俄国的新民粹主义者恰亚诺夫经常抨击农民的愚昧，称农民为“黑暗的群众”和“不文明的人”。
“农村人意识”导致“难对付的阶级”
由于“农村人意识”，农民实际上被看作得罪不起、迁就不得、顺之者未必昌逆之者必亡的一种力量。上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农民学家泰奥多尔.沙宁用“难对付的阶级”这一术语来为他的农民学著作命名，实际上就反映了这样的农民观。
所以说，“农村人难缠”不过是“难对付的阶级”的另一种叫法，这种对农民的认识，作为一种阶级歧视是应该批判的（正如专题《致命的“农村人难缠”》所批评的），但作为事实判断，宗法农民的“农村人意识”却又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在当代中国，这种落后保守的“农村人意识”更多的出现在城里人（主要是城市土著）身上。
“都市里的村庄”：城里人更具有“农村人意识”
“城里人”电视上公然歧视农民药家鑫案反映出药家人的“农村人意识”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学者陈翰笙就曾指出“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吾人所谓之乡村，其性质不似country”，此一论断，今日亦未过时：非仅我国农村不像西方乡村般具有和谐、宁谧的田园诗色彩，城市更是广泛缺乏一股朝气蓬勃、竞争进取的市民性格。相反的，则是许多城市居民具有狭隘、“红眼病”等宗法社会、小农经济背景下的特性。
就药家鑫一案来说，他杀人的动机“农村人难缠”不就是非常狭隘、偏执地认为农村人一定是狭隘、偏执的吗？毫不顾忌生命、法律，连捅8刀，这等“难缠”又岂是农村人比得上的？药家鑫的父母称，“我们对他（药家鑫）的恨，远远大于任何人。将来法律怎么判他，都是他应得的”，父母对儿子冷酷如此，我们已在《药家鑫父亲难辞其咎》中分析过，这属于“权力型人格”的极端表现，与农民出身的张献忠大肆屠川的心理原因并无不同。
“歧视农民”是最大的“农村人意识”
在各篇文章的网友留言、投票中，对“农村人难缠”说法感到愤慨，为张家表示“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而叫好的，占据了绝大多数。然而，这是一个抽象化了的、脸谱标签化了的案例，表面上做出“政治正确”的选择并不奇怪，然而，一旦涉及到身边的事情，情况或许就不同了。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域歧视，单单就腾讯网的跟帖情况来看。凡是能跟地域之争扯上关系的，无不是争吵得热火朝天，而一旦吵上，则很少没有涉及到“外出打工农民素质”的。至于其他的场合，时不时说某些人“很农民”，说某些音乐是农村音乐、甚至漫画也有“民工漫”的称谓，无一不反应出许多城里人潜意识里的“歧视农民”的想法。
更有甚者，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时而有专家怪罪“低素质人群”拖了现代化的后腿；时而有代表委员要求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呼声不绝于耳。“农村人难缠”既不是一时冲动偶尔诞生的想法，也不是药家独一无二的产物，而是实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而歧视，就是狭隘的偏见，就是暴虐的种子，就是宗法社会、小农经济背景下“农村人意识”的集中表现。
户口造就依附人格：为什么说中国城市只能算“都市里的村庄”
著名学者秦晖在80年代就分析过，造就城里人具有“农村人意识”的原因就是城市户口。这与农民依附在土地上并无不同；甚至更缺少自由，离开了“组织”便不会走路，有着更多的依附性格。而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没有变化多少，虽然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少吃皇粮、铁饭碗、关系网等计划经济色彩。尤其是，仍然存在户口——有了户口，便有了傲视农村人的资本，有城市人才享受到的福利特权——教育、医疗、社保等等。这种依附心理下的城里人，与现代化城市精神——自由、进取、竞争、拼搏简直格格不入，这只能算作“都市里的村庄”，“城里的农村人”。
反击“农村人难缠”，打工者拯救城市？
民工子弟与城里人学生“同人不同命”“citizen精神”才能拯救city
citizen就是市民，欧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靠的就是市民（马克思说过中世纪市民是近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共祖）。摆脱依附性人格、追求独立自主就是市民精神（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公民精神）。
显然，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年代，中国的都市性质不似city，中国的市民性质也不似citizen。中国的城市土著反而是一种具有深重的“农村人意识”、落后保守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导下，中国不会有city，只有“都市里的村庄”。
打工者更具有起“citizen精神”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中国的打工者更具有“citizen精神”，因为城市人深厚的“农村人意识”，成了农民（其实还包括具有城镇户口的其它外来者）进城的最大阻碍，如果这些外来者不反抗“农村人意识”，他们怎样融入城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张妙家人反击“农村人难缠”的“农村人的骨气”——citizen精神。这种“骨气”，正是拯救中国城市，让“吾人所谓之都市”成为city的进步力量。
结语：“放弃民事赔偿，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这句话本身，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可贵的善意。将善意发扬，将有助于让城市人与农村人携手走上真正的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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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今日头条】沈彬：“药家鑫案”善后，需你我共同努力
阅读原文沈彬法律学者药家鑫杀人案一审已宣判：药犯故意杀人罪，死刑；同时赔偿受害人张妙家庭4.5万元。死刑是公众期待的结果，但4.5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结果被认为数额太低，很多人无法接受。目前，受害方代理人...全文↓
沈彬 法律学者
药家鑫杀人案一审已宣判：药犯故意杀人罪，死刑；同时赔偿受害人张妙家庭4.5万元。死刑是公众期待的结果，但4.5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结果被认为数额太低，很多人无法接受。目前，受害方代理人已公开表示放弃赔偿金，也放弃上诉。
在这个正义实现的当口，我们且将义愤搁置，冷静思考一下能为本案的受害者做些什么，能为那些没能得到足额赔偿的刑事案件受害者做些什么。
首先，我国刑事赔偿的法定标准偏低，药家鑫案的4.5万元赔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其赔偿范围要比后者小得多，仅限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原告方提出的3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因不属于“物质损失”于法无据，被法院驳回。又由于张妙的父母未年满60岁，不属“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法定赔偿范畴，赡养费的诉讼请求也被驳回。最后被法院认可的只有两笔索赔：丧葬费1.5万元、死者儿子的抚养费3万元，共计4.5万元。这是合法的判决，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其次，我国刑事案件的赔偿率本来就偏低，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告，也就是凶手，往往经济条件很差，没有赔偿能力，导致法院判决的赔偿无法到位，形成“空判”。拿本案来说，药家鑫已年满18岁，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父母没有赔偿的义务。但他又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没什么积蓄，不要说天价赔偿，就是法院判决的4.5万元，都难执行到位。
以上两条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不独本案如此。那么，如何解决张妙家这样的现实困难呢？无非两条，一是国家救助，一是民间救助。
国家救助主要有两种，司法救助和民政救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2009年最高法再次发文，将司法救助的内涵从减免诉讼费扩展到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目前，我国江苏无锡、四川等地都展开了试点。客观地说，张妙家虽然困难，但未必属于司法救助的范畴；再者，司法救助本身还在试点，且从性质上说是救济，不是赔偿，数量上也不可能有太高期待。
那么民政救济又如何呢？从个案层面上说，张妙家受到了严重伤害，应得救济；但从社会公平上来说，还有比张妙家更困难的家庭，他们应优先得到救济。既定的民政原则，不能随舆论的关注而变化。
可见，受制于公共财政的稀缺性以及保证分配公平性的难度，对张妙家得到国家救助，不能抱太高期望。那么，药家鑫案的善后，就需要你我的努力，以民间力量帮助张妙一家。这包括公民的个人捐款、媒体介入，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救助，以让受害者不受到二次伤害，并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已有人做出表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近日发微博承诺，网友转一次该条微博，他就向张妙家庭捐出1元钱，截至4月23日凌晨1点，傅的微博已被转发30万余次。与此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斌也在募集善款，筹建张妙孩子的成长基金……
这让我们看到民间爱的力量、正义的行动。法律是冷峻的，正义却是温暖的。药家鑫以极端的凶残伤害了整个社会，但我们却须以爱治愈这道伤口，要用爱温暖被伤害的家庭——不仅是张妙家，还包括未受舆论关注的其他刑事案件受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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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经济热点】郭凯：个税起征点3000低了吗？
阅读原文郭凯经济学者正在征求意见的个税改革方案中一个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受争议的就是新的起征点应该定在什么位置。草拟的方案是起征点为3000，争论的焦点是很多人觉得3000还是设的太低了。我想这件事情想了有...全文↓
郭凯 经济学者
正在征求意见的个税改革方案中一个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受争议的就是新的起征点应该定在什么位置。草拟的方案是起征点为3000，争论的焦点是很多人觉得3000还是设的太低了。
我想这件事情想了有一段时间了：究竟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来确定起征点设在什么位置？
一个方式是以某个标准，比如说当地的贫困线，或者是贫困线的X倍，超过的部分才需要交税。不过X究竟定在几倍，仍然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
另一个方式是，你定一个标准，人群中有多少人应该交税。美国的情况是，美国有将近一半的人群不用交收入所得税。比如说你套用这个标准，说中国应该有一半挣工资的人不需要交所得税，那这个起征点应该划在所谓的“中位收入”这个地方。给定中国收入不均的现状，中国的中位收入会低于平均收入。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万多块，人均工资收入会更低，中位工资收入还要更低。所以，按照这个标准，起征点没有太大调高的空间。除非我们觉得人群中应该只有30%或者20%的人交收入所得税，即便这样，起征点可能也没有太大上调空间，因为根据刚刚公布的北京蓝皮书，在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北京：
七成普通职工年薪低于3万
蓝皮书中收录了北京市有关机构对16区县、17行业职工工资收入状况抽样调查报告。调查以职工税后到手收入计算其工资水平，不含个税及社保等。
调查表明，2009年全市普通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2.68万元，合月均2233元；全市普通职工家庭人均年收入2.20万元，合人均月收入1833元。接近70%的普通职工年工资收入低于3万元，不足1.2万元/年的职工约为2.8%，超4万元的仅14.2%。
请注意，即便你把社保和个税算回去，3000块的起征点也基本能让70%的人不用交税，这还是在北京（或者，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蓝皮书的数据有问题）。在全国，3000块的起征点恐怕能让远远超过70%的人不交税。
还有一个方式是，搞民意调查。搞民意调查就必须抽取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我怀疑（请注意，以下纯属个人猜测），如果你真的在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里做一个调查，你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能接受的最低的起征点是多少？你得到的答案会和一个人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你要是问一个月入3000的，他可能觉得只要起征点不低于3000就行，你要问一个月入10000的，回答可能是至少5000，7000更好。你或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问，你能接受的最高起征点是多少？我猜测，挣3000的人会觉得挣5000的就应该交了，挣5000的会觉得挣10000的怎么样也应该交了。如果你把调查的结果作一个简单平均，这样得到的起征点，很可能会接近平均收入，也许会高一点，也许会低一点。换句话说，你要是真的通过民主方式来确定起征点，起征点恐怕也不会偏离平均收入太远。如果选择平均收入，那起征点并不会离3000块太远。
一个存在问题的方式就是，你公布一个意见，然后让人自发的来提意见和建议。不是说这些意见和建议不好，而是这种自发方式征集来的意见，很可能会非常不具有真正的代表性，这样得到的意见是不能保证无偏的。
不管怎样，每个人恐怕对起征点在什么地方合理都有自己的看法。给定起征点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调整，恐怕一个简单透明的机制来决定如何调整起征点会好一点。不然2000，3000还是5000，根本没法比较哪个更合理。
注：如果你认为本文是在论证3000块起征点合理，那你误读本文了。你如果认为本文是在论证3000块起征点不合理，那你也误读本文了。本文写的东西，和具体的起征点定在哪里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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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垄断之祸】魏英杰：天价酒事件，是“一个人的错”？
阅读原文魏英杰媒体人中石化董事长评价“天价酒”事件，说这是“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上百万人的耻辱”。但这真是“一个人”的错吗？是什么让他一个人能够犯错？喧闹多日的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终于有了处理结果。鲁广余...全文↓
魏英杰 媒体人
中石化董事长评价“天价酒”事件，说这是“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上百万人的耻辱”。但这真是“一个人”的错吗？是什么让他一个人能够犯错？
喧闹多日的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终于有了处理结果。鲁广余将被降职使用，已经消费的13万余元红酒的费用由他个人承担。中石化董事长甚至评价说，这是“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上百万人的耻辱”。
从目前的处理结果来看，天价酒事件的确是由鲁广余“一个人”扛了。但这样的结论似乎不能让人满意。比如，调查显示，鲁广余打着为公司进行业务活动的名义买酒。那么，这些钱是否涉及挪用公款，又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难道上百万的支出，就完全没有财务监督，鲁广余想花就花？即使没有其他人协同作弊，那至少也说明中石化内部的财务管理和财务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而且，早在去年10月中石化总部就已接到群众举报，并责成鲁广余立即整改。此后，鲁广余采取若干虚假手段应付上级检查。对此，中石化调查组的结论是“鲁广余欺骗了组织”。
鲁广余从中周旋欺骗的成分当然有，但是，当初被举报的人就是鲁广余，中石化总部却只是令其自查自纠，这种自己“整改”自己的做法，只怕想不出问题都难。如果调查组对这样的监管方式避而不谈，民众不得不担心，此后遇到类似事件，中石化会如何监管分公司的“一把手”？如果没有“内鬼”向媒体爆料，鲁广余的问题是否能避免？
遗憾的是，公众的这些疑问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调查组认为，鲁广余购买高档酒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严重违反了公司决策制度和内控制度；二是未经公司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就擅自购买，运作过程不公开不透明，逃避监管；三是通过虚假手段应付上级检查、欺骗组织，严重损害了中石化形象。这几个结论表面看来，确实都是“一个人的行为”，但如果鲁广余一个人就能翻手为云覆手雨，那所谓的决策制度、内控制度、上级检查……岂不都形同虚设，连“一个人”都管不好的制度，难道不应该进行深度反思吗？
据悉，中石化已经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在全系统立即展开自查自纠工作。去年10月在接到群众举报后，中石化总部的做法就是让广东石油分公司自查自纠，事实证明鲁广余后来很轻松地就“欺骗”得手。由此可见，如果仅把责任归咎于个人，而不去完善存有漏洞的体制、机制，仅仅“自查自纠”，效果不会令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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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比较视角】熊丙奇：“原来在国内我上的不是大学”
阅读原文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全文↓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老师有这样的要求，不参加讨论会，可能很快就跟不上课程。
他想告诉我的是，大学的学习氛围，是由学校对人才培养严格要求、重视教学所带来的，不是靠学生们的自觉。这与国内大学近年来反复强调“学风建设”，很是不同。在“学风建设”中，学校、老师反复教育学生们，要主动学习、要爱学习。可似乎学生就是主动不起来，该逃的课还是逃。
其实，我在几所美国大学参观时，陪同的学生，都谈到了这一点。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时保送进了北大，进了北大之后，一个学期选10门课，甚至更多，都没问题，因为只要学期结束，考试通过，就可以了。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
一个同样和他保送进北大的同学，混到大二，因为长期缺课去打游戏，最终多门考试不及格被退学。他觉得这样混下去，实在对不起自己，因此申请MIT，到这里继续读大二。到了MIT，虽然只选了五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因为每门课，老师都要求要阅读大量的书，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在他们的同学中，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的情形，十分普遍。
这位同学告诉我，他曾经对大学十分失望，而到了MIT，才发现自己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他说，他对此的感受最有说服力，因为其他的本科生，大多是直接高中毕业后来留学；而研究生们，感受不到本科生教育。听了他的话，我在想，这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会出现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自己的美国母校却不捐给中国母校。
我国大学，也反复在谈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可是，这只是说说而已。重视本科教育，意味着必须要求教授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到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可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高校强调论文、课题、经费的现实中，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无谓”的精力的。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我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学生们在大学里的“不认真”，大学将其原因归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进入大学没有进入角色。
我也曾对大学新生分析过，大学的教学环境与中学不同，要求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但这次观察哈佛学生的学习，才明白，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没有错，可老师教育教学的高度投入、负责，对课程的严格要求，是学生进行有效自我管理、规划的基本前提。哈佛本科生的课，安排得并不多，但学生们忙，就忙在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准备讨论会，以及撰写课程论文。
最近，数所世界名校的网上公开课受到国内大学生、白领的追捧，很多人的感慨是，看了这些课，才知道自己以前上的不是大学。这和那位来自北大的留学生的感受很相近。但一位哈佛学生告诉我，这些网上公开课并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讨论课。哈佛的讨论课，一般只有八九人（学校规定，课程参加人数不得超过八九人，人数太多，有的学生无法参与，这与我们课程强调规模，以数量来论课程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我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参观时，一位同学说，她们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比如在上一周，就讨论利比亚的局势，我想，这些讨论，是属于学生自发的。而他们的“自发”，不正是源自于已经养成的学习与讨论习惯，以及鼓励学生所有话题均可自由发表意见的整体氛围吗？
有什么样的学校定位，有怎样的学校风格，就有怎样的学生。美国的大学，可以让学生在忙碌中热爱学校，融入大学，而我国的大学，却让一个个好学生把“混”字挂在嘴边。如果要说差距，这是我国大学与国外名校最大的差距。如何赶上这些名校，国外学生们的感受最深处，也就是我国大学最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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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拍案惊奇】十年砍柴：内幕作家不甘于帮闲的悲剧
阅读原文十年砍柴媒体从业者号称“高层内幕作家”的师东兵栽了。北京市二中院日前一审认定：师东兵在2004年至2006年间，虚构自己认识国家或者地方领导，以办理职务升迁、项目审批、购买便宜汽车等为名骗取8人34...全文↓
十年砍柴 媒体从业者
号称“高层内幕作家”的师东兵栽了。北京市二中院日前一审认定：师东兵在2004年至2006年间，虚构自己认识国家或者地方领导，以办理职务升迁、项目审批、购买便宜汽车等为名骗取8人344.5万元，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师东兵有期徒刑15年。坊间早就盛传此人“长袖善舞”，多年从事“买官、跑官”的掮客，看来并非虚构。
在师东兵成名的时候，作家，还是一个神圣的词。特别是“揭示高层内幕”的作家，在我等凡夫俗子眼里，更是了不得。在我认得几个字的时候，书店里、地摊上到处是师东兵等人撰写的“内幕”纪实。由于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国人们对“高层内幕”有着强烈的兴趣，而对写“内幕”的作家，总认为其能量巨大，出于显宦之家，和高官即使不称兄道弟，也算人家半个师爷。于是乎，本来一个普普通通以码字为生的人，被涂上金灿灿的权力油彩，俨然他能左右一些官员升迁罢黜了。加上师东兵这样的人喜欢扯虎皮当大旗，故意保持神秘色彩，真真假假让核心权力层以外的人仰望，他以此牟利，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
师东兵风光的时候，是由于当时“文革”过去不久，社会公共生活欠透明，人们迫切希望了解一些“内幕秘辛”，而当时普通人获得此类信息的渠道很少，像师东兵这样的文人和某个或某几个大人物有个一面或两面之交，再加上虚虚实实写出一些文字，确实很能唬人。而当时许多官员特别是经历过一场又一场运动的老干部，他们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但自己不能亲自操觚一吐为快，也就愿意向一个文字匠透露一些信息，借文人的笔来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表达某种态度。
鲁迅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中写道：“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如果有自知之明，好好帮闲，主人们会赏他一碗饭吃。但是，中国文人往往会犯一个毛病，容易得意忘形。
师东兵当年炫耀和大官们有交情，并写了不少所谓的“内幕”文学，说白了是属于“帮闲文学”范畴。可他没有《红楼梦》中贾政身边那些政客知趣，那些政客知道自己是哄政老爷高兴的，以讨好政老爷来明明白白打秋风。师东兵当年还真因为写了不少“帮闲文学”得到高层人物的首肯，做过几笔成功的“掮客”生意也未可知。但凡事要见好就收，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他那种“帮闲”写作方式已严重落伍了，可他还想拿那张油彩剥落的脸来换钱，更为凶险的是他一个帮闲文人，竟然介入高层反腐败那样的斗争，岂不是引火烧身？
师东兵虽然写了那么多文字，算得上一个作家，但毕竟不读书，对中国的历史不是很了解。如果他真的服刑了，我建议他在监狱里好好读点中国历史，去分析中国历代帮闲文人的命运，他可能会发现，那些思出其位的帮闲文人几乎没一个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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