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家谱：100年到60年轮回和涅槃

　　他们曾经发育，又曾被彻底消灭，现在又开始长大。这一次，他们能坚定有力地走多远？

　　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2009年已经和正在为中国人提供密集的回顾历史的机会。比如，京张铁路建成、洋务派重臣张之洞逝世10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梁启超逝世80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庐山会议50周年，中美建交、中越战争爆发30周年，中美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协议10周年。

　　把建国60周年放到这样更为广阔的背景中是有意义的，它显示出在1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只是一个配角，被迫卷入的战乱和主动发起的内乱抢占了这出历时百年的戏剧的多数台词。后30年，中国再一次回到“洋务”、“自强”运动时期“富国强兵”(“四个现代化”)的轨道上，并且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1958年“大跃进”时“超英赶美”的狂想似乎也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这一阶段的用时之短为市场经济的伟力提供了又一例证，同时证明一旦解除禁锢，中国人的进步有多么迅速。

　　成就显然。商人们登上了历史舞台，吸引着与政治明星、娱乐明星相比毫不逊色的关注。他们由曾被彻底消灭的一个阶级开始成长为一个“阶层”。

　　乍一看，这个“阶层”只有30年的历史，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来自更远的历史深处，并非中国社会中突然降临的“陌生人”。一些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其身体的影子在过去的100年中时隐时现。

　　可是100年的打造与淬炼至今仍没有把这群人塑造得性格清晰完整。外患与战乱、政权与体制的更叠、传统旧文化的强大，等等，时不时轻而易举地摧折他们向上发育、向强大挺进的进程。他们至今仍在人格尚未定型的青春期。青春期，意味着有希望，也有迷茫。举个例子，他们一方面欢呼与激赏市场的伟大，一方面对政府和旧路径又有很强的依赖性，甚至迷恋政府权力带来的机会(显然能够提高资本的效率)，这使他们很难把目光投向更有保障当然也需时更久的法治上。

　　如果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如海水过顶，潮退之后，中国与世界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国工商业，还将在接下来的30年、60年里，继续成为重塑中国甚至世界的重要力量。自30年前重新出发后，这一次，它能坚定有力地走多远？会不会重蹈上个百年的某些覆辙，被摧折于半途？

　　庆60，但真正值得额手称庆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毛泽东在进北京城前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回顾百年，历史过程的某些反复让人并不那么肯定地得出“我们可以避免重蹈覆辙”的判断，不合理的因素还顽固地存在。不过，如果说这60年是1900年以来的延续，它也并非是简单机械的重复与延伸，历史的进步性革命性与其保守性极端性同样显著。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回顾历史时，我们对于“轮回”的恐惧将大大减轻，“涅槃”的希望也就大大增加。

　　“60年”前传(20世纪初－1949)

　　从官督商办

　　到官僚资本主义

　　1902年，严复历时5年翻译的《原富》(即《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上海出版。在这部书里，亚当·斯密揭示了自由市场运行的机制和它的神奇作用，指出政府干涉资本的无益和有害。中国人见到这部书比英国人晚了126年。

　　此时，在洋务运动进行了30多年后，清朝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工商业的力量和官办企业的弊害，于1903年成立商部，并颁行《钦定大清商律》，称“通商惠工，为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商工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穷弱，未始不因乎此……提倡工艺，鼓舞商情……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

　　清朝政府的诚意如何不得而知，只是无论怎样，它已经丧失了“不遗余力”的机会。这一年，革命的喊杀声已震耳欲聋。

　　“杀呀！杀呀！杀呀！……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陈天华《警世钟》)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很不幸，清朝政府总是晚一步。当它以经济改革代替政治改革的希望落空终于同意实行君主立宪时，当初主张自上而下改良的维新派梁启超也变成了革命者。

　　尽管有荣氏兄弟创办的面粉厂等数家完全自筹资金、与政府瓜葛最少(不是丝毫没有)的企业诞生，“官督商办”仍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晚清特色。颁布《商律》前，清政府不允许私人建立机器工厂(担心财富带来权力)，同时，民间资本匮乏、权益需要保护也导致商人们愿意接受政府控制。对于官督商办，当时无论“官”和“商”都有清醒的认识。1895年，后期洋务派大吏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年抵制“洋务”)曾对朝廷评价官督商办：“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出，从未取信于人。”他说，即便是声名显赫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其实官方管理者也并不精通商业，利润有限。官督商办企业中商人一方的代表如盛宣怀、郑观应等都是捐纳了官衔的商人，他们有经商才能，又深谙官场倾轧、舞弊之道，由他们代表股东利益结果可想而知。盛宣怀多次挪用巨款用以筹办自己的企业如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遇火灾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后被盛宣怀化公为私据为己有。郑观应以织布局资金炒卖股票造成企业亏空。企业中的官方代表更视企业为衙门，拉帮结派损公肥私。1887年，上海织布局因派系之争改组招集新股，官方代表龚寿图宣布原有股份(每股100两)按7折计算，限期责令老股东补足价银30两，否则将三股作一股折成新股。股东中有不少“借本易产而买股”的小投资者，不仅未见利润，反而可能血本无归。企业管理者这种行径在100年后的中国股市中屡见不鲜。

　　作为“商”，针对刘坤一指出的现象，郑观应提出了解决办法：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本人手脚远非干净，他的不满可能更能说明“官督商办”企业的弊害之深。郑的政治改良学说是80年后创建蛇口工业区的袁庚的思想来源之一。

　　随后，革命、战争替代发展经济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统一是第一要务，法治无从谈起。大力推介西方思想的严复转而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五四学生运动，也就容易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从1911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这一段被普遍认为政局动荡混乱的时期，民营工商业却一直在持续地增长，荣氏家族企业在此期间的壮大为其代表。其中原因，《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军阀时期中央权力解体，政府和经济的密切关系变得松散，私人企业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

　　但是很快，国民政府开始了对经济的控制。1928年，以政府名义参股私有的中国银行(3.99,-0.01,-0.25%)和交通银行(8.67,0.00,0.00%)并派驻董事，1935年，又以发行的政府债券作资本入股这两家银行，取得绝对控股权。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连襟)以同样的手法使政府成为另外几家规模较小银行的大股东。至1937年，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70%被南京政府控制。控制金融的同时，宋子文(蒋介石内兄，孔祥熙之前任)组建的投资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开始向电力、采矿、铁路、水利、木业、棉业甚至造酒业渗透，先期贷款、参股、投资企业重组，继而参与管理控制。“银公司”本属国有，在抗战中后期国有股份除保留5%外以极低廉的价格转至私人手中，公司由国家资本变为官僚资本，成为宋子文等高官巨贾战后敛财的得力工具。

　　苏联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系并非只影响了日后的红色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此也很心仪。同时，希特勒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罗斯福新政也为蒋介石控制经济提供了榜样。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还于1936年拟定了包括矿山、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在内的重工业发展五年计划。尽管如此，由于连年内战和随后的日本入侵，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执行力和时间去完成自己的“计划”。截至抗战前，政府只控制着全国工业的11%左右的资本，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充满着盘剥和勒索)仍占主流。

　　抗日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剑桥中华民国史》)。一切以国防为重使统制经济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到1942年，国家控制的企业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资本的70%(《剑桥中华民国史》)。国家除直接投资重工业企业外，还与民营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如面粉、纺织品、纸张和水泥。战前面粉和火柴行业本无国营资本，1943年，其产量已有27%出自国营。棉纺织业的国营资本也占到了全行业的51.1%。

　　国民政府对待民营资本的态度由下例可见一斑。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的号召和敦促下，600多家民营工厂随兵工厂由华东华中迁往云贵川陕等地。他们得到许诺，在5到7年内获得5%-10%的利润以及低息贷款。而事实上，这些经过艰难跋涉迁移而来的工厂，有的因为资金困难物资短缺而关闭，有的因为接受官僚资本“救济”而易主。在火柴、水泥、码头、货栈、纺织等行业均有不凡建树的实业大王刘鸿生因不愿担任日伪上海市商会会长，放弃了上海的所有产业远走香港，1939年来到重庆。蒋介石设宴招待他说：“鸿老先生，我们盼望你很久了！这个我是知道的，你为抗日救国，牺牲了你在上海的一千多万的实业，还来大后方效力。你的精神可嘉！鸿老先生为国损失的一千万，我可以偿还给你！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各种技术人才，你要钱，我就给你钱！要原料，我就给你原料！你要人，我就给你人！”刘大为感动，在筹建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之余，派儿子刘念智潜回上海偷拆刘氏在浦东的章华毛纺织厂的设备。刘念智雇用一个有黑道背景的瑞士籍犹太人，买通一个日军少将，将500吨纺织印染设备陆续运至缅甸仰光。刘念智托人弄到了蒋介石要求给予运输便利的手谕，但宋子良(宋子文之弟)的西南运输公司忙于私利无暇他顾。刘此时又购入了300吨新的纺织器材，他买了12辆道奇卡车自行运输。历经万难到达缅甸腊戍、云南边城保山已然在望时，刘鸿生曾得罪过的交通部长俞飞鹏指示西南运输公司禁止这批货物入境。1943年，日军占领腊戍，刘念智逃回重庆，车队不知所终。

　　当浦东的500吨机器终于运抵四川后，刘鸿生已无钱让它们运转起来。他本着蒋介石“要钱给钱”的承诺，派刘念智于财政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银行等部门四处奔走，一无结果。此时，宋氏兄弟的亦官亦商企业如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实业公司、西南运输公司、雍兴实业有限公司、环球贸易公司、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等正大赚其钱。刘鸿生求见财政部长孔祥熙，得到解决办法：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须由政府投资，扩股成为特种股份公司，均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刘鸿生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兼厂长由政府委派，并由国货银行(孔祥熙任董事长，宋子良任总经理)任总稽核；刘鸿生须筹组并出任官方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订出实施条例，每年须收入几千万元。像许多处于困境中的实业家一样，刘鸿生无奈就范。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着手接收日伪产业。来自不同部门的接收官员们并未遵循规定的程序，大家本着先到先得的原则展开接收竞赛，从工业机械到家具都成了抢夺的对象。接收使政府控制经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接收过程中，国家利益与部门、个人利益像以往一样混杂在一起，这是官僚资本(或叫权贵资本)攫取私利的延续。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印染及其有关机械厂，垄断了棉纱市场。孔祥熙控制的中国粮食工业公司接收了在海南岛、广州、武汉、南京的敌伪粮食加工及运销、代购业务，收购了12个厂，垄断了粮食和面粉市场。许多人发现，拆卖工厂机器要比让它们重新转动起来更为有利可图。政府接收的2411个工业企业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恢复生产。

　　那些在战时响应号召迁往西南的民营企业家们并未得到政府承诺的利润，期望能于此时得到补偿，但显然无人理会。许多民营工厂依靠战时的军工生产合同生存，当抗战胜利政府取消合同后即行倒闭，“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1945年8月，内迁工厂代表胡厥文等率领一百多家工厂的厂长、经理冒雨到行政院请愿。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回答是：“老实讲，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你们要办工业，也要跟上时代，才不至于被外国人所淘汰。”

　　贪污、腐败、裙带关系在政府各级机构包括经济组织中植根深入，使得在抗战中获得了合理性的国家资本主义堕入官僚资本主义的泥潭。与政府有关的企业能够得到诸如贷款、原料以及运输方面的大量便利，民营公司如果缺乏政府关系则往往死路一条。上面提到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战后进口管制极为放松的背景下担任外国商品在中国的独家代理，经营汽车、无线电和各种奢侈品的进口业务。即使在后来政府加强外汇管控时，银公司依然可以套取外汇，牟取暴利。政府看起来成了与少数人瓜分全民利益的合谋者，而不是一个为社会谋取保障和福利的组织。

　　退离大陆前一年，蒋介石亲手书写了一个官僚资本无可撼动的案例。1948年8月，为了控制使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通货膨胀，蒋介石颁布法令实行币制改革，限期以新发行的金圆券收兑流通的法币、东北流通券以及金银、外国币券，并委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亲赴上海督战。《中央日报》发布社论：“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蒋经国在上海设置了11个“人民服务站”，接受举报，听取市民意见，宣言“只打老虎，不打苍蝇”。他赢得了舆论支持，被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同时，蒋经国从周边调运物资进入上海以平抑物价，着手打击投机商人和不法官吏。在随后抓捕的64名特大“奸商”中，杜月笙之女婿、棉纱大王荣鸿云、杜月笙之子证券经纪人杜维屏、“纸老虎”纸业公司理事长詹沛霖、棉布巨头吴锡龄等赫然在目。参与经济犯罪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民、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戚再玉、经济科长张亚民都被判处死刑。蒋经国得到了民心，但是开始遭到官僚势力的反击。蒋经国曾写道：“做事不到10天，而有许多人已在起来反对我了。这是早在意想中的事，目前不过是几个人，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将起来打击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思之痛心。”

　　“打虎行动”最终败在蒋家自己手下。上海媒体举报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走私、逃税、套取外汇及垄断货源等办法聚敛大量黄金、美元。扬子公司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蒋经国的表弟)所办。蒋经国从扬子公司查出大量囤积的紧缺物资，遂拘捕孔令侃并查封其公司。结果，由孔令侃的姨母、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到上海将此事平息，宣称此前公布扬子公司所犯罪行并非事实。

　　没多久，蒋经国宣布“打虎”、限价失败：“上海是奸商流氓的社会。他们有组织地破坏限价政策。政府每天抛售几万袋大米和面粉，都被抢购囤积，他们有后台！”

　　《剑桥中华民国史》把国民党的经济政策与晚清做了对比，认为“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19世纪90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

　　60年(1949－2009)

　　从强制共产到允许私人经济发育，

　　从计划到市场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刘鸿生在上海听到中共电台里传出自己的名字：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

　　刘氏父子随后被国民党胁持至香港，经过一番犹豫，他们偷渡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接见刘鸿生时说：“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包括工商企业和他们的一切生活资料。民族工商业者可以保留过去的生活，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正是国家急需用人之际，我们真诚希望刘老先生在上海民族工商业界中起带头作用，和政府密切合作，共度难关。共产党是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的。”

　　另一实业大王荣德生也留了下来。其子荣毅仁说：“我的父亲坚决不走的原因很多。第一，他从未出过国；第二，他不愿抛开他亲手创办的事业；第三，抗战胜利后他被绑过票，知道国民党的人在搞他；第四，他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些措施，感到不满。”

　　新政权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渐变的。到1950年，毛泽东的看法与他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所说基本相同：“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950年6月，他指出：“有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这期间，刘少奇更提出“剥削有功”论。1949年，刘少奇与天津128位民族资本家座谈，有人说自己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听“剥削”。刘说：“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195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伴随着中国农村快速的土地改革、朝鲜战争以及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也开展起来。三反虽然针对的是腐化干部，但因为干部的腐化多与资本家有关，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五反的序曲。五反的矛头明确地指向不法资本家，“他们涉嫌全面地进行经济犯罪，并欺骗国家和公众，但是运动的更大的目标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谈到五反时，毛泽东说，“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这一年7月，刘少奇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时说：“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种严重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行的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一些，采取激烈一些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

　　资本家遭到被高度发动起来的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受到经济惩罚，有人自杀(数如民生公司创办人、第一位响应公私合营者卢作孚)，有人被判处徒刑、死刑。为了过关，荣毅仁交待自己违法获利280亿元，后又增至2096亿元，已经打算以荣家产业相抵，声言“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后经毛泽东批准，荣毅仁、刘鸿生、经叔平等名声显赫的资本家被划为守法户(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将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与完全违法户五类，进行定案处理。北京市的处理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

　　三反、五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正在遭到打击的是到那时为止一直被容忍的一整套城市非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同时，政府通过罚款和补税取得了大量资金，那些无法支付巨额罚金的企业只能以股份代替从而变为公私合营。运动成功地让资产阶级的优越性荡然无存，人民已经做好了全面国有化和全力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心理准备。

　　到1953年，政府已经掌握70%至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一半以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运行。1955年，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11.00,0.08,0.73%)……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一九五○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这年秋天，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了，目标是1957年底全部实现公私合营。而在1956年1月底，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北京市市长彭真在1955年12月的计划是1956年底完成北京市公私合营，可是在次年1月的头10天就大功告成了。从此，整个中国开始以同样和更快的速度向共产主义迈进，再见到资本家，要历经“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并且幸存下来。但是，民族资本家在动荡年代建立起来的并不完整的诚信、热心公益等工商传统中断之后再行树立，已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奏功。

　　公私合营后，荣毅仁成为上海市副市长。周恩来曾说：“他(荣毅仁)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荣晚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一度出任国家副主席。其子荣智健在中信平台上数次成为中国首富。

　　1956年，在将价值2000多万元的企业公私合营后，刘鸿生闭上了眼睛。他在遗嘱中说：“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

　　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间，中断的民间工商业仍在海外延续。一旦环境允许，欲有作为者还会卷土重来。荣毅仁堂弟、荣宗敬幼子荣鸿庆1949年后赴香港经营南洋纱厂，1964年将纱厂交与其子荣智权，出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1983年任副董事长，1991年任董事长至今。其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分行由开业时的3家增至近60家。1990年，荣鸿庆与其姊荣卓如将南洋纱厂移机至上海，与上棉二十二厂合资开设上海纺织业最大的合资企业申南纺织厂，荣鸿庆任董事长。在大陆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行是荣鸿庆未了心愿之一。荣毅仁的侄子(荣长兄荣伟仁之子)荣智鑫在香港成立美联烟草公司，上世纪60年代末，当荣智健还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龚嘴水电站劳动时，美联被收购，荣智鑫净赚1亿港元。1975年，他成立荣文科技(1982年在港上市)，1978年，又与其兄荣智谦创立爱卡电子，它也成为此时由大陆赴港发展的荣智健的起飞平台。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长期担任巴西环球公司总裁。

　　无锡另一与荣家齐名的工商世家唐家1949年后主要在香港发展。1955年，唐君远将无锡和上海的丽新、协新等纺织印染工厂公私合营的同时，其子唐翔千在香港创办中南纺织厂，1969年成立香港最大的纺织集团南联实业有限公司。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唐翔千在工资和地价较香港远为低廉的深圳开办纺织厂，成为首位在内地开办合资企业的港商。此后，唐氏又在上海、新疆开办多家纺织公司。目前，其产业由其子唐英年管理，后者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事实上，尽管大陆1956年后从制度上消灭了民间工商业，但是这个民族经商的冲动并未因此完全泯灭。上世纪60年代末，荣智鑫在香港净赚1亿港元的时候，在浙江萧山农村，一个叫鲁冠球的青年农民凑钱开办了一家米面加工厂，在被随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后，鲁又开设一家铁匠铺，为附近村民打造农具、修理自行车。1969年，萧山县宁围公社委派鲁冠球担任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厂长。1978年，政府正式提出大力发展社队企业，鲁冠球遂领风气之先，以他为代表乡镇企业成为日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美的电器(17.30,0.00,0.00%)的创始人何享健，与鲁冠球经历大致相仿。

　　乡镇企业的壮大出乎政策制定者的预料。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访问者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992年，田纪云谈到，国营企业用40多年形成1.17万亿元的固定资产、2万亿元的产值，吸纳1亿多人就业，乡镇企业历时10多年就形成了5300亿元的固定资产、11000亿元产值，吸纳的就业人数也是1亿。

　　乡镇企业之发展仍与政府权力有直接关系。改革之初，原料、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仍在计划经济掌握之中，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鲁冠球之类的先行者也只能面对长期被国有经济忽略的日常消费品的巨大市场兴叹。更重要的，政府能够承担企业发展的政治风险。对此，那些个体经营者则无能为力。1982年，伴随乡镇企业兴起的个体私营经济对计划体制冲击过大，中央发动经济整肃运动，浙江温州成为打击重点。国务院下发文件称：“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温州“八大王”(“电机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以“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罪名遭到全国通缉，除刘大源外相继被抓获判刑。刘在3年逃亡生涯中历尽艰难，为了果腹曾到垃圾箱中捡食。胡金林的遭遇近于滑稽。1984年，“八大王”被平反，入狱者无罪释放。在外地流亡两年的胡金林回到温州，当夜即被逮捕，理由是通缉令还在，逮捕证明已经结案，至于法院要判无罪则是另外一回事。胡因此坐了69天牢。之后，“八大王”中，郑元忠创建了庄吉服装公司，胡金林到柬埔寨从事电器经销，其余六人湮没无闻。

　　经过整顿，温州的工业增长速度由1980年的31.5%降至1982年的－1.7%。全国的民营经济由此一度萎缩，失去了“扰乱市场秩序”的勇气。

　　2008年，温州柳市镇政府召开“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恳谈会”，“八大王”中健在的七位与会，一位副镇长表示“八大王当初受委屈了”。

　　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政策对民营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导致大量私营企业挂靠到国有或集体企业之下戴上“红帽子”以自保，同时，为获得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戴上“红帽子”者也比比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1994年《公司法》颁布后，这些实为私有的企业纷纷要求“摘帽”，但是很多企业主因此获罪。江西新大地总公司即为其中一例。1993年，为获得贷款进入海南某项目，江西个体商人涂景新与海南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签署挂靠合同，组建江西新大地总公司。1999年，在涂此前多次要求下，海南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与江西新大地总公司签订脱钩《协议书》，同意解除挂靠关系。涂景新随后通过工商局将江西新大地总公司变更为江西新大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为涂景新与其妻王慧艳。同年，海南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领导更替，新任领导认为新大地公司性质为国有，并向海南省纪检、监察部门控告涂景新侵占国有资产，及海南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前任总经理黄智忠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涂被刑事拘留。2000年，江西省工商局判定江西新大地总公司为全民所有制。2003年5月19日，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涂景新贪污罪、脱逃罪、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处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王慧艳贪污、挪用公款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黄智忠以挪用公款及营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06年12月22日，海南省高院作出二审判决，涂景新与妻子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

　　与涂景新有类似遭遇者并不鲜见，至今也并未绝迹。

　　新中国60年的后30年，总体来看似是市场经济力量摧枯拉朽无往不利的30年，但每一个在市场行列中的前行者，才知道迎面而来的逆风有多凌厉而绵延不绝。市场逆流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具体形态呈现。从上世纪末吴敬琏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担忧，到今天危机年代下“国进民退”潮袭来，中国市场力量的发育，仍在不间断地艰难过坎。

　　建国60周年，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已近70%，民营企业家在应对商业风险的同时仍须小心规避政治风险，这是对企业家资源的巨大浪费。折腾，曾使中国失去发展机遇、耗费无数能量，唯有不折腾，理正官商关系，“涅槃”方有希望。实现不折腾，必须有体制及法治作保障，因此，重温改革先驱、蛇口工业区的创建者袁庚的演讲应有必要。

　　1988年11月12日，袁庚在欢迎出席“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的中外经济学家时做了即席演讲。

　　“在蛇口，当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淡化特权和官本位，冻结了过去在内地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如果你问某个蛇口人现在是什么级别，是局长还是处长，那将引起哄堂大笑。这里的许多干部更乐意在企业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们的困难是，如果让一个干部从企业到政府部门工作，往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说服他。

　　“我们还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权。当你做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人民理所当然有权过问你。蛇口除了实行选举领导人之外，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给人民以罢免权，在这里已坚持六年了。这就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中还包括舆论监督，不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各种群众性的压力团体等等。谁都明白，如果地球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阳上去而毁灭掉。”

　　那一年，袁庚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