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越狱里的莎拉怎么死的:新闻话题 2011.04.2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0:34:07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质疑陈光标：扼杀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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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陈光标：扼杀善良？导语：近日，有媒体曝光“陈光标多笔善款掺假，借首善之名包揽项目”，引起舆论轩然大波。而陈光标也很快通过微博回应道：“让我感到无奈和不解的是，中国真的容不得高调慈善吗？许多善良...全文↓
质疑陈光标：扼杀善良？
导语：
近日，有媒体曝光“陈光标多笔善款掺假，借首善之名包揽项目”，引起舆论轩然大波。而陈光标也很快通过微博回应道：“让我感到无奈和不解的是，中国真的容不得高调慈善吗？许多善良和爱会被扼杀的。”
其实这样的质疑并不是第一次了，而早前围绕“暴力慈善”等话题，陈光标也曾经引来过非议。不过一点都不意外的是，绝大部分的网友都支持陈光标。
到底这场风波里有着怎么样的是是非非，能不能质疑陈光标呢？
“暴力慈善”后，陈光标又被质疑诈捐
2011-04-25 第1636期
今日话题
对陈光标的两大质疑与回应
两家媒体的报道总结起来不外乎两点，但是与“高调行善”无关：1.陈光标涉嫌“诈捐”；2.陈光标利用做慈善谋私利、揽项目，他的公司其实经营状况很糟糕。很快，陈光标也做出了回应。
陈光标有着“首善”的名号。
争议一：陈光标诈捐？
综合两家媒体的报道，陈光标的捐款被描述为大部分其实都是空头支票，比如：陈光标在去年一月份通过中国人权基金会向海地捐款100万元人民币，据记者查询没有这个基金会；陈光标去年春节曾经带领企业家团队号称发了2100万红包，但是据当地青基会掌握的情况，红包总额大约600万元；陈光标捐赠给家乡的两大公益项目——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大型农贸市场，其实产权人都是他的弟弟，并且还有租金回报……凡此种种，记者调查了出许多的捐款“猫腻”。另外报道称陈光标的公司其实经营状况很糟糕，不知道钱从哪里来的。
回应：向记者展示媒体质疑“清单”中的一部分捐款证书和收据
陈光标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段接受媒体的采访的视频，向记者一一展示了其多本捐款证书和收据。其中包括陈光标家乡江苏泗洪县天岗湖乡出具的接收捐款证明、收据和证书、向智利地震捐款100万的两张收据证明及捐赠证书、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海地地震捐款收据等。不过，记者注意到，陈光标回应的仅是此前媒体所列质疑“清单”的一部分。另外，陈光标还表示，有部分的捐款存在“缓捐协议期”，他的公司经营状况也很好。
争议二：陈光标借慈善与政府搞好关系，揽项目？
报道说，一位拆迁企业负责人表示，陈光标的慈善之名为他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生意机会。基于中国“首善”的名号，很多地方政府都会给陈光标一个面子让其入围，而陈光标的慈善名气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同时，陈光标的黄埔公司在南京的办公楼很大很豪华，而这块地是当初地方政府以公益事业为名划拨给黄埔暂时使用的，陈光标曾经派人到当地国土局询问该地块产权转让事宜。
回应：从未通过行善换项目
陈光标一直都说，自己做企业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政府帮过忙。而这次他也回应说，自己从未通过行善换过项目，并且有一个原则——就是在做慈善的地方不做项目。
当事人和质疑者双方都称自己有坚凿证据
陈光标把自己的“事实依据”制作成视频发布在个人微博上，瞬间获得了大量转发，而这场“风波”的引起者——报道原作者之一，中国经营报记者叶文添随后也在互联网发表了宣言式的几点意见，“文章数据皆来自于工商资料、税务局、拍卖公司公告、官方慈善组织回应、实地采访，无任何个人杜撰。”对此，陈光标表示不排除将来诉诸法律。
围绕“质疑”的三大争论
质疑陈光标的报道一经在媒体上发表，便引来很大的争论，而很多人都表示支持陈光标，争论的范围可以要远远大于报道本身，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不同的慈善观的争论。
陈光标今年已经先后赴台湾和日本行善。
支持观点一：不管怎么样，陈光标捐了就该获支持
就算是捐款没有到位，或动机不纯，希望以此获利，毕竟陈光标他捐了那么多，经常都看到他亲力亲为地做慈善。只要有了善行就是好事情。
反对观点一：诚信比慈善更为重要
俗话说“缺啥补啥”，我们现在最稀奇的就是诚信，质疑陈光标“诈捐”也就是为了追寻事实真相，不希望被弄虚作假蒙蔽，不希望他是一座被包装出来的“首善”神像。公众不需要造出来的“神”，只需要一个真实的陈光标。
支持观点二：质疑陈光标的人有什么资格，你们自己捐了多少？
陈光标做了这么多年慈善，亲自去了那么多趟灾区，亲力亲为到如此，却被横加指责。而这些质疑陈光标的人，你们自己又做了什么呢？谁又有陈光标做得多！
类似的观点还有：媒体应该去报道那些民生大事，而不是把笔墨浪费在陈光标这样的善人身上。
反对观点二：是质疑不是指责，既然能质疑章子怡、余秋雨，就能质疑陈光标
“中国首善”、“道德模范”，这些都是陈光标头上的光环，作为中国慈善的“领军人物”之一，作为公众人物，陈光标当然应该接受质疑。同样作为公众人物，章子怡、余秋雨、汪小菲都经历过“诈捐门”，前者差点没有被口水淹死，公众也要求余秋雨给个说法，而汪小菲更是刚刚在微博公布了“捐款凭证”，名人做慈善，当然要经受得起质疑。盖茨那么有钱，那么大的身家投入慈善，也一样被质疑是否为了偷税。如果社会的话语权以掏钱来定，掏钱多的可以说话，掏钱少的得闭上嘴巴，又谈何公平和正义。
媒体当然可以履行监督的职责，尤其是对于陈光标这样的道德楷模、公众人物。另一方面，如果媒体是恶意诬陷，当然也不行，陈光标可以起诉。
支持观点三：这样太伤人心，企业家都不敢做慈善了
陈光标自己表示，如果是这种舆论氛围，许多善良和爱会被扼杀的。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就认为，在目前公益慈善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相比，中国的公益慈善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所以，要用更宽容的心态看待做慈善的人。在慈善界，对有缺点的企业家一定要宽容，防止水至清则无鱼，企业家不敢做慈善，或做慈善时畏首畏尾。
反对观点三：许多企业家都被质疑过，一样坚持慈善
王石、陈发树、曹德旺，他们都曾经被质疑过，但仍然在坚持。而后面两位的基金会面临着困难，就像壹基金曾经不得不投靠“红十字会”一样，他们的基金会也承受着许多体制的痛。还有许多的企业家，则受困于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或者觉得财不外露，没有安全感。害怕把财富暴露在阳光下。缺乏财富安全感、慈善体制的缺失、慈善意识不强，这些因素都比被质疑更决定富豪们是否做慈善，能否坚持做慈善。
也许公众对陈光标的质疑会让一些企业家有顾虑，但另一方面，这也许更有利于他们思考，如何把慈善做得更完善，如何选择慈善方式。
为何争论中支持陈光标的人更多？
上文提到的章子怡、余秋雨等人，都曾陷入过“诈捐门”，而多数公众都站在质疑的一边。但，当陈光标面临指责的时候，人们却大半都站在他这一边，质疑媒体的动机。这是为什么？
也被指诈捐的汪小菲贴发票，证“清白”
1.陈光标满足了人们对“富人行善”的期望
陈光标高调行善的时间很长了，尽管这种高调和中国人一向所提倡的含蓄不太搭配，但是“我高调行善是为了带动更多的富人行善”的逻辑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贫富分化很严重，许多富人被认为“为富不仁”，不知道“反哺社会”的时候，陈光标无疑就成了一面镜子。
但是，有分析指出，财富观是需要慢慢积累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表示，慈善意识的培养建立，需要很长时间。在他看来，富豪首先是企业家，他们要做的，“第一是生产合格的产品，第二是对员工的仁慈，第三是考虑投资人的利益，第四是对环境有利，第五是合法纳税”。这几点都做到，就算不做慈善，也值得人尊敬，因为也创造了足够的社会效应。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最近招行和贝恩公司的联合调查中，很多富人都有移民的打算，没有财富安全感是位列第二的原因，如果这都没有的话，很难做好慈善。
2.陈光标的慈善方式刚好切合了人们对当下慈善机制的失望
陈光标不仅仅捐款，更经常身体力行地到地方去发红包。在看惯了不少像是“红十字会万元餐费”这样的新闻后，人们对陈光标这样直接把钱发到群众手中的做法更为认同。不过，民间慈善其实有不少方式，可以参见《陈光标与巴菲特做慈善的不同》和《李连杰壹基金的黑与白》两个专题，当然专题中提到的方式在中国很难推进，但是值得致力于慈善的富豪去尝试和突破。
结语：陈光标很快就站出来回应质疑的态度值得赞赏。而有了质疑、争论和监督，慈善才能越来越透明。当然，这同时也让人思考陈光标式慈善是否应该有所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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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殷国安：“风水书记”还欠公众一笔账阅读原文
殷国安职员重庆市政府21日发布干部任免通知，江津区委原书记王银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4月24日《现代快报》）在王银峰副秘书长履新之时，我们想起他还欠着公众一笔“旧账”。去年10月，媒体报道江津区...全文↓
殷国安 职员
重庆市政府21日发布干部任免通知，江津区委原书记王银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4月24日《现代快报》）
在王银峰副秘书长履新之时，我们想起他还欠着公众一笔“旧账”。
去年10月，媒体报道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为保护政府办公楼的风水，让手续齐全的在建楼盘停建，此即为“官员风水门”；随后，江津区政府新闻办称报道失实；接着，王银峰书记出面“辟谣”，声称“身正不怕影斜，欢迎开发商将对话录音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听一听。”果然，就在同日，那段长达30余分钟的音频资料便惊现各大门户网站，其中除证实“风水说”之外，更多雷语令人结舌。从此以后，社会就等待王银峰的回应，但王从此在公众视线里消失，这一去，就是半年。
现在看来，王银峰面对舆论监督的沉默策略非常奏效。通过沉默，让媒体舆论无法深入，关注热情自然降温，一切问题不了了之。问题在于，作为官员的王银峰没有拒不回应质疑、逃避舆论监督的权利。此风若开，官员只要默对舆论，便可以刀枪不入，舆论监督便无可奈何，民众便束手无策，还怎么能够“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有效监督政府”？
当然，沉默的不仅是王银峰书记，还包括江津区政府新闻办。人们于是不再知道“风水门”事件的结果，比如，手续齐全的在建楼盘最后有没有停建？停建后的经济账怎么算的？王银峰有没有说“你懂不懂风水？在这个地方你的建筑起来了，就挡了政府的办公楼。这里是衙门！”“和政府作对的就是打黑对象”。人们顺便还想知道，这一次王银峰履新，是“平调”，还是属于被重用？
王银峰书记就要履新了，这笔“旧账”该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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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关注】薛世君：五年工资翻番，恐是乌托邦阅读原文
薛世君媒体人原题：全凭市场做主，工资恐难翻番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喜忧交替，比如最近广受关注的工资翻番计划。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透露，我国将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在“十二五...全文↓
薛世君 媒体人
原题：全凭市场做主，工资恐难翻番
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喜忧交替，比如最近广受关注的工资翻番计划。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透露，我国将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在“十二五”期间力争工资翻番。“工资五年翻番”，大家自然喜不自胜。
可随后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又表示，“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决定机制”，且是决定工资水平及工资增长状况的一条根本原则。这种“调薪主要靠市场”的说法，立时又让人心生疑虑。
工资是否全赖市场机制决定，一直莫衷一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而制度学派则认为还应包括各种制度性因素。所以，即便“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决定机制”，也未必就意味着仅靠“市场”就能实现“工资倍增”，更不意味着行政力量可以“袖手旁观”。仅以最低工资标准而论，即便政府制定了这个“指导价”，很多企业还在打“擦边球”，有的发放“地板工资”——将最低工资直接作为员工的基本工资，有的将职工变成“劳务派遣工”等等，遑论全凭“市场”做主。果真全凭“市场”做主，最低工资标准说不定会成为“天花板工资”呢，而“工资五年翻番”的愿景也就有点“画饼充饥”的味道了。
日本也曾在上世纪60年代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到7年时间，人均国民收入就翻了一番。日本当时的“收入倍增”就没有完全甩给“市场机制”，而是各政府部门综合发力，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包括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在内的政策组合拳。其间的种种政府干预，虽然不那么“市场”，却提前实现了收入倍增计划。
将工资倍增的希望寄望于市场调节，无异于“与虎谋皮”。要想实现“工资五年翻番”，于目前的国情而论，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政府调控举措不可或缺。比如至少可以在减税让利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方面有所作为。
社会财富总归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转移，此消彼长。如果政府征收的税费过多，无疑就会挤压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税负之重，之于企业，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所称，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即使不是全球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之于居民，突出表现就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碎步前进”，生怕步子大了跌跤。
以流转税为主的不科学的税制结构、路桥费推高的物流成本、个税的“逆调节”……都成为挤压企业利润、阻碍工资增长的“拦路虎”。这恰恰需要政府减税让利，匀出一些财富。企业税负减轻，有了利润空间，才可能与职工分享利润，工资倍增也才有希望。
当然，企业未必会主动与职工分享利润。碎片化状态的职工势单力薄，根本没有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和博弈的能力；工会经济上依附于资方，没有“叫板”的底气。工资老板说了算，还“倍增”个啥？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挺身而出，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比如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动工会职业化以助其挺直腰杆，代表工人协商涨工资等，增强工人的博弈能力。否则，全听“市场”说话，老板永远没有加薪的动力和压力，工资十年也翻不了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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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任剑涛：全能政府阻碍事业单位改革阅读原文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全文↓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尤为突出的主导理念。
在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看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可谓“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所谓分类改革，即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作为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遗留产物，一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机构出现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把服务变成了收费以满足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有的事业单位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强化了公共机构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众利益的损失。
被“剥离”的，还有原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据了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转制后，离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将继续执行现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转制前已退休人员，转制后继续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等待遇。有条件的转制单位，还可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
被留下的“中坚”，也进行了细分。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1 “全能政府”造成今天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经常用“事业单位”这个概念，也常谈“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的起源是什么？
任剑涛：所谓政事分开的事业单位改革，应该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遭遇到这样的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
任剑涛：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觉得是中国事业单位问题和政事混淆的结构问题，有其内外部因素。
一方面，我们的国家结构就是全能政府的结构，虽然今天批评全能政府有其缺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是一个历史选择。因为资源稀缺，如果不集中资源办大事，统一国家的工业化就不可能完成，统一国家的权力结构就不可能布局，中央政令又不可能畅通。
并且，政府和社会没办法分离。因为在1949年前，一个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社会，使得政府和社会处于对立状态而不是合作状态，汲取了国民党统治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以后实际上对社会采取了一个大包大揽的设计取向。
新京报：“大包大揽的设计取向”体现在哪？
任剑涛：当时，工青妇的社会事务，基本上在社会组织结构上，变成了政党和政府的附属组织，而不是社会自治组织；教育组织，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念要变成培养接班人，所以也不是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方面，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公共卫生水平也不是很高，1949年后国家资源高度稀缺，政府把公共卫生也揽起来了；而所谓的文化事业、科技事业，也是在这种举国体制之下，基本上由国家包办。
这四大门类，就是目前的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门。
新京报：当时的国家就开始了以五年为周期的计划。
任剑涛：当时资源配置方式，是高度计划经济形态。计划化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是唯一决定性的主导力量。多中心治理，变得既不重要也不必要，尤其在资源稀缺的计划经济情况下要避免，所以事业单位基本上附属于行政部门。这就是政事要分离的一个权力脉络。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目前这种政事结构一个内部来源。
新京报：外部因素呢？
任剑涛：1949年之后，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体制，“举国体制、军事手段、运动型方式”推动国家发展。国家在集中资源的情况下，计划化非常刚性，不允许市场和社会独立，市场一定是国家指令性市场，甚至价格因素在一段时间内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所谓政事分离，政资分离，政社分离，政企分离，是西方国家的运作模式，是当时要批判的对象。
2 惯性行政力量很难中断
新京报：“事业单位”本来是一个历史问题，现在遭遇了巨大的现实困境。
任剑涛：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大家一直认为政事不分离存在弊端，混淆化管理，成本甚高，绩效甚低，而且条块分割，交错管理。
新京报：这些弊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任剑涛：第一，以政代事。最重要的负面结果，是事务执行部门依靠行政权威来推进，而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责任和提供的公共品，其实与行政机构是疏离的。比如说现在最直接的29个部委的研究型机构、政策型机构和14个国务院直属的事业机构，仅仅一个数据我们就发现交叉管理所带来的成本高，绩效低下。
第二，就事论事。由于对技术性、独立性尊重不够，政经常干预事，导致事业部门社会认同感、权威性以及专业可靠感的程度下降，甚至没有保证，带来事业部门成本甚高，也成为政府部门的沉重负担。
第三，对兴起的市场机制来讲，阻碍了多中心治理的现代治理结构的发展。
新京报：政事分离改革难在哪里？
任剑涛：关于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这样一种拨款机制、行政机制，其实是没有进行最基础的改革。事业单位的定位就是准行政机构，或者叫行政性依附机构，因此所有事业单位的运作都延续着一个行政的逻辑。医院也有级别，原来企业也有级别。
新京报：有习惯性的因素在里面？
任剑涛：对，在事业单位里，惯性行政力量很难中断。政府部门为了自己行政指令下达的畅通，愿意自己直接掌控事业单位。在这种政府部门当中的事业单位，也乐意行政拨款，因为政府部门的控制只在掌控资源的时候比较严格，而平时是放纵的。大家都愿意维持这种状态，而且叫做“仿公务员待遇”，双方各有所需。政事分离的难度，首先是结构上双方的需要。
从功能上讲，第二个因素是手段的短缺，缺少事业单位跟政府部门切割独立运作的人才、资金、法律、制度、章程、服务、融资传统、融资手段，这一系列都是短缺的。
还有就是，人们一时不知道政事分离之后事业单位靠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结构是全能政府，基本上大家有事就想到政府。现在一改革，就会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抗拒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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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指令不能替代事业单位运作
新京报：“事业单位改革”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何总是难以彻底解决？
任剑涛：三十年来政事分离跟政企分离一样，可以说经历了三波改革，但是基本上是有待成功，不能说失败。
新京报：大致走过什么样的路程？
任剑涛：基本上可以按年代划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的是第一波改革，“放权式改革”。
当时被称为分权式政企分离的改革，或者分权式行政体制改革。具体到医院体系改革，处境非常尴尬：中央放权了，地方政府又负担不了，把医院放到市场里去，医药产业化，医院产业化，叫做管办不分离，政事不分离，医药不分离，公益和非公益不分离，不少公立医院都在搞创收，而私立医院又缺乏管理规则，所以整个医药市场一片混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的是第二波改革，“剥离性改革”。
到九十年代后期，跟进性的改革就是教育产业化，当然教育部门不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比如，现在的学费，中学比大学昂贵，小学比中学昂贵，到了幼儿园是最贵的，一流幼儿园的赞助费更是惊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政事没有分离，教育资源配置是行政配置，行政配置使得优质资源倾斜于权力资源中心。这样带来一个不公平结果，使得第二波改革，就是剥离性改革变成紊乱性的改革，同样成为权力自肥的一种方式，造成民众普遍性的反感。
九十年代末期，跨世纪初到现在这十年，是第三波改革，政事分离的“合理化改革”开始成为一个主流。包括我们讲文艺团体也通过市场演出，拍电影实行制片人制度，出版社市场化，其实这个改革今天看起来也是剥离性改革，或者叫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抽身性的政事改革。既然负担不了这么多，就抽身，但抽身就使得下放性的改革和剥离性的改革面临一个问题，其公共职能如何落实？
因此，大家开始反思，应当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责任，事业单位如何执行？就使政事的结构性分离变成了当务之急。所谓结构性分离就是，首先要承认在法律上，在国家职能机构设计上，在政府行政指令上和事业单位按照自己事业组织原则运转上，明确其定位，因为再也不能用行政指令替代事业单位运作的规则。
新京报：这三波改革中，我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任剑涛：政事分离在跨世纪之后有着三重健康认识的回归。
一方面，对政事单位结构和功能开始有了一个非政治化的健康认识。另一方面，公共医疗部门履行公共职责，政府必须购买。比如说有一些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政府必须付款，而不是抽身而逃。抽身之后可以一只脚随时回踩，回踩不是压制，是提供资源，提供规则。这些基本上可以说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第二重健康认识的回归，就是承认了政事各有自己的运作逻辑。实际上政事分离与政企分离、政资分离和政社分离不同，就是政府跟社会之间有一个中介性机构，这就是事业单位最重要的一个定位。政资分离就是政府让渡出一个市场空间，政事分离是政府让渡出一个社会空间。但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健全的管理是要使市场、社会、政府健康互动，因此中介性桥梁组织的建构非常重要。
第三重健康认识的回归，是政府认识到要依据法规提供政策，供给资源、健康布局，宏观管理，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这三种健康认识的回归，其实就是改革共识度的增加。
4 政府和事业单位要同步改革
新京报：目前事业单位改革，也就是您所说的“政事分离”，该遵循什么样的改革路径？
任剑涛：结合此前的经验教训，和国内外的有效经验，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则要着重强调。
首先一点，就是公平、公正原则。政府不是置身于政事分离改革的局外，政事分离改革的逻辑对政党部门也同样有效，这才叫公正、公平。
对于政事分离，我认为前提条件就是结构上的一致性变动，党政部门也得跟进。党政机构的公务人员也应当纳入社会保障机制，比如说纳入专业考核机制，不能说一个大学教授一天到晚要上多少课，又要写多少文章，还要提供多少社会服务，而行政机构的职能就是给你发布指令。
新京报：这样的话必然有一个博弈性的过程。
任剑涛：只有结构上的一致性变动，政事分离的政策设计者，才能够赢得要分离出去的事业单位的机构和人员的共同支持，这个政事分离才是真正可靠的，否则又有可能流产。因为事业单位相当多的人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地施加压力，改革就会破产。
新京报：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典型的如一些学术期刊，一放开就乱来，一断奶就死掉，这也是改革的困境之一。
任剑涛：所以，要积极准备资源和手段，这一点也是一大困难。如果事业单位分离了，替代性的资源在哪里？
比如说对公共教育部门的分离，我们排前二十位的好大学，能不能选择几所进行非国有化的试点？地方政府也不用负担财政，中央政府也不用负担财政，大学发展具有活力，又使得我们公共教育多元化。
现实情况是，很多教育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比如一些大学校长，不是他自己愿意主观阻挡，他很愿意改，但是因为手段、资源、政策供给不足，一旦改下来就会混乱。
新京报：除了公平，还要遵循什么原则？
任剑涛：就是避免政事改革以政代事，这种传统方法的弊病可能在政事分离里很难克服。
行政指令一刀切，从而造成对政府权威和事业单位的双重伤害，政事分离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过程，要特别强调。
如果把政事分离当做单纯的行政指令过程，政事分离必定失败。必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渐进互动，双方理性妥协，共同接受进行的改革。
如果按照现在“不愿喂草，只想挤奶”的管理方式，改革可想而知。
新京报：“不愿喂草，只想挤奶”的“事性企管”（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僵局，该如何打破？
任剑涛：政事分离首先要清理，比如说在法律上对于教育部门的定位，对医疗部门的定位，对出版单位的定位，对于文艺演出部门的定位，对于科研机构的定位究竟是不是准确的。因为这些部门说到底在利益计算上，原来基本上是“胜利的懒汉哲学”。
新京报：“胜利的懒汉哲学”？
任剑涛：比如说，一个在政府部门政策研究室的人，他可以按照处级、厅级这样往上排，同时他又可以获得副研究员、研究员双方具有的优势，所以他就是“胜利的懒汉哲学”。
搞政策研究的时候，你说我有研究项目，要评职称；搞研究项目的时候，你说我不能跟大学比，我们实际上是党政机构，等于两方面提供的事业产品和政治产品都不合格。
这样懒汉哲学的胜利，降低了整个事业部门公共品的供给水平，这里你一定要让他们有适应过程。
■ 他山之石
美国的“事业单位”
美国在管理体制上，政事、政企、政资、政社都是分离状态，叫做国家结构上的分离，因此不存在政事分离改革的说法，所以说，政事分离改革是有中国特色的，或者说是舒适体制遭遇到的现实困境而产生的改革话题。
美国在立国之初特别强调，国家结构里的三种分离。
第一种分离，国家内部结构的分离，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离，这是美国宪政结构。
第二种分离，纵向结构上，特别强调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分离。所以，联邦政府一般是不主办全国性所谓事业机构，因此没有国立大学，也没有国立医疗机构，更没有国立演出团体。
第三种分离，是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架构的分离。对社会来说，事业部门、医疗部门、出版部门、艺术部门、教育部门，定位非常清楚。
政府主要用法规手段，或者叫行业组织手段进行管理。比如说FDA负责食品、药品的管理机制。这个食品、药品管理机构也是一个官僚机构，但实际上这个特别强调是按照专业技术手段提供管理和控制方法。不是靠行政指令，FDA批不批准新药，纯粹是一个技术过程，相当多的医药专家和食品专家在里面，因为他们说了算，美国总统都不能干预的。
美国的公立大学，简单地说，就是市场准入，仿公待遇，享受教育公务员的待遇。
美国如果说有一个政事分离的改革，就是美国的公立大学。因为各个州最初州立大学是全包，公务员待遇，铁饭碗。带来的恶果就是，高投入，低收益，基本上跟私立大学一比，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公立大学水平太差。后来美国州立大学开始进行改革，首先就是加州，然后逐渐向中部和东部推进。
公立大学比较好的，加州系统首先进行改革，进行融资，把私立大学的手段引进到了公立大学，于是加州系统公立大学排位都很靠前，伯克利、洛杉矶、圣地亚哥，在公立大学里都排得很靠前，这个改革鼓励了州公立大学，州政府进行政事分离改革，逐渐从全面拨款搞成差额拨款，甚至补贴性拨款。
这样，教育事业单位的性质不变，既要承担公共教育职能，要满足公立大学几个最重要的教育均衡性发展公共职责，本州的学校只要高中会考合格都不能拒绝，这是一个公共职能，同时也要提高大学水平和公共品德的供给水平。
所以美国的公立大学后来为什么那么具有活力，实际上在具体运作办法上跟私立大学没什么区别。
打破铁饭碗后，他们融资是来自于三个对象，第一，向企业部门出售大学的研究产品。第二，向校友募捐。第三，其他政府部门需要购买的相应服务，可以到大学里直接购买。
□任剑涛
本版采写/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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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考】胡舒立：真正需要的是减税阅读原文
胡舒立知名媒体人个税改革方案对税负在低中高收入人群中的分配有所调整，但这实现不了藏富于民的目的公众翘首以盼的个税改革新方案终于面世。然而，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一...全文↓
胡舒立 知名媒体人
个税改革方案对税负在低中高收入人群中的分配有所调整，但这实现不了藏富于民的目的
公众翘首以盼的个税改革新方案终于面世。然而，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一审未能通过，将进入二审。修正案把个人工薪所得税免征额由此前的每月2000元上调至3000元，并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税率由9级减至7级，征税级距也做了相应调整。
修正案降低了中低工薪阶层的税负，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也与“提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改革相一致，应予肯定。然而，其局限性也相当显著，无论技术层面还是整体方略上都有重大缺憾。
个税改革目标之一，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其核心就是要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但在此次修订案中，免征额的调整与公众的普遍期望差距甚大，两三年后又需再次调整。
若修正案通过，低收入及中等收入者的税负担将有所减轻，以低收入者最为明显；而中高收入者，特别是高收入者的税负则相应提高。大体上，以月收入9000元为界，税负减少明显；月收入9000元至2万元者，税负相对减少但有限，税率相对提升；而凡月收入高于2.15万元者，今后所缴个税会增加。如是，则此次调整对鼓励劳动收入、壮大中产阶级、调节分配不公，效果将较为有限。（参见本期“个税改革力度不足”）
税收是公共服务的价格。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卖方，公民作为纳税人是买方，两者之间应有一个讨价还价的机制。在法治国家，这就体现在各级议会对政府税收征收和使用的实质性决定和审查上。
正因此，任何税收的调整都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社会高度关注，应该更为透明，有更多公开讨论。依法治国家常理，个税免征额调整这样的重大问题，应基于公众的充分讨论，并建立起常规性调整机制。但可惜的是，此次调整迄今一如既往，更多地基于执行部门的意见，纳税人无从置喙，方案即便通过也难孚众望。
中国过去五年曾三次提升免征额，但调整税率表还是首次。在这个意义上，可将此次调整视为1994年个税法出台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革。然而，此次改革仍缺乏实质性动作，未能朝向综合征收的改革目标迈进，按家庭征收的国际通行方式更无从谈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层次遗憾。
综合计征并考虑家庭差异，是多数国家个人所得税制的惯例。由此带来的减免税具有显著合理性。而中国从2003年起着手筹划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至今推进有限，依然分类征收个人所得税。除了免征额，整体税收框架没有弹性。目前11项收入分类中，工资所得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最高税率达45％，这在世界上也属偏高。
目前，中国个税收入总额中，征自工薪所得的收入超过六成，征自“其他所得”的仅占11％。真正的高收入者在现有个税框架下很难被识别和瞄准，纳税额也相当有限。这对壮大中产阶级、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当不利，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障碍。
修正案在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面乏善可陈，仅仅限于技术性调整，诸如取消了两级税率，调整了累进级距。不仅如此，由于政府担心此项改革导致财政减收过多，不仅未能如学界建议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对中高工薪阶层还增加了税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法把适用40％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并入45％的最高税率，必将增加高收入工薪阶层的负担。
中国当前真正需要的是减税，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激励。据财税学者研究，按照最保守的口径计算，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整体收入约占中国GDP的34.5％。这意味着，各级政府拿走了每年GDP的三分之一还要多。因此，税制改革应该坚持减税的思想，个税改革应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个税修法是一面镜子，凸显中国财税体制的问题和弊端。目前，中国税收体制的执行层面由诸多部门规章支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频频以规范性文件改变税收政策，这是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的。这种局面必须尽快终结，政府的征税权必须经民主立法才能授予，要受纳税人的实质性监督和约束。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面对当前贫富差距悬殊、公共服务薄弱的现实，中央决策层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议题。个税改革应以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加快改革现行财税体制，改善收入分配，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宏观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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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白鹤鸣：警惕印度重启核试验阅读原文
白鹤鸣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在美国撰写的国际核谈判剧本中，退出了《核不扩散协定》的朝鲜和涉嫌违反这一协定的伊朗分别是反一号和反二号，别的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戏份。但在这部肥皂剧的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大反派，那就...全文↓
白鹤鸣 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在美国撰写的国际核谈判剧本中，退出了《核不扩散协定》的朝鲜和涉嫌违反这一协定的伊朗分别是反一号和反二号，别的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戏份。但在这部肥皂剧的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大反派，那就是已经在表面上平静了十多年的印度核计划。
印度拒绝加入的《核不扩散条约》是当今国际秩序的支柱之一。这是一个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条约，签署条约的无核国家承诺自己决不研制核武器，五个有核国家则保证帮助它们兑现这一承诺。显然，印度这个“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并不甘于接受无核国家的地位。印度于1998年进行了三次核试验，自称进入有核国家俱乐部，国际社会立即对印度实施制裁，印核问题的盖子从此揭开。
但坦率地说，印度核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印度有核武器，而恰恰是因为它没有。1998年印度的核爆炸是在地下室中进行的，外界掌握不到详细情况，只能通过地震波分析出其总当量为数万吨，仅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水平。另外从历史上看，每一个国家最早的核武器自重都有10吨以上，这种大东西很难装到印度同样不成熟的远程导弹上使用，充其量只能用作地雷。对此，有核国家的传统做法是一步一步地试验，造出越来越小的弹头、更先进的增强型原子弹，最后是氢弹。但据报道，印度人似乎想搞“跨越式发展”，1998年三次爆炸中的一次就是氢弹，不过地震波揭露了真相，这次试验彻底失败了。
印度最初想法很简单，就是先突然迈过核门槛，争取国际承认，同时拖垮巴基斯坦。但1998年核试验的尴尬结果不仅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增大了遭受打击的风险。印度人虽然不愿意放弃核武器，但也不敢再顶风作案搞核试验。2007年，美国人利用这种困境与印度签订了争议很大的《美印民用核协议》，这个协议虽然绕开了《核不扩散条约》，但也规定了对印度重启核试验的惩罚措施，实际上冻结了印度核武器的发展。
不过一纸协议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虽然美国人相信他们已成功监视印度的核设施，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显示出印度人并不会满足于1998年水准的核弹，这就是印度战略导弹力量的发展。印度已经开发出3种型号的“烈火”式战略导弹，射程分别为700、2500和3500千米，覆盖周边地区，另外两种可以打到中国全境甚至全世界的洲际导弹也正在开发中。印度斥巨资研制这些战略导弹是不是为了发射秘密研制的核弹头，谁也不好说。但从博弈的角度说，印度的战略导弹和核试验一样，只能降低本国安全等级。
当前的国际局势对印度也很有利，中东乱局如果持续下去，美国的注意力将被更多地吸引到中东，很难像现在这样认真监视印度。另外万一中东形势彻底恶化，也不排除美国故意把印度扶植成核国家的可能性，中国对此当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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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质疑陈光标：扼杀善良？
阅读原文质疑陈光标：扼杀善良？导语：近日，有媒体曝光“陈光标多笔善款掺假，借首善之名包揽项目”，引起舆论轩然大波。而陈光标也很快通过微博回应道：“让我感到无奈和不解的是，中国真的容不得高调慈善吗？许多善良...全文↓
质疑陈光标：扼杀善良？
导语：
近日，有媒体曝光“陈光标多笔善款掺假，借首善之名包揽项目”，引起舆论轩然大波。而陈光标也很快通过微博回应道：“让我感到无奈和不解的是，中国真的容不得高调慈善吗？许多善良和爱会被扼杀的。”
其实这样的质疑并不是第一次了，而早前围绕“暴力慈善”等话题，陈光标也曾经引来过非议。不过一点都不意外的是，绝大部分的网友都支持陈光标。
到底这场风波里有着怎么样的是是非非，能不能质疑陈光标呢？
“暴力慈善”后，陈光标又被质疑诈捐2011-04-25 第1636期
今日话题
对陈光标的两大质疑与回应
两家媒体的报道总结起来不外乎两点，但是与“高调行善”无关：1.陈光标涉嫌“诈捐”；2.陈光标利用做慈善谋私利、揽项目，他的公司其实经营状况很糟糕。很快，陈光标也做出了回应。
陈光标有着“首善”的名号。争议一：陈光标诈捐？
综合两家媒体的报道，陈光标的捐款被描述为大部分其实都是空头支票，比如：陈光标在去年一月份通过中国人权基金会向海地捐款100万元人民币，据记者查询没有这个基金会；陈光标去年春节曾经带领企业家团队号称发了2100万红包，但是据当地青基会掌握的情况，红包总额大约600万元；陈光标捐赠给家乡的两大公益项目——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大型农贸市场，其实产权人都是他的弟弟，并且还有租金回报……凡此种种，记者调查了出许多的捐款“猫腻”。另外报道称陈光标的公司其实经营状况很糟糕，不知道钱从哪里来的。
回应：向记者展示媒体质疑“清单”中的一部分捐款证书和收据
陈光标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段接受媒体的采访的视频，向记者一一展示了其多本捐款证书和收据。其中包括陈光标家乡江苏泗洪县天岗湖乡出具的接收捐款证明、收据和证书、向智利地震捐款100万的两张收据证明及捐赠证书、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海地地震捐款收据等。不过，记者注意到，陈光标回应的仅是此前媒体所列质疑“清单”的一部分。另外，陈光标还表示，有部分的捐款存在“缓捐协议期”，他的公司经营状况也很好。
争议二：陈光标借慈善与政府搞好关系，揽项目？
报道说，一位拆迁企业负责人表示，陈光标的慈善之名为他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生意机会。基于中国“首善”的名号，很多地方政府都会给陈光标一个面子让其入围，而陈光标的慈善名气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同时，陈光标的黄埔公司在南京的办公楼很大很豪华，而这块地是当初地方政府以公益事业为名划拨给黄埔暂时使用的，陈光标曾经派人到当地国土局询问该地块产权转让事宜。
回应：从未通过行善换项目
陈光标一直都说，自己做企业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政府帮过忙。而这次他也回应说，自己从未通过行善换过项目，并且有一个原则——就是在做慈善的地方不做项目。
当事人和质疑者双方都称自己有坚凿证据
陈光标把自己的“事实依据”制作成视频发布在个人微博上，瞬间获得了大量转发，而这场“风波”的引起者——报道原作者之一，中国经营报记者叶文添随后也在互联网发表了宣言式的几点意见，“文章数据皆来自于工商资料、税务局、拍卖公司公告、官方慈善组织回应、实地采访，无任何个人杜撰。”对此，陈光标表示不排除将来诉诸法律。
围绕“质疑”的三大争论
质疑陈光标的报道一经在媒体上发表，便引来很大的争论，而很多人都表示支持陈光标，争论的范围可以要远远大于报道本身，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不同的慈善观的争论。
陈光标今年已经先后赴台湾和日本行善。支持观点一：不管怎么样，陈光标捐了就该获支持
就算是捐款没有到位，或动机不纯，希望以此获利，毕竟陈光标他捐了那么多，经常都看到他亲力亲为地做慈善。只要有了善行就是好事情。
反对观点一：诚信比慈善更为重要
俗话说“缺啥补啥”，我们现在最稀奇的就是诚信，质疑陈光标“诈捐”也就是为了追寻事实真相，不希望被弄虚作假蒙蔽，不希望他是一座被包装出来的“首善”神像。公众不需要造出来的“神”，只需要一个真实的陈光标。
支持观点二：质疑陈光标的人有什么资格，你们自己捐了多少？
陈光标做了这么多年慈善，亲自去了那么多趟灾区，亲力亲为到如此，却被横加指责。而这些质疑陈光标的人，你们自己又做了什么呢？谁又有陈光标做得多！
类似的观点还有：媒体应该去报道那些民生大事，而不是把笔墨浪费在陈光标这样的善人身上。
反对观点二：是质疑不是指责，既然能质疑章子怡、余秋雨，就能质疑陈光标
“中国首善”、“道德模范”，这些都是陈光标头上的光环，作为中国慈善的“领军人物”之一，作为公众人物，陈光标当然应该接受质疑。同样作为公众人物，章子怡、余秋雨、汪小菲都经历过“诈捐门”，前者差点没有被口水淹死，公众也要求余秋雨给个说法，而汪小菲更是刚刚在微博公布了“捐款凭证”，名人做慈善，当然要经受得起质疑。盖茨那么有钱，那么大的身家投入慈善，也一样被质疑是否为了偷税。如果社会的话语权以掏钱来定，掏钱多的可以说话，掏钱少的得闭上嘴巴，又谈何公平和正义。
媒体当然可以履行监督的职责，尤其是对于陈光标这样的道德楷模、公众人物。另一方面，如果媒体是恶意诬陷，当然也不行，陈光标可以起诉。
支持观点三：这样太伤人心，企业家都不敢做慈善了
陈光标自己表示，如果是这种舆论氛围，许多善良和爱会被扼杀的。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就认为，在目前公益慈善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相比，中国的公益慈善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所以，要用更宽容的心态看待做慈善的人。在慈善界，对有缺点的企业家一定要宽容，防止水至清则无鱼，企业家不敢做慈善，或做慈善时畏首畏尾。
反对观点三：许多企业家都被质疑过，一样坚持慈善
王石、陈发树、曹德旺，他们都曾经被质疑过，但仍然在坚持。而后面两位的基金会面临着困难，就像壹基金曾经不得不投靠“红十字会”一样，他们的基金会也承受着许多体制的痛。还有许多的企业家，则受困于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或者觉得财不外露，没有安全感。害怕把财富暴露在阳光下。缺乏财富安全感、慈善体制的缺失、慈善意识不强，这些因素都比被质疑更决定富豪们是否做慈善，能否坚持做慈善。
也许公众对陈光标的质疑会让一些企业家有顾虑，但另一方面，这也许更有利于他们思考，如何把慈善做得更完善，如何选择慈善方式。
为何争论中支持陈光标的人更多？
上文提到的章子怡、余秋雨等人，都曾陷入过“诈捐门”，而多数公众都站在质疑的一边。但，当陈光标面临指责的时候，人们却大半都站在他这一边，质疑媒体的动机。这是为什么？
也被指诈捐的汪小菲贴发票，证“清白”1.陈光标满足了人们对“富人行善”的期望
陈光标高调行善的时间很长了，尽管这种高调和中国人一向所提倡的含蓄不太搭配，但是“我高调行善是为了带动更多的富人行善”的逻辑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贫富分化很严重，许多富人被认为“为富不仁”，不知道“反哺社会”的时候，陈光标无疑就成了一面镜子。
但是，有分析指出，财富观是需要慢慢积累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表示，慈善意识的培养建立，需要很长时间。在他看来，富豪首先是企业家，他们要做的，“第一是生产合格的产品，第二是对员工的仁慈，第三是考虑投资人的利益，第四是对环境有利，第五是合法纳税”。这几点都做到，就算不做慈善，也值得人尊敬，因为也创造了足够的社会效应。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最近招行和贝恩公司的联合调查中，很多富人都有移民的打算，没有财富安全感是位列第二的原因，如果这都没有的话，很难做好慈善。
2.陈光标的慈善方式刚好切合了人们对当下慈善机制的失望
陈光标不仅仅捐款，更经常身体力行地到地方去发红包。在看惯了不少像是“红十字会万元餐费”这样的新闻后，人们对陈光标这样直接把钱发到群众手中的做法更为认同。不过，民间慈善其实有不少方式，可以参见《陈光标与巴菲特做慈善的不同》和《李连杰壹基金的黑与白》两个专题，当然专题中提到的方式在中国很难推进，但是值得致力于慈善的富豪去尝试和突破。
结语：陈光标很快就站出来回应质疑的态度值得赞赏。而有了质疑、争论和监督，慈善才能越来越透明。当然，这同时也让人思考陈光标式慈善是否应该有所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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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今日头条】殷国安：“风水书记”还欠公众一笔账
阅读原文殷国安职员重庆市政府21日发布干部任免通知，江津区委原书记王银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4月24日《现代快报》）在王银峰副秘书长履新之时，我们想起他还欠着公众一笔“旧账”。去年10月，媒体报道江津区...全文↓
殷国安 职员
重庆市政府21日发布干部任免通知，江津区委原书记王银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4月24日《现代快报》）
在王银峰副秘书长履新之时，我们想起他还欠着公众一笔“旧账”。
去年10月，媒体报道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为保护政府办公楼的风水，让手续齐全的在建楼盘停建，此即为“官员风水门”；随后，江津区政府新闻办称报道失实；接着，王银峰书记出面“辟谣”，声称“身正不怕影斜，欢迎开发商将对话录音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听一听。”果然，就在同日，那段长达30余分钟的音频资料便惊现各大门户网站，其中除证实“风水说”之外，更多雷语令人结舌。从此以后，社会就等待王银峰的回应，但王从此在公众视线里消失，这一去，就是半年。
现在看来，王银峰面对舆论监督的沉默策略非常奏效。通过沉默，让媒体舆论无法深入，关注热情自然降温，一切问题不了了之。问题在于，作为官员的王银峰没有拒不回应质疑、逃避舆论监督的权利。此风若开，官员只要默对舆论，便可以刀枪不入，舆论监督便无可奈何，民众便束手无策，还怎么能够“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有效监督政府”？
当然，沉默的不仅是王银峰书记，还包括江津区政府新闻办。人们于是不再知道“风水门”事件的结果，比如，手续齐全的在建楼盘最后有没有停建？停建后的经济账怎么算的？王银峰有没有说“你懂不懂风水？在这个地方你的建筑起来了，就挡了政府的办公楼。这里是衙门！”“和政府作对的就是打黑对象”。人们顺便还想知道，这一次王银峰履新，是“平调”，还是属于被重用？
王银峰书记就要履新了，这笔“旧账”该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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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民生关注】薛世君：五年工资翻番，恐是乌托邦
阅读原文薛世君媒体人原题：全凭市场做主，工资恐难翻番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喜忧交替，比如最近广受关注的工资翻番计划。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透露，我国将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在“十二五...全文↓
薛世君 媒体人
原题：全凭市场做主，工资恐难翻番
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喜忧交替，比如最近广受关注的工资翻番计划。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透露，我国将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在“十二五”期间力争工资翻番。“工资五年翻番”，大家自然喜不自胜。
可随后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又表示，“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决定机制”，且是决定工资水平及工资增长状况的一条根本原则。这种“调薪主要靠市场”的说法，立时又让人心生疑虑。
工资是否全赖市场机制决定，一直莫衷一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而制度学派则认为还应包括各种制度性因素。所以，即便“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决定机制”，也未必就意味着仅靠“市场”就能实现“工资倍增”，更不意味着行政力量可以“袖手旁观”。仅以最低工资标准而论，即便政府制定了这个“指导价”，很多企业还在打“擦边球”，有的发放“地板工资”——将最低工资直接作为员工的基本工资，有的将职工变成“劳务派遣工”等等，遑论全凭“市场”做主。果真全凭“市场”做主，最低工资标准说不定会成为“天花板工资”呢，而“工资五年翻番”的愿景也就有点“画饼充饥”的味道了。
日本也曾在上世纪60年代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到7年时间，人均国民收入就翻了一番。日本当时的“收入倍增”就没有完全甩给“市场机制”，而是各政府部门综合发力，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包括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在内的政策组合拳。其间的种种政府干预，虽然不那么“市场”，却提前实现了收入倍增计划。
将工资倍增的希望寄望于市场调节，无异于“与虎谋皮”。要想实现“工资五年翻番”，于目前的国情而论，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政府调控举措不可或缺。比如至少可以在减税让利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方面有所作为。
社会财富总归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转移，此消彼长。如果政府征收的税费过多，无疑就会挤压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税负之重，之于企业，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所称，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即使不是全球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之于居民，突出表现就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碎步前进”，生怕步子大了跌跤。
以流转税为主的不科学的税制结构、路桥费推高的物流成本、个税的“逆调节”……都成为挤压企业利润、阻碍工资增长的“拦路虎”。这恰恰需要政府减税让利，匀出一些财富。企业税负减轻，有了利润空间，才可能与职工分享利润，工资倍增也才有希望。
当然，企业未必会主动与职工分享利润。碎片化状态的职工势单力薄，根本没有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和博弈的能力；工会经济上依附于资方，没有“叫板”的底气。工资老板说了算，还“倍增”个啥？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挺身而出，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比如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动工会职业化以助其挺直腰杆，代表工人协商涨工资等，增强工人的博弈能力。否则，全听“市场”说话，老板永远没有加薪的动力和压力，工资十年也翻不了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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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全文↓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尤为突出的主导理念。
在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看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可谓“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所谓分类改革，即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作为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遗留产物，一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机构出现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把服务变成了收费以满足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有的事业单位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强化了公共机构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众利益的损失。
被“剥离”的，还有原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据了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转制后，离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将继续执行现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转制前已退休人员，转制后继续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等待遇。有条件的转制单位，还可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
被留下的“中坚”，也进行了细分。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1 “全能政府”造成今天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经常用“事业单位”这个概念，也常谈“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的起源是什么？
任剑涛：所谓政事分开的事业单位改革，应该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遭遇到这样的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
任剑涛：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觉得是中国事业单位问题和政事混淆的结构问题，有其内外部因素。
一方面，我们的国家结构就是全能政府的结构，虽然今天批评全能政府有其缺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是一个历史选择。因为资源稀缺，如果不集中资源办大事，统一国家的工业化就不可能完成，统一国家的权力结构就不可能布局，中央政令又不可能畅通。
并且，政府和社会没办法分离。因为在1949年前，一个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社会，使得政府和社会处于对立状态而不是合作状态，汲取了国民党统治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以后实际上对社会采取了一个大包大揽的设计取向。
新京报：“大包大揽的设计取向”体现在哪？
任剑涛：当时，工青妇的社会事务，基本上在社会组织结构上，变成了政党和政府的附属组织，而不是社会自治组织；教育组织，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念要变成培养接班人，所以也不是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方面，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公共卫生水平也不是很高，1949年后国家资源高度稀缺，政府把公共卫生也揽起来了；而所谓的文化事业、科技事业，也是在这种举国体制之下，基本上由国家包办。
这四大门类，就是目前的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门。
新京报：当时的国家就开始了以五年为周期的计划。
任剑涛：当时资源配置方式，是高度计划经济形态。计划化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是唯一决定性的主导力量。多中心治理，变得既不重要也不必要，尤其在资源稀缺的计划经济情况下要避免，所以事业单位基本上附属于行政部门。这就是政事要分离的一个权力脉络。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目前这种政事结构一个内部来源。
新京报：外部因素呢？
任剑涛：1949年之后，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体制，“举国体制、军事手段、运动型方式”推动国家发展。国家在集中资源的情况下，计划化非常刚性，不允许市场和社会独立，市场一定是国家指令性市场，甚至价格因素在一段时间内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所谓政事分离，政资分离，政社分离，政企分离，是西方国家的运作模式，是当时要批判的对象。
2 惯性行政力量很难中断
新京报：“事业单位”本来是一个历史问题，现在遭遇了巨大的现实困境。
任剑涛：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大家一直认为政事不分离存在弊端，混淆化管理，成本甚高，绩效甚低，而且条块分割，交错管理。
新京报：这些弊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任剑涛：第一，以政代事。最重要的负面结果，是事务执行部门依靠行政权威来推进，而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责任和提供的公共品，其实与行政机构是疏离的。比如说现在最直接的29个部委的研究型机构、政策型机构和14个国务院直属的事业机构，仅仅一个数据我们就发现交叉管理所带来的成本高，绩效低下。
第二，就事论事。由于对技术性、独立性尊重不够，政经常干预事，导致事业部门社会认同感、权威性以及专业可靠感的程度下降，甚至没有保证，带来事业部门成本甚高，也成为政府部门的沉重负担。
第三，对兴起的市场机制来讲，阻碍了多中心治理的现代治理结构的发展。
新京报：政事分离改革难在哪里？
任剑涛：关于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这样一种拨款机制、行政机制，其实是没有进行最基础的改革。事业单位的定位就是准行政机构，或者叫行政性依附机构，因此所有事业单位的运作都延续着一个行政的逻辑。医院也有级别，原来企业也有级别。
新京报：有习惯性的因素在里面？
任剑涛：对，在事业单位里，惯性行政力量很难中断。政府部门为了自己行政指令下达的畅通，愿意自己直接掌控事业单位。在这种政府部门当中的事业单位，也乐意行政拨款，因为政府部门的控制只在掌控资源的时候比较严格，而平时是放纵的。大家都愿意维持这种状态，而且叫做“仿公务员待遇”，双方各有所需。政事分离的难度，首先是结构上双方的需要。
从功能上讲，第二个因素是手段的短缺，缺少事业单位跟政府部门切割独立运作的人才、资金、法律、制度、章程、服务、融资传统、融资手段，这一系列都是短缺的。
还有就是，人们一时不知道政事分离之后事业单位靠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结构是全能政府，基本上大家有事就想到政府。现在一改革，就会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抗拒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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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指令不能替代事业单位运作
新京报：“事业单位改革”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何总是难以彻底解决？
任剑涛：三十年来政事分离跟政企分离一样，可以说经历了三波改革，但是基本上是有待成功，不能说失败。
新京报：大致走过什么样的路程？
任剑涛：基本上可以按年代划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的是第一波改革，“放权式改革”。
当时被称为分权式政企分离的改革，或者分权式行政体制改革。具体到医院体系改革，处境非常尴尬：中央放权了，地方政府又负担不了，把医院放到市场里去，医药产业化，医院产业化，叫做管办不分离，政事不分离，医药不分离，公益和非公益不分离，不少公立医院都在搞创收，而私立医院又缺乏管理规则，所以整个医药市场一片混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的是第二波改革，“剥离性改革”。
到九十年代后期，跟进性的改革就是教育产业化，当然教育部门不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比如，现在的学费，中学比大学昂贵，小学比中学昂贵，到了幼儿园是最贵的，一流幼儿园的赞助费更是惊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政事没有分离，教育资源配置是行政配置，行政配置使得优质资源倾斜于权力资源中心。这样带来一个不公平结果，使得第二波改革，就是剥离性改革变成紊乱性的改革，同样成为权力自肥的一种方式，造成民众普遍性的反感。
九十年代末期，跨世纪初到现在这十年，是第三波改革，政事分离的“合理化改革”开始成为一个主流。包括我们讲文艺团体也通过市场演出，拍电影实行制片人制度，出版社市场化，其实这个改革今天看起来也是剥离性改革，或者叫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抽身性的政事改革。既然负担不了这么多，就抽身，但抽身就使得下放性的改革和剥离性的改革面临一个问题，其公共职能如何落实？
因此，大家开始反思，应当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责任，事业单位如何执行？就使政事的结构性分离变成了当务之急。所谓结构性分离就是，首先要承认在法律上，在国家职能机构设计上，在政府行政指令上和事业单位按照自己事业组织原则运转上，明确其定位，因为再也不能用行政指令替代事业单位运作的规则。
新京报：这三波改革中，我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任剑涛：政事分离在跨世纪之后有着三重健康认识的回归。
一方面，对政事单位结构和功能开始有了一个非政治化的健康认识。另一方面，公共医疗部门履行公共职责，政府必须购买。比如说有一些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政府必须付款，而不是抽身而逃。抽身之后可以一只脚随时回踩，回踩不是压制，是提供资源，提供规则。这些基本上可以说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第二重健康认识的回归，就是承认了政事各有自己的运作逻辑。实际上政事分离与政企分离、政资分离和政社分离不同，就是政府跟社会之间有一个中介性机构，这就是事业单位最重要的一个定位。政资分离就是政府让渡出一个市场空间，政事分离是政府让渡出一个社会空间。但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健全的管理是要使市场、社会、政府健康互动，因此中介性桥梁组织的建构非常重要。
第三重健康认识的回归，是政府认识到要依据法规提供政策，供给资源、健康布局，宏观管理，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这三种健康认识的回归，其实就是改革共识度的增加。
4 政府和事业单位要同步改革
新京报：目前事业单位改革，也就是您所说的“政事分离”，该遵循什么样的改革路径？
任剑涛：结合此前的经验教训，和国内外的有效经验，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则要着重强调。
首先一点，就是公平、公正原则。政府不是置身于政事分离改革的局外，政事分离改革的逻辑对政党部门也同样有效，这才叫公正、公平。
对于政事分离，我认为前提条件就是结构上的一致性变动，党政部门也得跟进。党政机构的公务人员也应当纳入社会保障机制，比如说纳入专业考核机制，不能说一个大学教授一天到晚要上多少课，又要写多少文章，还要提供多少社会服务，而行政机构的职能就是给你发布指令。
新京报：这样的话必然有一个博弈性的过程。
任剑涛：只有结构上的一致性变动，政事分离的政策设计者，才能够赢得要分离出去的事业单位的机构和人员的共同支持，这个政事分离才是真正可靠的，否则又有可能流产。因为事业单位相当多的人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地施加压力，改革就会破产。
新京报：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典型的如一些学术期刊，一放开就乱来，一断奶就死掉，这也是改革的困境之一。
任剑涛：所以，要积极准备资源和手段，这一点也是一大困难。如果事业单位分离了，替代性的资源在哪里？
比如说对公共教育部门的分离，我们排前二十位的好大学，能不能选择几所进行非国有化的试点？地方政府也不用负担财政，中央政府也不用负担财政，大学发展具有活力，又使得我们公共教育多元化。
现实情况是，很多教育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比如一些大学校长，不是他自己愿意主观阻挡，他很愿意改，但是因为手段、资源、政策供给不足，一旦改下来就会混乱。
新京报：除了公平，还要遵循什么原则？
任剑涛：就是避免政事改革以政代事，这种传统方法的弊病可能在政事分离里很难克服。
行政指令一刀切，从而造成对政府权威和事业单位的双重伤害，政事分离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过程，要特别强调。
如果把政事分离当做单纯的行政指令过程，政事分离必定失败。必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渐进互动，双方理性妥协，共同接受进行的改革。
如果按照现在“不愿喂草，只想挤奶”的管理方式，改革可想而知。
新京报：“不愿喂草，只想挤奶”的“事性企管”（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僵局，该如何打破？
任剑涛：政事分离首先要清理，比如说在法律上对于教育部门的定位，对医疗部门的定位，对出版单位的定位，对于文艺演出部门的定位，对于科研机构的定位究竟是不是准确的。因为这些部门说到底在利益计算上，原来基本上是“胜利的懒汉哲学”。
新京报：“胜利的懒汉哲学”？
任剑涛：比如说，一个在政府部门政策研究室的人，他可以按照处级、厅级这样往上排，同时他又可以获得副研究员、研究员双方具有的优势，所以他就是“胜利的懒汉哲学”。
搞政策研究的时候，你说我有研究项目，要评职称；搞研究项目的时候，你说我不能跟大学比，我们实际上是党政机构，等于两方面提供的事业产品和政治产品都不合格。
这样懒汉哲学的胜利，降低了整个事业部门公共品的供给水平，这里你一定要让他们有适应过程。
■ 他山之石
美国的“事业单位”
美国在管理体制上，政事、政企、政资、政社都是分离状态，叫做国家结构上的分离，因此不存在政事分离改革的说法，所以说，政事分离改革是有中国特色的，或者说是舒适体制遭遇到的现实困境而产生的改革话题。
美国在立国之初特别强调，国家结构里的三种分离。
第一种分离，国家内部结构的分离，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离，这是美国宪政结构。
第二种分离，纵向结构上，特别强调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分离。所以，联邦政府一般是不主办全国性所谓事业机构，因此没有国立大学，也没有国立医疗机构，更没有国立演出团体。
第三种分离，是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架构的分离。对社会来说，事业部门、医疗部门、出版部门、艺术部门、教育部门，定位非常清楚。
政府主要用法规手段，或者叫行业组织手段进行管理。比如说FDA负责食品、药品的管理机制。这个食品、药品管理机构也是一个官僚机构，但实际上这个特别强调是按照专业技术手段提供管理和控制方法。不是靠行政指令，FDA批不批准新药，纯粹是一个技术过程，相当多的医药专家和食品专家在里面，因为他们说了算，美国总统都不能干预的。
美国的公立大学，简单地说，就是市场准入，仿公待遇，享受教育公务员的待遇。
美国如果说有一个政事分离的改革，就是美国的公立大学。因为各个州最初州立大学是全包，公务员待遇，铁饭碗。带来的恶果就是，高投入，低收益，基本上跟私立大学一比，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公立大学水平太差。后来美国州立大学开始进行改革，首先就是加州，然后逐渐向中部和东部推进。
公立大学比较好的，加州系统首先进行改革，进行融资，把私立大学的手段引进到了公立大学，于是加州系统公立大学排位都很靠前，伯克利、洛杉矶、圣地亚哥，在公立大学里都排得很靠前，这个改革鼓励了州公立大学，州政府进行政事分离改革，逐渐从全面拨款搞成差额拨款，甚至补贴性拨款。
这样，教育事业单位的性质不变，既要承担公共教育职能，要满足公立大学几个最重要的教育均衡性发展公共职责，本州的学校只要高中会考合格都不能拒绝，这是一个公共职能，同时也要提高大学水平和公共品德的供给水平。
所以美国的公立大学后来为什么那么具有活力，实际上在具体运作办法上跟私立大学没什么区别。
打破铁饭碗后，他们融资是来自于三个对象，第一，向企业部门出售大学的研究产品。第二，向校友募捐。第三，其他政府部门需要购买的相应服务，可以到大学里直接购买。
□任剑涛
本版采写/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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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经济思考】胡舒立：真正需要的是减税
阅读原文胡舒立知名媒体人个税改革方案对税负在低中高收入人群中的分配有所调整，但这实现不了藏富于民的目的公众翘首以盼的个税改革新方案终于面世。然而，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一...全文↓
胡舒立 知名媒体人
个税改革方案对税负在低中高收入人群中的分配有所调整，但这实现不了藏富于民的目的
公众翘首以盼的个税改革新方案终于面世。然而，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一审未能通过，将进入二审。修正案把个人工薪所得税免征额由此前的每月2000元上调至3000元，并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税率由9级减至7级，征税级距也做了相应调整。
修正案降低了中低工薪阶层的税负，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也与“提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改革相一致，应予肯定。然而，其局限性也相当显著，无论技术层面还是整体方略上都有重大缺憾。
个税改革目标之一，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其核心就是要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但在此次修订案中，免征额的调整与公众的普遍期望差距甚大，两三年后又需再次调整。
若修正案通过，低收入及中等收入者的税负担将有所减轻，以低收入者最为明显；而中高收入者，特别是高收入者的税负则相应提高。大体上，以月收入9000元为界，税负减少明显；月收入9000元至2万元者，税负相对减少但有限，税率相对提升；而凡月收入高于2.15万元者，今后所缴个税会增加。如是，则此次调整对鼓励劳动收入、壮大中产阶级、调节分配不公，效果将较为有限。（参见本期“个税改革力度不足”）
税收是公共服务的价格。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卖方，公民作为纳税人是买方，两者之间应有一个讨价还价的机制。在法治国家，这就体现在各级议会对政府税收征收和使用的实质性决定和审查上。
正因此，任何税收的调整都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社会高度关注，应该更为透明，有更多公开讨论。依法治国家常理，个税免征额调整这样的重大问题，应基于公众的充分讨论，并建立起常规性调整机制。但可惜的是，此次调整迄今一如既往，更多地基于执行部门的意见，纳税人无从置喙，方案即便通过也难孚众望。
中国过去五年曾三次提升免征额，但调整税率表还是首次。在这个意义上，可将此次调整视为1994年个税法出台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革。然而，此次改革仍缺乏实质性动作，未能朝向综合征收的改革目标迈进，按家庭征收的国际通行方式更无从谈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层次遗憾。
综合计征并考虑家庭差异，是多数国家个人所得税制的惯例。由此带来的减免税具有显著合理性。而中国从2003年起着手筹划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至今推进有限，依然分类征收个人所得税。除了免征额，整体税收框架没有弹性。目前11项收入分类中，工资所得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最高税率达45％，这在世界上也属偏高。
目前，中国个税收入总额中，征自工薪所得的收入超过六成，征自“其他所得”的仅占11％。真正的高收入者在现有个税框架下很难被识别和瞄准，纳税额也相当有限。这对壮大中产阶级、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当不利，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障碍。
修正案在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面乏善可陈，仅仅限于技术性调整，诸如取消了两级税率，调整了累进级距。不仅如此，由于政府担心此项改革导致财政减收过多，不仅未能如学界建议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对中高工薪阶层还增加了税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法把适用40％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并入45％的最高税率，必将增加高收入工薪阶层的负担。
中国当前真正需要的是减税，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激励。据财税学者研究，按照最保守的口径计算，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整体收入约占中国GDP的34.5％。这意味着，各级政府拿走了每年GDP的三分之一还要多。因此，税制改革应该坚持减税的思想，个税改革应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个税修法是一面镜子，凸显中国财税体制的问题和弊端。目前，中国税收体制的执行层面由诸多部门规章支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频频以规范性文件改变税收政策，这是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的。这种局面必须尽快终结，政府的征税权必须经民主立法才能授予，要受纳税人的实质性监督和约束。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面对当前贫富差距悬殊、公共服务薄弱的现实，中央决策层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议题。个税改革应以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加快改革现行财税体制，改善收入分配，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宏观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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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白鹤鸣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在美国撰写的国际核谈判剧本中，退出了《核不扩散协定》的朝鲜和涉嫌违反这一协定的伊朗分别是反一号和反二号，别的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戏份。但在这部肥皂剧的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大反派，那就...全文↓
白鹤鸣 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在美国撰写的国际核谈判剧本中，退出了《核不扩散协定》的朝鲜和涉嫌违反这一协定的伊朗分别是反一号和反二号，别的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戏份。但在这部肥皂剧的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大反派，那就是已经在表面上平静了十多年的印度核计划。
印度拒绝加入的《核不扩散条约》是当今国际秩序的支柱之一。这是一个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条约，签署条约的无核国家承诺自己决不研制核武器，五个有核国家则保证帮助它们兑现这一承诺。显然，印度这个“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并不甘于接受无核国家的地位。印度于1998年进行了三次核试验，自称进入有核国家俱乐部，国际社会立即对印度实施制裁，印核问题的盖子从此揭开。
但坦率地说，印度核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印度有核武器，而恰恰是因为它没有。1998年印度的核爆炸是在地下室中进行的，外界掌握不到详细情况，只能通过地震波分析出其总当量为数万吨，仅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水平。另外从历史上看，每一个国家最早的核武器自重都有10吨以上，这种大东西很难装到印度同样不成熟的远程导弹上使用，充其量只能用作地雷。对此，有核国家的传统做法是一步一步地试验，造出越来越小的弹头、更先进的增强型原子弹，最后是氢弹。但据报道，印度人似乎想搞“跨越式发展”，1998年三次爆炸中的一次就是氢弹，不过地震波揭露了真相，这次试验彻底失败了。
印度最初想法很简单，就是先突然迈过核门槛，争取国际承认，同时拖垮巴基斯坦。但1998年核试验的尴尬结果不仅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增大了遭受打击的风险。印度人虽然不愿意放弃核武器，但也不敢再顶风作案搞核试验。2007年，美国人利用这种困境与印度签订了争议很大的《美印民用核协议》，这个协议虽然绕开了《核不扩散条约》，但也规定了对印度重启核试验的惩罚措施，实际上冻结了印度核武器的发展。
不过一纸协议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虽然美国人相信他们已成功监视印度的核设施，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显示出印度人并不会满足于1998年水准的核弹，这就是印度战略导弹力量的发展。印度已经开发出3种型号的“烈火”式战略导弹，射程分别为700、2500和3500千米，覆盖周边地区，另外两种可以打到中国全境甚至全世界的洲际导弹也正在开发中。印度斥巨资研制这些战略导弹是不是为了发射秘密研制的核弹头，谁也不好说。但从博弈的角度说，印度的战略导弹和核试验一样，只能降低本国安全等级。
当前的国际局势对印度也很有利，中东乱局如果持续下去，美国的注意力将被更多地吸引到中东，很难像现在这样认真监视印度。另外万一中东形势彻底恶化，也不排除美国故意把印度扶植成核国家的可能性，中国对此当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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