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之谷几天能满级: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民族文化研究

      关键词：城市化；文化的一元化；文化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1-0005-07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人口）以及外来民族人口进入现代都市，一方面使城市文化呈现出一元化倾向，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文化多元化的事实。有人认为，城市化必将导致多元文化的消失，多元必将归于一元。实质上，都市文化乃至人类文化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多元的，而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体。

      一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虽只占全国总人口的8.41%，但人口的绝对数量达10643万之多［1］（95）。自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偏远的民族地区步入城市。现在，我国有7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散居于各城市。据统计，中国97%以上的城市都是汉族与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共同居住。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必将使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同时，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越来越多的外来民族人口也不断进入各类城市，我国城市多民族化现象日益突出，已成为现代城市的一个鲜明特征。我国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趋向具体表现为：

      （一）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成分增加 北京市1949年有少数民族38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55个少数民族均可在北京找到。武汉市1982年有少数民族33个，到1990年增加为43个。青岛市的少数民族在此期间也由26个增加到39个［2］。宁波市在1953年只有6个少数民族，现在已发展到30个［3］。此外，上海、武汉、成都、广州、深圳、郑州、南京、西安、沈阳等许多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分均有明显增加。

      （二）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 北京市1982年少数民族人口为32.2万人，1990年达42万人，与1982年相比，增加了28.3%，超过了汉族人口16.8%的增长率［2］。
      武汉市1982年有少数民族人口2.4万人，1990年达到3.8万人，增长率为56.4%，大大超过汉族人口17.3%的增长率［4］（34）。青岛市自1982年到1990年的8年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为43.8%,而汉族人口只增长了9.3%［5］（353）。

      （三）在我国的许多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和大城市中，外来民族的成分和人口也有显著增加 据北京市外办2001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北京的外国人包括大使馆官员、留学生、外企的外方工作人员等共有５万余人之多，占北京市1100万人口的0.5％。另据北京市2000年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在北京长住的“洋”打工者已达3.4万人，这些外籍人员涉及90多个国家和地区［6］。在上海，自1996年5月1日我国颁布《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以来，已有来自11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26888人到上海就业，其中，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新加坡的“洋”打工者所占比例较大。现在上海常住的外国人口就有6万人左右，占上海市1300万人口的近0.5%数字取自中国人事部部长张学忠在2002年５月ＡＰＥＣ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上所作的题为《合作创新开发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发言内容。。此外，在我国沿海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外来民族成分及人口增长尤为迅速。例如在被誉为“华夏第一市”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城，就有来自巴基斯坦、韩国、阿富汗、伊朗、意大利等国家的常驻外商3000多人。他们已经成为义乌对外贸易的主力军，许多商品经他们之手，销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7］。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华从事经贸文化活动。

      二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民族多元化的趋势益愈明显。都市民族的多元化带给我们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文化的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矛盾与冲突。

      所谓文化的多元化是指一个区域、地域、社会、群体和阶层在特定的系统中，同时存在的、相互联系且各自具有独立文化特征的集中文化形态［8］。在城市化进程中，都市民族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多元化。美国学者缪尔·亨廷顿在199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文化冲突的时代来临了？》的文章。他认为，未来不会出现一个普世皆准的文化，人类仍然会生活在一个不同文化并存的世界中。同时他还认为，在当今世界，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的互动日益增多，强化了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的民族意识。在这里，亨廷顿关于未来社会是一个“不同文化并存的世界”的观点，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思考的。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都市文化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

      （一）在城市化的“跨文化”和“跨情景”的社会互动中，以亲情、血缘和地域为特征的乡村文化在城市延伸 在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尚未打破的条件下，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主体是农民工，而2/3的农民工是依靠先期进城的同乡、同学以及亲戚、朋友的引荐、介绍而进入城市的［9］（72）。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在我国许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小聚居的特点尤为明显，比如北京的“浙江村”、广州沙河的“潮汕村”等。在这些聚居区中，地域和血缘关系得以强化，地方语言与独特的乡土文化得以保持，因而内聚性十分强烈。这些地方往往被称为城市里的村庄，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行为方式仍然具有乡村的特点。据渠敬东等人1999年12月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中居住在半年以上的600户农村外来人口所作的抽样调查得到的资料显示，在农村外来人口自己认为的社会交往对象中，有94.2%是外地人，而在问及“遇到困难，找谁商量或谁最有可能帮助你”时，“朋友”、“老乡”、“亲戚”、“同事”的回答高居前列。这充分说明农村外来人口的行为方式，依然是具有血缘、地缘甚至业缘色彩的乡村行为方式［10］（52）。

      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实现的只是地理上的迁移，而要实现心理上的迁移，还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他们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普遍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体表现是：小农意识犹存；法制观念淡薄；时效观念不强；信奉多子多福；强调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差序交往方式”。因此，对于那些准市民的农民工来说，城市的巨大拉力使他们抛家别土，进入城市，但他们很清楚自己不属于城市，城市也不是他们永远的归属，候鸟般的游民心态十分突出。此外，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在向往城市生活的同时，也会由于在城市社会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而心理受挫，产生对城市的排斥感。其中，极个别人会由此而发生心理扭曲，做出铤而走险、危害社会的事情［11］。

      乡村文化在许多方面与城市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但在现代都市中，乡村文化正日益融合在城市文化中。不过，乡村文化要真正融合在城市文化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要使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使他们形成一种与城市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在与城市社会的长期接触中，接受并形成与城市人相同的价值观；取消户籍制度，促使二元社会结构解体，使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迅速适应并最终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实现城乡文化的真正融合。

      （二）从文化角度看，现代都市的多民族化现象实质上体现的是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城市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1.民族村、民俗村的兴建。北京的“中华民族园”和深圳的“锦绣中华”的建成开放就具有典型意义。建立民族村、民俗村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收益，更向世人昭示了中华文化绝不仅仅是汉族文化，而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整体多元文化。2.民族餐饮业的崛起。这是近几年都市中的一大景观，例如，北京甘家口附近的北沙沟，维吾尔族餐馆就达33家，而不远处的魏公村民族饮食一条街，除了为数众多的维吾尔族餐馆外，也有朝鲜族、傣族、回族、苗族、汉族风味餐馆夹杂其间，民族饮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3］。3.民族服饰的泛化。比如旗袍原本是满族的民族服饰，但现在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都市中的许多知识女性对它青睐有加，甚至不少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也非常喜欢。4.民族建筑风格的张扬。在都市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许多建筑都融入了少数民族建筑艺术的元素，使城市建筑变得多姿多彩，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回族的清真寺，在繁华的都市中更成为一道亮丽风景。5.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大片、耐克形象、丰田产品等作为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已被广泛接受。现在我们不难发现，电视中的“洋”产品越来越多，街头的“洋”快餐正在延伸连锁，即使是在最落后的地区也能看到奔驰的丰田车，听到“泰坦尼克号”的乐曲。

      都市文化的多元化，一方面，使现代都市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富有活力；另一方面，多民族文化之间、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民族交往必然带来民族认同。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及外来民族成员强烈地感受到了我族与他族的不同，这种强烈的“非我族类”的民族认同使少数民族及外来民族成员常常聚族而居、聚族为业，具有“生业聚合”的特点。没有进入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及外来民族成员也往往通过同乡会和联谊会等形式相互建立起各种联系。民族认同必然强化民族意识的发展，这种民族意识的强化，集中体现在城市中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聚落与同乡会、联谊会的形成和发展上。

      都市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聚落是指生活在都市中的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或居民点。比如，北京的牛街，天津的红桥，郑州的管城，武汉的广益街、二七街、马家庄和起义街等回族聚居区；沈阳的关西、西塔朝鲜族聚居区；北京的甘沙口、魏公村，广州三元里的“新疆街”等维吾尔族聚居区就是这样的少数民族聚落。在都市中，少数民族的居住状况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这些分散居住在都市中的少数民族居民，由于在都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又远离家乡和亲人，因而在情感上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建立起了各种形式的民族同乡会和联谊会。如满族联谊会几乎在全国所有满族聚居区都存在，仅辽宁省就有10个市成立了这种联谊会。此外，在我国许多大都市中，外来民族成员也喜欢聚居。例如上海的虹桥古北小区就有“地球村”之称，居住着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在上海的日本人主要居住在虹口区四平路、临平路一带，而许多韩国人则居住在闵行、金汇一带。在北京，80%的外国人集中工作、生活在朝阳、CBD（中央商务区）、使馆区、建国门外以及奥运村一带。

      由于各民族在思想观念、文化层次、经济发展等方面事实上的差距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尽一致，因此在与都市文明的调适过程中，矛盾也就难以避免。这些矛盾主要是：

      （一）因语言不通而引发的矛盾 比如在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城和绍兴中国轻纺城经商的新疆少数民族商人大都只会简单的汉语，而当地工作人员又不会少数民族语言，因而在管理上常常会由于无法交流引发矛盾。

     
      （二）因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许多少数民族成员法制意识不强而引发的矛盾 不少进入城市经商的少数民族商贩沿街摆摊，串巷叫卖，既不办理任何手续又不服从市场管理，常常引发矛盾。

      （三）因民族习俗不同而引发的矛盾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在现代都市中，往往由于某些方面工作的疏忽而导致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情况发生。例如，广州市颁布的《殡葬管理规定》中最初没有明确规定尊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土葬习惯，以致一位新疆维吾尔族青年猝死在穗，就殡葬问题差点引发风波，后经广州市民委和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事件才得以平息［12］。

      （四）因歧视、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的矛盾 前些年，一些大城市的饭店、旅馆、影院不愿接待少数民族人员，个别出租汽车司机拒载少数民族人员，甚至有些人采取歧视、诬陷的态度，影响了民族关系的发展。近些年来，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而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事件在一些城市也屡有发生。例如《人民文学》1987年合刊一、二期刊登的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由于对藏族和藏族地区风俗的丑化而引起藏族群众的极大不满。再如1989年上海出版的《性风俗》和1994年成都出版的《脑筋急转弯》以及1995年12月在北京、昆明等地的一些书摊上出现的《奇异的性婚俗》三本书，都严重地损害了穆斯林群众的感情，引起了穆斯林群众的强烈反感［13］。由此可见，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双向调适，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五）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互动交流中的冲突和失态 例如在一美资企业中，就某员工在上班时复印黄色画报一事，中美双方管理层的处理意见分歧很大。中方认为该员工的思想有问题，应该严肃处理；而美方认为该员工利用上班时间，用公司的复印机复印私人物品是不对的，但同时认为这是员工个人的生活问题，企业没必要去管［14］。再比如，在数年前，美国华盛顿州农业考察团来中国访问，每到一处，就将绣有该州标志的绿色帽子作为礼物赠送，所有人收下礼物后，没一个人戴上它。最后，一位华裔团员把负责赠礼的代表拉到一旁说：“在中国，叫人戴绿帽子是一项耻辱。”［15］仔细分析起来，双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这类冲突与碰撞的主要原因。当然，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交流中，由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弱势地位和与西方文化基本价值观的根本差异，西方文化从意识形态到日常大众文化消费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都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们在处理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关系时，既要看到两者有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一面，积极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又要看到在外来文化中也包含有害的价值观念，我们要注意抵制其中不良文化的污染和侵蚀，特别要注意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借中西文化交流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

      三

      城市化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乡村文化、城市文化、各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在现代都市中共同编织了一幅多元文化的图景；另一方面，各种文化也在冲突中不断融合,从而使都市文化呈现出一种一元化的趋向。

      文化的一元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地域、社会、群体和阶层中存在的由于生活的相似性而形成的文化趋同的倾向［8］。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趋同现象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美国学者帕克曾以美国的同化实践为例，提出了同化过程的大体模式：迁移—接触—文化和价值的竞争—逐步适应主流社会的文化—同化。另一位美国学者戈登提出了同化的七阶段论，七阶段依次为：文化层次的同化、由移民参与主流社会各种活动引起的结构型同化、生物学意义上的同化即婚姻的同化（也称融合）、移民自身的认同同化、社会偏见和歧视意识的消除、公民同化［16］（26-27）。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滕星博士指出，社会的一体化趋势不仅要求人们对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科技成果的掌握程度越来越高，而且要求人们在许多方面趋同——在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趋同［17］。我国都市文化的一元化趋向表现为：

      （一）乡村文化的城市化 城市与乡村的对立隐含着中心/边缘、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二元文化的对立。亨廷顿曾指出，城市的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世俗的，而乡村文化依然是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民始终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这种文化以亲情、血缘和地域为特征，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五谷文化”。这种文化维系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就的是小农生活方式，导致的是我国城市文化的“先天不足”［11］。解放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历史性转折，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及富裕地区的大流动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在与都市人的接触中，日益受到都市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进城使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城市身份，也使他们原有的乡村文化由于其赖以存在的亲情、血缘和地域特征的消逝而日益褪色并逐步被都市文化所同化。

      （二）多民族文化的趋同化 少数民族作为都市的亚文化群，在日常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刻刻受到主体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少数民族城市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接受、认同主体文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一元化的过程。其具体表现是：1.语言趋同。在现代都市，由于汉语言在信息交流、谋生等方面日益突出的功能是少数民族语言无法相比的，因而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汉语授课的幼儿园和学校，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2.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趋同。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造就了各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入都市的各少数民族在与城市居民的长期交往中，逐渐理解和接受了都市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比如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就使他们产生了较强的时效观念，竞争意识、商品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也不断增强。共同的感觉和价值观念使都市成员的行为方式趋于一致。3.意识、心理趋同。在城市化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互惠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融，使中国公民意识、中华民族意识大大加强。4.风俗习惯的日益融合。在现代都市，各民族在频繁的接触中，彼此吸收对方的语言、文化、服饰、风俗习惯等，兼收并蓄，从而使他们的共性趋强，差异性淡化。

      （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整合 从文化的角度看，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与整合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交流的加强和扩大，文化交流也必然加强和扩大。由于基本价值观念的不同，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冲突和抗拒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人类文明具有某些普遍规约性，其中包括保护生态和维护环境的基本共识、对平等权利和法律秩序的认同以及对社会公正与公平的追求等，从而使各国、各民族文化在和而不同和求同存异的规则下有了对话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外来文化只有本土化，才能真正为该民族接受并认可。法国前驻沪总领事郁白曾说，在中国的跨国企业正在汉化，因为这些企业的内部运行都是中国式的，管理人力资源的都是中国人，他们在处理矛盾的时候依照的是他们的价值观［18］。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过程实质上就是外来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的整合过程。美国加州大学人类系阎云翔对北京的麦当劳作过一个调查，他发现，一方面北京的麦当劳已经成为被地方化了的、中国版的美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麦当劳也把中国人带进了一种新的餐饮方式，在他们接受麦当劳快餐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了伴随而来的外国餐桌文化行为［19］。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在这里虽不无存在，但却并不突出。人们在多元的文化观念面前，既没有执着民族文化的优越，也没有排斥外来文化的超前［20］。中西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求同存异，追求整合。

      四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既存在着文化一元化的趋势，又存在着文化多元化的事实。但城市化既不是文化的一元化，也不是文化的多元化，而是文化的多元一体化。

      英国人罗素在1922年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这表明文化的一元化与多元化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21］。杨圣敏博士也指出：“一种文化原本就是多种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他还说，“一”与“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一”因为开放而“多”，“多”亦可能在开放的格局中演变为“一”［17］。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单线进化的结果，相反，对不同文化的容纳和吸收是一种文化充满生机的表现。文化就其本质来说，从来就是一个历史的、开放的、变化的、发展的动态概念，而不是封闭的、停滞的、一劳永逸的静止概念。每一种文化在自己漫长的历史行程中，都在不断借鉴、吸纳别种文化的有益之处，并溶于自己的血肉之中，同时它又影响着其他各种文化。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是与其他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融合的文化。一个只允许主流文化存在的社会，在失去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就丧失了文化的创新能力。因而，在这样一个一体化趋势日渐显著的时代，一种文化如果一味地强调自己的个性，强调自己的形式，而不去加入正在迅速变化的大社会，它就会落伍，就有可能越来越被挤到边缘的角落。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全球一体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多元文化的存在不是一种障碍，而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文化活力的源泉和体现。因而，对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费孝通老先生说得好，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17］，即不同的文化要充分展现各自的风采，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增添新的活力；不同的文化要互相尊重，互相欣赏，而不是互相排斥；不同的文化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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