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州区卫生局:讲堂103期 彭真怀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2

讲堂103期 彭真怀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
2011年04月06日18:55腾讯公益[微博]彭真怀我要评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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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怀：当前收入分配最大问题是对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公
中国经济巨人的三块“胸大肌”
如果把整个中国经济称之为巨人，这个巨人引以为傲的一块“胸大肌”就是出口加工业。出口加工牺牲谁的血汗钱？长三角地区打工妹、打工仔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中西部地区来。通过支付给农民廉价的工资，剥夺农民创造的劳动价值，支撑着东南沿海地区发展。那些产品用中国的原料、劳动力，而且开始不给农民任何社会保障，一直到2008年11月份经济危机爆发，这个进程才被打破。在各种压力下，在人道主义组织的关注下，因打工引发各种疾病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得到了社会关注，可国家又采取了拖延措施，时间换空间的措施。例如：四川打工妹在广东打工有社会保障，但不能转移到四川老家，只能用于广东的建设，直到现在这项工作还在统筹着，还在协调，这合理吗？
经济巨人另外一个“胸大肌”就是城市房地产，房地产靠什么？就是靠征收农民的土地。所谓给农民承包地一个补偿，补偿的计算是什么方式？是根据这三五年土地上的收入价值平均数乘以80年的补偿，你的土地被征收了，给的补偿一般三万到五万，有的地方是十万，但经过乡镇一级的克扣，到农民手里所剩无几，更多的悲剧由此而来，包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论的悲剧。
在面对着一方面城市人口拥挤不堪，全国655个城市有400个严重缺水，有200个水资源到了紧急地步，北京还要建设一个世界城市，这是科学发展的思路吗？一个世界城市连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都解决不了，谈何建立一个世界城市？一个世界城市基本的概念是：这个城市外国人居住要占40%以上，能做到这一点吗？另外，一个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核心品质是国际事务参与的程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我们有多大？所以，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当时我就非常明确的反对，我认为这是北京市自己一厢情愿，不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幸好“十二五”规划当中并没有把它作为国家战略加以阐述。
另外一块“胸大肌”是地方政府卖地。就像旭日阳刚唱的一样，如果地卖完了，将真的“老无所依”了，这个国家何处去？在城市化进程中确确实实出现了对农民的剥夺问题。如果各地真的关心农民，各地探讨的置换方式，用宅基地置换一套住房，用承包地置换所谓的社会保障的这种措施值得考虑和反思，因为这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疯狂城市化进程中的房产泡沫
在整个疯狂的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整个土地大买家先买进来，大买家就是大造房，地方政府是最大的获益者，而且目前地王产生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所谓价高者先得其实表现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任志强动不动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其实是他把握了房地产开发的一套规律，房地产开发的规律是什么？地方政府把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并不用自己的钱来建设，他们向银行贷款，至少贷50%以上，这是第一个50%，第二个是在开发动工建设时。建筑商动用的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房地产商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协议合同，房子盖好后支付建筑资金，所以房地产开发商在这个过程不用花钱。据了解，土地一旦动工就开盘卖楼，这个卖楼的过程是从过去的10%首付提高到现在的60%，又是从银行贷款，所以房地产的开发绑架了整个金融系统。房价能降下来吗？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中央从来没有说降低房价，中央所有的语言都是“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目前的房地产价格不要再涨了。一旦对现有房地产价格降低30%，整个金融系统就可能崩溃。现在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了，只有用温水煮青蛙的办法，慢慢地死，慢慢地软着陆。所以搞廉租房建设，试图用廉租房建设逐渐让城市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时间是否容许？据悉，每个工程的周期是18个月，加上土地审批，尽管是政策性住房，但建成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个月是最快建成速度。有没有可能给我们这个时间实现所谓的软着陆？这个美妙的想法到底是否可以实现？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这个问题将会很难实现。
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把农民排除在城市之外
对重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晰的判断，即在卖地的问题上，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收益者。同学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农民没有利益？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给农民利益？所以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民是没有话语权的。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国家发改委联合编制的发展蓝皮书，每年发布一册，去年10月19日发布的一册说城市化率是46.6%，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到的，其实这有很大的水分。所谓46.6%城市化率应该扣除两个部分：一是被城市化的农民，农民所在的家乡、省会城市、地级市，包括北京西北旺、温泉一带，海淀区、大兴区、昌平区等等所有社区，这些地方那些农民尽管上楼了，但仍然是农民，生活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人群有1.49亿；另外在人口普查过程中，还有一个亿是在城里居住了6个月的农民工，按照人口普查的要求，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就视为城市居民。所以46.6%如果扣除掉2.49亿，实际上不到一半，也就是不到23.3%。中国13亿人口（这个数字已突破），9亿农民，70%以上的农民跟20%多的城市化率是吻合的，这个基本判断不会变。中国城市化率46.6%有很大水分，不切实际，是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把农民排除在城市之外的过程，所以导致城市化率的统计是有水分的。城市化率是城市居民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人口比例。而中国的城市化过程非常缓慢，而且带有严重的后遗症，既是机遇的同时又存在巨大的缺陷，需要我们正视，如果不解决这个过程中的农民问题，这个城市化率只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使农村更加危险。
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化中被排除在外？一是农民没有产权，市场经济前提是产权清晰，那农村的产权是什么？农民有什么产权？所以我们的父老乡亲在关键时候，比如说孩子上大学或者在生病时，只能向亲戚告急，甚至连像样的抵押物都拿不出来。银行之所以要从县一级撤出来，是因为不想为农民承担，农民没有抵押物，没有抵押物怎么能知道你借我的钱能够还本付息？农民手里的土地没有产权，很多事就这么搅合在一起。农民对土地到底应不应该有产权？中国的农民土地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从中国历史上看，除了政治概念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外，农民进入秦朝以后，一直实行的是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在每个王朝时，王族成员和贵族以及退休的官员们到了地方以后，皇帝赏给他们土地，给一些王分封一些土地，这些官僚到下面以后就开始以皇帝、皇族的名义侵占土地。当然有些土地指定是在皇帝名义下的，但绝大多数是农民耕种的。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一个反复，什么反复？一个可以不断的补充自己的能量的体制，土地一旦兼并成功，农民发现没有土地了就通过起义的方式来爆发，重新平衡，所以从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开始到太平天国的农民，一直是土地问题，农民起义的根本问题是把土地夺过来。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皇帝们就说要修养生息，把土地还给农民，但经过一两百年的历史之后就得意忘形，就兼并农民土地，到200年以后又被农民起义所打破，开始进入新的平衡，这是中国历史的情况。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初期从农村走出来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他对中国农村非常了解，所以他的著作当中第一篇是《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接下来是《湖南运动调查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他认为一定要解决农民问题。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一代领导人制定的很多法律当中都是在强调土地私有制。所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新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规定共同纲领》等宪法性的文件规定我们这个党实行的是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时自认为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的私有制，而且这个制度确确实实在建国初期是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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