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本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现在城市排水系统停留在古代水平

无论是为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聚集不经济和外部成本，还是针对中国的高密度人口、城市可持续发展压力和现代化建设要求，这些都需要城市功能和城市承载力的大幅度提升。要实现上述目标，其前提是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历史欠账的弥补，是对城市民生问题、生态环境更大的资金投入和治理投入，而这些在传统的低成本城市化时期往往被忽视或回避。

基于低价工业化的特质和要求，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较强的快速低成本扩张特征，这在城市建设和改造中表现为贪大求快、“拈轻避重”，城市地下管网等配套设施严重滞后，缺乏规划，没有为未来发展留下空间，城市建设呈现出“小马拉大车”特征。不仅如此，在以行政手段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人为压低城市化成本，造成城市公共服务缺失、社会保障不足，“低投入，高积累”是以牺牲民生和部分人群的利益为代价的。城市化跳跃式发展没有兼顾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城市外表光鲜亮丽，“内部”脆弱不堪。最近，武汉、南昌、杭州、广州、上海、北京等地接连内涝，暴露了中国城市化的软肋。同时，这也预示着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随着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高度聚集，中国城市化低成本扩张模式将难以持续。

中国正走向高成本城市化时代

足城市化门槛成本之后，城市化的外部成本相对于聚集效益将呈现出加速增长特征，特别是当达到最优城市规模之后。也就是说，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大量集中，聚集不经济开始呈现，一方面表现为通勤成本上升、住房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上升，另一方面表现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支出必然要随之不断增加，以满足对城市功能和城市承载力不断提升的要求。

未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高投入，大量的城市运营支出和资源要素成本上升，意味着中国正在告别传统低价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而走向一个高成本城市化时代。所谓高成本城市化包括两层含义：(一)与低价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是高成本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二)与城市化起步阶段相比，持续高速、人为推进的城市化是高成本的。面对这一新的发展环境和约束条件，我们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城市发展战略，选择新的城市化模式并进行制度设计。

非自然成本是推高城市化成本主要动因

高成本城市化可大体分为自然增长成本和非自然增长成本。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是客观存在、难以避免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必然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增加、管理服务成本增加、环境治理成本增加。而非自然增长成本则主要由公共政策不当造成，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城市化的政府主导性。具体表现在现行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与服务业比重)、产业布局不合理、政策扭曲(过度干预、与民争利)等方面。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一方面带来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另一方面造成经济活动向城市内部过度集中和分布失衡，从而导致现有城区的过度拥挤与土地、生活成本飙升，成为推高城市化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土地融资和土地城市化”目标，扭曲了城市化价格，助推了住房价格和工资价格的上升，导致微观负担快速增加，城市化带来的规模效率抵不过城市化带来的高成本，直接影响到工业、服务业的产业竞争力。

城市功能和承载力亟须提升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期。目前城市人口为6.66亿(2010年人口普查)，其所占比重已经接近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意味着中国城市吸纳的人口要远远超过城市化率高达70%、80%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此外，庞大的流动人口(2.2亿)和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也给中国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当今城市以其强大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已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对资源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在使城市付出高昂环境代价的同时，也造成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是一个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的过程，既有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上相似的共性，也有自身特质。无论是为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聚集不经济和外部成本，还是针对中国的高密度人口、城市可持续发展压力和现代化建设要求，这些都需要城市功能和城市承载力的大幅度提升。要实现上述目标，其前提是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历史欠账的弥补，是对城市民生问题、生态环境更大的资金投入和治理投入，而这些在传统的低成本城市化时期往往被忽视或回避。

未来城市化良性发展的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对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提出了严重警告。报告指出，我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脚步即将放缓，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预计在2011—2016年之间)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一方面是城市化的高成本约束，另一方面是城市化稳步发展的现实要求。面对这一“二律背反”难题，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以低成本战略推动中国未来城市化的良性发展。

首先，必须正视中国正在进入高成本城市化时期这一现实，加大投入弥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历史欠账是当务之急。

其次，相对于城市化自然增长成本，关键是降低非自然增长成本(调整政府不当政策)，为此需要一个全新的城市发展战略，特别是城市化模式的再选择。高成本条件下我国的城市化模式是以循序渐进、科学发展为约束，以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为重点，以低成本的乡城人口迁移为支撑，以政府治理创新为保障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再次，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价格的扭曲。为此，转变政府角色，原则之一是不与民争利(利用城市化实现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之二是坚持模糊面纱(the veil of ignorance)原则——政府政策的公平性。此外，还要变革政府管理体制，降低行政成本。

最后，要明确中央政府责任，如构建全国性社保体系、介入保障性住房供给，这对低成本推进城市化进程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