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狼里的卢兰:中国城市化进程永久的痛

　　中国每年有数亿离乡背井、在城市谋生的中低收入流动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除非天上掉馅饼，否则决不可能在自己谋生的城市买房置业。如何为他们提供与其收入相宜的租赁房，乃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时代课题。

　　可是，中国城市政府好像从未为此沉重过，不仅未沉重，反而还从容地出台了一些矛盾得有点荒唐的政策：既严禁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在宅基地上搞违法建筑（极端者甚至禁止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在宅基地上自建二层以上住宅）及其出租，也严禁城区“群租房”；同时又不亲自或者引导村民、村集体等为中低收入流动人口兴建合法的租赁房，尽管失地村民对此常常兴趣十足。很明显，如果该政策被执行到位，中低收入流动人口将很难找到相宜的租赁房。因而，在实践中，中国城市政府对城乡结合部的违法建筑，大多睁一眼闭一眼，时松时严，似严实松，且松且严，一如其对卖淫嫖娼的暧昧态度。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村民扮演了为中低收入流动人口提供廉价租赁房的“伟大”角色，但是其出发点却是彻头彻尾的私利及其最大化。随着一幢幢“握手楼”、“接吻楼”的无序长成，城乡结合部变成了一道道紧锁在中国城市额头上的灰色“皱纹”。

城乡结合部的居住安全隐患

　　不过，在中国城乡结合部村落，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或许还不是其“接吻楼”而导致的“暗无天日”，不是吐着白沫、臭气四溢的明渠式排污沟，不是“比毒品还毒”的伪劣商品食品，不是见缝插针的无照经营和俯拾皆是的非正规就业，甚至不是令人作呕、无法涉足、高峰时节却还要排上几米甚至十几米的长队才能上的公共厕所，而是其普遍存在的建筑安全隐患。

　　由于毫无建设规划及建筑监管、房屋异常密集使挖掘机械难以进入、深挖地基会影响近于贴面的邻家楼房等原因，众多中国城乡结合部村庄的楼房，均是一层的地基承载着五六层的楼体，一旦发生四五级以上的地震，后果不堪设想。任由这样的村庄及房子解决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是对弱势者生命权的极度轻忽，是中国城市政府最大的渎职行为之一。

　　然而，恶劣情况尚不止于此，即使是如此“暗无天日”的村庄，也越来越成为流动人口的居住奢望。随着一波波城市化浪潮的狂飙突进，一批批城乡结合部村庄轰然倒下，一批批流动人口不得不卷起铺盖，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觅、去复制“城中村”，等待他们的不是生活境遇的改善，而是更严峻的建筑安全隐患（因为新村用来搞违法建筑的砖块，常是从旧村拆来的“二手”、“多手”砖），更糟糕的生活环境（因为要与新村的建筑噪音和建筑垃圾为伍），更遥远的上班路，更不安稳的家居，以及更不确定的未来！

　　中国村庄拆迁一向是政府、开发商、村集体、村民之间的多方博弈，而将寄身其间的流动人口直接排除在外，所以村庄拆迁中受伤最深的，或许并不是广被媒体关注的村民，而是无权参与博弈、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另类牺牲者——流动人口。

　　冷静观之，中国城市政府在流动人口居住上的“不作为”，不仅使漂泊者“家园梦碎”，而且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并给自己制造了无谓的管理难题。那一座座城市怪胎的公然挺立本身，即是对国家法律尊严和政府政策权威的示威与挑战，其一建一拆又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可长期困扰中国城市政府的两大难题——失地农民的长期发展与中低收入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并未因此而有一丁点儿解决。同时，拆迁中最易成为“钉子户”的，也常是那些投入了众多金钱搞违法建筑，但还没来得及回本的村民。

“一石多鸟”的办法

　　实质上，只要中国城市政府拿出诚心，而不像败家子一样，把城乡结合部的最后一点土地家底都拿去变卖生钱，中低收入流动人口的租赁房，乃至整个城乡结合部问题，都并非没有办法解决。例如，对于一些较长时间内不会拆迁的城乡结合部村庄，政府可在科学规划、严格执行的基础上，允许村民、村集体根据人口、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等情况，自建多层建筑出租，但须与村民、村集体签订合同，约定房屋面积、质量标准、公益建设配套、物业管理、房屋存续时间、拆迁赔付标准等，规划建设以外的私搭乱建，一律予以禁止。

　　在正在拆迁或待迁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在不同区位划出集体土地，在做好建设规划和基础建设工作后，由被拆迁或待迁的村民集资、政府统一招标建设规划有序、设施齐备、容积率很大、套内面积很小（以保证其单位租金不高而投资者仍能盈利）的流动人口出租公寓，村民享有永久出租权，根据村民家庭人口数等标准，确定每家可集资兴建流动人口出租公寓的最大面积及最多套数。这些做法可望将村民搞违法建设的巨大热情，引入合法有序地为流动人口建设出租房的轨道，既能解决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又可解决被拆迁的村民长期发展问题，还能减少拆迁、改造的阻力，可谓“一石多鸟”。

　　同时，政府还应从卖地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实事求是地解决流动人口的属地化服务问题，力求以服务促管理。例如，政府可改暂住证为暂住卡，探索一系列附属于暂住卡上的服务功能及其可操作办法，使流动人口在办理居住、购物、就业、培训、社保、就医、子女入学等事务上，均能刷卡消费或刷卡查询、咨询信息，根据持暂住卡时间的长短等因素，建立流动人口逐步享受市民化待遇的梯度累进机制。如此，则不仅可以大幅改进流动人口的属地化服务工作，而且在一次次刷卡中，便可将长期困扰管理者的流动人口“登记难”问题轻松解决。

教育问题需要重视

　　中低收入流动人口不仅需要家园，而且需要有一定公益设施配套的家园。在所有公益配套设施中，应以流动人口子女学校最为重要。政府和社区应调动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建立“流动性”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实事求是地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

　　中国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最大特点是：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每隔一段时间向周边外移一步，这就要求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也应有“流动性”。近些年来，无证照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吸引流动儿童、少年及其家长，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原因即是其办学地点的相对灵活与入学近便。城市政府及社区应据实际需求，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周边无偿划出临时用地，建设以活动板房为主、具备基本教学、运动、生活条件及师资力量的“流动性”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实事求是地解决其教育问题，而非想当然地、近于口号式地宣称应如何开放城区优质公立学校，来接纳中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因为即使真能这样，也未必是好事，在“用脚投票”的效应下，城区的优质公立学校不仅会人满为患，而且还一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类有权有钱的“流动人口”的子女的天堂，而中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即使有机会，怕也难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一般都无财力在学校周边的城区，为其租上昂贵的“学区房”，来供其上学。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绝大多数有关中国城乡结合部及其流动人口管理的善良愿望的实现，本质上都取决于中国城市政府，是否愿意在业已取得彻底胜利的“土地战争”中分出一杯羹来做公益，是否能拿出其招商引资般的热情来做社会建设工作，是否真心实意地事事都为社会弱势群体着想，否则一切的所谓“努力”最终都将化作做秀或帮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