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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怀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2011年04月06日18:55腾讯公益[微博]彭真怀我要评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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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怀老师在103期燕山大讲堂现场
精彩目录：
中国经济巨人的“胸大肌”
如果把整个中国经济称之为巨人，这个巨人引以为傲的一块“胸大肌”是城市房地产，房地产靠什么？靠征收农民的土地。所谓给农民承包地补偿，补偿的计算是什么方式？是根据这三五年土地上的收入价值平均数乘以80年的补偿，你的土地被征收了，给的补偿一般三万到五万，有的地方是十万，但经过乡镇一级的克扣，到农民手里所剩无几…
从农民手里剥夺了近70万亿
1949到1979年从农民手里拿了多少钱？据悉，通过农业税、工业产品剪刀差、银行储蓄从农民手里拿了30多万亿。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通过将农民的土地征为地方政府所有，靠卖地，从农民手里剥夺了多少钱？39万个亿！也就是说在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当中，从农民手里拿了将近70万亿来支撑国家的大厦建设…
新中国农民丧失土地所有权已经55年
从1956年6月到现在，中国集体所有制实行了多长时间？55年。所以造成了660个县土地不到0.5亩，14个省土地不到1亩，这是我们面临的尖锐现实…
小城镇破解三农问题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轰炸伦敦以后，各国已经开始采取了逆城市化的发展思路，他们认为城市发展太大不好。国际社会已经给我们这个经验，难道我们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得更好一些吗…
主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
主讲嘉宾：彭真怀（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3月26日（周六）下午15点-17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北三环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许诚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光临第103期燕山大讲堂。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式启动，农民进城并不等于城市化，只有等他们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城市化才算真正完成。本期讲堂邀请到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先生为大家解读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这一话题，下面有请彭老师开始他的演讲。
彭真怀：谢谢同学们，谢谢各位网友。刚才主编告诉我，今天来的人主要是政法大学、农业大学以及一些热心网友。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这一话题，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会认为这个主题与我们本身的命运、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
当前收入分配最大问题是对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公
从1949年建国以来，国家已经有了60多年的治国理政经验，但在处理农民问题上走得怎么样？做得是否到位？对这样的问题，如果农民的孩子不去关注，包括你我在内的人都不去关注，仅仅指望别人给面包，向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给我们送来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是不现实的。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儿，我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即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所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根本就是农民问题。泛泛而论，说收入分配是社会中一个最大问题，往往容易掩盖对农民剥夺的过程。据研究，当前收入分配最大问题是对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公，70%的农民缺少财产性收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农民没有财产性的收入；二是没有工资性的收入，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农民占国家人口总数70%以上，其余30%的市民中，还有70%的中低收入人群和边缘人群，纯粹的市民只占10%----15%。从总量上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一个国家的政策如果不令本国绝大多数人满意，有幸福感，这个政策就要打一个问号。这是第一个问题，即不能泛泛讨论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现阶段最集中的矛盾体现在农民没有财产性、工资性收入。
产业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基础地位薄弱
另外一个是产业结构问题，需要调整结构转变方式。我告诉大家一个具体的情况，你们可能会大吃一惊。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经济结构的？从1981年开始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到现在已经有30年还没调。不但没有调，经济结构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从什么开始的？从1949年开始中央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现在转成什么样了？是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产业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农业依然靠天吃饭，旱灾一大片，闹灾一条线。去年春夏之间，水资源非常密集的西南地区出现了旱灾，当年全国旱灾面积达3.98亿亩，绝收了4008万亩。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就是指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事实上这是不对的。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对这三个问题背景了解了，就会知道原来这个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从当前的社会矛盾来看，最大矛盾是城乡结构失衡，城乡贫富差距过大，农民无论在政府、学界都没有话语权和代言人，所有的挣扎都成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悲剧，有的自焚、有的跳楼，血腥事件和暴力事件已经让人们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感到越来越沉重的压迫感，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今天在这里讨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根本大计，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国家发展进程中不要把农民抛弃在进程之外。
出口、投资、消费，是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8年11月份开始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7次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但到目前为止出口不能使国家经济增长，增长也没恢复到2008年之前。美国、日本、欧盟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不要中国出口的产品，因为他们要应对本国的经济问题，要给本国增加就业机会。此外，通过四万亿投资那种先救命后治病的极端措施留下了大量后遗症，例如重复建设。我们这个国家有重复建设的传统，为什么？因为国家发改委规定的产业投资目录被31省、655个城市、2800多个县一级单位复制，不按照这个产业目录来做，就得不到政策项目和资金的支持。这么多年来政府一直告诫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人民口袋里没有钱，谈何扩大内需？所以，消费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除了家电下乡措施以外，没有持续性进展，还是维持在整个经济增长贡献率4%，为什么？因为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口袋里没有钱。
从农民手里剥夺了近70万亿
由于长期的政策误导，有两件事是过度的：一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特别是过度的城市化，把农民排除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之外。1949到1979年从农民手里拿了多少钱？据悉，通过农业税、工业产品剪刀差、银行储蓄从农民手里拿了30多万亿。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通过将农民的土地征为地方政府所有，靠卖地，从农民手里剥夺了多少钱？39万个亿！也就是说在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当中，从农民手里拿了将近70万亿来支撑国家的大厦建设。一个人要讲良心，一个政权要讲执政的道德和伦理。那政府该怎样报答农民兄弟？中央提出工业反辅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没有人真正做这件事，大家对这个问题故意不听，不理解。因此，中央从2004年到现在发了8个中央一号文件，什么意思？用8年的时间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但8年时间居然没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再加上1982年的5个一号文件，中央一共发了13个一号文件，改革开放总共时间才31年，但已经发了13个一号文件，对这个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但城乡差距还是1：3.33，如果加上教育、医疗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在内，城乡差距在1：6以上。
大家要注意，1982年中央发了一个51号文件，叫“实行市管县”。1983年中央就开始撤地设市，山东的滨州市、江苏的淮阴市原来都是地区，在该地区设置的派出机构叫行署，行署都在县城里，有行署专员和副专员，不过，他们没有自己的办公机构和设施。撤地设市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每个地级市都要在所辖土地上建立一套政权机构。
中国农民贫穷过程与城市化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点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注意。从1982年开始中央发51号文件，强调市管县，把大量的市改成市辖区，扩充土地，这个地方的所有资源全部为城市所用，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城市开始疯狂扩张，扩张以后需要空间怎么办？只能是向农民要地。农民的产权由于不清晰，又没有农民协会，此外，国家领导人当中没有专门代表农民利益的，没人替他们讲话，所以农民没有话语权，那么他们的利益始终在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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