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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读书》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从某种意义上讲，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里一个标准的诞生物。在那个精神世界经历了长期禁锢而刚刚得到释放的年代，《读书》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精神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由此也被视为“新启蒙时代”的象征之一。

　　1979 年到2009 年，《读书》走过的30载历程，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有人说，《读书》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书》的萌芽

　　追溯起来，今天的《读书》应该萌芽于湖北南部一个叫做咸宁的小城。“文革”中期，六千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翻译家、艺术家、出版家及家属下放到文化部的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这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安静的小城，几位来自出版界的资深人士却仍谈论着他们不灭的梦想，也由此酝酿了日后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刊物——《读书》。这三个永远被铭记在《读书》历史上的名字是：陈翰伯、陈原与范用。

　　１９７８年夏天，陈翰伯、陈原与范用又开始研究此事。“大家都感觉有很多话要说，想有一个表达的‘阵地’”，９０岁的倪子明回忆。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任，很早以前就有与陈翰伯、范用等人合作办刊物的经历，所以也成为最初的核心成员之一。

　　因为几个人所属的出版机构都不同，所以如何设置这个“新阵地”当时还颇费了一番脑筋。据倪子明回忆，大家起初的讨论方案是由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牵头做这件事，但又感觉此方案并不合适，“（出版局）官方色彩太重，不好说话”。１９７９年，创办《读书》杂志开始主题讨论阶段，进入操作阶段时，大家最终形成的意见是认为由三联书店出面办比较好。于是，《读书》有了一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奇怪的结构：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机构名义属于国家出版局，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编陈原属于商务印书馆，副主编倪子明来自研究室，属兼任。范用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杂志由他主管。《读书》从范用时期起就每期由他亲自审阅清样，签字付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沈昌文、董秀玉等后几任三联总经理。

　　倪子明提供了一份当年编委会成员的详细名单：陈翰伯、于光远、夏衍、曾彦修、黎澍、陈原、范用等１４人。现在看来，每一位都称得上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这对《读书》一下子找准定位和风格，迅速建立起品牌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些老人中，陈翰伯、史枚、陈原、冯亦代、吕叔湘、夏衍等几位已相继离世，那个年代也逐渐变得遥远，但是在《读书》的历史上，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倪子明回忆，其实《读书》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当年编委会还专门开过几次会讨论，最后一次编委会上，才确定了新刊物的名称为《读书》。“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是《读书》为自己作出的一份响亮的“出生宣言”。董秀玉回忆说：“有人担心，思想理论的严肃刊物发行量少怎么办？陈原、范用都表示，再少也要坚持住宗旨，要坚信好书好刊就一定会有读者。”

　　《读书》启程

　　“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在陈原那里开一次会，漫谈思想界有何动态，如何组稿等，算是小的编委会。”倪子明回忆：“稿件最终是我和范用确定的，我们将定稿送给陈原看，重要的事情向陈翰伯请示”。因为实际工作由陈原和陈翰伯主持，为此，大家还戏称他们为ＣＣ派。

　　《读书》初办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位是常务副主编史枚，一位是董秀玉。

　　第一任主编陈原更多地从业务层面对《读书》提出几条具体要求：１．以书为中心，讨论文化思想问题；２．不把杂志往高处拉，要从专门研究的角度退到传播知识的角度；３．改进文风，文章要短，以五千字为限；４．提倡文责自负，以保证作者说心里话；５．有争论而有价值的书，可同时发表不同观点，以增加争鸣气氛。董秀玉至今还记得，陈原对读者来信特别重视，“他说，读者来信一定要好好编，甚至可以放在头条，要少一点摆架子的口气，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论坛”。

　　倪子明回忆，第一期《读书》一炮打响。“刊物的创办有点‘筑巢引凤’的意思，社会上很多会写文章的人，包括有很高学术研究水平的人都来为《读书》写稿。”董秀玉回忆，知识界对《读书》的强烈反响是他们不曾预料到的。“很多人写好稿子后先给我看，说‘小董，你用哪一篇先挑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丁聪的漫画。１９７９年春节，丁聪得到彻底平反。“因为杂志筹备时，我已经参加了，所以我给它设计好了封面，也大体设计了一下内部。从这个时候开始，每一期我都会在《读书》上发表一到两幅漫画，有时三张。后来我跟陈四益合作，他写讽刺诗，我画画。”丁聪后来回忆。因为那一年丁聪已经６３岁，所以他后来常常笑称，别人是６０岁下岗，而他是６３岁上岗。

　　丁聪的漫画作为《读书》的“王牌栏目”一直坚持下来，后来也成了《读书》的标志性符号。无论出差还是生病，丁聪都会准时将作品交来，让董秀玉印象深刻的是，丁聪第一次动手术时，在病床上还在给《读书》画漫画，一直坚持到２００２年他画不动为止。从创刊号起，《读书》的封面和版式都是丁聪设计的。

　　《读书》与读者、作者的关系，也是《读书》近３０载历程中一个很温暖的记忆。这应该起源于刊物创立的“读书服务日”。第一次服务日为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５日。陈平原回忆：“因朋友介绍，第一次参加《读书》的聚会，印象极佳。编辑见了新老作者，都是笑脸相迎——即使对你不太感冒。《读书》的几位女将，却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叮嘱‘以后多为我们写稿’。一副‘自家人不必客气’的样子，让你感受挺受用的。让你多多写稿，但没有承诺为你多多发稿，这一招进退自如，妙不可言。有很多作者因此而‘上当受骗’，冲着那坦诚的目光与可掬的笑容，稿子源源不断地飞去，又源源不断地归来。据我所知，《读书》的退稿率，在国内杂志中绝对名列前茅。不只退年轻人的‘习作’，而且退大专家的‘宏文’。”

　　后来的服务日，则完全成为编者与作者，作者与作者自由式的聚会。这样自由的聚会方式，构成了《读书》的文化根基。一月一次，这种碰撞结果获得的话题，编者又很快可以在聚会中获得合适的组稿对象。这样《读书》也巧妙地把编者、作者、读者凝成了一个群体，无形中建立了一个更庞大的“编辑队伍”。

　　启蒙的《读书》

　　《读书》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反对官腔、八股，对任何投稿者都是这个要求。经历了那样一场大的思想浩劫，创办者们很注意交流的平等与态度。董秀玉回忆：“我们强调平等交流，不要板起脸教训人，反对说教。”沈昌文也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为《读书》写了一点什么文字，拿去给陈（翰伯）老看。他看后找我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从某种程度上说，《读书》是最早作出的“启蒙”姿态，也是冲得最前面的一个。虽然《读书》在创刊的宗旨里并没有提“启蒙”二字，但它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确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当时《读书》发表的许多文章，诸如《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虽然现在看来有一些观点也许只是“回归常识”，但在当时每一篇都极具冲击力，给经历了长期思想荒漠的知识分子送来期盼已久的新知，也暗合了思想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新启蒙运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也是铺天盖地地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读书》以它的资源优势，短短几年简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地以最大的幅度、最快的速度传播了几乎全部２０世纪西方学术文化的精华，变成新启蒙名副其实的先锋。

　　曲折《读书》路

　　《读书》从第一期起，就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旗号。而当时引来激烈争议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更成了标志性事件。倪子明回忆，编委会在讨论第一期稿子作什么时，大家都煞费苦心。李洪林是中宣部理论组负责人，于是编辑部约来李洪林写文章，李洪林很快写来文章《打破读书的禁区》，大家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但题目显得有点啰嗦。当时“科学无禁区”的口号很普遍，“既然科学可以无禁区，读书也可以无禁区”，跟范用和史枚商量后，改成了《读书无禁区》，“我们也征求了李洪林本人，他也没意见”。大家没料到，此文一发，顿时引来轩然大波。“当时出版主管机关找我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妥。我说明此文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目的是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范用回忆。陈翰伯坚持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没有错。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读书》里，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读书》创刊２０周年时，“读书无禁区”变成了一枚图章，也铭记了这一值得记录的事件。

　　伴随《读书》的成长，还有不少小磕小绊。沈昌文回忆说，当时某领导对《读书》的定位很不满意，对方说：“你们要作‘思想评论杂志’，胆子也太大了，我们除了《红旗》以外，哪有一个刊物敢叫‘思想评论杂志’？”沈昌文回去后赶紧在思想后面加了“文化”两字，改成“思想文化评论杂志”。

　　《读书》的“遗产”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读书》还聚集了一大批外语方面的高手，冯亦代、王佐良、董乐山等，其全球眼光最先在译介方面表现出来。《读书》对于外国作品、人物、理论的介绍，滚滚而来，让人感觉到国门初开时知识界的激动、好奇和急不可待。《读书》积极介绍西方学术名著和新思潮，团结了一大批中西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们的视野与格调、他们传授的西方知识界、学术界的最新思潮和动态，不仅影响了一代读者，他们的文章后来也延展成书。沈昌文说：“很多《读书》的读者后来成为作者，进而成为创作主体，延续成了三联的风格，这一点《读书》功莫大焉。”

　　在《读书》的早期作者队伍中，有一长串如巴金、施蛰存、聂绀弩、钱锺书、傅雷、费孝通、吕叔湘、艾青、萧乾、叶君健、黄裳、金克木、夏衍、李一氓、黄永玉、王佐良、辛笛等等老一辈学者文人，而当时的中青年一辈如王蒙、李洪林、李泽厚、张隆溪、朱虹、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李以洪、尹吉男等人也都积极支持、热情供稿，并带动了当时整个知识界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共同推动，这是《读书》杂志的根本所在。

　　“《读书》能够在知识界有影响力，老一辈给我们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董秀玉感慨地说，比如陈原在《读书》一直做到１９９１年，而史枚更是在看《读书》稿件时倒下的。如果说，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的执掌使《读书》奠定了自己的基础和风格，那么，一大批知识界精英的共同扶持，则是《读书》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在近三十多年的《读书》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界的一长串名单，那里面有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有各个时期的学术文化中坚，那样的作者阵容一直是《读书》最宝贵的资源。

　　《读书》杂志的十大作者

　　1、丁聪

　　20年的《读书》是与丁聪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我们所看到的文章虽然是各路作者写的，但是版式却是丁聪设计的。因此，丁聪也应该享有知识产权。丁聪几乎在每一期上都发表了作品，这也是其他作者无法比拟的。那些文绉绉的线条勾画出的漫画几乎成了《读书》的专利产品，它和《读书》上那些书卷气十足的文章相映成趣，让读书人爱不释手。谐而不谑，劝百讽一，不失儒雅风范。

　　2、陈四益

　　从“新百喻”、“瞎操心”到“诗画话”，陈四益先生在百字之内，精雕细琢，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功力，令人叹服。《读书》的读者已经习惯了这种文体，少了就觉得不对劲。借古喻今也罢，针砭时弊也罢，读陈先生的那几百个字，就是觉得过瘾。那是读书人说的话，也是读书人的态度，读书人的脾气。不吐不快，明知说了也白说，但仍坚持不说白不说。

　　3、金克木

　　金先生那些“不拘格套，发乎性情”的文风与《读书》这样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可谓一拍即合。二十年中，金先生共在读书上发表了126篇文章(其中25篇用的是笔名辛竹)。单就数量而言，无人能出其右。金先生的这些随笔可谓“无所不谈”，这也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而每谈必别出心裁，更令人望文兴叹。陈平原说金先生的文章可以通古今、通内外、通文理、通雅俗，此话不假。作为《读书》第一写家，金先生当之无愧。

　　4、董鼎山

　　传播域外文化信息是《读书》的一大特色。这方面董先生功不可没。他把美国文化中许多容易被忽视的信息通过《读书》介绍到国内，让人们在几十年的封闭之后又重新切实地看到了美国文化真实的一面。在《读书》刚刚起步的时候，董先生的这些介绍为中国读书界提供的充满生机的美国形象，令人神往。那些生动活泼的小品文，更是直接地向读书人展示了一种没有八股味的鲜活文体，不由得人不爱读。

 　　5、王蒙

　　从“红楼启示录”到“欲读书结”，王蒙先生成了《读书》的铁杆写家。王蒙的幽默是一种智慧。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处世哲学”。他以“无为”的态度看世事变迁，自然多了一层常人难以达到，难以理解的深刻。或许他知道《读书》是读书人的《读书》，所以他在二十年中为《读书》写了82篇文章。他的那些高见，他所熟悉的关键人物的鲜为人知的事，和读书人说说，大家爱听，否则，到哪去说呀!

　　6、刘小枫

　　刘小枫先生的文章集才气与灵性，思想与学识于一身。在《读书》所有的作者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人的文章皆可学，刘小枫的文章却不可学。你可以对他的那些“神学”不以为然，却无法不欣赏他的文章中扑面而来的灵气。若说介绍西学，与刘小枫同辈的许多学人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就文章而论，除陈平原先生外，恐怕无人可比。如果《读书》上没有刘小枫的文章，肯定会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它杂志少有的灵性的亮色。

　　7、费孝通

　　费老先生的文章数量虽然无法与前几位作者相比，但他的每一篇文章的份量都很重。他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反思像晚霞一般绚烂，为《读书》增加了一抹可敬的暖色。他对学术的执着，对现实的责任感，使我们十分能理解为什么《读书》经常要把费先生的文章作为头条来发表。他的应用人类学其实与《读书》的现实关怀有着深刻的默契。这倒使人想起了一句更明白也更感人的题辞：“为了中国”。

　　8、陈平原

　　在《读书》的中青年作者中，陈平原无疑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位。1985年，时为北京大学博士生的陈平原与钱理群、黄平合作推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反响之大，以致很多读者在多年以后仍然难忘当年阅读这组文章时的激动。陈平原出手不凡，从此成为《读书》的重要作者。90年代他在《读书》发表的两组文章“学术史研究随想”、“老北大的故事”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说《读书》的办刊方针，思想上追摩的是《新青年》，文体上神往的是《语丝》，确是一语中的。

　　9、汪丁丁

　　尽管相当一部分《读书》的读者对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不是很感兴趣，但“汪丁丁”这个名字却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出现频率实在太高。《经济学的关键词》、《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等名篇，就是在《读书》发表并得到了不少经济学的门外汉的欢迎，正是通过他的文章，使他们理解到经济学的精要。诚然，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大气磅礴，没有广泛的阅读背景难以彻底了解，但每读便会有所得。而他对道德、知识、自由的关注，则是经济学者中少有的。

　　10、辛丰年

　　许多人恐怕都是通过《读书》了解辛丰年的，又是通过辛丰年在《读书》上的文章了解西方音乐的。在所谓的严肃音乐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之前，这位老人就隐居于乡间，沉浸在西方音乐的圣殿之中。人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感受到音乐的高贵一面。相比之下，今天演出市场的热闹是不是又多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呢?辛丰年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数量虽不算多，但他的名字却又是与《读书》连在一起的。老读者们的印象应该更深。

　　《读书》步入而立之年 学者称应回归“读书”定位

        《读书》杂志今年步入了而立之年。1979年的春天，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等著名的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创办了《读书》杂志，发出了反映读书界共同心声的呐喊：“读书无禁区”。昨天，在《读书》杂志创刊30年的座谈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称，“读书无禁区”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我们现在还需进一步解放思想。”

        30年前，《读书》在创刊号上刊登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文章，批评了“文革”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思想界的普遍共鸣和关注，也为《读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到目前为止，《读书》已出版了361期，每期拥有9万多读者。不过，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梦溪还是感慨于《读书》作为读书人的“家”近年来门庭逐渐冷落的事实。他说，近20年来，读书人这个群体越来越脆化、弱化，现在无目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专业研究者增多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陈平原建议《读书》回归“读书”的定位。他指出，《读书》杂志从一开始就制订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定位，但今天“以书为中心”基本丢失，《读书》基本不再“读书”，而是借书来说思想文化，变成一个单纯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他建议《读书》杂志增加篇幅来面对新书，引导读书的风气，改变当前“读报、读博客、读图、读网络资料”的阅读现状。 (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