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芷晴漂亮吗:锐于进取 勇于开拓（上）——安岗主持创办经济日报工作纪实

雷凡：锐于进取 勇于开拓（上）——安岗主持创办经济日报工作纪实作者： 雷凡　　来源：中华传媒网

关键词： 安岗 经济日报┊阅读：1120次┊

 

1982年10月，安岗受党中央委派主持创办经济日报。我作为曾经受业于他的一名学生，承他推介于1982年11月由一家工厂调入经济日报社分配在编辑部门工作，在前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得以亲炙他的办报思想和风格。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忠诚，他的锐于进取，勇于开拓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永志难忘，概述如下： 一、要开拓1982年12月30日下午六时，在借用的国家经委机关食堂昏暗的灯光下，安岗向报社全体员工作创刊前夕的动员报告。他说：“目前，我们的办报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自己的办公房屋，也没有自己的印刷厂，一切都要向别人租借。但是，中央对办好这张报纸寄予了很大希望，要求我们务必尽快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出权威性，成为党和国家在经济战线上的重要舆论阵地。面对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我们全体同志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团结一致地去拼搏，去开拓。”安岗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带头实干的。那时，他已65岁了，仍然象个青年人一样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每天清晨七点半准时来到办公室，批阅稿件，评点当日报纸，开碰头会，或找人谈话布置当天的工作，然后夹起皮包匆匆走出门去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或者走访新闻战线的老战友征询办好这张报纸的意见，有时还走入社会基层做些调查研究，在忙活了一整天后，晚上八点又准时来到夜班编辑室，与值班编辑们一起赶写或修改第二天要见报的评论，审定大样，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后才离去。经济日报创刊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夜班编辑室设在宣武区回民中学的后院，那是在一排平房的屋顶上临时搭建的几个棚子，要攀登一座高约5米的用铁条焊接的梯子才能上得去，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天，铁梯上结满了冰凌，稍一不慎就会滑倒。人们见安岗年老体胖又患有糖尿病，一再劝他为了安全暂缓到夜班去，他说：“夜班是个总关口，报纸天天出，总编辑就得天天到。”在安岗的率领下，在副总编辑张沛、刘树烈、张颂甲等几位老报人的团结协作下，依靠原中国财贸报的班底，组织、指挥着一批年轻记者深入基层捕捉新闻线索进行追踪采访，在大力宣传走在改革前列的上海机床厂的“扁担精神”等先进典型的同时，接连抓住“从两个照相机厂的效益对比看改革的必要性”、“经济效益高的运鸭车为何闲置不用”、“大量引进的电子分色机的利用率为什么这样低”、“搞科技扩散的科学家为何被诬为二道贩子”、“北京图书馆的基建工程为何长期上不了马”以及“河套农民为何把管电管水等六个政府机构称为六只猛虎”等事件一追到底地分别给以曝光，以语言深透、泼辣的评论文章逐一进行评析，响亮地宣传了中央提出的“改革要坚决，经济要抓紧”的精神。在短短的百来天的时间里，这张新诞生的报纸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关注，其间关于“保定分房”的报道更是在全国舆论界引起轰然反响。这事起因于报社一位年轻记者在河北保定市采访时发现该市一轻局的一位副局长在单位分房中独占四套新房，而一位工作颇有建树的工程师一家三代仍挤住在两间破屋里，当地群众对此十分不满，议论纷纷。安岗获悉后认为这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一种严重不公现象，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报纸有必要进行干预。在和副总编刘树烈等商量后，决定不分昼夜地用长途电话指挥一线记者继续深入采访，在充分搜集广大群众意见和当地干部思想动态的基础上作出连续报道，不断采用短评、快论和专文等形式反复宣传“推进经济改革必须从端正党风入手”、“干部以权谋私危害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的道理，争取到河北省委和保定市委的全力支持，保定市各级党组织纷纷动员广大干部自觉检查、纠正多吃多占等类问题，安岗又乘时去到保定市，和该市市委、市府的领导同志们一起展开讨论，促使该市作出了“端正党风，推进改革，振兴保定”的重要决定。这组极富政策深度的报道，不仅震动了全保定全河北，在全国各地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央领导同志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中纪委的负责同志公开发表谈话，指出“经济日报在整顿党风中为反映群众呼声、动员社会舆论上做了大量工作，有关保定市的报道是推动整党、促进改革的新闻宣传中的一个成功范例。”并在《党风与党纪》内刊上全文刊载经济日报对这组报道的经验总结，要求全国党政机关特别是新闻宣传部门进行认真学习和借鉴。通过上述一系列重点报道，《经济日报》开始显示出敢于干预社会实际生活、强化舆论监督的特色，在全国舆论界中开始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广大读者纷纷评说：“这张新问世的报纸魄力大，敢说话，是个改革的鼓吹者”，首都新闻界的人士也说：“经济日报的出版是异军突起，报道风格独树一帜。”安岗在主持经济日报的过程中一直强调：“为了宣传好改革，务必要吃透中央精神，以便随时深入群众中去发现问题，做到在关键问题上敢抓敢争敢于把它公之于众，直到问题的解决。”1984年关于《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的报道抓的就是当时城市改革特别是商业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该年3月初，报社在京召开首届全国记者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副总编张颂甲对安岗说：“各地来京的同志都说，包括北京在内的大中城市里的商业服务业多年来搞的是官僚机构的一套，下午五、六点钟就关门大吉，街上漆黑一片，买不到任何东西，群众意见纷纷，希望有所改变，我们是否就它做点文章。”安岗点头说：“对！城市改革特别是商业改革就应该从群众意见大的事情入手，延长商店营业时间，给群众购物以更多方便，这篇文章当然要做，而且要把它做大做深做透。”又说：“北京是全国首善之区，王府井是北京第一商业大街，我们就以它做突破口。”要求张颂甲着手撰写评论，同时派出两名记者对王府大街的历史沿革和现实面貌进行深入调研。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于3月14日开始连续3天在报纸头版显著位置推出这组系列报道，在详细介绍王府井商街的历史发展和改革开放后逐步繁荣起来的现状的同时，着重把广大消费者对这条商街营业时间短、服务态度差的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在《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的评论中明确指出：“北京是首都首善之区，是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市场是观察我国经济形势的窗口，在这方面王府井首当其冲，必须解放思想，采取有力措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打破陈规陋习，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开办夜市，让祖国首都这颗商业明珠放射出新的灿烂光辉。”接着又发表《商业服务业的营业时间需要调整》的评论，把开办夜市的问题由王府井引向全国。这组报道的推出立即引起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响，广大消费者齐声叫好，商业经营者则频频叫苦说：“延长营业时间开办夜市，就必须增加人员和费用，上级控制得很严，我们无力解决。”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则直接对报社提出批评：“对这样一个牵涉商业全局的重大事情，事先不打招呼就捅了出去，很不应该”，要求立即停止报道。报社内部也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犯了错误，应该作检讨。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安岗说：“搞活城市商业，中央领导同志早有指示，对王府井更是希望它象日本东京的银座一样日夜繁荣热闹，我们没有错”，指示编辑部沉住气，迅速把情况上报党中央。中央领导同志很快作出批示说：“这组报道抓得好，要继续搞下去。”陈云同志还特地委托秘书给报社打来电话说：“王府井夜市的报道搞得不错，宣传工作就是要为群众着想，遇着问题不要怕，要敢于碰硬。”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市委、市府决定给国营基层商店放权松绑，从4月1日起在王府井等市内几条商业大街延长营业时间开办夜市。报纸继续作出大量报道，一时间，开办夜市转变商业服务业作风的呼声响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商业服务业都纷纷仿效北京把夜市办了起来，形成了我国商业改革的第一个高潮。接着报纸又根据各地群众的来信来电，发表一系列消息和评论，呼吁大中城市要在办夜市的同时开办早市，呼吁要允许郊区农民进城卖菜卖农副产品，建立农贸市场。由于经济日报在宣传城市改革商业改革上连续抓了一系列难点热点问题，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1984年9月胡耀邦总书记在给商业部的一个批示中明确指出：“指导全国商业工作一定要利用好经济日报。”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界有种说法：“安岗办报点子多，是个智多星。”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安岗的许多点子都是来自群众来自基层。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从不呆坐在办公室，而是一个劲地跑向社会深入基层去倾听群众呼声，去发掘值得报道的新闻线索。这样的事例很多，经济日报关于“鬼楼、闲楼”的报道是其中的一例。1985年3月14日经济日报在星期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夜半鬼声》的小通讯，说的是北京市一居民区盖起一座住宅楼，竣工八年却未交付使用，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乘机钻进去大搞赌博一类违法活动，往往在深夜发出种种怪异之声，被周围群众目为“鬼楼”，农历元宵之夜竟然围聚此楼争看打鬼。这篇被一般人视为颇具讽刺意味的小品文章，安岗阅后却认为它触及了城镇住宅建设和管理体制必须改革的大问题，指示编辑部注意听取读者反映。果然第二天就收到读者来信揭露北京市区又一座住宅楼竣工多年无人入住。安岗立即派出两名记者前去核实，指出“只要情况属实就马上发表，并加编者按，动员读者继续揭露这类问题。”前后不到一周时间，编辑部就收到揭露此类“鬼楼”、“闲楼”的各地读者来信数百封，安岗决定首先对北京、上海两地的三十三座这类“闲楼”派人前去查实并现场拍照，然后分作十五组，加上“鬼楼又现身”、“闲楼何其多”以及“盼闲楼迎来新住户”等标题在一、二版陆续刊登出来，同时发表了一批揭露单位福利分房弊端，希望买到商品住宅的读者来信，接着又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城建部门、房管部门的干部一起展开讨论，专题报道了他们共同发出的“城镇住宅必须走商品化之路”的呼声，并配发了多位学者对城镇土地有偿使用的规律，房地产价格的形成，房地产开发与金融部门的关系等一批专文，从而有力地宣传了小平同志80年代初提出的城市居民住宅的建设与分配必须走商品化之路的指示精神，为尔后我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兴起开了舆论先河。安岗经常强调：“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与党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不避艰辛地投身到沸腾的社会生活中去，及时宣传党的主张的同时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凡是这样干的同志都应得到鼓励。”当1984年9月云南记者站记者罗开富主动向安岗提出要沿当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线进行徒步采访时，安岗立即表示说：“最近耀邦总书记在接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时说：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新长征，人们非常需要从中国红军长征中吸取勇气、力量和智慧。你这是响应了中央的号召，报社将全力给予支持。”接着他向编辑部宣布批准罗开富的长征采访要求，并为此约法三章：一是要求罗开富一步一个脚印地沿着当年红军的路线走下去，每天平均约走60—70华里，把当天路上的主要见闻用电报、电话或书信发回编辑部；二是编辑部要指定专人随时联系罗开富，了解他在路上的健康情况和采访情况，同时指定一位老编辑逐日整理、修改罗开富发回的稿件，在报纸头版的固定位置开辟《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专栏，每日见报，不得移动或取消；三是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包括联系沿途的县、乡政府请他们为罗开富派出必要的向导人员和陪护人员，保证罗开富每日衣食住行必须的物资和设备。安岗说这第三条要由他亲自负责督导。在罗开富长征路上采访一年多的时间里，安岗每天清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编辑部里专自联系罗开富的那位同志了解他在路上的种种情况，并先后四次亲自去到长征沿线会见罗开富。第四次会见是在四川松潘，当地海拔在三千米以上，由于路途颠簸，安岗这个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竟然昏厥在吉普车上不省人事，经紧急输氧抢救才苏醒过来。醒来后他要求立即会晤罗开富，拒绝住进医院。会晤后对罗开富过草地时所需的向导人员作了周密安排，又指定一位随行的年轻记者陪同罗开富一起过草地，并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保健药包送给罗开富后才回了北京。罗开富的长征采访报道在广大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忆长征，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成为社会舆论热点，国际新闻界也纷纷评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创举。”以组织好罗开富长征采访为契机，安岗向全体经济报人提出了“脚板底下出新闻”的口号，要求所有中青年记者都要走出门去，迈开自己的铁脚板，深入农村、工矿、交通沿线和老少边穷地区去采写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现场新闻。一时间经济日报上先后涌现出“西藏行”、“丝绸之路接力采访报告”、“长江行”、“辽东半岛行”、“珠江三角洲行”、“石油基地采访记”、“煤炭基地采访记”以及“河北省四十一个边界县骑车采访记”等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好新闻。安岗坚持毛泽东“开门办报”的主张，认为“报纸版面上是否经常充满了来自人民群众的声音，是否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电和来访，直接关系到报纸的党性、人民性和权威性。不允许有丝毫怠慢。”当时报社设有群工部，专门处理群众的来信来稿。据统计，仅1983年就处理了群众来信来稿14万多件。报纸在头版辟有《每日群众来信来电》专栏，择其要者公开发表。对那些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信稿，更是要指派记者去调查核实，视其内容分别写成内参上报中央，或写成消息、通讯公开见报。如1983年8月，一位读者来信揭发河北省邢台地区有人组装劣质自行车冒充“飞鸽”、“永久”等名牌出售，安岗阅后批示群工部立即派人前往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地区从1980年开始就有四个县的二十九个大队生产冒牌自行车，销往全国十多个省市区已达数十万辆。安岗决定将这封来信连同记者的调查实录在一版头条刊出，同时配发评论指出：“假冒名牌商标，制造、贩卖伪劣产品是重大的经济犯罪行为，必须给予揭发，并用法律手段给予制裁。”这组报道刊出后，中央电台、电视台和兄弟报纸纷纷进行转播或转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此发表公告，提出对假冒商标的违法活动必须坚决给予严厉打击，河北等省市区也就此查抄了一批假冒伪劣商品，依法惩处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由经济日报发起，我国新闻界掀起了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第一个宣传高潮，取得良好的效果。经济日报从创刊的第一天起，在报道形式上就以“新、快、短、活”为目标，提出应在今天发出的新闻决不拖到明天，能用一句话讲清的决不讲第二句，明文规定消息最多不超过八百字，通讯不超过两千五百字，评论不超过一千五百字。安岗非常重视评论工作，报纸创刊前夕就提出“决不办哑巴报”，要求每天都要有两三篇言论见报。见报的社论或评论最长的从未超过八百字，最短的才一百七十多字。每当中央有新的政策措施出台，只要无碍于保密，安岗都是当天获得信息，当天就要求撰写社论或评论迅速把中央精神传达下去。“经济日报传达中央精神快”成为广大读者的一致看法。在以安岗为首的一批“老报人”的带领下，一支主要由青年人组成的采编队伍迅速锻炼成长起来，创刊后的三年多里整个报社朝气蓬勃，到处洋溢着拼搏前进的紧张气氛，报纸很快就以“坚定的改革宣传者”的形象挺立在我国舆论阵地上，报纸的发行量从1983年1月到1985年12月由92万份稳增到163万份，平均每月递增两万份，创下了我国报纸发行量连年累月稳步上升的最佳记录。 二、要信息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现代意义上的“信息”这个概念刚从西方传了过来，我国新闻界多数人对它还颇感陌生，但安岗这时却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报纸改革一定要走信息化之路。”1982年11月在筹办经济日报的会议上他提出了办好这张报纸的两条意见：一是要扩大新闻信息量，做到传达中央精神快，舆论监督魄力大，尽快树立报纸在经济新闻宣传中的权威地位；二是利用报纸社会联系面广的优势，努力开发经济信息资源，搞好信息传播，为全社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使报纸成为现代大众传媒。为了落实这第二条，他建议经济日报要突破报纸机构设置格局，设立一个新的工作部门——信息部。创刊初期的信息部有9名工作人员，其中既有曾在《大公报》工作的老报人，也有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但对什么是经济信息，怎样把它传播出去？都是心里没数。正在大家感到惶惑的时候，安岗拿来几份台湾的经济日报供大家研究、参考。他说：“西方的商品经济已经高度现代化，台湾的经济也在跟着发展，它们的报纸正在搞高科技的信息化，我们必须迎接这个挑战，但要从实际出发，选好起步点。目前我国经济改革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为导向，没有广泛的信息传播，商品生产就发展不起来，所以我们首先要抓商品供求一类信息的传播，为各行各业的横向经济交流牵线搭桥。”按照安岗的部署，1983年1月1日经济日报创刊号上就推出了经济信息专栏，一周之内连出三期，刊出的是《薯干严重短缺》、《火柴市场供应趋缓》、《纯棉布库存逐月上升》、《20吨废钢铁无人订货》等每条不过百十字的市场动态新闻。这些看来不起眼的小豆腐块的信息报道却受到当时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的广大乡镇企业和农村专业户、个体户的热烈欢迎，仅1983年一年信息部就收到这类企业和个人的感谢信五百多封，说的是“报上的信息帮我们找到了生产门路”，或“看了报上的信息解决了买难卖难问题。”面对信息报道的社会效益日益显现，安岗决定把《经济信息》专栏改为专版，报纸第二版全部刊登经济信息，但试行两天后终因在稿件安排上存在实际困难（当时报纸每天只出4个版），才改为每周在第三版上刊出三块信息专版，重要的经济信息另行在一、二版上发表，同时要求提高信息报道的质量和水平，要多刊登市场分析与预测性的报道，要增加当时开始兴起的人才市场信息和房地产市场信息，1985年更要求信息部运用电脑对收集到各类信息进行筛选、整理和再开发后以《本报信息库》的栏名作为独家信息在一、二版刊发出去。1984年冬至1985年秋信息专版连续刊出有关钢铁、化肥、农机、家电、汽车、自行车等以及粮油棉和农贸市场的分析、预测信息，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不断来报社提出咨询。全国各地的商业、供销部门更将报上刊登的信息引为掌握行情变化的依据。香港一些传媒也纷纷予以转载，成为港台商家观察大陆市场动态的渠道之一。驻京的一些外国商社也来报社咨询更详细的数据。经济日报首倡把报纸作为大众信息传媒的做法更影响到国内广大新闻界，在1984、85两年间全国兴办的经济类信息类的报纸就达二、三十家，其中如武汉的《经济信息报》、西安的《区县经济报》、长春的《第三产业报》都曾派出专人来经济日报社的信息部门参观、取经，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国家统计局、物价局还联袂来到经济日报社要求合办一张《价格信息报》。我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这时也定期推出《经济信息》专页。刊登经济信息、发挥报纸的信息传媒功能一时成为我国报界一道崭新的风景线。安岗对强化报纸的信息传播功能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敏锐地意识到信息的实用价值，预感到一种信息经济将要到来，因此主张报纸要从刊登大量经济信息为全社会提供无偿的资讯服务逐步转变为有偿服务，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取得自身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要创办信息经济实体。1984年2月，国务院批示王府大街人民日报原社址交付经济日报占用，整个大楼刚刚开始重新修缮时他就要求信息部门立即搬进去，指示说：“王府井商贾云集，是个经济信息汇聚之地，你们去了要和广大商家多交朋友，一方面扩大信息报道版面，另一方面兴办个信息公司，尝试做做信息买卖如何？”我们照他的指示做了，经东城区工商局批准，成立了一个“兴中信息公司”。但是信息部的人完全不懂商业经营，公司有了，但信息买卖却做不起来。安岗这时感到由新闻信息采编人员来办公司很难打开局面，1984年8月经中宣部同意，决定在总编辑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新兴事业领导小组”，由副总编辑李健华主持，专司开办信息公司的工作，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经济日报社先后在国家经委支持下兴办了“全国新产品信息中心”，在上海市委、市府支持下兴办了“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经国家工商局批准成立了“神州经济科技开发公司”，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审批成立了“中国经济信息公司”，这些公司又都成立了下属分公司，有的多达十数个，以致在全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都有经济日报办的公司在搞经济信息交流活动，有的还开展了商品展销和技术转让洽谈等等实务，其中活动规模较大的要数“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1985年4月它租借了上海文化广场办起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信息市场，开业的第一天就吸引了包括港澳客商在内的千余名企业界人士前来洽谈业务，日本、西班牙等在沪的商人也前来参观，信息交易搞得有声有色。安岗亲自去到上海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个中心的经验不错，北京也要这样办。”回京后他立即决定将报社院内新建的职工餐厅改作信息交流场地，取名为“信息茶馆”，指定信息部直接掌握它的经营活动。当时报社内部对在自己院内开办茶馆是有不同意见的，认为不利于保安和保密。但安岗说：“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指示我们要开门办报，今天我们开门办信息，就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贯彻办报的群众路线，至于保安和保密那是内部工作，加强警惕与防范就是了。”4月下旬，“信息茶馆”正式开张，设有茶座，随时为来客洽谈信息交易提供服务，同时每周举办一至两次信息发布会，当众宣读报社采集到的最新经济信息。安岗对这种发布会非常感兴趣，几乎每会必到，亲自和与会的各界人士交谈，听取反映。当时来到发布会的不仅有工厂、商店的业务人员、推销人员，还有各省市区以及一些地县的驻京办事处的人员。他们反映，有了这个茶馆，就有了一个可以经常会面互通信息的地方，这有利于他们开展经济协作和商品交流，希望报社坚持把茶馆办下去，他们乐意给予资助。安岗闻听后高兴地说：“看来这个茶馆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要求，能使报纸的信息咨询服务工作做得更实、更见成效。”表示当然要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信息茶馆和一系列信息公司的兴办确曾轰动一时，但是，当时我国社会经济和高新科技的发展水平远不足以支撑信息市场的开发和信息经济的成长，再加上管理不到位、用人不当等等原因，从1986年开始它们都在全国性的清理整顿中相继被撤消。围绕经济日报这个主体建起一个以计算机装备起来的信息输入输出平台，使报纸从新闻信息采编到出版发行，到向社会各界提供资讯服务都实现电子网络化自动化，是安岗主张“报纸改革一定要走信息化之路”的重要目标之一。1984年初，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提出，经济日报要开展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宣传，以开启民智，迎接西方世界的挑战。根据这一指示，安岗一方面在编辑部内增设一个科技部专事科普宣传，推出了“计算机知识”、“核能知识”等二十多个高新科技宣传专页；另一方面又力求乘这个机会对经济日报实行一次全面性技术改造和更新，以在全国报界首先实现新闻信息采编运行电脑网络化和报纸印刷出版自动化。他把自己的设想向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乔木的赞同。在一次国务院例会上，他又向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谈了自己的设想，江部长对此非常感兴趣，表示电子工业部将给予全力支持，当经济日报社正式发函到该部时，江部长立即指派办公厅主任和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总公司总经理一同来到报社进行面洽，决定由服务总公司派出两名专家进驻报社进行技术性的实地调查。两位专家工作了两个月，提出了《关于经济日报社采用计算机的可行性报告》，由安岗和副总编张沛签署后上报国务院。姚依林、田纪云两位副总理审批同意，并批给经济日报社450万元作为此项技改经费，其中关于采用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实现报纸印刷出版全自动化由国家经委纳入“七·五”全国技改计划；而建立现代化新闻通讯网络及大型信息检索中心，则由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与报社签订协议，承诺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全力支持。1985年初，安岗在讨论新一年工作计划时说：“鲁迅先生曾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我们现在就是要‘吃螃蟹’。报纸激光照排已纳入国家计划，我们投资，北大和潍坊计算机公司负责设计和试制，全靠技术创新，能否成功尚难预料，但要前进，就不能不鼓起勇气冒点险；建设电子信息网络和数据中心库，电子部的服务总公司也与我们签了协议，承诺给以全力支持，但也同样要靠科技创新，同样有风险。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不是什么勇士，但这个决心一定要下。”他决定增设一个技术部，从国防科工委调来一位高工，专门负责此项技改工作。当年3月又决定购进二十五台微电脑（长城0520），招收了二十七名青年学员进行计算机操作培训。二十五台微电脑首先分配给信息部七台，要求信息部立即建个信息库，对采集来的经济信息实行再开发，在报纸的一、二版上以《本报信息库》的名义刊发出去。4月里又从各部室抽调十三名采编人员，由信息部领头从社内到社外开展建设电子信息网络的调研工作，要求半年内作出报告。当时信息部已在全国各地发展了五千多名信息员。并出版了一张《信息员通讯》小报，对广大信息员进行工作联系和知识培训。安岗认为这个规模太小。他说：“我们最少需要五万个信息员乃至更多，这张小报要改成对开大报，干脆叫《信息员报》，登记注册，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用它来培养上百万的信息员，一个覆盖全国的现代信息网才有可能建起来。”

1995年11月里一天，安岗特地抽出半天时间来听取信息部作有关建网建库的调研情况汇报。开始他听得很仔细，不插一言，但当我们说到从社内到社外，从经济条件到科技条件，目前要建起一个现代化的电子信息网和数据中心库都还存在不少实际困难时，他立即摇头制止说：“这些不必讲啦！关键是要有信心！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道琼斯，他们的信息覆盖全球，它们是我们的赶超目标。当然，它们已干了一百多年，我们才刚刚起步，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终究是能赶上去的，你们有这个信心吗”？我们回答说；“信心是有的，但面临的困难不能不说。”他又问：“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说：“缺人”！他“喔”了一声，要我们继续说下去。我说：“目前信息部十七、八个人，只有三个人是大学毕业，其余的人都只有中学文化，多数还是从‘文革’过来的。谁都没学过计算机，没读过信息论，即使工作努力，缺乏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是不可能搞好建网建库这样大事的。”他又问“究竟需要多少人？”我们说：“初步估计需要三十多个，他们都应是大学本科以上的，有学计算机的，有学软件设计的，有学数理分析统计的，当然也要有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要思想素质好，招来后在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两、三年，他们就将是建网建库的骨干人才。”他听后沉思了半晌说：“你们这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当然，要干成一件大事情没有一定数量的人才确实不行。这样吧，你们回头给我列出个所需人才表，我们认真研究一下。”第二天，我们把这个表递上去后，1986年1月安岗与副总编辑张德勤、张沛三人圈阅后，批给报社人事处，要求在一年内给信息部门配齐。但3月初安岗即以年龄过限离职，招人的事以及建网建库的事也就嘎然一声停了下来。只是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由于列入了国家技改计划，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著名科学家王选教授主持下，经过科研方、生产方和经济日报社三方密切合作，苦战了两年多，克服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终于试制成功，1987年11月在经济日报社印刷厂通过了国家验收，实现了我国印刷技术革命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待续）

三、要有大视野凡与安岗共过事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印象：“他是个最不安于现状的人，工作上老想有新的创造新的突破。”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干工作不能光是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要看得远些广些，也就是说要有大视野，要敢于走新路。”1983年，经济日报创刊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全国经济舆论阵地上站立起来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中央领导的好评，但是他毫不满足。特别是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接见他，对经济日报的办报方针作出一系列指示，提出要把经济日报办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事业后，他看的和想的也就更广更远了。他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拥有近十亿人口，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只有中央这张经济日报，即使有很高的权威性，也只能在宏观经济报道和信息传播上发挥应有的导向作用，而对地方上诸多中观的微观的经济新闻信息就绝不可能包揽下来。因此兴办地区性的经济类信息类报纸是势在必行。1984年2月，经济日报在京召开首届全国记者工作会议，湖北记者站的同志在会上提出他们打算在武汉创办一张经济类报纸时，安岗立即给予支持，希望他们将为其他兄弟记者站做出个样子。1984年7月，一张《经济广告报》在武汉市正式出版，但由于记者站与合作方在出资与收入分配上发生争执，报纸出了两期就停办了。安岗认为这里有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决定亲自到各地去作番调研。他到贵阳，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说：“我们是个穷省，信息特别闭塞，非常需要加强经济宣传和信息交流，如果你们能在贵州办张经济报，我们再穷也可在经济上给你们一点补贴，帮你们搞好发行。”他到长沙，湖南省长刘正说：“广东开放得早，经济发展飞快，我们跟它是邻舍，落后了一大截，关键是思想要解放，希望你们在这里办张信息量大的报纸，帮助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都换换脑筋。”在考察了几个省区之后，安岗坚定主张凡有条件的地方记者站都可申办报纸，办报的原则有两条：一是必须取得当地党委与政府的批准与支持，在帮助解决发行问题的同时，并在办报经费上给以一定的补助；二是不论是办经济日报（地方版）还是另行起名办子报，追求的是社会宣传效益，而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不要求子报上交利润，只要不亏损就行。在安岗的倡导下，从1984年冬开始，经济日报先后在合肥办了《经济日报（安徽版）》，在贵阳办了《经济日报（贵州版）》，在西安办了《经济日报（西部版）》，在长春出版了《第三产业报》，在长沙出版了《湖广信息报》，在重庆出版了《中华经济文汇报》，在北京出版了《中国花卉报》。安岗认为北京是首都，汇聚了最为丰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类信息资源，应该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请示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批准后，与国家经委等政府部门和中国企业家协会等人民团体合作，先后创办了《中国企业家》、《经营管理者》、《管理世界》和《中青年经济论坛》等经济类刊物和《中国经济信息》、《全国新产品》、《中国报刊经济信息总汇》等信息类刊物。此外，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发展，经中央外事部门审批，这个期间经济日报还在香港以及在伦敦、东京和旧金山等地与一些对华友好的机构合作出版了《中国经济新闻》、《中国市场》、《中国贸易与投资》、《中国经济周刊》等多种刊物，一个以经济日报为主体的报业集团已经形成，但安岗认为这还不够，他憧憬的是要建立一个由多种传媒组成的新闻信息传播方阵，在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同意后，1985年夏他决定在经济日报社内成立一个视听中心，目标就是要在王府井地区建起一个覆盖全国的商业电台和一个商业电视台，只是由于国家广电部迟迟未能转让所需频道才搁置了下来。经济日报既然已拥有那么多的子报和子刊，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搞好经营管理。当时在国内是没有先例可援的。安岗把目光投向了海外。1985年3月西方著名的报业大王——澳大利亚报业托拉斯总裁默多克来到北京访问，安岗立即邀请他来到经济日报社作一次学术性演讲。他亲自主持演讲会，亲自提问，要求默多克详细介绍报业经营的实际经验。会后安岗向与会的人员说：“默多克讲的一套，在技术层面上确实可供我们借鉴，我们要认真研究它，但是，他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办报，追求的是报业经营的最大利润化。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报业，根本宗旨是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好宣传搞好服务，和他讲的有着本质区别。当然我们办报也要讲利润讲经济效益，但这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宣传效益，我们应该看得远些，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安岗一直强调要搞好经济新闻宣传关键的一条是要和全国广大企业界保持最为密切的联系，要在大力宣传企业界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勇于创新的先进事迹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发挥报纸社会联系面广、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的优势，尽可能帮助企业界疏通和处理好生产经营中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1984年—1985年，经济日报先后宣传了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锐意改革、推动生产发展的先进事迹，宣传了杭州万向节厂厂长农民企业家鲁冠球甘冒生产风险着力提高产品质量的成功经验，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改革，一时成为经济日报新闻报道的最大主题。但安岗认为做得还不够，还应该为企业界提供更多的实际服务，办更多的实事。1984年11月，当他听到一些厂长经理反映，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厂矿企业基层的经营管理人才奇缺，成为搞活企业的一大难题。安岗立即表示经济日报可以在人才培训上为企业界出一把力。他决定成立一个经济人才开发函授部，经报请北京市成人教育局批准，组建起“北京经济管理函授大学。”安岗自任校长，带头讲课。这个函大从中国社科院和北大、清华、人大等一批高校中聘请了兼职教师二百八十多人，兼职辅导员两千多人，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分校和传授站，第一期即招收了学员五万七千多人，二、三期招生更都超过十万人，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中青年人争学经济管理知识的热潮，为广大工矿企业和基层经济管理部门培训了一批实用人才。1984年10月，上海记者站向安岗反映，上海一些厂长经理建议要和经济日报联系，共同创办一个上海企业家俱乐部，作为双方进一步开展友谊合作和信息交流的一个场所。安岗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办个企业家俱乐部既便于报纸作为中介在广大企业界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更好地发挥上传下达的信息沟通作用，也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为实际的信息服务，当即指派副总编辑李健华作了一番可行性研究，在征得上海市委、市府的同意后，12月16日，经济日报上海企业家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市长汪道涵等都出席致贺，上海新闻界和经济理论界也都说这个俱乐部办得好。安岗乃乘此决定要在首都北京以及重庆、武汉、西安等十几个大城市都陆续兴办这种俱乐部。经过一番筹备，得到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首都企业家俱乐部于1985年3月23日宣告成立，由时任中石油总经理的陈锦华出任董事长，引起了中外新闻界和商务界热烈关注。但也就在这时，中央书记处一位领导同志提出：“一个报纸就可以到处建立企业家俱乐部，我总认为不该这么办。”接着国务院的有关领导也批示“请安岗同志按中央意见办，其他地方不再发展。”遵循中央指示，安岗决定除已经成立的京沪两个俱乐部继续存在并开展活动外，其他各地筹办企业家俱乐部的工作一律宣告停止。80年代中后期，京沪两个企业家俱乐部还是为当地企业界对外开放、搞活生产经营办了许多实事。如1985年5月由经济日报社和日本朝日新闻社共同发起，日本国首相中曾根康弘和我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共同致以祝贺和支持的“21世纪中日经济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首届会议时，京沪两个企业家俱乐部先后组织了我国有实力的企业家代表四百多人与日本企业家代表团的二百多位代表一起在会上展开研讨，会后还举办了中国企业对外招商引资信息发布会，双方企业界签订了四十多项合作意向书，日本企业代表团团长、日本经济界宿耆岩佐凯实称赞说：“你们的俱乐部办得好，在日本还很少见，是个创举。”安岗十分重视经济理论的宣传，常说“改革开放，由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商品经济转型，社会经济生活中必然将涌现出许多新事物新问题，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阐释和论证，进行理论创新。经济日报要成为党和国家在经济战线上的重要舆论阵地，就必须做好理论创新的报道工作。他经常亲自参与理论版的选题和组稿的研究，强调既要组织老一辈经济学者联系改革实际撰写既通俗而又有深度的理论文章，又要勇于发现青年一代的研究人才，敢于选用他们确有创见的作品，为理论研究培育后备队伍。安岗勇于发现和提拔年轻人才在新闻界和经济理论界颇富口碑，流传着许多佳话。比如湖北黄冈有个名叫程抱全的年轻人，他用几年时间苦攻计量经济学，撰写了一篇有关产品质量统计的论文，送给一些所谓名家审阅，竟被斥为“歪门邪说”拒之门外，1984年8月他找到安岗，安岗立即把他的论文送请北京经济学界一位泰斗式的人士阅看，认为颇有新意，安岗决定用经济日报整个第三版全文披露这篇长文，并在一版发表评论，指出：“程抱全论文被发现，说明在理论研究方面社会上也不断有千里马式的人物出现，需要更多的伯乐来发现他们培育他们。”程抱全论文公开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伦敦剑桥大学邀请他参加世界质量大会宣读了他的论文。回国后，湖北黄冈市破格提升他当了市经委副主任。安岗以巨大的热忱鼓励和扶持中青年理论研究者，突出体现在1984至1985年间他连续3度全力支持并亲自参加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研讨会。第一次研讨会于1984年7月3日在经济日报刚刚搬进的王府井办公楼里举行，大楼还在修缮，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位青年理论研究者就聚集在粉尘弥漫的楼上开会。安岗致开幕词，满怀激情地鼓励大家说：“改革开放的胜利推进，为经济理论提供了大量新课题，需要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论证，用以引导全国人民，这个光荣艰巨的历史任务正落在我国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肩上，需要大家努力去完成。”第二天，经济日报在一版报道了研讨会的消息，配发了一篇题为《任重道远》的热情洋溢的评论，接着又在第三版刊发了多位青年研究者的发言摘要。这个研讨会在我国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认为这给我国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第二、三次研讨会先后在天津市和浙江德清县召开。安岗一再嘱咐会议筹备人员说：“经济日报将全力做好会议的后勤支援工作，对选出的优秀论文将增加版面以保证一一在报上公开发表。”两次开会他都匆忙赶去参加，和青年人一起展开讨论。当有位青年发言人说，他是顶着单位领导的压力自费赶来开会，他的领导威胁他说：“如果你硬要去，那就叫你下岗，砸了你的饭碗。”安岗听后十分气愤地在会上说：“青年人不要怕！如果你的领导真的打掉你的饭碗，你决心把研究工作做下去，我们保证给你找个打不烂的金饭碗，到时候请你来找我。”他的表态立即博得全场一片掌声。在第三次研讨会上安岗还决定以经济日报的名义推出全国第一份中青年经济理论刊物——《中青年经济论坛》，以确保有更多的中青年研究者的优秀作品得以公开面世，更多的中青年研究者得以成名。包括田源、卢健、周小川、张维迎、楼继伟等在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理论界一批新人物都是经过上述三次研讨会的激励才脱颖而出的，成为我国经济理论战线上后起一代的骨干人物。他们都对安岗抱有感激之情，有的人甚至称安岗为“恩师”。以安岗为代表的经济日报对中青年一代理论研究者的成长给予热情关怀扶持，使得这些青年人对这家报纸产生了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他们经常来到报社，表示乐意为报纸开展经济宣传和信息咨询等工作尽一份义务劳动。1984年秋，上海市决定筹办“改造上海振兴上海发展战略研讨会”，向全国征集论文。安岗闻讯后立即委托副总编辑丁望，组织一个由十名青年理论研究者与报社六名采编人员相结合的“经济工程组”，开赴上海，主动承接上海市提出的课题开展调研和论证。9月22日“上海发展战略研讨会”正式召开。经济工程组即以经济日报的名义在会上宣读论文，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论证了上海振兴之路就在于要努力树立国际大都市形象，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全球，并表示将继续接受上海新的研究课题。受到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市长汪道涵等热烈欢迎。当时在沪参加研讨会的国务委员宋平也认为经济日报的做法“是党的舆论机关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实际服务。”上海市政府为密切与经济日报的合作，还特地在闸北区批出一块地皮以支持她在上海建设一座国际经济信息大厦（后因未找到合作的投资方，大厦未建成）。在上海的战略咨询服务得到好评后，安岗决定把经济工程组改称为经济工程部，继续由丁望主持，招收了十多名分属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多学科的青年人才，专门从事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战略咨询服务。1984年冬至1985年夏，经济工程部承接了河南、广西等省区和江西抚州等地区的委托，对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展开调查，提出战略发展研究报告，都受到欢迎。与此同时，经济工程部还与中央一级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部门以及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术研究部门的广大研究人员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初步具有类似西方“智囊团”的雏形。安岗认为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智囊团作用应是把经济日报办成为社会主义一大事业的主要目标之一。1984年12月中央党校一些学员批评首都新闻界和理论界只是一个劲地关注东部沿海，已经把我们西部广大地区给忘掉了。安岗闻悉后说：“这个批评很对。中央已经提出二十一世纪我国战略发展重点将转移到辽阔的西部，我们有必要预前做一番战略研究和宣传，来个舆论先行。”遂即指示经济工程部首先征询经济理论界元老辈人士薛暮桥、马洪等的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经过一番酝酿，决定由国务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经济日报社联合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新疆、内蒙古、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11个省区政府共同发起召开一次西部开发战略研讨会，并由经济日报的经济工程部具体承担研讨会的组织工作。有关请示报告呈送国务院后，万里副总理圈阅后转给田纪云副总理处理，田副总理在批示中提出“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会，我将积极促成。”在研讨会的筹备期间经济日报曾组织了一百多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实地调研，先后在全国征集到有关论文600多篇，约合230万字，同时陆续推出了《西部研究与发展》的十一块专版，对西部十一个省区的经济资源，发展现状分别作出评介，并配合发表了《西部开发，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西部，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宝库》等一系列评论文章。8月10日至15日，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市召开，有汪锋等五位中顾委委员和西部十一个省区的二十多位党政领导出席。会上宣读了三十八篇论文，论题涉及“搞活西部国营大企业”、“推动东西部经济交流与合作”、“抓好农林牧业发展”“防止生态环境恶化”、“不断提高群众经济收入”和“扩大开放，建设新的丝绸之路”等六个方面，有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展开讨论。安岗在会上致开幕词说：“经济日报社将和中央各研究机构合作，继续就西部开发的理论、政策、人才、技术等问题作更深入的调研，为西部各省区继续提供多方面的咨询服务。包括经济日报在内的首都各大媒体和西部各省区的媒体对研讨会作了大量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尔后中央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了舆论先河。但是由于国务院有关领导并未如人们预期的出席会议并宣布优惠政策或财政援助，西部省区有的领导认为整个研讨会只是理论务虚，是口惠而实不至，上告中央说“这次受了经济日报的骗，上了一个‘大当’。”1986年6月中央端正党风领导小组则认为，经济日报主持召开西部大开发这种全国性的重大政策研讨会是超越了权限，做了她不应该做的事。从1983年创刊到1985年，是经济日报茁壮成长的3年。她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对办报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对一些具体报道事项也及时给予了指示和批示。国家计委、经委等中央有关部门对经济日报的创刊与发展给了有力的支持。一批老报人为办好这张报纸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一批中青年同志活跃在采编工作一线，经过艰苦锻炼迅速成长为我国经济新闻战线上的一支有生力量。作为首任总编辑的安岗执行中央指示，在整个创业过程中奋力拼搏，发挥了组织者和指挥员的应有作用。1986年3月，中央调整经济日报领导班子，安岗以年龄过限离职，他在经济日报倡办的各种事业，有的得到了坚持和发展，有的则未能坚持下来，出现中途夭折（主要是所办的多份子报和多家信息公司等，先后在1986——1987年间经清理、整顿宣布停办）。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1985年12月安岗在总结报纸创刊三年来的工作时写道：“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和问题，也有失误。”对事业开创中的艰难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步子迈得过快，摊子铺得过大，在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时某些设想过于超前，以至一些事业在迅猛发展之际出现失控和混乱，遭受挫折，是一个重要原因。25年后的今天来回顾过去，人们或许可以把安岗在主持经济日报工作时的种种创新之举称之为“安岗现象”。当时的中国新闻界经过批判极左路线，思想得到空前大解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以高歌猛进的姿态为开创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和信息传播事业的崭新局面而努力探索，在没有任何既有经验可兹借鉴的情况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出现某些缺点和失误，不遭受某些挫折是不可能的。安岗作为党的老一代的新闻战士，一生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信息事业而锐于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是值得后人认真学习和传承的。 2008.7.28 附件： 胡耀邦同志谈办好《经济日报》 1983年11月20日，胡耀邦同志接见安岗同志时，围绕进一步把报纸办得更有特色，做了具体指示，他说：我是看《经济日报》的，我希望《经济日报》多讲经济。经济问题宣传的面要广，更要系统，当前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就要多多宣传。《经济日报》的特点是经济，要报道经济战线的新成就、新人物、新问题，也要宣传同改造自然的斗争，同“左”的流毒作斗争，同经济工作中的消极怠工、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同愚昧无知作斗争。经济宣传的总任务是长全国人民实现四化的志气，长向科学进军的志气，长我们自己管好企业的志气，提高人们的斗争勇气和信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宏伟的历史任务，报纸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出色地宣传好各条经济战线为实现四化进行的斗争。《经济日报》要办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事业，还要扶植中国经济战线各种新兴事业的发展。我们的报纸不搞资产阶级的新闻，也不搞迎合低级趣味的东西。报纸整个宣传要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为此，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现在很需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去组织宣传报道，系统地介绍中国各个方面的经济问题，给人以系统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明白斗争的方向。现代化科学技术这些年发展很快，一些重要的突破带来了许多新工业部门的兴起。我国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生产翻两番，就必须迎头赶上，掌握现代化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的基础不错，只要真正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调动科技和建设全体同志们的积极性，在奔向现代化的总目标上，会有所前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经济日报》要依靠科技部门和各种专门家，系统地介绍电子工业、遗传工程、海洋工业、沙漠改造……等等方面的情况、知识和问题，鼓舞人们解放思想，开阔眼界，跟上形势，跟上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领域里应用范围非常广阔，报纸要多方面地接触这些问题，发挥舆论的作用。愿《经济日报》在新的一年里，更加面向经济，进一步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原载：《经济日报》三周年专刊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