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有一个管理软件i:庄秋水：孔子、黄帝、耶稣——中国纪年的民族主义争执

在满清政权受到越来越强大质疑的关口，被符号化的孔子和黄帝先后被提出作为中国纪年的起点。而在民族主义激情消退后，古老的中国被纳到西方的亦即世界的时间格局中。

　　1903年夏天，一篇署名为“无畏”的文章在晚清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阵阵涟漪。

　　这篇名为《黄帝纪年论》的文章，出自刘师培的手笔。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倡“黄帝纪年”大旗。“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刘师培写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民族之感觉。”

　　他提议国人应该绍继黄帝志业，效法日本以神武天皇纪年的作法，以黄帝降生这年作为中国纪年的开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所署日期便是“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

　　这一年，出身经学世家的刘师培，刚刚结识另一位经学大师章太炎，对这位著名的革命党颇为倾慕。他改名“光汉”，表示自己“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他的这篇文章所针锋相对的便是清廷支持者──保良派所提出的“孔子纪年”。

　　于是，在1900年代，一场关于历史纪年的论争成为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这场有关纪年的文化论争，其背后是清末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工具。那些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近代名人的身影，都在这场论争中隐现。从更深远的历史影响来看，这场纪年之争，正是近代中国民族建构、探寻的历史过程中所蕴涵的矛盾与冲突。（《看历史》2010-4-16）

　　以孔子为共主

　　中国传统上使用的是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中国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共和元年 (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开始用当朝年号纪年，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 ,都要改用新的年号。因此，纪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味。

　　按照传统，王位代表着正统的合法国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中央集权的、伦理的和普遍的，换言之，特别带有非民族的色彩。”（《中国的现代化》）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中，浩浩帝国败在日本蕞尔小国手里，从1860年以来的挫败感达到了极致，中国已经成为了“落伍者”。这个事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传统“天下”观的理想提出了挑战。

　　一年之后，著名的改良者康有为在上海创立强学会分会，发刊《强学报》。他令人瞩目地在报刊封面上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字样。这期创刊号中，康有为还刊布了《孔子纪年说》一文，直接提议采用孔子纪年。

　　康有为的灵感来源于西人的“公元纪年”。既然代表着先进而强大的欧美人选择一个圣人的诞生作为纪元，我们何不也因循其事？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谁比孔子更有影响力呢！十几年来他推行“孔子纪年”，孜孜以求，初心不改。多年之后，康有为伪造了一批“戊戌奏稿”，其中之一便是“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

　　他明白指出，西洋各国，皆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尊行”，然而中国的纪年，“历朝数十、阅帝数百、年号几千，记述既艰，考据不便”，为今之计，便是仿效西洋善法，改以孔子纪年。何况这一作法自有历史渊源。司马迁就曾使用过“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这样明确的史书记载，最为有力，使用起来也颇为可靠。

　　康有为认为孔子所代表的，乃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而这一套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与意义，又是数千年来中国赖以存立的命脉所系。他相信，儒家有能力从内部变化，与更新社会秩序机制的过程齐头并进，自身也可以得到强化。而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是一个中国的成员，就在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在他看来，孔子之所谓“中国”与“夷狄”之别，一如现今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以光绪帝为首的清廷，尊孔崇儒，自然亦是真正的中国一分子。

　　在《强学报》第一号上，康有为写道：“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以免为象驼牛马之受槛絷■割……”他高倡“保教、保种、保国”，在和师友弟子们的往来信件中，均标注“孔子纪年”，只是此纪年改以孔子出生之年始。无疑，康有为高举“孔子纪年”，和他一贯倡导孔教和奉孔子为教主等宗教性主张是一体的，其用心在于为他的政治观念与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的支撑。

　　“孔子纪年”随着康有为的政治影响力广布流传。他门下弟子和过从朋辈，纷纷响应。维新人士唐才常在1898年撰写《师统说》，直接树孔子为“师统”，其位在“君统”之上。他用语严正：“不纪年则无统，不立统则无师，不系统于师则无中国”，将推行“孔子纪年”与中国的存亡挂钩。影响所及，便是日后激进反满的章太炎，也在1899年提出“以素王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

　　梁启超不但宣扬老师的新纪年说，还有所发挥。他在1898年写了《纪年公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及了纪年的基本功用，表明纪年改革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的冗繁所起。随后，他又在《新史学》中直言采用“孔子纪年”的四大好处： “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分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之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身，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者，则孔子之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

　　康梁是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本人，他对光绪帝的忠诚从未动摇。然而“孔子纪年”一出，无异于扔下了一颗炸弹，引发朝野震动，直接导致了南北强学会被封禁，《强学报》被迫停刊。守旧派人士的攻击颇具杀伤力：“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籍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皇上也；孔子纪年，教人不知有本朝也。”

　　高梦旦，一位近代中国最具声望的出版家之一，则从纪年的基本功用角度，分析梁启超纪年论的逻辑矛盾。他指出，使用“孔子纪年”有一个现实困境：在中国统一使用“孔子纪年”。因为尊孔者，尊“孔子纪年”，而回教、耶稣教、佛教、道教等教徒则可以遵从各自教主，并使用各自的纪年，如此一来，岂不又陷于混乱和纷杂之中？

　　而最激烈的攻击来自于排满的革命派。

　　黄帝“复活”

　　“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刘师培概括得精到之极。晚清两派知识分子在构建民族想像过程中的分野，亦正在“保教”与“保种”的区隔。

　　就在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前不久，青年周树人给朋友许寿裳寄了自己的一幅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眉宇之间英气勃勃。上一年的三月，像众多心怀报国志向的青年，他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然后又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医，现在又回到了东京，住在公寓里，修习德文，看杂书。

　　在这像上，周树人题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的周树人，以救国救民的启蒙者自居。他在东京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和朋友们探讨如何救国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受了进化论影响的青年，“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当时，慷慨激昂，救国救民是留学生中普遍的情愫。但是，周树人，这个后来以笔名“鲁迅”著名的青年，为何要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呢？“血”和“轩辕”和这个时代又有什么关联呢？

　　所谓“轩辕”，便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圣王“黄帝”。按照《白虎通义》的解释：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然而，鲁迅血荐轩辕，“其所真正关怀的，却是与他同时并存，同在一块土地上游憩生息、休戚相关的无数‘同胞’……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晚清，以黄帝符号为中介，一种崭新的意识──国族意识，确实正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酝酿、扩散，终至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对政治社群既有的想像方式。”（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这股力量在政治上鼓励着人们寻找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符号。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宋教仁一一指斥当时流行的各类纪年新法，“我国近年有悟及以帝王称号纪元之非者，乃相率欲用新纪元法；或以唐尧纪、或以夏禹纪、或以孔子纪，然揆之民族主义，皆无大纪念、无大关系”。所以，宋教仁提出，唯有改采黄帝纪年，始能合于民族主义精神。

　　“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史学家钱穆专门著《黄帝》，彰明这位先贤伟人，他亦承认，关于黄帝的传说，荒诞离奇的太多。正是在晚清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中，黄帝复活了。他被从历史记忆中发掘出来，从一个神话人物和历代皇朝系统中抽离，重新被赋予符号性认知,作为民族认同的象征。

　　进化论影响下的晚清知识分子从事民族的构筑时，其所诉求的主要认同符号，便是以血缘传承为主轴的“种族”，他们所想象出的中国民族，正是一个“种族化”的民族。 1903年，《江苏》杂志刊载了黄帝像题词，以无比精简的形式，藉由黄帝这一符号，传达了种族化民族这一信念：“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滋，我疆我理，誓死复之。”

　　在这种共同建构的民族想像中，黄帝的形象不断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为了一位外来的征服者。为了证明中国人种和白种人一样，是文明的、优质的，晚清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中国人种西来说”。据说，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左右，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的巴克民族，在酋长奈亨台率领下大举东徙，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中国甘肃一带，复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的土著部落，势力伸入黄河流域，并在此建国。这位“奈亨台”，便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巴克”便是《尚书》里所说的“百姓”。

　　无疑，这是面临西方巨大压力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的重估，他们既有现实政治利益的驱使，亦是为融入现代世界而努力“发现”自身的文化。

　　如此，以黄帝来纪年便顺理成章。

　　黄帝战孔子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传统里，诸侯接受共主所颁布的时历，表示“奉正朔”，改历则意味着易代与革命。因此“黄帝纪年”说一出，便为激进、反清的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各方势力所赞赏。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写文章，皆题用黄帝纪年，《江苏》、《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支那》等报章也纷纷改用黄帝纪年。

　　革命党藉此与满清划清界限。“黄帝子孙”自然不能受“犬羊贱种”的奴役。年轻的革命党邹容，在他所撰写的《革命军》里高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勿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以革命排满为现实政治目的的“黄帝符号”，自然难以获得不同立场知识分子的认同。康有为挟“孔子纪年”十余年不改，与革命派相论战。可以说，黄帝战孔子，既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最现实的政治利害之争。

　　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孔子与黄帝的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英雄谱系”。在章太炎眼里，洪秀全举兵反满，上绍黄虞，足可以跻身中国帝王正统，而曾国藩之辈助异族以残同类，自然就是“汉奸” ；梁启超则对革命派“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不以为然。

　　康有为和梁启超亦不反对黄帝作为民族的认同符号。早在1899年，康有为对加拿大华人发表演讲，便有“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无异”之语。

　　颇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在1907年各自发表文章，两人不约而同地都提出更改国号的主张，而且皆要求以“中华”作新国名。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中国已久，一切礼文，皆从周、孔。他反问：既然“俱为中国，何必内自离析，所以生讧衅乎”？（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

　　于是，康有为呼吁清廷，删除满汉名籍，正定国名曰“中华国”，使满、汉、蒙、回、藏诸族群，同为一国之人。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而章太炎的“中华民国”构想里，只能以汉族为主体。“中华民国”的疆域，应以汉代华人活动范围为界。

　　可见，革命派的“黄帝纪年”漏洞也不少。他们所倡扬的“民族”，是经由日本人熔铸的西方概念，一个揉杂种族与国家等不同概念于一炉的群体；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因而也是一种高度种族化的意识形态。为了反满的正当性，汉人被视作是真正的黄帝嫡系。鉴于此，1905年之后，清廷的满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利用“黄帝”，重新诠释自己乃为黄帝后裔。又何况黄帝本为传说人物，出生日期无以考据，以此纪年，就连史学家章太炎也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黄帝纪年标注。

　　如史景迁所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日趋强烈和复杂只是反映了晚清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的探索。”（《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就在“黄帝战孔子”的热潮中，一股不那么引人瞩目的潮流亦渐渐涌出。批评梁启超“孔子纪年”的高梦旦提出，既然纪年仅仅只是符号而已，而作为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那么从西方历史的演化和整个世界使用的现状而言，耶稣纪年无疑代表了这一趋势。不过，高梦旦仍然把采用耶稣纪年提高到“新全国之人心”的高度。

　　曾经鼓吹“孔子纪年”的梁启超，也在1910 年写下了《改用太阳历法议》。他从国家的日常管理的角度提议，比如租税征收、财政预算、学堂规划以及课程的安排来看，改用太阳历法 (耶稣纪年) 会更为方便。

　　1911年底，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用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同时以民国国号开始纪年。革命派黄帝纪年的使用亦同时废止。服务于国家建设的现代概念，开始缔造真正的政治团结。

　　2009年4月4日（清明节）上午9时50分，陕西省在黄陵县桥山祭祀大院举行己丑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共同建构的民族想像中，黄帝的形象不断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为了一位外来的征服者。

　　如今中国人的日历上，仍然中西历并举。

　　2010年2月19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建筑一角。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地位之重，以至一度被提出当作纪年标准。

　　《读报手册》刊登的关于国都、国旗、国歌、纪年的议案。

　　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长262米，镌刻着距今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两千年的时间纪年，凝练的文字记述了中华民族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并辅以天干、地支和生肖图案。

　　公元纪年的确立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确切纪年的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共和元年 (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始用年号纪年，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纪年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浓厚的政治意义。

　　晚清由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融入世界潮流的需要，接触、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提出了革新纪年方式的方案。其中“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影响较大，并为部分知识分子所用。此外还有“耶稣纪年”、“西周共和元年纪年”、“帝尧纪年”和“秦始皇纪年”等纪年变革方案。

　　高梦旦等人提出的“耶稣纪年”最终在1912年被确立使用。清朝帝王统治瓦解之后，1912 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黄帝纪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 31日)为止。

　　1912 年元旦开始正式使用公元纪年。同时也使用国号“中华民国”纪年。中华民国前的纪年用“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和世界接轨采用了公元纪年法。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与世界接轨，即用公元为新中国的纪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四项决议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一些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沿用传统夏历推算。（《看历史》2010-4-16）

　　2010年3月4日，南京朝天宫里孔子塑像前的小学生。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地位之重，以至一度被提出当作纪年标准。

　　禁不住的春节

　　中国农历的岁时节气，是从几千年中国的农业文明中提炼出来的，已经融入广大农民耕耘劳作的日常经济生活之中。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立法决定自公元1912年1月1日起使用公历，并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民间仍然习惯过旧历新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保留公历新年的同时，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全国例行放假。后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

　　为确保法令实施，国民政府命各报大力宣传，各机关、学校传达贯彻外，还通过各省市社会局、教育局和公安局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如禁止印刷、出版和销售旧历历书历本，禁止报刊附印旧历，学校调整寒假时间；邮局自1月15日起停止收受投发贺年片、贺年电；工厂对旧历春节期间上班者支付双薪等等。

　　但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民众心理和风俗习惯无法轻易扭转。于是一方面是政府严令，政府所属机关、学校团体对旧历新年有意冷漠，另一方面，民间过旧历新年之习俗及热闹场景，却丝毫没有因政府一纸禁令而减弱。

　　当年北京《晨报》对此曾有生动描述：“一般人民于阳历新年异常冷淡，对于阴历新年，则特别高兴。就北京一城而论，在阳历新年的时候，除各公共机关门口结几块彩牌，与停止办公几天外，社会上绝无甚么表示为新年点缀的，而在阴历新年时候，无论何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趋于行乐一途，燃放爆竹彻宵不绝，比之阳历新年实在热闹百倍。”

　　《民国日报》于1931年2月18曰，即旧历之正月初二，刊发社论《昨天》，在历数了上海街头“锣鼓声、爆竹声，又到处显露着度岁的色彩了”。“一些私立学校依然放假数天”，“内地的学校更视国府明文为废纸”等事实后，明确指出：“废历系社会实际生活所形成……，想用命令和宣传力量，去革除废历，实系违背事实之奢望，决无立即实现之理。”这种“用命令的力量”革除旧历，“实系最大的错误”。1933年起，民间庆贺年节又复萌。到后来，除报纸不附印旧历和春节期间不停刊外，一切如故。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１月１日正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并规定放假三天，让人民愉快过年。

　　然而在1967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春节不再放假。全国的报纸一片响应之声，要求举国上下“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从此春节革命化十几年。直至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到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

　　1919年，河北保定府春节祭祀。民国实行阳历后曾禁止民间再过旧历年春节，放鞭庆祝则处罚。但禁不住，新旧年并存直至现在。

本文链接：庄秋水：孔子、黄帝、耶稣——中国纪年的民族主义争执 文章来源：《看历史》2010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