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咏仪微博新浪微博:新闻话题 2011.03.22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用战争换石油可行吗阅读原文

用战争换石油可行吗导语：关于此次“多国军事干涉利比亚”的原因，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类“西方国家急于博取石油利益”的声音，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当然，这样的声音出现的频率不低，人们并不陌生。…[详细]...全文↓

用战争换石油可行吗
导语：
关于此次“多国军事干涉利比亚”的原因，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类“西方国家急于博取石油利益”的声音，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当然，这样的声音出现的频率不低，人们并不陌生。…[详细]
具体的观点是这样表述的——“为何美欧多国如此急于对利比亚动兵？利比亚拥有巨大的石油资源，而美欧极不满意目前利比亚石油的分配。如果想趁乱下手、重新洗牌而博取最大的利益，那么眼下真是大好的机会。”
用战争（军事干涉）的方式博取石油利益，乍一看似乎在理。然而细究起来，却不太现实。
石油是个筐，战争往里装
2011-03-22 第 1600 期
这样的“交易”不划算
“用战争换石油”的声音并不陌生，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就已经甚嚣尘上，那么伊战的实际情况如何呢？
用发动战争的方式换石油 实在有点蠢
美军发动战争的成本：高昂且持久
关于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付出的成本，迄今为止已经有太多种版本。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取值范围从7000亿美元到9000亿美元不等。
除了一眼可见的显性成本外，美军发动战争还有一系列隐性成本，如伤兵救治、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以及“政治账”等。如果把这些都算进内，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美国在伊战中付出的成本或超3万亿美元。
即便把伊拉克的石油都用来支付军费 也不是个好选择
取美军战争成本为8000亿美元（7000亿和9000亿的中间值）。
2003年全年的油价平均大概在28美元/桶，而伊拉克产油能力约为200万桶/日。每年的卖油收入为2044000万美元。用这样的收入来补齐美军战争成本，需要39年。
2011年的油价飙升，3月18日的布伦特油价为113美元/桶，而伊拉克产油能力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270万桶/日。这样算下来，每年的卖油收入为11136150万美元，补齐美军战争成本需要7年。
这样的计算十分粗略，没有计算产油的成本、战后的恢复重建、美军的隐性成本、国际油价的变动、国际石油公司对生产力的促进等。而且默认美国完全控制了伊拉克的油田，这些油都能以最合适的价格卖出去。如果仅凭如此粗略的计算，或许今年进攻伊拉克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在2003年，这样的举动有点蠢。
如今用军事干涉换取利比亚石油 同样不是好选择
2009年时，利比亚的产油能力为165万桶/日。还不如2003年的伊拉克，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在同样“深度介入”的前提下，战争成本会低于伊战（全面战争和有限军事干涉的成本不同，且单纯战争胜利和“有效控管国家”付出的成本又大不相同）。
何况利比亚的石油储量只有伊拉克的1/3，而且伊拉克的油田质量好，开采成本低，在诸多因素的综合考虑下，如今这样的“交易”更不划算了。
还有不少人在质疑：为何法国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担当了急先锋？是不是他们在利比亚有什么特殊利益？或者利比亚是法国的石油命脉？
作为购买利比亚石油的国家之一，法国只排在了进口总量的第三位，而且，利比亚2009年时出产法国的石油总量，只占法国2005年的石油进口量的14分之1。至于对美国的出口量，就更不值一提了。
这样的“交易”没道理
“控制石油”并不靠谱
问：可以控制战败国的石油所有权吗？
答：不可以
虽然在伊战进程中，美军“派坦克保卫石油部”的举动让全世界都笑了，但战争结束后，美国也并未将油田划拨到自己的名下。
而且美国也没有用索要战争赔款这种间接获取石油的方式，反而是巴格达政府还在向美国索要战争赔款。
当然，这只是回答了美国“没有”这样做，那么它可不可以这样做呢？答案是不可以。如果它霸占了伊拉克的石油，那就是真的强盗了，不但道义全无，而且利益恐怕也保不住（伊拉克人的反抗会持续吞噬驻伊美国人的生命，这一点是美国最耗不起的“利益”）。
问：可以控制战败国的开发权吗？
答：通过战争打开市场的成本太高了 还不如扶持政治强人
许多伊战批评者都认为英美政府打伊拉克，其实是在为Exxon、Shell、BP这样的美英石油公司开路。军国主义开道，资本家挣钱，这似乎也合乎“阶级分析”的逻辑。但是，这个说法的可疑之处在于，就算布什政府把Exxon当大爷伺候，都21世纪了，给资本家开道还非要通过打仗？通过打仗来打开市场，成本太高了。美国这么上千亿地往伊战砸美元，真要是为了取悦几个石油大佬，不如把这钱直接通过补贴的形式分给他们，可能投入产出更划算。
而且，以美国的霸权地位，通过联合国搞一个决议，说取消制裁的条件就是打开市场不就行了？为什么非打仗？被石油制裁折腾得焦头烂额的萨达姆没准求之不得呢，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眼光来看，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越多越好啊。
伊战后美国曾经想在伊拉克推行新《石油法》，结果却被伊拉克议会驳了回去，如果萨达姆还在，直接和他打通关系不就完了，哪用费这些事？石油法还不是怎么推怎么有？
问：控制战败国的出口量和出口方向？
答：既不符合经济规律 也不符合事实情况
有人说，那可以强迫伊拉克多往美国出口石油，少往美国的对手出口。这个说法同样可疑。和平年代石油卖给谁不卖给谁几乎全靠各个国家的购买力决定，很难想象伊拉克出台一个政策说“我只卖油给那谁谁谁，就不卖给那谁谁谁”。
更重要的是，无论伊拉克还是利比亚，他们的产油量均没有让石油进口国有依赖性，或者说基本没有哪个国家缺了这两个国家的石油就玩不转了。比如爱管闲事的沙特人就说了——因利比亚国内局势紧张而导致的国际市场原油供应不足，已被沙特石油公司填补。
如果按这个说法，美国最应该打的国家是加拿大，因为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原油最多。
问：控制战败国的石油产量，从而左右石油价格？
答：西方国家没法控制石油公司的产量
美国怎么“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呢？打电话给Exxon或者Shell让它们减产？人家可不是对政府言听计从的国企。拿枪逼着伊拉克石油部下达指示？伊拉克好歹有一个民选政府和议会。
这样的“交易”不符合事实
中石油善于进驻“险恶之地”
谁是伊拉克石油市场的大赢家
很多人都认为，伊战结束后，美国人肯定在伊拉克石油市场上赚得乐不可支。
其实，中国人才是伊拉克石油市场的大赢家，在2009年伊拉克二次油田招标之后，中石油集团已经被称为“在伊拉克运营的最大的外国能源公司”。
促使中石油如此风光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在招标时，中石油拿不出其它西方石油公司的生产效率（日产原油数），但中石油可以收取最少的报酬（确保给伊拉克政府留更多的分成）。
2.在招标时，很多大财团和公司看到伊拉克的险恶局势不敢进入，这些上市公司对于财报和名声十分看重。而像中石油等有国家背景的公司则纷纷一拥而上，将市场迅速瓜分。
3.中石油的经验了帮了他们大忙，比如BP公司的高管就曾说到——“中石油善于在中亚、苏丹等偏远、恶劣的环境中作业”。
是的，伊战后的首个石油合作项目，是被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拿下的。
除了大多数美国公司被伊拉克人的苛刻报价吓跑外，美国从伊拉克进口的石油数量也在2005年和2006年时接连低于2004年水平，如果真是为了“用战争换石油”，那这场交易可谓已经彻底失败了。你可以说这是美国没有算计好，不过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西方总不能在利比亚身上重蹈覆辙了吧？
如果按照有些人所说的，发动伊战是靠“石油公司绑架政客欺骗美国人民”，“布什家族背后站着石油巨头”，那么这个“石油巨头”，看来是中石油才对。
结语：
经济学普遍认为，任意一种能源都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它价格高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转向其它能源。石油也一样，之所以说它是“命脉”，那是形容它的重要性，而不是说真的离了它就不行。所以为了石油就会不顾一切，是讲不通的。
【今日头条】新京报：怎问责“抢盐潮”中蹊跷游资阅读原文

■社论原题：发“谣盐”财的游资该当何责抢购食盐的风潮，已经平息，但反思并未结束。在这场抢盐风潮中，“游资”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值得继续深究。据新华社报道，3月17日，“云南盐化”资金净流入25...全文↓

■ 社论
原题：发“谣盐”财的游资该当何责
抢购食盐的风潮，已经平息，但反思并未结束。在这场抢盐风潮中，“游资”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值得继续深究。
据新华社报道，3月17日，“云南盐化”资金净流入2535万元，当日高居买入榜前五位的营业部，清一色来自浙江地区。有机构根据几家营业部的买卖资金计算，参与云南盐化炒作的浙江游资至少在5000万元以上，占当日这只个股成交量的比例高达约50%。而在次日的交易信息中，上述5家营业部中有4家出现在卖出榜前五位。
尽管，这次显示的游资属于“高价加仓，割肉清仓”，是一次失败的炒作，暂无充足证据显示其是本次食盐抢购风波的“幕后推手”，然而，值得警惕的不是这次游资炒作的失败，而是，利用社会恐慌、谣言会不会成为游资炒作的一种模式。这种路径一旦形成，那么可能会给社会造成很多潜在的危险。
其实，在去年以来出现的一波又一波涨价潮中，我们也曾多次听闻“游资”的出没。大蒜、生姜、绿豆，好几种小宗商品都曾在游资的炒作之下出现价格暴涨，只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上尚没有明确的大蒜股、生姜股或者绿豆股，导致这些游资潜在深处不为人知。通过这一次炒盐，游资终于在资本市场上露出了“狐狸尾巴”。
当下公众关心的是，这一次，游资在资本市场和谣言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游资跟风炒作盐业股并不可怕。在资本市场的炒作中，捕风捉影甚至无事生非，其实是一种常态。在此次抢盐风潮中，那些看到盐业股暴涨而盲目跟进的投资者，再一次成为牺牲品，其间的酸甜苦辣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品尝。
虽然，3月17日跟进的浙江游资吃了苦头，但是并不排除有其他游资提前布局的可能。交易数据显示，3月15日，云南盐化成交量由前一交易日的2195万元猛增至9323万元。而16日各地开始出现抢购食盐现象。那么，有没有游资为了在股市套利而传播谣言和制造市场恐慌？显然需要监管部门更多、更深入的调查。即便没有，也可以由此而表明高压监管之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7日的浙江游资在这场食盐抢购风潮中就无需承担相应责任。这些游资的主人利用资金优势集中炒作某些个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涉嫌操纵市场，违反了有关的证券法规，这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展开调查，依法处理。
游资在资本市场上的炒作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此次食盐抢购风潮留下了丰富的启示。在变化多端的市场面前，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也面对着诸多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游资操纵市场的交易过程极为复杂，利用信息操纵市场更具有难以理清的隐蔽性，监管部门以往多次对一些操纵市场案的查处陷于僵局，其原因便是在这方面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此次抢盐风潮中，谣言的制造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尤其是那些制造、传播谣言以牟利的人，更不应逃过恢恢法网。虽然将涨价潮、抢购潮归罪于游资有点夸大事实，但游资在这中间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绝对不能小看。在房地产市场受到严厉调控的背景之下，出没于我国的游资炒作冲动强烈，在资本市场和实体市场之间建立起预警机制，防止资本市场上的游资对实体市场产生干扰，已成市场监管部门的当务之急。
【政策质疑】任志强：打压商品房价格犯了大错阅读原文

任志强开发商、知名博主原题：错在用均价控制房价什么是合理的房价，一直是个有争议而没有答案的问题。中国政府数年来都致力于抑制房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十八般武艺用尽，最后不得不用禁止与限制购买的...全文↓

任志强 开发商、知名博主
原题：错在用均价控制房价
什么是合理的房价，一直是个有争议而没有答案的问题。
中国政府数年来都致力于抑制房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十八般武艺用尽，最后不得不用禁止与限制购买的手段，用户籍歧视的手段来实现抑制房价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管房价？
《价格法》将商品价格列为市场调节价，住建部88号令将商品房价格定义为“协商价”，用法律、法规看，商品房价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授权项目。
当许多人在高唱着新加坡住房模式时，也许并没有注意到新加坡政府从来不管商品房房价。“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其实早就将商品房价与保障分为两种供应体系了。
中国政府不得不管房价，正在于中国房改货币化时没有同时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政府早期责任的缺失总想让市场代替政府的义务与责任，让所有人都寄上同一独木桥，造成了供求的失衡和价格的飞涨。
商品房价格不是民生。当政府从商品房土地中谋求获取超额利润时，从来就没有将商品房视同为民生，而世界各国又有哪个政府会从保民生的穷人住房身上去谋求暴利呢？中国的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不都是划拨的土地吗？可见商品房在政府的文件规定中从来都定位于面向中高收入家庭的。从23号房改文件到18号文件，从来都定义中高收入家庭用市场化的方式购买或租赁商品房以改善住房需求，商品房从来不是面对穷人的又何来保民生可谈。鼓励小户型，普通商品房最多也就是帮助中等收入家庭罢了，而真正的帮助中政府又何曾少收过地价款呢？
2000--2010年，70个大中城市中的地价指数累计涨幅高达123%，其中住宅用地的涨幅为163.5%，而普通住宅的用地涨幅为174%或为涨幅最高的，也是同期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上涨幅度的两倍多（价格指数累计涨幅为86%）。政府一方面在高喊增加普通商品房用地的供给，一方面拼命从普通住宅中捞取暴利。有这样管理房价的吗？
即使面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政府也从未手下留情，这样又怎么可能将商品房面对于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呢？这种毫不客气的捞钱方式也能称为是限价房、保民生吗？
二、管什么房的价？
中国的房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完全商品房价，即市场竞争的、自由选择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房价。另一类是限制性房价，包括经济适用住房、拆迁房、房改房、限价房、待定对象的福利房、自建房等。这中间有收取了土地出让金和未收取土地出让金的两类地，但却非市场公开竞争的定价、非自由选择的购买，以特定身份、对象、收入等位限制性条件。限制性房价涨幅一直再管，但管得不好。一是，经济适用住房等并未落在应保障的低收入人群手中，而是变成了有钱人发财的工具，让不应保障的家庭占用了政府优惠的资源、浪费了税收的转移支付。二是，半福利性的分配让大量的腐败滋生，指定分配对象，不分收入差别的以单位、教师、公务员名义享受了经济适用住房的待遇却分配给了不该享受政府补贴的家庭。三是，低价保障的住房可以转为商品（虽然有时间、年限、税收等限制），这种保障失去了保障的意义，成为了一种带有投资增值效应的廉价资源。从而让本来是为了建立社会公平、维护公民尊严的转移支付变成了创造社会再次分配中收入不公平的路径。
而如果同等政策优惠的土地建设的是租赁住房，那么这些住房就无法转换成商品，少了投资的功能，那么今天的房价和租价大约都用不着政府如此的费力调控了。
政府实际在调控的恰恰不是上面这类保障性的房价，而是在调控那些本就与保障无关的商品房价，本应由供给来调节、本应由市场竞争来调节的价格。这个价格有管的理由吗？
当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时，不同的企业会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逐步的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以形成自身特有的竞争优势并产生面对不同消费层次的、不同消费需求的特定产品，从而形成各自的品牌和各自具有特色的市场产品。
如有的企业专攻面对白领或白领下端的住宅产品；有的专攻金领的高档消费奢侈品；有的专攻SOHO类产品；有的专攻办公楼；有的专攻商业、旅游；有的兼而有之的全面发展，于是通过市场竞争才有了自身企业的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
正是这种市场竞争形成的社会分工，就有了专门面向普通消费、刚性需求的小户型、低总价、普通毛坯房商品；也有了中等面积户型的中等装修的商品房；更有了专门的奢侈型消费品，如花园洋房、高档公寓和独栋别墅等不同的产品与分工。
同样随着产品和消费对象的不同也有了价格的差别，就如同汽车的产品会形成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型号、不同的排量、不同的系列一样，有低消费型的、也有高消费型的。请问政府要管的到底是哪部分产品的价格呢？
名牌衣服要上万元一件，但普通消费者可以选择几十元一件的非名牌衣服，政府要管的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的价格。那么也就是只应管保障的部分，而非管纯商品房。
中国政府也许从来不懂什么是契约精神，也从来没想过市场最基本的道德约束就是契约精神，叫做说话算数的诚信契约精神。随意的进行市场规则的调整，首先就破坏的是契约精神。
政府在土地出让时就立下了契约，约定的土地的用地性质、容积率等条件。同时也用立法或契约约定了市场销售的条件，如限价、如保障房。同时也让非契约限定的商品房可以按市场自由竞争的方式，由生产者选择产品的消费对象和建设标准。当这个投资决策已经按契约合法的执行时，政府突然行政性的宣布，过去签定的那些契约都作废了，政府要另行规定商品房的消费对象和权利了。货币在市场正常的流通过程中突然被增加了不平等的限制性条件，货币在限制令目前失效不再成为有自由购买商品的硬通货了，那么还要签定土地出让合同和立法有什么用呢？
三、政府管的是均价？
中国没有房价中位数的统计，尤其是单位内部定价的优惠让许多可以二次交易的房屋没有一次交易的价格，大量非面向市场的内部价格让市场的价格成为了一种表象。没有中位数的统计就无奈的只好用市场当年交易的总价除以市场当年交易的面积，得出一个均价。
自1999—2010年市场商品房销售的均价如下（元/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摘自《财经》）
而这个均价对市场有任何的指导意义吗？
这个均价中包括了商业、办公、高档别墅、公寓，也包括了普通住房，可能这包括了一部分公开市场中纳入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等（不包括单位内部分配的销售型福利新房、拆迁房、政府专门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等）。难道这个均价是中央政府要严格控制、遏制与打压的房价吗？这个房价只相当于当年的土地价格了。
毛病出在这个均价上。政府要调控通胀、要按住商品房的资产价格，但却不按住货币、不按住土地的价格，于是就不管商品房是面对高收入家庭的奢侈品还是面对中高收入家庭的改善需求，或者是普通住宅，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总想抓出个名堂来。但奢侈品降价后普通收入人群买得起吗？而普通低价住宅本就在高地价面前无能为力了，还想扩大生产吗？
其实如果有了中位数的统计，政府最多要干预的只不过是中位数价格之下的产品，合适的调整土地的供给与价格、合理的运用税收优惠手段调节，而完全可以放开那些奢侈品的价格，用土地供给和市场竞争与调节。
有哪个国家在控制消费品价格时会将名牌包、名牌衣服和名牌奢侈品计算在内吗？那么为什么计算房价时会将奢侈品的价格平均在房价之中呢？总把眼睛盯在奢侈品的高价位上，用什么样的调控措施都一定会失败的，压下商品价格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代价远比奢侈品价格的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大得多。
鱼翅不是食品中的必需品，商品房也同样不是住房中的必需品。保障房解决的是居住权利，而商品房则解决的是除居住权利之外，更多的是财产权利。就像不能将鱼翅的价格计算在CPI中列入食品价格一样，商品房价格也不是必需品价格，至少中位数价格以上的奢侈性住房价格不应列入价格管制之中。
中国在号召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而1、2月份的消费增幅下降明显。其一是取消汽车税收优惠之后的汽车消费下降；二是家装建材的消费下降了23%，这恰恰是与住房消费相关，由住房消费带动的消费因素。
没有人会反对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但以房价为目标的调控至少应知道为什么要调、调什么房价、什么是合理的房价？如果连基础知识都没有弄懂，那么就应先坐下来认真的调查和研究、科学的得出结论后，再出台政策。
【慈善之思】五岳散人：“暴力慈善”是一种软暴力阅读原文

五岳散人知名网友看到一张新闻图片，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站在每人手里都举着两张红彤彤人民币的一群人当中，笑得尊贵而自信，当时首先一个反应就是那句著名的词：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光标兄相貌端...全文↓

五岳散人 知名网友
看到一张新闻图片，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站在每人手里都举着两张红彤彤人民币的一群人当中，笑得尊贵而自信，当时首先一个反应就是那句著名的词：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光标兄相貌端正、浓眉大眼，配上周围的钞票反光，实在是相得益彰。
陈光标先生对于他做慈善而招致某些质疑作出回应，其中谈到某位慈善基金高管评价他的慈善是一种“暴力慈善”，乃慈善的一种倒退，陈光标先生回应云：“我觉得‘暴力慈善’这个定位非常好。因为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必须要用‘大暴力’去推动。用暴力慈善才能推动慈善事业大幅度地进步。”
陈光标先生大约算是毁誉参半的慈善人物了，从其发家致富的手段到现在行善的钱从哪里来，大道消息与小道消息纷纷扰扰，也不知道何者为真。但无论如何，哪怕人家是从银行贷款里拿出钱去行善，毕竟那也是很难得的，银行贷款总是要还的嘛。只是陈先生自从汶川地震火速奔赴现场从而大名为天下所知之后，所作所为越发地高调与行为艺术，结果盛名当中未免也有了不少瑕疵。
说到这个新词儿“暴力慈善”，如果两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大概就是鸡同鸭讲了，这是无法说服别人的。在下平日有时候也做点儿小小的公益活动，有件事是我印象挺深的，也是我自己反省过好多年的。
大概在7年前，我曾给北京的无家可归人士组织过一次募捐活动，由于是在冬天，大冷天儿的被冻得要死，自然脾气也就没那么好。更为不幸的是，这些人士为了早点拿到东西，就如同我们抢着上车一样拥过来。半是由于脾气的缘故、半是害怕成为哄抢，借着自己身高体壮的优势，用一阵怒吼震慑了群氓，大家乖乖排队领东西，我则有点儿自得地维持秩序，觉得颇有顾盼自雄的感觉，看来自己是做领导与公益事业的材料。
后来的几年里，我自己常被这个场景吓醒。倒不是怕当时自己控制不住场面，而是觉得当时自己那不叫做公益活动，基本算是某种施舍的行为，过于恶行恶相，已经远离了慈善与公益的基本伦理，哪怕是效果更好，但缺乏了尊重与同情的底蕴，这种慈善真是不做也罢。可能有人会说，只要是对帮助对象有好处、秩序与效率达到了要求，这点儿事算什么呢？老话说“恶花无善果”，如果不是抱着对于每个人的尊重而从事公益与慈善，你所做的哪怕再到位，也并非能够得到良好的效果。我们知道，无论是受灾也好、流浪也罢，必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他们需要的有时候是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而这种勇气不会在歧视与施舍的目光中得到，也不会在每人两张红彤彤纸币的情况下就要举手高呼“感谢”当中得到。
所以，就我个人的经验以及反思来说，“暴力慈善”哪怕是真如陈先生所说，能够大幅度推动中国社会的慈善行动，其后果也未必如何美妙，在这种暴力慈善的背后，其实受益人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只不过是延续着当年那种“荒年施粥”的基本社会伦理，而并未进化到用关爱与尊重去对待每一个人的意识层面上来。这种暴力慈善实际上是对于一个社会的软暴力，更多体现出了社会阶层较高的人士对于受益者的支配性，嘴脸那是相当不好看。表面上的慈善、实际上的心灵伤害就是这种软暴力的真相。
【国际热点】吴冰冰：卡扎菲的42年治国秘诀阅读原文

吴冰冰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利比亚局势扑朔迷离，让人有雾里看花的感觉。1969年9月1日，包括卡扎菲在内的一批年轻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共和国，1977年又改为民众国。卡扎菲执政42...全文↓

吴冰冰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
利比亚局势扑朔迷离，让人有雾里看花的感觉。1969年9月1日，包括卡扎菲在内的一批年轻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共和国，1977年又改为民众国。卡扎菲执政42年，以效忠于自己的非正式组织机制取代正式的国家组织机制，以自己的家族和部落为基础，建立起个人的集权统治。
要理解利比亚目前的局势，必须回顾1969年以来利比亚政治体制的演变。卡扎菲认为，决策要集中，执行要分散。其实质是最高权力向卡扎菲个人集中。
从1969年“九一革命”到1973年“人民革命”是利比亚政治体制演变的第一个阶段，核心是创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改组地方政府。
“九一革命”后，由12名军官组成的革命指挥委员会（革指会）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革指会任命内阁，组成中央政府。
1971年6月，利比亚宣布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社盟），其他一切政党都被宣布为非法。社盟事实上具有政党和议会的双重性质，年满18岁的工农劳动者都可以参加。利比亚地方政府由省市两级政务委员会构成，委员多为社盟成员。
卡扎菲创立社盟的目的，是通过社盟建立革指会统治国家的有效机制。但事与愿违，社盟并没有完全服从革指会的领导，而是逐渐提出独立于革指会之外的政治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卡扎菲于1973年4月15日发动“人民革命”，试图创立新的机制。
第二个阶段从1973年到1977年宣布成立民众国，核心是创立“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取代中央一级的革指会、内阁和地方政府。
“人民革命”从创立“人民委员会”开始。人民委员会包括省、市、区三级，年满19周岁的人都可以参与区级人民委员会的选举。人民委员会有权免除不称职的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层。原有的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被迅速打破，大批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进入管理层，利比亚陷入混乱之中。人民委员会接管省市两级政务委员会的职能，成为事实上的地方政府。
原有的社盟和新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之间产生了矛盾，1975年4月，卡扎菲取消社盟，成立新的组织“人民大会”，与此同时，取消省一级行政建制。在区一级组成基层人民大会，当地所有居民自动成为其成员。基层人民大会的领导委员会成员，组成市级人民大会。在中央一级称为总人民大会。
人民大会有三级，而人民委员会只有两级，在中央一级仍保留着革指会和内阁。因此，改组中央政府成为卡扎菲下一步的目标。1976年，卡扎菲发表《绿皮书》第一卷，主张“由全体人民掌握政权”，为中央政府的改组奠定了思想基础。1977年3月2日，总人民大会宣布更改国名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总人民大会取代革命指挥委员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总人民大会选举产生总秘书处，并选举卡扎菲为总秘书。由总秘书处负责任命总人民委员会，取代内阁成为中央政府，所有部长改称秘书。
通过复杂的政权改组，利比亚政治体制从革指会的集体领导变成以卡扎菲为首的军人集团领导。
第三个阶段从1977年到1993年，核心是创立“革命委员会”，进一步打破国家的正式组织机制，加剧政权组织结构的碎片化，同时排除卡扎菲之外的其他领导人。
1977年，卡扎菲对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表现不满，开始组建“革命委员会”，成员主要是支持卡扎菲政治经济主张、出身下层的青年。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人民委员会、大学、新闻媒体、军队、警察乃至驻外机构中普遍设立起来。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各政府部门和保卫革命果实。
1979年3月，卡扎菲辞去了总人民大会总秘书的职务，开始自称“革命领导人”。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人民大会及其秘书处、人民委员会以及革命委员会并存甚至彼此交叉，权责不清；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各部门负责人，头衔大都是“秘书”，以至于“秘书”满天飞。此外，卡扎菲还频繁地对地方政府行政区划进行改组，从1983年到2007年，先后六次变更，地方行政区数量多的时候达到46个，少的时候仅有13个。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彻底打乱了国家的正式组织机制。以此为代价，由卡扎菲控制的非正式组织机制发挥着实质性作用。
利比亚二号人物贾卢德是卡扎菲的密友，他们一起领导了“九一革命”，贾卢德所属的马卡里哈部落与卡扎菲所属的卡达法部落关系密切。1993年，贾卢德被突然解职，引起了各种猜测。最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卡扎菲担心贾卢德在军队和国家的影响力，尤其是贾卢德所属的马卡里哈部落在军队和情报系统的势力，对卡达法部落势力构成了威胁；二是卡扎菲自己的子女已经逐渐成年，卡扎菲希望为他们接班铺平道路。
第四个阶段，从1993年至今，核心是卡扎菲的子女在国家和军队的势力大增，卡扎菲依赖自己的家族和部落控制利比亚。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卡扎菲开始削弱军官的势力。出身瓦法拉部落的下级军官试图发动政变，引起卡扎菲的警觉。他使用大量军费装备和训练由自己所属的卡达法部落组成的部队，同时削减其他部队的经费。与此同时，他从马里、乍得、突尼斯、苏丹等西非和北非国家招募雇佣军，作为外国人，他们可以避免其他部落的渗透。高额报酬对于这些外国雇佣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有阿拉伯媒体今年3月10日报道，利比亚革命委员会在毛里塔尼亚招募青年赴利比亚为卡扎菲作战，每天的报酬是2000美元。通过部落纽带和高额报酬，卡扎菲以部落战士和外国雇佣军为基础，打造了一支忠于自己的精锐部队。
随着子女逐渐成年，卡扎菲将军队和国家的权力部分移交给他们。长子穆罕默德掌控通讯部门；次子赛义夫负责卡扎菲发展基金会，被视为继承卡扎菲的人选；三子萨阿迪担任特种部队司令；四子穆阿塔希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六子哈米斯担任精锐的第32旅旅长。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的动荡中，这几个儿子都倾全力帮助卡扎菲镇压反对派。
在政治上，卡扎菲通过设立彼此交叉、相互牵制的政治组织，使国家缺乏正式的组织机制，政府部门责权不明确，组织管理混乱，从而使任何异己力量无法利用现有权力架构形成有效组织。与此同时，卡扎菲把各个系统的最终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利用正式组织机制的混乱无序，强化忠于自己的非正式组织机制。在军事上，卡扎菲通过削减经费、减少训练来削弱非嫡系部队，同时利用大量经费招募本部落战士和外国雇佣军，组成效忠于卡扎菲本人的精锐部队，并由自己的家族成员领导，从而形成了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压制装备低劣、缺乏训练的非嫡系部队的格局。正是这种政治和军事局面，使得目前反对派虽然占有人数优势，但是却很难凭借自身力量迅速取得对卡扎菲的胜利。
【文化思辨】李开周：该怎么质疑“贴金老子像”阅读原文

李开周历史学者河南省灵宝市扩建函谷关景区，弄了一尊老子像，里面用紫铜，外面贴金，总重60吨，造价2588万，日前已经在景区落成，当地领导前往揭彩致辞，表示这尊塑像是“灵宝市委、市政府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全文↓

李开周 历史学者
河南省灵宝市扩建函谷关景区，弄了一尊老子像，里面用紫铜，外面贴金，总重60吨，造价2588万，日前已经在景区落成，当地领导前往揭彩致辞，表示这尊塑像是“灵宝市委、市政府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的最新成果”，是“弘扬老子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一大盛事”。
该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哗然，网民和评论家联袂而上，鸣鼓而攻之。目前看，火力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部位：
一、老子尚慈，尚俭，尚天然，往老子脸上贴金，有悖老子的精神，根本不是弘扬老子文化，而是糟践老子文化。
二、有那笔闲钱给老子贴金，不如拿出来办一两件让当地民众得实惠的事儿。
对于上述批评，不知道灵宝的官员怎么看，反正我个人是不以为然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由来已久，各地皆然，弄一个“文化”的由头，无非还是为了去掏游客的腰包，这是常识，也是通例。几乎在河南灵宝揭彩老子像的同时，安徽涡阳斥资10亿元的“老子文化生态园”也已经启动了首期工程，还请了“海内外文化学者专家等600多名嘉宾”齐聚涡阳，花的钱比灵宝还多，唱文化的腔调比灵宝还大，但跟弘扬老子文化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我的愚见是，靠弄一尊雕像或者建一座园子来弘扬老子文化，那是胡扯；但要认为这样做会糟践老子文化，那也是杞人忧天，老子文化在一部《道德经》里放着呢，坐而诵之，起而行之，就是对老子文化的最大保护，谁也糟践不了。
我还认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要判断其成败，不必看它是否真的发展了文化，因为这根本不可能，而要看它是否真的发展了经济。如果财政收入增加了，百姓生活改善了，那就是好项目，就值得支持。譬如河南灵宝，这回花两千多万把一尊老子像搁到景区，假如真能吸引一帮有钱没文化的游客去看，假如真能增加远远高于投入的门票收入，假如那些门票收入最后又真能用于改善民生，那么别说给老子贴金，就是用纯金打造一尊老子像，也值。
那位说了：原来你赞成灵宝市的做法啊！您错了，我同样认为该批评，只不过我觉得目前的批评有点儿隔靴搔痒，没掐准死穴，对改善当地民生并无意义。咱们或许可以集中火力提出这么几个质疑：
一、用于塑造老子像并为其贴金的那2588万元是政府出资还是民间投资？有没有征求民众意见？
二、这尊塑像用了多少克金箔？多少吨紫铜？设计和安装分别花了多少钱？单体工程预算是哪个单位做的？有没有向社会公布？
三、花这么多钱弄这尊老子像，当时的决策者是谁？预计多长时间能从门票收入里收回成本？他是怎么评估老子像给函谷关景区带来的收入增量的？如果那两千多万打了水漂，最后会向哪个部门的哪个官员问责？假如门票收入真的会增加，增加的收入又会花在哪些地方？是哪个机构在对门票收入的上报和流向进行监督？
这些问题，我准备先向灵宝市政府发问，您要是认为靠谱，可以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