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币:徐迟、马雅可夫斯基、顾城、海子——诗人自杀之谜

《徐迟、马雅可夫斯基、顾城、海子——诗人自杀之谜 》
日期：2006-12-21 08:32:17 点击：99来自： 作者：
这样的一个“性恶论”视角惹来两极化的评论，有人高呼“英国诗坛出现了新的英雄”，但罗伯特·平斯基（后来成为美国的桂冠诗人）却不欣赏，说：“我在那些茄汁下只找到大香肠。”女诗人自杀之谜。
西尔维亚也是个天才诗人，同样认为诗有危险的魔力，能救人也能杀人。她在她的著名作品《拉萨路》中写道：“从灰烬中／我披散着我的一头红发站起来／把人像吃空气般吃掉。”
两个疯狂的诗人，两个要用文字去杀人吃人的天才碰到一起，注定要成为传奇，但料不到还会转为悲剧。１９６３年，一直活得不快乐的西尔维亚自杀身亡，诱因是休斯变了心，投进了另一个女人阿西亚·韦拉尔的怀抱。她所用的自杀方法亦十分骇俗———把头伸进煤气炉中。更叫人吃惊的是，阿西亚５年后竟也以同样的方法自杀，似乎是西尔维亚的阴魂来索命一样。
西尔维亚死后，休斯成了各方尤其是女权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大家都认为他应对西尔维亚的死负有责任，有个女权主义诗人甚至写了一首诗威胁要肢解他。西尔维亚墓碑上立碑者休斯的姓名，更是多次被人铲掉。
在西尔维亚的遗作结集为《精灵》出版后，受欢迎程度立即盖过了休斯，对休斯的抨击也就更猛烈了，西尔维亚的崇拜者指责休斯毁灭了一个天才，又说他没有把西尔维亚的若干重要作品收入诗集第一版内，指责他毁掉了西尔维亚的最后一本日记及她遗下的一部自传体小说的手稿。
从徐迟之死看文人的心理危机
1996年12月12日夜，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几十起文人自杀事件。91年9月,北京大学诗人戈麦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1989年3月，又一位北大诗人海语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此后不久,又从海峡彼岸传来三毛自杀和顾城在新西兰杀妻然后自杀的消息。
文人的自弃轻生，在世纪末平静又喧嚣的文坛上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道凄凉的文化风景，也折射出当代文学人士心灵深处的极度失落和心理天平的严重倾斜。
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方舟跌下狂热过火的峰巅，走下由读者和社会供奉的神坛，并一度陷入内外交困的低谷。形势的急转直下要求文人对自己立即重新估价和定位，审时度势及时调转笔头。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个极端。文学投机分子在个人隐私、乳房和屁股上大做文章，贾平凹、莫言等大写手被盗版和约稿弄得焦头烂额，而那些固守文学清灯的徐迟、碧野等大师们却在为无力出版那可怜的文集终日发愁．“投机分子”的大红大紫和“文学贵族”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心性不全的文人精神支柱轰然倒下，心理天平倒向了一边。这种伤感怀旧的消极情绪，一旦与心理缺陷的人格“遭遇”，就会表现出孤独、沮丧、抵制社会变革、逃避现实、忧心忡忡、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之类的生活态度，由于对新的社会生存环境不适应，对自己生存状态不满意，却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因而常常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终日沉湎在自己构思的理想主义王国里，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和对立起来，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我们暂且将社会转型时期不适应社会环境的文化心态称之为“文化抑郁症”，因为它的症状与精神病学上的抑郁症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社会交往是正常人的一项基本需要。交往能传递感情，满足人的社会与精神需求。自我封闭的心理则人为地剥夺了这项需求，使得信息狭窄，情感隔绝，抑郁和苦闷无处宣泄和倾诉。一些将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不是努力去改造自己，适应环境，而是常常将自己严密包裹起来，藉此逃避环境，降低挫折造成的心理压力，在观念和思想上崇尚传统，在认识上缅怀昨天，总是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对一切都不满意，甚至怀疑与否定一切。这就是文化抑郁症的社会病理基础，这种消极情绪积聚到心理承受极限，就会采取自伤、自杀或伤害他人的极端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抗议和愤慨。 19岁时,徐迟就在上海《现代》发表诗作，22岁出版轰动文坛的诗集《二十岁人》，81年1 月在《人民文学》发表闻名全国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在经历爱妻徐松癌症去世，第二次婚姻破裂等一连串打击后，热情、执着和乐于助人的徐迟开始变得孤僻、沉默，除了与三四个人谈天外，就是足不出户、闭门独思，并且与家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甚至连单位给他配备的电脑也不能使用了。后来干脆实行四不政策：不读报、不看电视、不下楼、不会客。当他情绪忧虑时，就自怨自艾低首叹息，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他对朋友有时也谈他的寂寞和孤独，甚至说想到过自杀。这时，他的症状已完全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精神科干预已是迫在眉睫，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远离现实的人生苦旅越走越窄，人们只是关注了他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精神需求，孤独无助，精力衰竭，终于悄无声息地独自走向了灵魂的天国。
英国心理学家霍普森认为，任何影响生活稳定的转变（包括社会体制的变革、年龄的增长、恋爱婚姻等）都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应激反应，并随着事件的次数、强度增加而反应增强，而过量或过重的应激反应则会导致应激性疾病如溃疡病、高血压等多种心身疾病和不良情绪反应，甚至引发精神崩溃。那些心理不健全、年龄已高、适应性较差的人们，要想顺利地渡过心理上的“不知所措” 阶段，就需要社会及时提供精神支持，满足心理过渡时期的被尊重、被理解、被同情的需要，同时由精神科专业人员提供抗抑郁药治疗和心理治疗。然而生活在两个极点上的文人之间既难以沟通，又不易彼此宽容，那些已深险绝境的失落者羞于到精神科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对病情也讳莫如深。文化抑郁症是一种社会适应不良引起的病态文化心理，是正常人对客观现实的歪曲反映，从严格的诊断标准上说，它并不一定属于抑郁症或神经症，但它具有一定的流行性和群体性，可通过影响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功能和免疫机能，损伤人体的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因而 亟需精神科干预，不能掉以轻心。文化抑郁症由于传播途径较多，范围广，因而社会危害性较大，如果不加以及时的疏导，还会使相当数量的意志薄弱者染上相似的症状。文化抑郁症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和自我调适来获得纠正，同时辅以抗抑郁药治疗。
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谜     张 冰
1930年4月14日，随着一声枪响，俄国本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马雅可夫斯基告别了人世。从那以来，诗人为什么会自杀的问题，就开始萦绕在各类人等的心头，历经半个世纪而不去。
诗人自杀的消息刚一传开时，已经不止一个人表达了他们心中的疑惑：“谁都可能自杀，惟独他不会。”（阿达莫维奇）；“把自杀的念头与这么一个人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卢那察尔斯基）；“他的死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一个最忠诚于革命的形象相吻合。”（马尔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马雅可夫斯基举起了手枪对着自己头颅的呢？
是呵，如果从表面现象看，促使诗人自杀的理由可说是太多、太多了。远因和近因：2月，布尔什维克党内差不多是惟一给他的长诗《好》以好评的领导人列夫·托洛茨基被以“贝壳流放”的形式驱逐出境；11月，布哈林离开政治局；4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党开始对文艺界实行整顿。夏末秋初，报刊开始了对皮利尼亚克和扎米亚金的批评，其原因是此二人在国外出书。9月12日，从1917年以来一直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之职的、始终给列夫派以支持的党内“唯美主义者”卢纳察尔斯基被免职。此前曾多次出国的马雅可夫斯基，第一次受到拒发护照的对待。同年10月11日，马雅可夫斯基得知，身在巴黎的俄侨雅科芙列娃（马雅可夫斯基曾想与之结合，称她是拯救自己的唯一救星），嫁给了一个外国人，他想用一次伟大的爱情拯救自我的希望破灭了。与此同时，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一位诗人的生涯，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澡堂》的演出以失败告终。《创作20周年展》被取消。他和朋友发生了争吵……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诗人的精神生活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利影响，然而，作为外在因素，它们还是不能最终向我们说明和解释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根本原因。
那么，是不是诗人的爱情生活发生了什么不可逆转的变化了呢？看来，也不是。众所周知，马雅可夫斯基对丽莉的爱刻骨铭心。在长达15年的时间中，虽然也有过波折，但他和丽莉包括她的丈夫勃里克，一直维持着一种既像是朋友，又像是情人的关系，相濡以沫，以诚相见，肝胆相照，患难与共。马雅可夫斯基把他与丽莉相识的那一天，称作他一生“最高兴的日子”。那是在1915年夏。
时隔不久，在彼得堡丽莉家，诗人与勃里克夫妇再次相会。这次见面给丽莉夫妇留下了震撼的印象，使他们对诗人的天才有了深刻的感受。在此后的15年中，马雅可夫斯基写给丽莉的情书多达125封，并且把自己的所有诗作，题献给丽莉。
然而，如果不是爱情上的原因，又有什么可能导致诗人的自杀呢？鲜有从诗人的精神气质方面予以解释的，而我们认为，促使诗人自杀的根本原因，还应该在诗人自己的精神方面寻找。
让我们把视线移到1920年春。是年春，在从柏林到莫斯科的列车上，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好友是罗曼·雅各布逊，不期然在列车上邂逅。两人自然是大喜过望。马雅可夫斯基自己不大懂外语，但他十分尊重被人称为伟大的语言学家的“罗姆卡”。于是，诗人要罗曼讲一讲此次欧陆之行的见闻，特别是科学界的新发现。罗曼讲起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超光速、时间隧道等科学新概念，说这些思想此时正风靡整个欧洲。马雅可夫斯基听得异常兴奋，他陷入了无羁的遐想之中。少顷，诗人正儿八经地问雅各布逊：如此看来，人真的会不朽，会死而复生吧？又说：如果他们的科学院院士能为他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他情愿给院士支付一份院士的口粮。
奇怪吗？一点儿都不奇怪。要知道，如果把马雅可夫斯基放在他创作的整个白银时代来看，这种相信人的灵魂不朽，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从民间到知识界的信仰。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生活在“未来王国中的”诗人。就是没有爱因斯坦，他本来就是费奥多洛夫的“共同事业” 思想所鼓吹的死者复活说的虔诚信徒。当时的很多人，都为神秘主义宗教哲学思想所蛊惑。俄国文化中本来就有许多神秘主义的因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出现，之所以会在俄国激起那么大的反响，为那么多人所信奉，而且是从神秘主义方面信奉的，其源盖在于此。纵观白银时代的俄国社会，诸如此类的信仰可说比比皆是。尼采的永恒轮回说，费奥多洛夫“共同事业”说，象征主义的造神说和寻神说：杜勃洛留勃夫的神秘教派，施泰纳一出现，俄国彼、莫两大京城中，跟随其学说，风响影从的贵妇淑女，如今日之追星族。当时，一个相信灵魂不死说的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自己的葬礼上，他要与送葬的人群同行，并在暗中将他们嘲笑！就连当时差不多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维亚·伊万诺夫在与格尔申宗的通信中也说：我身上的太一和全宇宙性，乃是一个“贵客”，他对我的造访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我不放弃上帝的信仰，它就会将我提升，“甚至会赐我以不朽”。而格尔申宗也回答说：他同样也对个人的不朽深信不疑。俄国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称作癫僧的传统，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名叫拉斯普京的农夫能成为皇后的座上客。如此这般，不一而足。马雅可夫斯基最向往的，就是战胜死亡。
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意神话中，不朽及其形象贯穿始终，成为其创作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之一。不朽在他心目中，不属于彼岸，而属于此岸。从那如山丘一般的坟墓里，死人站了起来，在他们那已被埋葬的骨头上，长出了新肉。
自杀的主题，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不绝如缕的音流。在电影剧本《你过得好吗？》中，当一位女共青团员自杀的消息传来时，诗人说：她跟我太相像了！随后，剧中人诗人开始为自己设想各种自杀法：上吊、钻火车、跳河、枪毙、割脖子、跳楼、服毒……诗人自述：他打小就为这一代人的痛苦而痛苦，视生活如苦役，因此强烈向往未来，向往永恒。可是，与日常生活单打独斗，越来越无出路。提前取胜无望。诗人注定要被窒息在“此时此刻”：“妈妈！……／告诉妹妹，告诉柳达和奥莉娅，／他已经无路可逃。”（写于《关于这事》诗稿页边的一句对白。）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几乎逐字逐句写在了诗人留下的遗嘱中：“妈妈，妹妹和同志们，请原谅——这不是个好办法（我不希望别人采用这种办法），可我的确无路可走了。”
马雅可夫斯基早就对自杀做好了准备。早在15年前，他就在一本诗集的序言中写道：“我越来越频繁地想道，／最好是在自己的结局处，／划上最后一个句号。／今天，我／为防万一，／先行举办告别式的音乐会。”
这一主题在长诗《人》（1917年）和《关于这事》（1923年）中，表现得最强烈。这两首诗中都回荡着这一不祥的哀乐，它们的共同主题是：“爱的方舟被日常生活给击碎了”（《遗嘱》中语）。诗人在诗歌《人》中，详尽地描写了他的自杀过程。而在《关于这事》中表现得更明白无遗：这已不是文学了，而是事实文献。如前所述，这首诗写于马雅可夫斯基在自我反省的“禁闭期”。在此期间，诗人忍受着相思的煎熬，度日如年地等待着“刑满释放”的那一天。他对丽莉的爱达到了势不可遏的顶点，为此，他写下了长达数千字的日记，细致地分析了自己对丽莉的感情，最后的结论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指与丽莉丈夫共享丽莉的爱），也无论丽莉属于谁，他誓死忠于自己的爱情。在此诗中，自杀更进一步细节化了。把这首诗与叶赛宁的临终诗两相比较，其立意更深：叶赛宁只把生与死等量齐观而已，而马雅可夫斯基则认为生比死更艰难，真像郁达夫所说的那样“生非容易死非难”。
也许，人们会认为：怎么可以把文学（手法）与生活等量齐观呢？然而，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艺术）已经全然生活化了，而生活艺术化了，诚如英谚所说：“生活比虚构更真实”。
至少在马雅可夫斯基自己，对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是深信不疑的。他说过，诗人的全部创作甚至会取决于他平常穿什么衣服，取决于他在家时怎么和妻子谈话。
马雅可夫斯基身边最亲近的人，包括他终生热爱的丽 莉、勃里克，也对诗人的自杀丝毫不觉得惊奇和突兀。事实上，他们对此早就有预感。
自杀的消息很突然，但丽莉觉得：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她只是惋惜假如她早点回来的话，肯定会把诗人的死期推迟一段时间。
丽莉及其他人早就察觉马雅可夫斯基对自杀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丽莉和她的妹妹都说，马雅可夫斯基曾多次说到要自杀。1919年，罗·雅各布逊对丽莉说：他无法想象一个老年的马雅可夫斯基是个什么样。丽莉则说：“他会老？才不会呢！他从前就有过两次（1916或1917年）想要自杀，想把自己给打死，手枪里总是给自己留着一颗子弹。总有一天，那颗子弹会为自己找到目标的。”此事见马雅可夫斯基的1号笔记本（写于1917年）：“7月18日8：45分。不知何故，万一突然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了那该怎么办好呢？10月11日4：30（15）分，结局。”
对于作为一个男人和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来说，爱情、女人、艺术、革命，都是一场生命的赌博——马雅可夫斯基酷爱玩带赌博性质的牌戏。他赌起来认真而不妥协，因为他知道，一旦失败，所能得到的便只有绝望。和他同时代许多诗人一样，马雅可夫斯基同样热衷于一种所谓最高纲领主义，其核心主旨就是，如果不是一切，那就宁肯一无所有。所以，生存对他来说，只有一条出路。中间道路，委屈求全，苟且偷生，得过且过，明哲保身，诸如此类的人生格言，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向死而生，为生而死，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真正动机。其他所有因素，只能影响马雅可夫斯基实施自杀的时间早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马雅可夫斯基身上本能的自杀冲动。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既是向未来的“一跳”，也是对现在的一次果敢的冲击，当然，也是对现实的一次抗议！
摘自《最后一颗子弹》 华夏出版社出版
诗性的悲剧--顾城之死
这是一只船/永远不能航行/它那岩石的船身/决定了这种命运/它也不会沉没/因为从不航行/世上一切船只/都没枕这么平稳/也许因为平稳/便有很长的寿命/也许因为长寿/便有很大名声/盛名引来了游人/高兴的把它坐乘/不是要渡向彼岸/目的是船本身七年之后，顾称违背了当年的誓言，驾着石船去寻找永生的彼岸，再也没有回头。
顾城在他最后的时间里经常提到死，在诗人的潜意识里，已经一步步在向死亡靠近。诗人的天性永远是追寻完美与神圣，不管在追寻的途中不可避免的彷徨、痛苦甚至绝望挣扎。在世俗的巨大浊流里，很多人被卷入无尽的虚空中。但诗人之所以是诗人，便是要和那命定的无奈与无法逃避的原罪进行艰苦的谈判和斗争。美和诗成为他们抗争命运的武器。他们无力改变这个世界，却有能力用爱使自己在浑浊不堪的生活里保持一抹神启的光辉。个体因此因此而永恒于世。顾城选择了死亡，他没有退路，他将沿着前人的足迹“渡向彼岸”。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对于死亡已有些迫不及待了。上帝却总爱开玩笑，竟让一个触摸过他肌肤的年轻人在来见他之前完成了一次奇异的“行为艺术”。带着同类血迹的诗人还能见到他老人家吗？我们不会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同情他的孩子。
像每一对善于制造并分享浪漫的情人一样，顾城与谢烨有过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从谢烨整理发表的俩人的情书便可感受到足以让每一位年轻人羡慕嫉妒的爱情：“晚上。所有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很陌生……”“我给你留下地址，还挺傻的告诉你我走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你会给我写信么？……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当初顾城为了追求谢烨着实花了不少心思。他曾经搬了一只大木箱子睡在谢家门前，直到感动了谢家父母将自己的女儿交给顾城。从此，谢烨将自己全部的青春都献给了这位年轻诗人。顾城要出国，谢烨于是跟他浪迹天涯；顾城要“隐居”，谢烨毫无怨言的跟他定居威赫克岛。谢烨的牺牲远不止这些，后来，顾城有了情人英儿，要求妻子出面办理一切麻烦的出国手续，把英儿接到威赫克岛上来。并要这位当年自己费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妻子为他的情人“让贤”。但是，英儿最终没有为诗人放弃她的一生，而是“跟一个教气功的洋老头一起失踪了”。诗人的心灵通常最敏感也最脆弱，感情大受挫折的顾城在抑郁中写成了《英儿》，希望其成为传世名作。写作的方式又回到老套：顾城口述，谢烨打字。这一切，妻子始终没有过怨言。终于，她也有了自己的情人。也许这是顾城早有所料的。尽管如此，脆弱的心灵依然经受不住这致命的打击。自信和情感输光了的顾城不会再写一本《谢烨》来凭吊他和妻子的这段生活了。
一个对生活彻底绝望的人能够选择的唯一解脱方式只有自杀，更何况是顾城，一个时常与死亡交流的诗人。在遗书里顾城写道：“我现在无奈了，英走了也罢，烨也私下与别人好，在岛上和一个XXX，在德国和一个叫陈X的人，现在正在分家，离婚。她说要跟陈X生个娃娃。”“烨有许多事瞒着我，她好心，合理，亦有计划的毁灭我的生活……她和陈X就盼着我死……如此，我只有走了。”彻底无奈和绝望的灵魂显得平静了，诗人在自杀前已被长期的焦灼和忧虑折磨得有些病态。善恶是非已经开始退出诗人内心的价值体系，无助的孤独感和绝望的挣扎占据了他的心灵。很快，诗人失去了心灵最后一块领地。他杀了谢烨，极其残忍的用斧头砍死了与自己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然后他自杀了。
那个用“黑夜”赐予自己的黑色眼睛寻找光明的诗人永远陷入了黑暗中。
对于顾城杀妻自尽，到到底应该看作诗人用后现代手法创作的“行为艺术”还是毫无疑问只是一场由其精心策划的血腥谋杀？也许，只有深入到诗人灵魂深处才能得到答案。遗憾的是，活着的人不能完全体会自杀者的心理状态，如同生者不能真正理解死亡一样。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自杀者心理状态的文章，其中写道：“想自杀的人共同的心理特征是孤独，认为谁也理解不了自己，谁也帮助不了自己……但实际上，想自杀的人心情很矛盾，想死的同时渴望获得帮助。”文章将自杀者心理状态特征分为矛盾心态、偏差认知、冲动行为、关系失调和死亡概念模糊五种类型。顾城自杀前的心理状态无疑比较接近前四种，而以矛盾心态和偏差认知最为突出。矛盾心态表现为自杀者认为死亡是既可怕又有吸引力的事。顾城在失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两个女人后，对于生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产生深刻怀疑。一般情况下，年轻人很容易在爱情受到打击后便全面否定人生，于是出现了忧郁的人大多是涉世未深的青年而非饱经沧桑的老者，而后者通常表现出的心态要么是迟暮已近的安详、平静，要么是返老还童似的天真。然而人们却毫不怀疑这些鹤发童颜的老人也曾经历过已深具忧郁气质的青年们同样的爱情挫折。他们已经走过这段人生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脱”出来了。而诗人因其独有的敏感细腻且脆弱的心灵很容易在爱情遭受挫折以后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于是，死亡以从未有过的巨大魅力吸引着顾城，诗人渴望以此解脱；偏差认知的定义是：“企图自杀者的知觉因情绪影响而变得歪曲，表现为‘绝对化’或‘概念化’或两者交替。”诗人在发现妻子谢烨与陈X私通后，固执的认定谢烨与陈X一定盼着他自杀，而杀妻自尽则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诗人临死前的病态心理集中显露出偏差认知的种种迹象。
作家李锐在论及顾城之死时认为“顾城可以说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作者在《精神撒娇者的病历分析》一文中指出：顾城生前的行为包括杀妻自尽都说明诗人的精神撒娇症状十分明显。而且表现为自恋倾向。自恋必然伴随着自私，甚至是极端自私。“顾城极有天赋，这天赋在他那儿先是变成了诗，渐渐的，膨胀成一种自我神话。”这种“自我神话”具体反映在顾城身上便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以诗人特有的浪漫气质和桀骜不逊的天性屏弃道德的束缚和压制，将生活艺术化、诗化，从而实现诗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这种精神特点在顾城的感情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诗人将情人英儿接到威赫克岛，再叫妻子“让贤”，由两个痴男怨女在岛上翻云覆雨，末了，还“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也互相爱慕”。诗人的一生始终追求着某种理想化生活，而在现实残酷地打碎他的梦境时，诗人已别无选择了。由自恋引起的精神撒娇进而造成的生活和价值体系的混乱。顾城的悲剧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多么有天赋却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诗人。
现代哲学之父尼采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指控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根源。包括他的哲学后裔海德格尔对纳粹及其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始终持肯定态度，并且战后一直拒绝忏悔。中国的周作人当年不也成了“汉奸”、“卖国贼”吗。对于这些思想泰斗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批判是无力的，唯一的解释也许只是在他们灵魂深处当世俗的道德原则与终极意义上的审美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非凡的灵魂其实选择了后者。唯意志论的尼采崇尚暴力审美观。其过于理想化、审美化的思想与过于迷狂的“超人意志”确是迎合了后来的法西斯独裁分子们。同样可以理解的是，顾城杀妻自尽也许是对诗化和理想化生活的守卫或是对尼采精神的追随（恰巧，诗人生活创作的黄金年代正直尼采走红中国大陆）？恐怕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一观点。然而，却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对于诗人来说，注重精神和审美本身甚于世俗道德是有可能的，形而上的追寻是诗人共同的特征。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回首十几年前那场诗人自杀热，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海子卧轨自杀，骆一禾遂然病逝，戈麦溺水而亡直至九三年顾城杀妻自尽。这是中国诗坛最灰暗的时期。一切关于生命真谛的理解顷刻间被彻底颠覆了，人们在惶恐和徘徊中艰难行进。那段岁月已长久的融入历史长河里，留给后来者凭吊和追思。
流亡与栖居 ——回眸海子之死
赵思运
对于一个半神和早逝的天才
我不能有更多的怀念
死了,就是死了,正如未发生的一切
从未有人谈论过起始与终止
我心如死灰,没有一丝波澜
……
这是诗人戈麦在海子自杀(1989年)后献给海子的诗篇,而次年他却由于无法忍受“人的悲哀”而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时间流逝了又近十年,今天我将这首诗再次献给海子以及戈麦以及活着的人。
正如萨略特所言:当今已步入了“怀疑的时代”，那么,“诗人如何走出怀疑的时代,如何步出死亡的阴影,从而坚实地矗立在这片大地上”就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每个诗人的死都有具体的原因和具体的导火索,但是他们的死并不是瞬间的突发,而要考察诗人们的原动力和审美内驱力,即他们对现实、历史、世界、人生、命运的总体理解和体验。他们面对无论多么黑暗的现实,总是在自给自足的艺术王国里葆守着一份本真,一份纯粹,他们珍惜自己的每一片羽毛,宁肯自毁也不愿被站污。诗人们的生活往往是非实践意义的审美生存,因而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的生存矛盾就进入其诗篇凝为基本母题,在这基本母题中展开他们灵魂的所有冲突。这种冲突又具有一种自我生成、自我衍生性,愈是深入现实和物质世界,愈是由于其邪恶而遁向圣洁的诗国;愈是发现诗国之圣之纯,愈是要远离现实。这样,在对现实极端反叛的姿态中他们愈益自恋,现实的黑暗与理想的澄明向两极化发展,灵魂的冲愈演愈烈,他们内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最后以至于崩溃。他们自毁的根源在于其更多地沉于非实践意义的审美现实而抛弃了实践意义的现实生存,成为无限漂泊的灵魂。
这些诗人的悲剧另一原因在于他们对待诗歌艺术的功用态度。他们大多由于诗歌拯救现实的绝望而自杀,他们把诗歌当作挽回灵魂失落的手段,因为这种失落能够在无形中摧毁人的尊严和人的信仰,使人放弃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灵魂的拯救成为诗人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把人的价值、本质、命运当作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来思考探讨,把焦点放在人的灵魂的寻回与重建方面。他们试图以诗歌唤起人们对自我生存状况的注视,用更充实的生活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向社会的黑暗提出责难和抗议,揭示出个体生命中所有的苦难与疼痛、危机与自焚、分裂与毁灭，警醒人们对自己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从而不断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这本是高尚的诗学理想,但问题是他们过分夸大了诗歌的功用。文艺从来都不会立竿见影地改变政治和现实。诗的功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的灵魂建设问题,正象诗歌从来不是政治的妓女一样,政治也不会乖巧地作诗歌的奴仆,有些恶劣的现存状态在特定范围内还没有完全丧失其必然性,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臧棣说:“诗歌不是抗议,诗歌是放弃,是在彻底的不断的抛弃中保存最珍贵的东西。诗歌也不是颠覆和埋葬,诗歌是呈现和揭示,是人类的终极记忆。”①贵州诗人黄相荣也说：“派生诗的诗人本身就是虚幻的,对于现实来说。明智地承认这种冷酷的客观实在可以阻止我们去做以诗来改造世界或净化人类的幼稚的幻梦。”②
戈麦在一封不曾发出的信中说:“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我从不困惑,只是越来越感受到人的悲哀。”③他追求的是绝对的完美,一种虚幻的完美,他不能容忍妥协这一人性的弱点而自杀了。我把他们的自杀称之为诗性自杀,即他们把自杀作为一种诗歌行动,以其死完成一首悲壮的行为主义诗篇,高度自恋〈中性词语〉的自我生命与诗歌彻底融为一体。对于诗人来说,“死亡不仅具有个体生命的意义,而且拥有群体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能够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但是群体生命却能够从死亡中获得警示: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生命,尽量避免再次堕入深渊。”④
然而事实情况如何呢?这些诗人们为了灵魂的羽毛而放弃了沉重的自身,换来的是什么呢?芸芸众生都在关注现实,关注色情肉欲,关注自我荣誉,关注一己悲哀,却唯独对死亡麻木。海子们的自杀犹如一粒小小的石头无声无息地沉入铜臭滚滚、红尘滚滚的世俗大海中,起初还可作为文人们饭后的谈资,渐渐地连依稀的淡红也褪尽了。如果把海子们的精神比作大雁塔的话,那么,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正揭示了海子之后的生存现状:
……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
在这种现实境况下,我们应当重新考虑诗人的肉身问题。在《笑忘录》中,昆德拉主张应学会谈论自己肉身的希望,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希望。尼采借助于查拉图斯特拉的诗成功地将肉身重置于哲学的中心。他的七弦歌唱的是:我的存在彻头彻尾只是肉身而己,造化的肉身造灵魂仅用它作为自己意志的一双手。⑤
那么,在现实生存中如何保全沉重的肉身而又不使肉身与灵魂分离呢?奥地利伟大的诗人里尔克的诗路历程元疑将会给中国诗人一些有益的启示。
里尔克早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激情鼓手,只是凭着个人的主观情感写诗,那焦躁不安的情绪,无家可归的哀伤和对孤独的咏叹构成了他诗情的核心。后来他意识到这种诗风将会把他推向自恋的歧途上去,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人对自我价值的过份倚重,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潮,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导致了一种颓败和自恋情结,人愈是挣脱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愈是走向自我的中心,这无疑是哲学、艺术、文学的历史误导。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说:“我们漫元边际地四处追求无条件的东西,然而我们总是找到物。”⑥里尔克通过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考,重新给自我定位,坚定地扭转了诗风,从灵魂的流亡到灵魂的栖居,告诉我们灵魂的故乡是大地,是客观的“物”。对“物”的发现和思考,构成了里尔克一生的重大转折,也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坚实开端,大地和物对于人类来说,具有终极意义和价值。我们看到,愈是抬高主体价值,愈是沉洒于自我,所走的路就愈狭窄,大地才是存在的整体,万物才是真理的寓所,把灵魂交付大地,把生命交付万物才是真正的诗路。诗人应更多地接受这个世界,主动地去承担苦难的人生,只有全身心地潜入大地,沉入到事物内部，才能揭示深蕴的内含,去承受悲哀,在对悲哀的忍受、认识、接受过程中使灵魂渐趋成熟。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说:“我们悲哀时越沉静,越忍耐,越坦白,这新的事物也越深、清晰地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就更好地保护它,它也就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的命运。”⑦在里尔克这里,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艺术与生活这些对立的范畴获得了统一,实践性的现实生存与非实践性的审美生存获得了平衡,从而结束了诗人灵魂长久的漂泊飞翔状态,为灵魂找到了博大厚重的依附——大地和万物。他的历程对中国诗人的精神出路有着重要启示意义,让我们重新考虑诗人生存的本体论问题,为自己的灵魂找到真实可靠的根基。
由此,我又想到了世界纪未的中国诗人,他们不要希冀遗世独立,而应该扎实地沉入大地和现实,做好准备去承担新的苦难。世纪末并不是悲观绝望的黑夜,世纪初也不是盲目乐观的黎明,对下一世纪初的任何浪漫企盼都是虚妄的。“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⑧这正是谢冕老人清醒的认识。而对于当下的青年诗人们来说,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去承担起真实的人生,“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注:
①见戈麦《慧星》,第251页.滴江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②《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第337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③同①,第229页。
④殷国明《艺术家之死》.第l30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⑤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见《流亡与栖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⑥转引自崔建军《纯粹的声音》,第34页,东方出版社l995年第一版。
⑦冯至译里尔克《结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5l页,三联书店1994年第一版。
⑧谢冕《跨世纪的机缘》，见《跨世纪文丛》总序，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写于199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