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容桂政务网:何三畏:政治是个良心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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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个良心活儿   2008-02-12 10:05:13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媒体观察之何三畏专栏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面临解除报禁,邵玉铭先生是“新闻局长”。今年新春时节,本人在报纸上看到一段他回忆当年事的口述,不禁感慨系之。其中一个情节是,当年台湾艺人凌峰到大陆拍电视连续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影响很大。“这时我们所谓的安全单位常常打来电话,说凌峰拍的都是大陆光明的一面,应该拍一些阴暗面,让我去跟凌峰交涉。我没有那么笨,我去交涉的话,让凌峰传出去我会更丢人。我们的政府虽然已经开放,但是,有些官员心理上还没有适应开放”。

  这一段话殊堪玩味。它关涉到一个常识,可是在我们看来又很“陌生”的概念,即政治良心。“体谅”当时的情况,邵“局长”要去跟凌峰先生打这个招呼,似乎也不是说不过去。而邵先生没有那么做的原因,只是他“没有那么笨”。那么他有多“聪明”呢?我认为,他意识到那正是一个历史变革的关头,开放新闻是历史进步所向,具有正面的人类价值,跟它作对的后果将是“会更丢人”。一个“更”字,逻辑上含有他当时的自知之明,已经是觉得在“新闻局长”任上,做的是些“丢脸”的事情!所憾我看到的文字比较简略,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展开,但究竟他当初是不是这样想的,也只是一个良心问题,我们姑妄听之吧。

  总之事实正是这样,如果说20年前那还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那么到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了邵先生当时的“聪明”。如果他当时没有这样的“聪明”,今天就“没有脸面”如此坦然地甚至荣幸地来回忆这一段历史了。换言之,他当初不仅是站在了历史一边,也是站在了个人利益一边,从个人利益,他也应该做出那样的选择。

  而“安全单位”的人,在那种势不可当的历史洪流面前,不仅没有历史的方向,甚至对“政府已经开放”的事实也视而不见,由于在“心理上不适应开放”,意识不到他们已经是没有娘的孩子,政权已经改弦更张,他们只能凶巴巴地锈蚀在原来的机器里,除了效忠于一种思维的惯性,已经不知道效忠的是什么了,不知道在那种时候还“常常打来电话”干预文化和新闻,不仅对人类文明价值是反动的,对他们个人也是不智的——看吧,他们“丢脸”了。不幸的是,经验证明,在任何历史关头,都不愁没有这种人。与其说这是政治的悲剧,毋宁说是人性的悲剧。

  甚至,或许这并不只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宿命。据报,深得中国人之心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在拍摄的时候,尽量使用了当时东德的政府大楼之类的实物背景,可是,轮到去德国国家档案馆借拍的时候,被馆长先生简单地拒绝了。馆长的理由是,该电影的主要情节——东德安全机关的一位特务人员因为监视到一位剧作家的一段悲哀的爱情而心生恻隐,从而在关键时刻保护了那个梦不知天明的可怜的人——不真实,因为,他的档案馆里没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这个电影故事以外的插曲让人瞠目结舌。现实的残酷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击碎了艺术的浪漫。可是,相比于德国人,中国人对政治的残酷性更有宿命般的认同。对于一个遭遇雷击的人,中国人会叹息他运气太差,而对于一个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则只怪他自己“找死”。政治人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扪心自问,都不会承认政治是需要良心的,并且恰恰相反,你说“政治是反良心的”,则无论上智下愚,都会点头称是。盖中国人相信政治本是无情物,政治是一种斗争,一切残酷都只是手段,一切手段都只是为了斗争,一切斗争的牺牲都不应该由个人负责。而最终,一切都将死无对证,一切都没有报应,上帝面前没有清算,良心跟天国一样缥缈。以中国的民间意识和官员操守来看,鳞次栉比的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传人。

  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人物,即便“打来电话”的只是“兄弟单位”而不是上级命令,也会“努力推进”而“绝不手软”,并且会加码落实。所以,像邵玉铭先生那样,作为一个“新闻局长”,还怕“丢人”,即便只是基于个人利益上的机会主义选择,也在事实上顺应了人类良心的要求,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减少了一份历史的负资产,增添了一份现实的清洁,实属可嘉。做官的思维没有泯灭邵先生的良知,使他得以面向未来,因此在后来的时代,他即便百无用处,也不至于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802120009.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