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好与做大：最佳边界在哪

    效率与公平究竟谁为先？即究竟是先做大蛋糕，还是先切好蛋糕？这是经济学的一个难题，也是社会政策中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分析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两个基本工具

    专门研究社会分配问题的福利经济学对于效率与公平问题持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古典的福利经济学家们主张实施国民收入均等化的政策来增进社会的福利，其主要政策主张是针对高收入者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对低收入阶层则给予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等。对此，新福利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政府若是采取鼓励高收入者投资的办法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比仅仅依靠转移支付来救济低收入者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面对这样的难题，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给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边界”法则。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边界”，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存在一个社会资源与收入分配的最理想状态，只要越过这个理想的边界，就会产生所谓的零和博弈解，即如果要增加一个人的利益就必须以另一个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

    这种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分配方法，不管其结果是否会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公平”，其代价必定是效率的损失，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帕累托又强调，一个社会在追求收入和资源分配的公平时，必须具有以下特征才是理性和可行的：社会管理当局打算采取某种政策来增加社会收入与资源分配的公平，只有当这样的政策在导致政策的受惠者能够得益，同时又没有人受损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这种公平解被称之为“帕累托改进”。

    效率与公平谁先谁后 关键要看社会状态

    运用“帕累托最优边界”和“帕累托改进”两个基本分析工具，来对“分蛋糕”和“做蛋糕”孰先孰后的问题进行理性探讨，我们不难找到解决社会公平分配问题的合理解。简单地讲：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究竟是应当采取效率优先的政策组合还是公平优先的政策组合，并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解，而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它取决于分配政策实施时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即决策者所面临的政策环境究竟是处在“帕累托边界”之内还是之外。如果是在边界之内，则分配有利于促进公平，且不会产生一方获益则另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若在边界之外，则应采取效率优先的经济政策来增加财富，这时“在发展中促进公平”的政策组合就最为可取”。也就是说，讨论效率与公平问题时，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是，社会究竟处在何种状态，弄清楚社会所处的状态要陷于制定何种类型的收入分配政策。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很多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加大后缩小的趋势。这种特点表明，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保持经济增长（做大蛋糕）比公平收入（切好蛋糕）更加重要，因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受较低人均收入水平的制约，社会管理部门不可能通过类似于累进所得税这样的政策杠杆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这时的理性行为是：与其对富人增税来补贴低收入者，还不如对富人减税、鼓励其增加投资，以便为低收入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为可取。

    如何理性看待中国当前面临的“分蛋糕”与“做蛋糕”问题

    以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大致上处在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并未达到大规模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来实现公平收入与资源分配的经济发展阶段，所以仍然需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

    但是，有人担心中国是否会像世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笔者认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却把问题的根源搞错了。道理很简单：发达工业化国家最终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而达到普遍富裕，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是，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对低收入者的补贴或者其他类型的转移支付来形成富裕的中产阶级，要使数量众多的低收入居民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使一个国家从贫困的国家经由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发展成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必须依靠财富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的财富创造“机会”可能要比公平的财富分配来的更加重要。

    所以，在做不到收入与资源平等分配的条件下，必须给所有人以均等的机会，为了促进社会公平，社会管理部门还必须尽可能地发展教育来提高全体国民的创造财富的能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编/杜美丽  美编/李祥峰）

    非帕累托过程(延伸阅读)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 (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秦晖 清华大学教授《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