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公众怎么看

    调查结果显示：

    ★88%的受调查者认为 围绕“蛋糕”的争论很有必要，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

    思路，凝聚共识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

    ★65%的受调查者认为“社会不稳定或动荡”是做大蛋糕的最大风险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7月21日至7月28日，共8天

    调查人数：23238人（包括分地区随机调查与网络调查）

    网络问卷：20138人（搜狐网、新浪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

    地区随机调查：3100人（由北京、重庆、广东、江苏、浙江、湖南、陕西等

    七省市人民论坛调研基地、调研点随机调查）

    数据加权处理：网络问卷占权重70%，地区随机调查占权重30%

    公众如何看待围绕“蛋糕”的争论

    88%的受调查者选择“很有必要，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凝聚共识”

    近日，关于先“做大蛋糕”还是先“分好蛋糕”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在对这次争论看法的调查中，88%的受调查者选择“很有必要，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凝聚共识”，仅有10%的受调查者选择“没有必要，这是个两难问题，争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专家指出，“做蛋糕”和“分蛋糕”之争实际上就是效率与公平之争。自有经济活动以来，效率和公平就紧紧扭结在一起，成为人们回避不了的一个两难问题，这一难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得愈加凸显。我国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促进了中国经济“蛋糕”快速做大。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更趋明显，“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孰轻孰重成为学者争论、公众热议的焦点问题。

    近期，重庆市、广东省两位主要负责人关于“蛋糕”的论述各有侧重，更是被网友广泛引用，引发又一轮讨论高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强调，“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高达88%的受调查者认为围绕“蛋糕”的争论“很有必要，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凝聚共识”，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梳理、归纳受调查者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充分反映了贫富差距已是当前公众的最大关切所在。许多受调查者强调“贫富差距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两位地方主要领导同志的“蛋糕”论因具体语境不同，在表述上强调的重点也不一样，本属正常，但随即引发国内媒体和网络热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公众当前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切。有受调查者指出：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与财富分布不公已经触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再不扭转这种局面，公众不会答应。

    二是只有充分讨论才能扭转部分官员单纯“效率至上”的错误认识。有受调查者表示，当前不少官员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异化为单纯的“效率至上”现象值得警惕，这样的讨论有助于转变这些官员的执政思维，让他们在“做蛋糕”过程中重视“蛋糕”的分配。有受调查者表示，当前官员不仅要在口头上，更应该在实践中“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真正落实“以人为本”。

    三是“蛋糕”争论所反映的问题是关系到政策选择的价值判断问题，只有充分讨论才能形成共识，推进下一步改革。有关专家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指出，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定位和指导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从“兼顾效率与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重公平”，党和政府在效率与公平这个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索。当前，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拉大，百姓不满情绪增加，一方面是综合国力仍不是很强，经济实力急需继续提高，政府也面临着决策困境。当前的“蛋糕”争论无疑有利于政府了解民间声音，继续探索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政策如何取舍

    52%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的同时可以‘分好’”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

    在当前发展阶段，您如何认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52%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的同时可以‘分好’”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2%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做大‘蛋糕’更重要”。该调查结果对当前的政策选择有怎样的启示呢？

    52%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的同时可以‘分好’”，说明公众对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了更高的期待。从主观意图上来说，每一个负责任的执政者都希望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使两者互相促进，良性循环。但由于效率与公平不仅存在着相互统一的一面，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一面，不控制过大的贫富差距，就会影响社会公平，而如果调控过度就会抑制市场竞争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效率的提高，这使得政策选择常常面临两难困境。因此，许多执政者不得不根据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优先战略。在当前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没有变，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回应群众的期待，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创新理念与方法，摆脱以往的路径依赖。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仅有2%选择“先做大‘蛋糕’更重要”），说明在现阶段公众对公平的价值诉求已经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各级决策者只有重视并回应公众的这种要求与心态变化，才能做出更符合民意的政策选择，才能真正构建社会和谐。有受调查者表示，当前整个经济不断发展，但有些人的日子却越来越难，希望政府能够多些惠民措施，让每个人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

    与此同时，在“您认为分好‘蛋糕’对做大‘蛋糕’的影响程度如何”的选项中，有55%的受调查者认为“非常大”，有25%的受调查者认为“大”，即有八成公众认为分好“蛋糕”对做大“蛋糕”影响大，表明公众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越来越低。这无疑值得执政者深思与认真对待。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最大风险与阻碍

    65%的受调查者认为“社会不稳定或动荡”是做大蛋糕的最大风险

    71%的受调查者认为“权权、权钱交易等腐败所造成的灰色收入过多”是分好蛋糕的最大阻碍

    无论是“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关键的是要防范应对好各种风险与阻碍。

    在“当前哪些风险会阻碍继续做大蛋糕”的调查中，65%的受调查者选择“社会不稳定或动荡”，58%的选择“收入差距太大”，55%的选择“政策上折腾”， 52%的选择“能源资源价格过高”，分列前四大风险。这些选项得票率都超过五成，反映了社会不稳定、收入差距太大、政策上折腾、能源价格过高等因素都是未来我国经济继续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克服，“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只有这样，才能破解这些发展难题。比如，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很多因素，都是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显现”， 如果不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社会结构性矛盾”就难以消除，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稳定”就难以实现。只有分好蛋糕，改革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稳定。

    “在分好蛋糕过程中，当前重点要破除哪些阻碍”这一调查中，71%的受调查者选择“权权、权钱交易等腐败所造成的灰色收入过多”，65%的选择“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用于民生的比例太少”，52%的选择“税务较重且不完善，减小低收入人群税收负担”， 46%选择“建立工资增长机制，使工资增长与GDP增长同步”，分列前四位。选择“权权、权钱交易等腐败所造成的灰色收入过多”这一项的受调查者最多，说明“分配”的调整不仅需要经济制度的改革，同时也需要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需要执政党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坚决打击官商勾结、规范“灰色收入”、治理腐败等。

    在科学发展的框架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统一协调起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专家指出，实际上，效率和公平都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两个价值取向。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增加物质财富，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同样，保障人的权利、促进社会公平、维护政治平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尽管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但都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没有人性的财富的积累和增加，也不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式的扩展，而是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效率的提高还是公平的增进，都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方域指出，要在科学发展的框架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统一协调起来。科学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在科学发展中，就既能调动老百姓“做大蛋糕”的积极性，使我们取得更大的发展成效，又能围绕民生“分好蛋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

    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体现的不仅是执政理念，更是执政智慧与执政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许这最能说明“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最终落脚点在于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马静、刘建）

    ■（责编/肖楠  美编/李祥峰）

    观点争鸣

    关于做大蛋糕优先还是分好蛋糕优先，实质上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选择，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效率优先，公平优先和效率与公平兼顾。”这三种观点暗含的意思是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对立和矛盾，因此，只能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不同程度的选择和组合，根据公平或效率在组合中的比重，分为重效率论、重公平论和效率与公平并重论。

    重效率论：效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效率决定公平

    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效率决定公平，凡是有效率的东西必定也是公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宾斯和弗里德曼等。

    罗宾斯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分配不公平，这种现象无法消除，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而减轻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手段在于提高生产效率，而非对再分配过程进行干预。

    弗里德曼认为追求效率所体现的结果不公平本身就是公平的，而“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在中国，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普遍认为，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它要求把效率放在首位，同时又要求兼顾公平，以平稳地在体制转换中实现公平原则。效率优先可以带动公平，只有生产力充分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以后，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重公平论：不公平会降低人们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这种观点认为公平决定效率，收入分配不公平会导致机会的不公平，进而导致收入并非与努力程度成正比，如此就会降低人们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主要代表人物有勒纳、米里斯、罗尔斯、新剑桥学派的代表罗宾逊夫人等。

    英国新剑桥学派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认为收入分配格局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即公平左右着效率；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率及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越大，因而工资收入份额就越小，从而使工人的处境相对恶化，并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现象。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会带来工资总量的增加，但决不意味着消灭贫困，而且经济增长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低于社会一般水平。 

    在中国，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将会影响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种宏观背景之下，在坚持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公平。 

    公平与效率并重论：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者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平等

    持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两个政策目标同样重要，二者必须并重，关键在于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者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平等。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阿瑟·奥肯等。

    萨缪尔森等认为解决公平问题本身就会带来效率的提高：“为贫困家庭提供保健服务和充足食品的计划将增进生产率和效率，而不是减少产出。打破今天的贫困恶性循环，我们明天就能改进贫困家庭儿童的技能、人力资本和生产率。” 

    阿瑟·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因此，“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余斌）

    ■（责编/李逸浩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