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2016什么时候开服:《重庆日报》专访刘国光：既要“做大蛋糕” 又要“分好蛋糕”

既要“做大蛋糕” 又要“分好蛋糕”
——专访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国光
 
2011年08月05日  来源：《重庆日报》

　　坐在记者面前的刘国光，发丝如雪，精神矍铄。

　　上世纪40年代，刘国光在抗日的烽火中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深厚的学术根基，奠定了刘国光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已88岁高龄的刘老，如今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用他自己的话说：“年纪大了，需要休息，也要把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但对于《重庆日报》记者的采访，刘老却决定破一次例：“重庆搞共同富裕，意义很大，有必要出来说一说！”

　　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要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

　　重庆日报：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就涉及到一个“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您如何看？

　　刘国光：我们过去30多年，大部分时间是放在“蛋糕做大”上面，没有把它放在“蛋糕分好”上面。这是一个缺陷，因为我们国家穷。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把“蛋糕做大”是政府的责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的良知、良心。

　　社会主义要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社会主义是大家共同分享，不是少数人侵吞发展的果实。同时不这样做也不行，不这样做怎么能进一步做大“蛋糕”？不这样做，老百姓的不满意程度多起来，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蛋糕”就没办法继续做大。而且现在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也必须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不然多数人收入很少，手头没有购买力，从何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者并重，应当更加注重“分好蛋糕”的时候了。

　　按照邓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谈话的精神，在上个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就是“分好蛋糕”的问题吗？那么就是说从20世纪、21世纪之交开始，我们就应该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开始注意“分好蛋糕”，并且把后者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地位。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不是我讲的。现在两极分化的趋势，比2000年的时候严重得多。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到0.5左右了，所以更应该把“分好蛋糕”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

　　所有这些，也是我为什么出来接受采访，对于重庆推动共同富裕的做法倍加推崇的原因。

　　解决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更困难

　　重庆日报：把工作重心转到“分好蛋糕”上面，是否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一致？

　　刘国光：这两者是一致的，“分好蛋糕”其实正是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把“蛋糕做大”，一个是把“蛋糕分好”。不是说现在不要再“做大蛋糕”了，尽管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还要继续“做大蛋糕”。但应该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重点放在扭转解决两极分化趋势问题方面，即放在“分好蛋糕”上面。如果只说“做大蛋糕”，这跟社会主义性质不符。资本主义也“做大蛋糕”，人家的“蛋糕”做得还比我们的大。我们社会主义“分好蛋糕”是更重要的。因为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既是全体人民切身关心的问题，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宗旨，也是我们政权合法性的根据。

　　邓小平说分配问题大得很，比生产问题更大，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更困难，这就是说，分配问题比发展问题更困难，“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难。这个事情不是小事情，大家研究得还是不够。

　　强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重庆日报：目前要实现共同富裕，突破口在哪里？

　　刘国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时，人们举了很多缘由，诸如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缘由都能成立，也必须一一应对。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

　　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制为主体地位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最终地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实现共同富裕。

　　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这指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人产权的发展，容许非劳动要素（主要是资本）参加分配，但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为前提，不能让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主体，也应该扭转按资分配代替按劳分配为主的趋势。（记者 龙在宇 实习生 阳炆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