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通宝价格及图片:边界与分歧：在常态与“心灵”之间（牛学智作）

                 一、“心灵叙事”发生学及其虚妄承诺

      从新写实主义到欲望化写作，无疑是导致“心灵叙事”出场的一个直接后果。按照洪子诚教授的描述，“‘新写实小说’的‘新’，是相对于当代写实小说的一段状况而言。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有异的是，对于平庸的俗世化的‘现实’，‘新写实’作家表现了浓厚兴趣。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并采用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较难看到叙述人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评价。这透露了‘新写实’的写作企图：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新写实’作家的现实观和写作态度，是他们的创作切入过去‘写实’小说的盲区，但也会产生对现实把握的片断化和零散化”［1］（340-341）。价值判断上的不介入，意图上的原始状貌，以及以关切、认同的态度，来描述俗世形态的生活。这些其实已经是欲望化写作的前文本特征。只不过当时语境下的新写实批评家，着力点并不在这里。他们与新写实作家一起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把人从历史本质中解救出来，还原小人物的历史面貌和俗世状态。显然，这是一个集体“解构”的文学运动。
    在新写实后期，文学的一个极端化表现是，由日常自然地进入对身体的展示，或者说，日常叙事的必然走向就是要找寻长期以来被迫迷失的身体。如果抛开题材的划分，我认为物化的都市景观和所谓女性身体写作，消极的意义就在于，把文学的世界紧缩成了个体私人的世界。从大的方面说，被发掘的欲望不只是指人性的潜意识，在无意识、潜意识合理化的基础上，大力宣扬一种飘忽的、不确定的、说不清楚的人生观。那里不索求起码的善恶、美丑、是非的界限。洪先生所说的现实把握上的片断化和零散化，到了欲望化写作已经成了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这在许多作家的创作谈中表现得很明确，一方面，他们认领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仅仅是个人的谋生手段或自娱方式，文学就有理由成为他人陌生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他们骨子里充满“革命性”，文学成为一种有对抗物的释放，自娱、自乐、自虐、自恋，窥探、偷窥、暴力都在文学表达的范围之内。这时候，文学人物不再是小人物的普通形象，呆傻、白痴、病态、变态是主要人物的突出特征。在这些人物的眼里，世界必然是荒诞的、不可把握的，现实必然是断裂的、碎片化的，人生必然是神秘的、宿命的。最后，人性的吊诡就是合理的。革命把人变成非人，反革命把非人变成人，便是一般的历史小说的人性模式。
    私有形态写作的大量流行，构成了批评家对当前文学失望的直接原因。《南方文坛》2004年第1期发表了长达21页的题为《回到文学本身》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在这次云集了当前最为活跃的批评家论坛上，批评家集体性地诉诸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性问题。老实说，我读这篇论坛的感觉正像参与者之一的张柠所言：“大家的发言分开看，都有道理，也很漂亮，但放在一起就一团糟。”原因是，多元化思维下的精神交锋缺乏对共同问题的价值底线：“文学是个人最孤独的内心的一种声音”、“文学就是小丑，在公众面前表演”、“文学就是维护人的尊严，表达一种最自由的声音”、“也有人将文学当作达到个人目的而向当权者的献媚的工具”等等，这些都是非价值的多元，而不是价值的多元。各执己见就等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至少没有就某个问题达成哪怕是理论上的共识。导致空谈的核心因素大致有两点：1.没有结合中国当代的作品；2.没有就当代中国的现实来谈问题。不过，就这次论坛的论题本身，仍然可以看作是批评家集体提出“心灵叙事”的发端。
    首先，提出了在“全球—本地”化语境中如何确立中国文学的自性。批评家郜元宝借鲁迅的“立人”，认为文学改观被动的、后发的“反应”，主要在于“先立其人之心，让他的‘内部生活’变得深邃壮大，其他一切救国计划，比如我们熟悉的各种号称要对时代作出‘反应’的计划，其重要性倒在其次”。
    其次，重新思考写作者的身份，即写作者的立场、姿态、职责。对该问题的讨论，讨论者似乎都有经验要谈，但结果仍然倾向于个人主义的神秘色彩和宿命论成份，颇有代表性的是作家陈希我的观点。他不齿所谓活命哲学。他认为：文学不是比进步、比科学、比道德的东西，不是比正确、比常态；文学是比弱的，比的是软肋，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
    再次，中国文学的精神本根：信仰还是虚空？虽然批评家谢有顺的观点与中国文学精神本根充满了悖论甚至自相矛盾，但因其有相对的结论，基本可以代表该论坛的旨意：“伟大作品该有的最基本的命题，比如存在的意义、生与死、人性、宗教意识等。”域外的宗教精神、宗教思想和对域外宗教的理解，其实是他讨论中国人精神问题的出发点。
    归纳一下，回到文学本身。第一，要书写内部生活。对于新时期以前中国文学的处境而言，内部生活自然更为自由一些，但结合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内心叙事，与前者并无本质性区别。那种隔绝更大的社会背景，进入人物内心，把内心景观显微化的文学，很难说对“立人”有必然的积极意义。第二，把写作者定位在找寻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上，找寻世俗逻辑之外的另一个逻辑上。连起码的正确、常态都不屑于关注，这样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普通人是不可能领受得了的，更遑论对普通人的精神有益了。这肯定是个误会，神秘主义只能是私人的事情。第三，把中国文学的精神本根立在西方传统的麾下，学习、修复、改善是可以的，但要借此来解决中国人的精神缺失问题，从根本上会越走越与中国现实隔膜。
    也许是谢有顺有所警觉的缘故，在2005年第4期《南方文坛》上，他发表了《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的文章，对他在2004年论坛上的观点进行了扩充和具体化。背景由《圣经》变成了中国作家曹雪芹、鲁迅、张爱玲的作品。主要思想支援来源于胡兰成、夏志清等人，或者说受胡、夏等人文学观的启发。客观地说，整体上我是认同这篇文章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认识：其一，曹雪芹、鲁迅、张爱玲无疑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永久性生命力的作家，他们在不同时段都能被研究者言说，既是热点又是永恒话题，可以说各个维面的发掘都有，谢有顺能在社会伦理和写作伦理的主题下把他们串起来而不牵强，足见谢并不是一时的较真；其二，谢对当下文学中的病象很敏感，也试图从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这在方法论上无疑是正确的。
    但我对他梳理三位作家的意图——认为中国文学历来缺乏“心灵叙事”，因此要补写作功课是解决作家对文学人物善恶观的态度。我以为这是极其有限的论调，且不论三位作家作品的丰富和复杂，就现实关怀而言，三位作家对笔下人物的态度并不是像谢所说的，“好玩之心”和“无差别的善意”（胡兰成语），这一点是谢文的根本目的。可以说，正是为了表达这一中心论点，三位作家才有缘走到一起。行文过程保持着谢有顺一贯的风格——口气的决绝，术语的滥用，铺排的个人推理以及以点带面的姿态（通常被认为是谢有顺的才气）。全文比较长，恕不细析。这里只摘引其文中带有结论性的一段话：
    我希望看到有一批作家，成为真正的灵魂叙事者。他的写作，不仅是在现实的表面滑行，更非只听见欲望的喧嚣，而是能看到生命的宽广和丰富，能“饶恕”那些扭曲的灵魂，能有无所不包的同情心，能在罪与罚之间张扬“无差别的善意”，能对坏人坏事亦“不失好玩之心”，能将生之悲哀和生之喜悦结合为一，能在“通常之人情”中追问需要人类共同承担的“无罪之罪”，能以“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写出“灵魂的深”——这些作品品质，在日渐肤浅、粗糙的当代文学中几近绝迹，可以说，它直接导致了当代文学的苍白和无力。
    特别是当代小说，大多还是走“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路子，把“兽性”当人性来写的人也不在少数，精神上的狭窄和浅薄一目了然。因此，一个作家是否具备生命的广度和灵魂的深度，就直接决定了这个作家写作境界的高低。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当代作家，开始从现世的道德、是非中超越出来，正走向生命的仁慈和宽广，正试图接续上中国叙事文学（以曹雪芹、鲁迅、张爱玲等人为代表）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血脉。
    这样就清楚了，浅层次上，心灵叙事指超越俗世道德观、善恶观、现实观、政治观；更深一层实际上仍然指向西方的宗教意识。看来胡兰成的话在该文中是个关键，它负责该文背景的转换，把西方转换成中国，而核心内容还是上次论坛上配置好了的。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他把这三位作家放到一起的学理性。恐怕至少鲁迅并非是那么唯美的作家，大量的鲁迅研究成果搁在那里，这是文学界内的人早已有目共识的事实。至于张爱玲，在对张爱玲作品有过专题研究的学者那里，张的小说也并不是《圣经》式的作品。比如王宏图曾援引他的博士生导师陈思和的“浮世观”，得出的结论是，“张爱玲的作品从整体而言无疑描绘的是俗世中人们的生活常态”，在决绝的思想批判性上，张爱玲显然是不能与鲁迅同日而语的［2］（66）。
    另外，诚如王彬彬所发现，像夏志清（还有胡兰成与大陆的特殊关系）这样的旅美华人，他们在审视现代文学时，有他们相对超脱的一面，同时也有他们的局限，即“清醒与迷误共存，新见与偏见交错”［3］。不能辩证地看待他人的观点，先设题旨再找证明材料的批评方式，也是近年来批评界的一种普遍批评症候。这正好说明了批评的不真诚，批评的不及物性。
    不过，这一路下来，那次论坛上批评家提倡的“心灵叙事”的轮廓还是比较清晰了。第一，“写什么”上，心灵叙事就是要拒绝或者尽量拒绝走“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路子；第二，价值立场上，心灵叙事要价值中立，张扬“无差别的善意”，能对坏人坏事亦“不失好玩之心”；第三，精神关照上，能饶恕那些扭曲的灵魂，能有无所不包的同情心。这样一来，心灵叙事倒真是自由了，但文学与读者的生存恐怕就要永久地失去联系了。对于中国国情下特殊的读者，即当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网络中，时代的艰难问题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以上心灵叙事显然是一个虚幻的承诺。
    当然，心灵叙事并非是新鲜名词。同样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下，早在1990年代，徐葆耕先生就在《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就阐述过了。不同的是，徐先生的“心灵的历史”既指心灵的丰富与复杂，又指制约心灵的力量的沉重与繁杂，而且要真正地解放心灵，先得解放挤压心灵的力量。吕俊华为此书作的“序”中说道：“总之，他们（按——该书评述的西方作家）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灵，如果有区别地说，就是现实主义比浪漫主义更重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撞碰与和谐。具体地说，心灵世界不能不受制于历史空间和种种外部因素。总之，是主体创造了自己的枷锁，然后再来挣脱枷锁。心灵世界的发展就是这样。”当前的一些批评家极力推崇的“心灵叙事”，似乎不包括围困心灵的“历史空间和种种外部因素”。不要说病象丛生的当代文学，就是一般的文学诉诸，“心灵叙事”能否成为拯救文学的有效途径，显然是需要大打折扣的。
                                           

                  二、现实主义与常态伦理叙事

    我这里并不是对心灵叙事抱有偏见，我表示质疑的是，心灵叙事的持见者是不是一定要以反抗现实主义为代价。2004年的“论坛”，2005年谢有顺的“中国叙事伦理”，再加上近几年见于各种核心文学理论期刊的大多数文学评论文章，概括一下，其实不过两大类：一类是守护“底层文学”；一类是在人性的大旗下展开的，注重文学的寓言化、魔幻化的文学存在论。谈论底层文学不可回避地要谈到道德、人道、良知、伦理等公共领域话题，而谈论存在则免不了要超越具体问题，如何有想象力就成了文学性强不强的关键问题。暂且不论被评的作品适合不适合这样的归类，较劲的结果是后者的声音往往压倒前者的声音，或者说，前者经常是被后者批判的对象。因此，给人的一个印象是，关注现实问题、关注社会公共意识领域、表达人道情怀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是窒碍今天文学发展的绊脚石，也就意味着现实主义风格是该抛弃的、落后的、守旧的东西。说心灵叙事是对现实主义的反动可能不怎么严谨，但从文学观上，心灵叙事的容器至少不屑于容纳写实，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写实或现实主义的首要品质是真实性，是对整体性问题的触碰。人道主义和现实关怀是它的基本价值支撑。或许可以说，现实主义就是一种宏大叙事。那么，对走“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路子的蔑视，不管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究其实质，这种文学仍然难脱私我嫌疑。直接说，心灵叙事不可能理想地走出把兽性当人性来写的囿限，所谓“生命的广度和灵魂的深度”只能是叙事理论的一厢情愿。在“罪与罚之间张扬‘无差别的善意’”、“能对坏人坏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在心灵叙事者的理论描述中就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擅长的“轻”和“趣”，所谓“超然物外”、“物我两忘”在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都属于个人心灵感悟的范畴。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本无可厚非，只是把这种滋味视为最高美学时，文学的思想力量或许就成了真的问题。毋庸置疑，我们一般是在方法论的层面谈论现实主义的，即文学应对现实的“反应”或“反映”的策略。如果单从反应论或反映论的角度分析，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现实主义的确不啻为一种静止的、被动的、后发的、功利性的创作误区。心灵叙事所呈现的境界自然会给文学一个广阔的洞明视野。只是心灵叙事剑走偏锋之时，即只进入人的内心，不进或故意回避它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这个时候，心灵叙事不但标不出文学的品格，反而使文学更加无根。
    基于人们对现实主义的普遍误解，李建军提出了对现实主义的重新理解，他认为，从根本上讲，现实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情感态度，一种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
    现实主义即人道主义，它意味着无边的爱意和温柔的怜悯，意味着对陷入逆境的弱者和不幸境地人们的同情，意味着作为“道德力量”和“人民的良心”……现实主义即批判精神，它意味着始终以分析的态度面对现实，以怀疑的精神思考并回答时代“最艰难的问题”；现实主义即客观态度，它意味着对事实真相的忠实反映，对人物个性的充分尊重……它努力追求真实可信的叙事效果，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感受”；现实主义即文化启蒙，它意味着用理想之光照亮暗淡的生活场景，意味着要求作家要有自觉的文化责任感，要致力于从精神上改变人、提高人和解放人……［4］
    我认为，李建军指出的实际上是当下文学特别是小说叙事中，普遍缺乏的常态伦理叙事问题。毫不讳言，从20年前的形式实验到今天的异化叙事（弑父、偷窥、梦境、痴傻），中间虽然有许多说法，目的是要中国化，但本质上是去中国化。很难摆脱早期西方异化文学的阴影，就连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底层文学”，要么完全是纪实笔法，真实地掉渣但没有文学；要么意图先行，愤怒过了头，比狠比惨，畸形的苦难似乎就是底层。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写实功夫的不扎实，实际上技术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出了问题。看起来他们在非常态中颠覆什么抵达什么是明确的，实际上变来变去的“怎么写”，只为小说叙述提供了投机取巧的方便，他们从来不屑于考虑人生的常态和人性的常态。所谓超越、创新是作家们至高无上的追求，也是评论家追捧的不二法门，这样一路下来，文学的发展就成了时间上名副其实的直线性线索。变化叙述的花样，试验命名的快感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主要事件。因此，人们普遍的认识是，读多数小说就是寻求刺激，或者就是看热闹。刘小枫说：“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说教，只讲故事，它首先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释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自己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5］（6）
    总之，非常态伦理叙事，指的是那些提供人生的神秘面孔、发掘人性的恐怖因素、视现实为灰暗、戏剧性地看待世界的叙事路向。这样的作品，作家们自然有他们很得意的理由，看过许多作家的创作谈和访谈就会明白，他们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乃至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并没有太离谱的看法，可以说他们其实是在明明白白地玩文学。更有甚者，对批评家的批评指桑骂槐、百般有理——的确，他们只是在施展想象力，意义并不是他们的首要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以为中国当代作家在“怎样写”上已经纠缠得太久，在社会热点的追踪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强势潮流——反而利用了时代的艰难问题，把艰难问题文学化了。应该正视常态的人生，关注常态下的现实结构，介入常态下的世界核心。
    首先，常态不是日常，日常叙事奉行的是存在的就是现实的逻辑，常态对现实是一种深入、分析、克制、修复。毕竟人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不可能离开各种关系而孤立存在，人的种种际遭、奋斗、理想的落实，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者力量的制衡。文学在唤醒人们心灵自由的同时，处理现世关系时的隐忍、谦让、退步以及利他的牺牲性，应该也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文学应该使人自身觉悟到意识或潜意识中的某种暴力和恐怖因素。或者说，文学在帮助人认识自己时，同时也应该对自己的所获所得有足够的警觉性，这或许远不是文学的伟大，但对于读它的人来说，是有用的。
    其次，常态伦理叙事是有价值边界的文学诉诸。当下比较流行的内心叙事和所谓人兽同体的人性论，我认为兜售的是判断含混的文学观，呈现多层次的内心内容或许有助于获得语焉不详的“纯文学”的名份。但小说叙事它首先是可读性文本，一切意义都在可读中生成。现实主义的大师哈代、列夫·托尔斯泰都写人的内心，读者却从来不会在内心的复杂中迷失。
    再次，描写人的脆弱，书写人的神性、宗教性、精神性，是文学当然的对象，但没有对正常人生中不凡因素的拨云见日，即没有对现实秩序的透析，一切精神意义都将会失去说服力。某种程度上，常态伦理叙事就是说服常人的文学。理论批评界之所以始终有一些人在呼唤伦理、良知、道义，我认为正是基于对弱者、小人物、被剥夺话语权的普通民众的尊重。如果连起码的尊重都很稀薄，叙事再怎么心灵化也都是失去关照力的。事实证明，心灵奥秘只能属于片面的真实，不可能赢得普遍的真实。普遍的真实只有走出自我的絮叨，才可能拓开一个共鸣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心灵叙事对公共意识的漠视，只能造就文学的小家子气。刘小枫的“陪伴的伦理”，李建军的现实主义就是“一种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本质上他们表达的是文学对现实中活人的作用。陪伴、关联在唯美学是求的创作者那里不见得很高明，但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却十分管用，文学正是通过大量的读者得以流传，而不是私密化地走向少数人学术的演练场。

参考文献：
［1］洪子城.对“新写实”的描述［A］.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9.
［2］王宏图.浮世的悲哀：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哲学［A］.都市叙事与欲望书

     写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王彬彬.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J］.南方文坛，

     2005（3）.
［4］李建军.重新理解现实主义［N］.文艺报，2006-04-08.
［5］刘晓枫.引子：叙事与伦理［A］.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