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的“中国模式”——一场比较文化讨论

　　2011年新年伊始，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Amy Chua)凭借她的《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有关中西教育模式孰优孰劣的白热化辩论，并一举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争议的母亲。
 　　在这本出版当日即攀升到亚马逊网站销量排行第六名的新书中，蔡美儿宣扬了一种据说是“中国式”的教育方式——简言之，即以课业成功为唯一导向的专断高压的管束和灌输。例如，蔡美儿的育儿经中包括：“绝不允许”孩子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自己选择课外活动、成绩拿不到A，以及不尊崇家长的意志选修自己喜欢的任何乐器……等等。所有这一切，显然与历来崇尚“尊重儿童个性”、“游戏优先”……的西式教育理念全然背道而驰。
 　　1月8日，《华尔街日报》书评版以《为何中国妈妈更胜一筹》（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为题刊登了这本畅销书的部分节选，立即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据称，短短不到一周时间之内，《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出现了4000多条相关评论；而在Facebook上，更有10万多人次加入了关于“虎妈”的讨论。这里顺便提一下，蔡美儿自己后来费了相当大的力气一再试图纠正读者对她的“误解”，她认为《华尔街日报》上的那个标题“太过招摇”，还坚称自己从没说过中国式家庭教育是“更好”的。但她那无足轻重的自我辩解早已被汹涌的大众舆论氛围所淹没。
 　　总的来看，虽然也有人认为蔡美儿的做法不无道理，但更多美国家长用“震惊”和“恐怖”这样的字眼儿来形容自己对“虎妈”教育的反应。有人甚至表示，她对待自己女儿的方式几近“虐待”，是“危险”的样板……
 
 　　●蔡美儿其人
 
 　　蔡美儿1962年出生于美国，其父母为菲律宾华裔，祖先似乎是来自中国福建的客家人。按照华人习俗，她属虎，这本畅销书面市于2010年1月初，那时尚在中国农历虎年，亦为她的本命年。
 　　如果翻开作者的简历，我们将会发现，蔡美儿本人就是一个“中国式教育”的成功典范。她8岁随父母移居到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80年高中毕业的时候，蔡美儿荣获National Merit Scholar（美国高中生毕业之最高荣誉奖）；1980-1984年就读于哈佛大学期间，她又先后摘得John Harvard Scholar 和Elizabeth Cary Agassiz Scholar两个奖项，并取得学士学位。1987年她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时；1990年，蔡美儿入纽约州法院就职，之后先后在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佛大学、纽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曾造访过中国北京大学；2001年起，蔡美儿受聘加盟著名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据说是该学院当时最年轻的女性法学教授。
 　　我最初知道蔡美儿教授是在2004年，她在《读书》杂志那一年的第7期上发表随笔《起火的世界》，向中国读者介绍她2003年在美国出版的同名著作《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 Global Instability）。这本书后来由刘怀昭翻译，于2005年3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汉译本。
 　　有一个小问题我一直很奇怪，据我所知，当时她在中国发表文章和出书时使用的中文名字都是“蔡爱眉”，不知如今突然改成“蔡美儿”是出于何故？
 　　我没有读过《起火的世界》这本书，但从蔡爱眉（在本文其他地方我将仍然使用“蔡美儿”这个现在通行的名字）自己的介绍以及《读书》杂志2004年第10期发表的另一篇署名贺欣的书评《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中的民族仇恨》等文章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它的主旨。作者认为，新千年前后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冲突和动荡都与种族问题有关，而导致这些种族矛盾大规模升级的根源，恰恰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向第三世界推销的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模式。
 　　在作者看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常常会有利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的少数族裔——如东南亚的华裔、俄罗斯的犹太裔、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欧裔白人等，这些少数民族在所在国家人口中占极小的比例，却积累了庞大的财富。例如，在蔡爱眉父母的祖国菲律宾，华裔只占全国人口的1％，却控制了该国60％的私有经济。与这些被作者称之为“统治市场的少数民族”相比，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本土多数民族却普遍地生活在贫困、甚至是赤贫之中。这种巨大的贫富落差致使本土多数民族产生被掠夺、被奴役和被羞辱的强烈心理感受，而后者很容易转化成对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的怨愤乃至仇恨。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普选民主在这些国家的推行，由于那些被市场所抛弃的当地民族在人口上占绝对的多数，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使得他们在政治角力中处于当然的有利位置。为了当选，任何候选人都必然要迎合当地多数民族的利益，主张对当地民族有利的政策。一些政客为了推卸责任、掩盖自己的无能，甚至刻意煽动种族仇恨，于是便导致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利之间的激烈冲突。一旦局势失控，往往引发严重的社会骚乱、直至种族屠戮。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联袂而行，非但不是打开繁荣之门的钥匙，反而是通往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论，《起火的世界》一书作出了细致和正确的的观察，提出了重要且紧迫的问题，但未能对其观察到的现象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结论。
 　　在接下来的2007年，蔡美儿又出版了《帝国时代：全球霸权的崛起及衰落》（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and Why They Fall）一书。我未查到这本书在国内出过中文版，也没有读到过相关的介绍或评论文章，因此无从得知它的内容。但据旅美学者吴澧先生的介绍，她在书中提出一个观察：历史上支配性的大国，从古罗马到当今美国，还有中国从太宗到玄宗的大唐盛世，都以一种政策性的宽容，吸引国内国外不同文化背景的才智之士为己所用。也只有放手使用全球人才，才能成为全球大国。正在崛起的中国当然是一个大国，但从这一观察出发，蔡美儿认为中国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支配性全球大国。
 　　按照一些读过蔡美儿英文原著的人士的说法，她更像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而非艰涩的学者，其文笔流畅优雅，而且十分善于将自身的经历与所要建构的理论范式结合起来。这些都使她的书非常有可读性，令读者觉得她不是在坐而论道，而仿佛是促膝谈心。从可以寻见的介绍性资料来看，尽管《起火的世界》、《帝国时代》和《虎妈的战歌》三本书横跨的领域及本身的体裁差别极大，但从前两部著作（尤其是《起火的世界》）里依稀看得出来，身兼美国公民、华裔血统和菲籍故乡三种身份的蔡爱眉是一个对民族特性怀有特殊敏感的学者，这或许是她今天能够自如地切入中西教育文化比较领域的重要资本。
 
 　　●“中国模式”
 
 　　将近一个月来，我一直绕有趣味地旁观着海外媒体对“虎妈”和所谓“中国式”教育的纷纭众说。但说句实话，作为一个“中国儿子”和“中国父亲”，我对中西教育模式之争本身并无十分浓厚的兴致。因为在我看来，教育模式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是与一个社会的结构和制度高度匹配的。“哪种教育模式更好”说到底是个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的伪问题，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哪种教育更适应？针对席卷全美的“虎妈”现象，我个人更有兴趣探究的问题在于：蔡美儿究竟触动了美国人的哪根神经，以至于他们为之如此兴奋、躁动和不安？
 　　我注意到，除了始作俑者《华尔街日报》，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等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报章都对“虎妈”现象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和评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也不甘人后；蔡美儿和她的书还上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NPR）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新闻和专题节目镜头；至于那些读书类的报纸杂志，更是对“虎妈”连篇累牍……最有趣的是，1月末刚刚落下帷幕的2011年达沃斯论坛上，个人身份与“世界经济”丝毫沾不上边的蔡美儿竟也受邀前往发言。期间，哈佛大学前校长、克林顿和奥巴马两任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还一本正经地与她同台辩论……
 　　表面上看，“虎妈”蔡美儿挑起的仅仅是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但若从更为深层和隐秘的层面观察，“虎妈”现象折射出的是一种弥漫在整个美国社会中的焦虑感。
 　　自躲避宗教迫害的第一批英国移民抵达北美海岸之初起，一种日后几乎成为“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就在美国社会（确切地说，当时还没有“美国”这个国家）中牢固地奠定下来。它将美国视为“山顶上的圣洁城市”（《旧约》中的典故）、“上帝应许的新的以色列”……换言之，摆脱了“腐朽”、“罪恶”、“肮脏”的旧大陆（当时指列强尔虞我诈的欧洲大陆）的人们将在这片自由的新大陆上创造出更加符合道德的美好新世界。当这种宗教（或道德）热忱与那一时期风起云涌的启蒙精神结合在一起时，便造就了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精神和美国梦。它崇尚个人主义，鼓励冒险创新、反对政府管制……而随着美国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绝大多数头脑并不复杂的美国民众来说，他们所认同的这种内在“善”的价值又同外在的“成功”根深蒂固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正是美国人追求的正确的价值观，造就了美国今日的世界第一。这种将“成功”与“善”视作互为表里的哲学，颇有点像中国古代儒家的“内圣外王”学说。
 　　新世纪头10年对骄傲的“山姆大叔”来说，真可谓流年不利：先是深不见底的反恐战争泥淖严重消耗并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实力；之后，肇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又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经济及政治、军事各方面实力的迅速崛起，更令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了此消彼涨之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当下的美国国内，特别是精英阶层，一股怀疑和失败的论调甚嚣尘上。由此，在我看来，不论参与争论的美国人意识到与否，“中国虎妈”之所以瞬间红遍美利坚，其精神层面的意义早已远远超越儿童教育领域。蔡美儿的教育方法所象征的，其实就是近来论述汗牛充栋的所谓“中国模式”，仔细瞧瞧它那些处处与美国精神背离的可恶内容：家长主义、威权管制，哦，还有藐视个体的集体荣誉……
 　　因此，今年2月份第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一语中的：“中国虎妈”捅到了美国的“痛处”。文章指出，“虎妈”引发的激烈反应有其深层原因，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输给中国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虎妈”正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统治世界的“虎崽”，而“意志薄弱”、“纵容放任”的西方人的后代没有做好在严酷无情的全球市场展开竞争的准备。“通过犀利的笔触，蔡美儿已使整个国家的父母开始自问：我们是她所说的输家吗？”
 　　事实上，率先关注“虎妈”的不是地方性的综合媒体，而是向来专注于财经新闻的全国性报纸《华尔街日报》，这一事实本身就传递出许多微妙的信息。而大多数西方媒体更是从一开始就跳出单纯的教育视野来分析和评论“虎妈现象”。路透社的一篇专栏文章开宗明义指出，蔡美儿无意中触到了美国经济政策问题的核心：今天的消费和开支太多，为明天的投资所储蓄的太少；失灵的教育制度；奖励游说而非生产的税收制度。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美国政治家可以向中国母亲学习》，文章认为，美国人需要提高对自己和政府的要求，即使那意味着有些日子要做出艰难的牺牲。“中国母亲之所以给孩子设立很高的期望，是因为没有什麽比化不可能为可能更能鼓舞信心的了。对目前的美国来说，这种精神不啻为一剂良药。”
 
 　　●美国的“痛处”
 
 　　奥巴马总统大概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虎妈”的影响。他在1月25日发表的任内第二次国情咨文，就旗帜鲜明地以提升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为主题。演讲中他四次提及中国，并且耐人寻味地说，“（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开始得更早、用的时间也更长，并且更强调于数学和科学……”
 　　几天后公布的最新报告还显示，美国学生在一项全美理科测试中表现很差，显示奥巴马提出的培养高水平人才计划面临艰巨任务。报告称，仅有21%的高中生理科成绩为熟练或以上水平。美国现任教育部长邓肯为此专门发表声明说：“公布的结果显示，我国学生的学习水平无法维系我国作为全球科技领头羊的地位。”
 　　这里还可以援引一下不久前发生在教育领域的另外一个事件，它所蕴涵的意义几乎与“虎妈教育”完全相反，但也曾在美国和西方社会引起过同样巨大的震动。
 　　2010年12月初。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调查，称全球15周岁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方面的综合学习能力，上海名列第一，前五名中还包括其它三个东亚国家或地区，它们分别是排名第二的韩国、第四的香港和第五新加坡，都属于中华文化圈。
 　　这项权威的国际测试每三年进行一次，考察的着重点是轮换的，强调的是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例如读写能力测试中就包括推理能力，今年的测试着重点是阅读素养。在此前的连续三次调查中，北欧国家芬兰均蝉联第一，本次被上海取代，退居第三位。负责这个项目的一位经合组织官员还特地补充说，虽然上海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他们实际上在中国的12个省份对5000多名适龄学生进行了Pisa测试。即使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地区，测试成绩也接近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换言之，可以大致认为，中国该年龄段学生的综合学习素养和能力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这则消息极大地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及东亚教育死记硬背的传统印象，并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里根政府教育部助理部长、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福特汉姆研究所所长Chester E. Finn Jr.的话说，上海学生的优异成绩对他造成的震惊，使他又有了53年前苏联抢先将“旅行者号”(Sputnik)人造卫星送入太空时对美国人所造成的那种震撼感。这位前教育官员稍后还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题为《上海学生考高分，美国应警醒》的文章，呼吁美国人不要在找借口和相互推诿，或用“中国的教育强调纪律约束和死记硬背而非分析与创造”之类的说辞进行自我安慰。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当下的浓重焦虑。至于这种焦虑背后的逻辑内涵，我以为大多数美国人的意识里其实相当模糊，甚至经常自相矛盾。但它们都指向一个问题：美国会不会在未来的竞争中输给中国？
 　　《时代》周刊文章在末了自我安慰似地指出，这种国家身份危机并非新出现的事物。文章列举了20世纪中曾同样引起美国人巨大不安的竞争对手——苏联和日本及其相继衰落的例子，又以典型的美式乐观主义思维劝导读者说，美国人应该检讨自己的自满态度以及美国将永居第一的想法。“我们可以将她更宏大的主题作为一种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这种激励是我们国人过去时常拥有的。”
 　　但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时代》周刊的剖析虽然切中要害，但仍不能很好解释笼罩在美国民众内心的焦虑的核心问题。因为竞争中暂落下风对富于挑战精神的美国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素来就最崇尚竞争，艰苦奋斗、迎头赶上就是了。真正值得焦虑的依然是根本的价值观问题。
 　　如我之前已经提到的，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同属西方，美国人与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欧洲人也同美国人一样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20世纪的挫败和衰落经历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这些他们自视为“善”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与“成功”划上等号。因此，他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心安理得目送昔日荣耀的逝去，只要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能够继续保全下去。相反，美国短暂而辉煌的历史不足以使它的人民切身体认人类历史的这种无奈和复杂性。
 　　我一点也不认为美国人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为了看得见的未来竞争的成功而对“虎妈”及其“中国模式”心悦诚服。但在此刻，一定有一个问题像大山一般沉重地压在年轻的“扬基小子”的头顶上：假如代表了“善”的传统“美国精神”在同代表着“恶”的当代“中国模式”的决战中注定要败下阵来，那美国该作出如何选择？
 　　就像蔡爱眉在《起火的世界》一书里提到的，长期以来，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用胡萝卜加大棒向全世界“出口”自身的政治经济模式，并且直到今天还在喋喋不休地拿这套模式向中国说教。但现在看来，历史可能并不必然像美国人一厢情愿地想象的那样站在他们这一边。
 
 　　●“虎妈”在娘家
 
 　　《虎妈的战歌》一书中文版赶在春节前一周在北京上架销售，书名改成了平淡但可能更吸引中国中年女性读者的《我在美国做妈妈》。
 　　虽然市场嗅觉一向灵敏的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他们在去年夏天与国际版权代理机构接洽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它可能引发的争议，然而我依然敢大胆预言，它也许能够仰仗着它在美国博得的名头在国内卖得不错，但也仅仅是卖得不错而已。同为教育类图书，它绝无可能翻版10多年前《学习的革命》带起的那种洛阳纸贵的市场盛况。
 　　乍看起来，蔡美儿的教育观应该在中国找到更多支持者，就像本书中文版组稿编辑所说的，它涉及“激烈的跨文化碰撞和冲突”，而中国是蔡美儿的文化根源。但奇怪的是，从媒体及网络的关注的程度来看，“虎妈”现象在她的娘家却遭遇了显而易见的冷落。
 　　我想，这是因为：一来，这些年中国人的眼界和心胸日益开阔，再也不会轻易地为多变的国际风向所折服，日渐提升的自信心也使他们不至于被那些外人对有关中国的事务的肯定（或否定）性关注搞得神魂颠倒，血脉贲张；二来，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蔡美儿教育孩子的那套做法，对大多数苦恼的中国母亲来说一点也没什么新鲜的，这是她们每天的功课，蔡美儿没什么可以教给自己娘家的遍地“虎妈”们，因为身处巨大压力下的她们比她更加疯狂地担心儿女输在起跑线上。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社会自身眼下正发生着观念上的显著改变——在中国，尤其是在沿海大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中，舆论越来越形成这样的共识：应当坚决抛弃应试教育，鼓励对孩子独立性、自信心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让他们死读书。西方观察者吃惊地发现，无论是在发表《为何中国妈妈更胜一筹》一文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还是在新浪微博上，针对“虎妈”及其育儿经的留言中，批评远远多于支持。蔡美儿不仅遭到了那些反感父母严苛管教的叛逆的中国青少年的嘲讽，甚至也不被许多中国父母所接受。
 　　的确，近年来国内也陆续出版了不少教育内容的畅销书，但除了少数如《哈佛女孩刘亦婷》等之外，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像《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捕捉儿童敏感期》、《我的孩子是“中等生”》、《孩子来自天堂：积极养育的5个原则和技巧》、《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做父亲──不许失败的创业》等等，都以鼓励孩子的独立性为第一要旨。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风向变迁之一斑。
 　　还有一些读者拒不认同“虎妈”控制狂式的管教方法代表了中国文化，他们认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一位网友敏锐而正确地指出：《虎妈的战歌》一开始就被有意无意地误译了，蔡美儿应该是“华裔母亲”，而非“中国母亲”，因为她是菲律宾华裔美国移民的后代，本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很难与“中国”扯上关系。
 　　事实上，《时代》周刊封面文章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蔡美儿赞颂了‘中国方式’的优点,但从根本上来说,她所讲述的还是美国故事。这是有关一名移民奋斗者一心要在梦想仍有可能实现的地方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故事。”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更是尖锐地批评说：蔡美儿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自我中心与她对女儿的期望混为一谈了。通过对自身一切的优越感（包括她女儿的“出色成绩”）的吹嘘和对身边其他人的不屑，她“试图通过把自己的过度野心假扮成一种民族特质，而使其免受审视和评判。”
 　　更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将“虎妈”的育儿经视为某种涵盖面广得多的“中国模式”，已经有中国的分析人士从与那些忧心忡忡的西方预言家截然相反的立足点出发，建议中国应该向放任自流的“美国妈妈”学习。路透中文网的一位专栏作家写到：“中国需要了解，追求生活乐趣同样有意义。如果中国人多一点购物、多一点旅游和多一点自我放纵，那么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就会上升，巨大的贸易顺差也会回落，与美国等国的关系也能有所缓和……不错，美国政治家应该向中国的‘虎妈’们学习。美国有自己的失衡问题，作出一些不愉快的牺牲是纠正这种失衡的唯一途径。但希望中国官员也能看看美国母亲，学习一点不同的经验：满足感有时比成就感更重要。”这十分契合中国国内的主流社会舆论，根据我的实践观察，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于当今已经在西方成为一门“显学”的所谓“中国模式”即便不是持否定态度，也是相当怀疑的。
 　　现在看来，作为一本畅销书，不管蔡美儿教授本人怀有什么样的初衷和期待，《虎妈的战歌》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跃出单纯的教育视阈，成为一桩“比较文化”事件。我在想，假如中美两国的精英和大众真的能够借着这本书掀起的是是非非，重新广泛和深入地审视一下自身的制度与文化的不足，并从对方那里学到更多有益的教诲，那倒也不失为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不仅中美两国，整个世界都急需这样有深度的交流和沟通，身为法学家的蔡美儿女士真是拥有新闻记者一样敏感的嗅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