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三桥武警工程大学:【读史札记】韩信是怎么“无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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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淮阴侯列传》开篇云：“（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汉书·韩信传》亦云：“（韩信）家贫无行”。这其中的“无行”，一些名家的注释、译文都认为是：韩信没有好品行。我最初也是这么理解的。因此，初读韩信，我一直以为他曾经是一个品行很糟的穷小子。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阅读的深入，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
　　“行”，当然可以指“品行、德行”，但也可以指“行为、行状”。也就是说，“无行”可以理解为品行很差、德行欠缺，但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乖张、行状特异，不符合世俗观念，有悖于规范常理。品读韩信“怒绝亭长、漂母饭信、受辱胯下、择地葬母”这四件事儿，韩信的“无行”，显然指的是韩信的行为、行状，也就是他的特立独行，以此凸显韩信的胸襟和抱负。
　　这四件事儿的记述，《史记》的文字远比《汉书》的传神，在司马迁的笔下，韩信穷的很磊落、穷的很志气、穷的很坦然、穷的很理性；他非但不是一个品行很糟的穷小子，相反，他人穷志不短，是一个精神世界很丰富的有志青年。
　　先看第一件事儿：怒绝亭长。这件事儿，《史记·淮阴侯列传》是这么记述的：
　　（信）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汉书·韩信传》是这么记述的：
　　信从下乡南昌亭长寄食，亭长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绝去。
　　韩信到亭长家蹭饭吃，去了多少次、蹭了多长时间，《史记》交代的很清楚：一共去了“数”次，前后“数”月。这很值得玩味。在数月内去蹭了数顿饭，往多了说，一个月也就是一次，亭长的老婆就感到厌烦了，这分明是狗眼看人低，难怪韩信发“怒”，并毅然和他们断绝了关系；难怪后来韩信衣锦还乡时，赐给这个亭长百钱，以示羞辱。一个“数”字，叫人想象亭长的市侩，生厌恶情；一个“怒”字，叫人想见韩信的傲骨，起赞佩心。像韩信这样，处贫困而不向小人低头，宁受饿而不吃嗟来之食，品行不好的人能做得到吗？我以为很难做得到。
　　但《汉书》的记述，却笼统的很，没有具体交代韩信去亭长家吃饭的次数、时间，很容易叫人以为韩信的这种蹭饭，是经常的，很没脸没皮，以至于引起了人家的厌烦，特别是韩信的离去，无声无息地，很叫人怀疑韩信是含羞而去，不好意思再回来了。无疑地，要按照《汉书》的这段文字品读韩信，他的品行似乎真的有问题了，起码不值得人同情。
　　再看第二件事儿：漂母饭信。这件事儿，《史记·淮阴侯列传》是这么记述的：
　　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汉书·韩信传》是这么记述的：
　　（信）至城下钓，有一漂母哀之，饭信，竟漂数十日。信谓漂母曰：“吾必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人人都可能有善心，但未必人人都能行义举。在太史公的笔下，河边的漂母显然不是一个，而是有很多，但可怜韩信、给韩信饭吃的却没有第二个。这是“这一个”漂母的独特处和可贵处。但在《汉书》里，“诸母漂”三字的删略，使“这一个”漂母的出现没有了比照性，因而，漂母的“饭信之举”便具有了偶然因素，缺少了“这一个”漂母在比照中所呈现的独特和可贵。
　　不仅如此，《汉书》还删略了“信喜”两个字，也不是很高明。按我的理解，这两个字同样举足轻重，绝非可有可无。漂母在河边“漂数十日”，韩信也就跟着白吃了十多天的饭，这远远超过了亭长家的那几顿，但韩信的“喜”，显然不是因为这个；韩信的“喜”是因为他认为遇到了知己。所以，他要报答，而这种报答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漂母的饭，更重要的是为了漂母在自己穷困未达时所给予的那一份情怀。相反，没有了“信喜”这个过度，一如《汉书》所记述，韩信直接向漂母表达报恩之情，很容易叫人产生这样的怀疑：吃了几顿饭而言重报，如此的言过其辞，如此的小题大作，韩信不会是个大忽悠吧？
　　再看第三件事儿：受辱胯下。这件事儿，《史记·淮阴侯列传》是这么记述的：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视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汉书·韩信传》是这么记述的：
　　淮阴少年又侮信曰：“虽长大，好带刀剑，怯耳。”众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于是信孰视，俯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为怯。
　　这两段文字有一处很微妙的区别：在记述了韩信“俯出胯下”这一行为后，《史记》紧接着又记述了韩信的又一个行为：“蒲伏”。但这个“蒲伏”的行为，到《汉书》里又被删略了。那么，有“蒲伏”和无“蒲伏”有什么微妙的区别呢？我以为主要的区别在于，因为“蒲伏”之举，使韩信的隐忍而不是胆怯的形象变得更生动、更饱满。
　　顾名思义，“蒲伏”就是伏地而行。韩信已经从恶少的裤裆里钻过来了，还在伏地而行，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韩信很从容，他绝不是迫于淫威而钻的裤裆，而是把钻裤裆作为生命历程中的一次磨砺、一场游戏，从而主动去面对，以此砥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情。唐诗人韩偓有诗云：“暂时胯下何须耻，自有苍苍鉴赤诚。”虽然借韩信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把这句诗送给韩信，同样很适合。
　　再看第四件事儿：择地葬母。这件事儿，《史记·淮阴侯列传》是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口吻叙述的：
　　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汉书·韩信传》是这么记述的：
　　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傍可置万家者。
　　一个贫穷的青年，连安葬母亲的钱都拿不出，却偏偏还要选择一个又高又宽敞的坟地，坟地的四周还要能安置下一万家，韩信志向的确与众不同。这样的“行”，实在是“无行”，可谓前无古人。经济上的侏儒，精神上的巨人——在这一点上，《史记》和《汉书》对韩信的记述是一致的。
　　但叫人费解的是，司马迁为什么没有像《汉书》那样，把韩信“择地葬母”的行为列入正文呢？我的理解，司马迁是以委婉而深沉的笔触表达他的感慨：人，固然当志存高远，但更须脚踏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否则，只能像韩信这样，有始无终，遗恨千古。这样的感慨，以《汉书》那样客观直叙的笔触，是无法表达的。显然，对于韩信，司马迁既有怜惜又有批评：他怜惜的，是韩信的“无行”；批评的，也是韩信的无行，当然，这个无行是韩信变化了的“无行”、是真的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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