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三星研究所待遇:【读史札记】元稹是怎么当上宰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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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稹是怎么当上宰相的呢？《旧唐书·裴度传》是这样记述的：“时翰林学士元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新唐书·元稹传》是这样记述的：“（元稹）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两段文字，一个突出动机，一个强调结果，但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即元稹这个宰相是靠巴结宦官获得的。然而，以我对相关史料的理解，我认为这个结论过于武断，实在不敢苟同。我们先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里的一段记述：
　　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
　　元稹“九岁能属文”、“年少有才名”，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宫中称他为“元才子”，宰相令狐楚称赞他为“今代之鲍、谢也”。他的诗在当时就已经家喻户晓，倍受青睐，“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连穆宗皇帝都赞赏不已，“称其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元稹的诗就像现在的一些流行歌曲一样，在当时十分风靡。宦官崔潭峻喜欢元稹的诗，进而结交元稹这个人，有没有赶时髦、附庸风雅的心理，没有史料佐证，不敢妄断，但他和元稹的交往纯是由诗歌引发的，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仔细品味上述这段史料，给我的感觉，崔潭峻结交元稹，“不以掾吏（下级）遇之”，固然是因为崔潭峻自己喜欢元稹的诗，但似乎更是因为穆宗皇帝也喜欢元稹的诗；崔潭峻“常征其诗什讽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元稹的诗搜罗齐全呈给穆宗，以投其所好，达到取悦主子，邀宠、固宠的目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他把元稹的诗呈给穆宗，穆宗“大悦”。所以，要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元稹与崔潭峻的交往，非但谈不上元稹巴结崔潭峻，反倒是崔潭峻巴结元稹了。不难想象，如果元稹奴颜婢乞地巴结崔潭峻以求富贵，以崔潭峻所处的地位，他绝不会对元稹“甚礼接”，那么尊重。
　　那么，元稹当了宰相后，为什麽有些人非得把他的升迁和宦官扯到一起呢？这里面不是没有因由。早在唐初，宦官是不允许参与朝政的，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宦官的人数不仅增加到了千人，而且寄生于皇权上的狐假虎威的气焰，已经变得越来越猖獗，乃至于越权甚至专权了。崔潭峻时任荆南监军、魏弘简任知枢密，都是皇帝的亲信，属于脚一跺地都颤的人物，所以，不排除有很多朝臣为了向上爬找门路巴结他们。正因为此，凡与宦官关系密切的人，往往被人视为同流合污，被人瞧不起。元稹当上宰相的时候，是长庆二年（822年），时年44岁，这样轻的年纪，而且没有任何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戚为臣援庇”就当上宰相了，以他和这些宦官的关系，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升迁是借助宦官们的力量。
　　宪宗在位的时候，元稹的最高职位是膳部员外郎。穆宗上台后，立即提升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任命元稹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第二年“竟排群议”，顶着很大压力任命元稹为宰相。如此破格使用，如果穆宗不是对元稹特别偏爱、如果穆宗不是铁了心起用元稹，元稹再巴结那些宦官，可能吗？我认为不可能。可《旧唐书》、《新唐书》乃至于《资治通鉴》不以充分的事实，而是一脉相承地只是用一种结论式的语气断定元稹是巴结宦官获得的相位，实在叫人难以信服。我们再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里记录的元稹编辑自己文稿的自叙：
　　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他忿恨者日夜构飞语，予惧罪，比上书自明。上怜之，三召与语。语及兵赋洎西北边事，因命经纪之。是后书奏及进见，皆言天下事，外间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怜其不漏禁中语，召入禁林，且欲亟用为宰相。
　　就任宰相前，元稹的职务是翰林承旨学士，负责的是文字材料这一块，位置虽然显赫，毕竟位重权轻，没啥实权，可为什麽皇帝和宰相研究边防大事，把元稹也请去了，而且三次召见单独面谈后，就打算提拔他为宰相？穆宗使这么大的劲儿提拔元稹当宰相，他究竟欣赏元稹什么呢？是才华吗？元稹这个人有才华是有才华，但“性锋锐，见事风生”，属于性子急、心里藏不住事儿、敢说敢干的那种人。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元稹应制举考试考了个状元，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做了一个谏官。刚一上任，元稹就做了一件别人可能都看到了，但别人都不敢说不敢办的事儿，正是这件事儿，给元稹种下了做宰相的机缘。
原来，穆宗他爹宪宗登基后立的太子并不是穆宗，而是长子李宁，这个决定，应当说完全符合封建宗法制度下立长立嫡的建储原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恰恰因为有了这个原则做硬件在那“撑腰”，太子李宁就不往好道赶了，整天沉湎于声色狗马之中，把学业、修身都扔到脑后边去了。对此，刚刚就任谏官的元稹，实在看不惯了，就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疏（即那篇著名的《教本书》），借古讽今，言辞直切，元稹“性锋锐，见事风生”的性格跃然纸上。关于太子的培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一语点中要害，也够露骨的了，言外之意：太子变成这个熊样，你这个当爹的无论言教还是身教，都没教育好啊。那么，把太子教育好，该怎么做呢？元稹提出了六条建议，即：“目不得阅淫艳妖诱之色，耳不得闻优笑凌乱之音，口不得习操断击博之书，居不得近容顺阴邪之党，游不得纵追禽逐兽之乐，玩不得有遐异僻绝之珍”。
　　元稹的奏疏递上去了，宪宗虽然“览之甚悦”，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没想到，到了元和六年，太子李宁突然死了，死时才十九岁。怎么死的呢？史料只字没提，似乎很是忌讳，我猜想当与纵欲有关，而联系元稹那篇《教本书》奏疏的动机和所指，我认为我的猜想大致是不会错的。老大死了，太子的位子本应由老二顶，可宪宗偏偏选定了老三李恒——就是后来的这个穆宗。为什麽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以为，在那样的“氛围”里，老二比老大肯定也好不了哪去，估计也是一个很不检点的人，老大的死或许引起宪宗一些反思，特别是元稹那份奏疏当对他有所触动，他最终舍弃老二、选择了老三，当不乏这个因素。
　　但不管怎么说，穆宗当上了太子，这是走上权利顶峰的关键一步，而元稹的那份奏疏，为这关键的一步，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元稹尽管歪打正着、无心插柳，穆宗也不能不心存感激，至少元稹“事无不言”、“性锋锐，见事风生”的性格给穆宗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穆宗之所以对元稹一直“恩顾未衰”，我以为，与这个印象大有关系。当然，仅凭最初的印象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官场的错综就像那大海的潮汐，把多少正直的人磨成了圆滑的卵石，可元稹的这个脾气秉性一直到死好像都没有改变。穆宗看中元稹的，正是这一点；倚重元稹的，也正是这一点。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穆宗正需要这样一个有个性的宰相，把元稹提拔以来，也就成为必然。否则，元稹再才华横溢、再巴结宦官，想爬到这个位子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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