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蜀汉鼎盛时期有多大:《剑桥中国秦汉史》2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3:33:13
随身伴带着他的行为所产生的责任（此即“业”或“业报”）而转到他的来
世。这是佛教教义中最难捉摸的矛盾之一，也是有学问的印度人无休止地讨
论的问题之一，因此中国人感到迷惑不解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因为他们如
此地迷恋着道家关于长生的思想就更是如此。这个问题在公元 6 世纪还在讨
论之中，由儒家范缜所著的《神灭论》可知；他的理论引起了轩然大波。①
尽管事实上慧远身居山林，但在发展佛教教会制度上和在使佛教一贯同
儒教国家形成紧张的关系方面，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人们写信来向他请教。
他在于京师建康（南京）举行的一次王公大臣会议之后，于公元 404 年写出
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小册子。②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有利于僧徒，国家给了
他们以豁免权的身份；但是后来又屡次旧事重提，和尚们的境遇时好时坏。
在我们放下直到公元 5 世纪末之前在中国南方迄在进行的释、道之间的
哲学争论以前，我们必须考虑那时成为南、北方联系人的一个和尚，其人即
竺道生（公元 360—434 年）。③他既是南方慧远的学生，也是北方鸠摩罗什
的弟子。他生于河北，长于佛教的旧中心地彭城，其父在此为令，他便在此
出了家。公元 397 年，他随慧远上了庐山，但是，鸠摩罗什的到达北方甚至
在南方也引起了轰动，在公元 405 年把他吸引到了长安，同行者有慧远的其
他几个学生。在长安，他和鸠摩罗什合作，搞了他的规模巨大的翻译工作和
注释工作。三年之后他返回庐山，并带回了长安的消息和经典。后来他定居
建康（后来的南京），与那些南渡的、皈依了佛法的大学者们同游共处。大
约在公元 413 年，经历了14 年长途跋涉的著名朝圣者法显回到了建康；他的
路程是从西域到印度，又通过锡兰和印度尼西亚返回中国。
法显是在那个时期研究佛教世界的众多中国朝圣者中最著名的一位，也
是我们拥有完备记述材料的唯一的一位。①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梵文
知识也很平平；但是他的《佛国记》连同其他朝圣者的一些内容重要的残篇
仍然是不朽的资料，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对于公元 1 世纪亚洲佛教的历史就
会基本上一无所知了。②法显从华氏城带回了《大般泥洹经》，他一回到中国
就马上在佛陀跋陀罗的帮助下把它译了出来。这一著作以大乘教的极端形式
为基础以致于接近异端之说，例如它包括“大我”（mahāt-man）教义在内的
这种“大我”不仅超越非佛教徒的自我，也超越小乘教的“无我”（nairātmya），
以及一切众生皆生而自有佛性的教义。
① 关于《神灭论》的翻译，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 2 卷，第 289—292 页；以及斯特凡·巴
拉兹：《范缜的哲学和他关于佛教的论文》，载《汉学》，7（1932），第 220—234 页。
② 关于《沙门不敬王者论》的英译文，见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以及陈观胜：《论
对北朝反佛运动应负责的几个因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第 261—273 页。
③ 关于竺道生，见沃尔特·利本塔尔：《竺道生传》，载《日本学志》，11∶3（1955），第 64—96 页；
《竺道生关于世界的概念》，载《日本学志》，12∶1-2（1956），第 65—103 页及《日本学志》，12∶3—4
（1956），第 73—100 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 2 卷，第 270—284 页；陈观胜：《中
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12—120 页；以及戴密微：《佛教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渗透》，第 32—35 页。
① 关于这些朝圣者，见戴密微文，载路易·勒努和让·菲利奥扎：《印度的经典：印度学研究手册》，第 2
卷（巴黎，1953），第 399—404 页。
② 关于《佛国记》，有阿贝尔·雷米扎的译文（巴黎，1836）；塞缪尔·比尔：《佛教朝圣者法显等人从
中国至印度的行记》（伦敦，1869）；翟理思：《法显（公元 399—414 年）行纪》（剑桥，1923；伦敦再
版，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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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竺道生认为法显的译本为人们可以变成“有悟性”之佛的可能性
辩护，甚至认为被命（一阐提）所咒诅的人也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在以路德
派的方式下暗示，这与任何想取得佛性的努力一样，做善行也是徒劳的（“善
功不必有善报”），因为佛性就存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只要实现它就是了；
基督教诺斯替教派的教义也与此相似。我们再一次面对着动静之间的冲突。
可是事实上这个命题认为，一阐提在法显所翻译的《大般泥洹经》中并没有
许许多多文字，因此竺道生被指控为异端而被驱逐出建康佛教社团。但与此
同时，这部经文的一个繁本到达了中国北方，其中关于一阐提的一节文字就
是如此说的：竺道生得到了胜利。
另一与竺道生有关的教义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支遁起，如果不是
在支遁之前，就一直在讨论“悟”（bodhi；enlightenment）的问题。它是
通过逐步积累善行、功德、修持和学习而渐悟的呢，抑或作为整体，超过时
间和空间而立刻顿悟的（正象政治上革命的极权主义同改良相对立那样）？ ①
竺道生是相信顿悟的，在唐代发展起来的未来的禅宗的种子已包含在他的主
张之中了。当时的诗人谢灵运（公元 385—433 年）是一位大贵族，曾长期在
儒家的顺从和道家的意志自由论之间受尽折磨，但他的个人信仰却是佛教，
他和一批人通信讨论了“顿”与“渐”的问题。
谢灵运在序《辩宗论》集子时就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特性问题发表了几点
奇怪的议论。②他告诉我们，印度相信“渐”，中国人则相信“顿”，因为象
王弼所说的那样，③孔子曾经“体无”，他的眼光是统一的和全面的，而佛陀
劝告“积学能至”，以完成道。谢灵运还接着说，这种区别可以用地理条件
和人种类型来说明，这是中国学者经常用的生态学说明方式。他说，中国人
用一种直接的、综合的想象力，偏重于“理归一极”，而印度人则认为“受
教”要更容易一些。
这样，就把孔子本人搞成了一个“顿”悟论的支持者！自然，中国人一
定会对印度的烦琐哲学的支离破碎感到不理解，因为它的按照印欧方式的逻
辑推论不向读者漏过一个环节，与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人的语言完全是格格
不入的。这必然使得他们注意到他们自己文化的特点，而且这或许就是释、
道两家初期这些辩论的主要成果之一。
释家和道家的诺斯之间在中世纪初期发生了深刻地互相渗透的过程，对
后来的宗教史和哲学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后果是形成了禅
（dhyāna；zen）宗，它从唐代末年起以闪电般的速度推向整个远东。关于禅
宗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临济（公元 866 年或 867 年死），人们可以说他的思想
是用了佛教思想做调料的庄子思想，虽然很可能临济本人并不熟悉庄子，他
只是通过中世纪对庄子的思想的反响才接受了庄子的影响。
① 关于“渐悟”与“顿悟”，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以及石泰安：《顿悟说。汉文与
藏文关于此名词的诠释》，载《宗教史评论》，169（1971），第 3—30 页。
② 关于《辩宗论》，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卷，第 2103 号（18），第 224c—228 页。
③ 见上文《公元 3 世纪的哲学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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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在三国瓦解之后，西晋（公元 265—316 年）曾经想重新统一中国，但接
着却因蛮族的入侵而又一次分裂为南北朝（公元 317—589 年）。在这个时期，
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都越来越显出了重大的差异。南方的建康是六
朝（公元 222—589 年）的首都，它坚持国家的正统；北方却是杂凑的许多国
家，兴亡相继，大小不一，但都是异族人而又都多少有些汉化，都称为帝国，
而都城各异，但主要仍是都洛阳和都长安。毫无疑问的是，从体制上来说，
这种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普及。
异族人没有汉族人那种反对外国宗教的偏见；相反地，比如公元 333—
349 年统治过匈奴族的后赵王朝的嗜血的暴君石虎，就这样说过：为什么外
族人不欢迎一个外族上帝，甚至也为了他们的汉族臣民？①佛教最初因为它的
魔力和占卜术而受到珍视，这也是它的代表们所引以自豪的；当佛教最初介
绍到日本和西藏的时候，它也在那些地方起着同样的作用。佛教僧侣变成了
野蛮民族酋长们的顾问；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便是佛图澄，这位西域僧人于
公元 310 年正当洛阳被洗劫而西晋政府逃亡的前夕来到了洛阳；他供职于后
赵王朝，被人们全身心地尊奉为法师和神圣。①可是，他也是道安的师傅。
后赵王朝据有中国的东北部。在公元 4 世纪的下半叶，北方的权力中心
移到了长安，另一个蛮族——即原始藏人的苻族——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名字
的苻秦王朝。②这些以领土征服而与中亚相接壤的强大的波斯式统治者都皈依
了佛教，因此许多外国宣传家带着大队翻译人员前来向他们宣教。翻译人员
最初是在道安的指导下工作，后来从公元 402 年起又在伟大的鸠摩罗什领导
下工作；关于后者，我们回头再谈。
在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国化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仍在进行下去。官方正
史不是没有恶意地渲染了南方朝廷和浙江显贵——特别是梁武帝（公元 502
—549 年在位）的佞佛行为，他纵情地对僧人滥加施舍，因而引起了儒术官
吏们的一片抗议声。他的朝臣们在向僧徒、佛教社团组织及其庙宇布施时，
夸耀豪富，争相以压倒对方为能事。梁武帝是第一个开办“四部无遮大会”
的人，这有些类似印度僧伽每五年一度的大法会，因而所费不貲。无遮大会
在公元 529 年举行时，据说参加者逾五万僧尼和善男信女。皇帝穿长袍祈祷，
他的众臣下以 10 亿钱赎金从僧伽把他赎回。当 533 年无遮大会举行时，据说
有 30 万人参加，均得“法定布施”的丰厚财物和饮食；会上还有娱乐奇观，
展示了驯象等等。有几种材料还说到佞佛的贵族们所乐此不疲的做法，即舍
身给寺院，再用现金付给僧伽来赎身。①
这种自己献身的办法走得甚至比印度的做法还远。有些狂热分子断残肢
① 关于石虎，见《晋书》卷一○六上，第 2761 页以下；以及横超慧日：《中国佛教研究》（京都，1958），
第 53 页以下。
① 见芮沃寿：《佛图澄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1（1948），第 321—371 页。关于他之可能为佛
教法师之说，见戴密微：《僧护瑜伽师地论》，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44（1954），第 364 页注 8。
② 此即“前秦”，公元351—394 年；这个政权被原始藏人的姚氏家族所重建，史称“后秦”，公元384—417
年。
① 雅克·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西贡，1956），第 235—236 页；陈观胜：
《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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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体，甚至把自己的整个躯体都作为祭祀的奉献，因此被儒家人士视为亵渎神
明；还有些人则舍身自焚；②这种自杀的方式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中国和越
南，其目的或者是想避免天灾或战争，或者是用作政治讹诈的一种形式。在
印度，大乘教英雄们的赎罪的自我牺牲多半是神话式的，但是，现实主义的
中国人却把这些传奇当做真人真事，他们总是渴望要做到言行一致。关于这
种拘泥字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具体表现于儒家的古老品德“诚”字
之中（在语源学上，这个字的写法意味着“已诺必诚”）。
就教义方面来说，印度一位大师于公元 546 年来到广州，于是南方经义
出现了一大转折点。此人即是真谛，一位原是有极高教养的婆罗门教徒，后
来皈依了佛门。③他通过扶南（Bnam，下柬埔寨）而来，随身携带 240 捆梵文
贝叶经。在使南中华不得安宁的政治动荡中，他借助于口译者和有学问的高
僧以其余年翻译和解释了这些经文；后者对他的译文写下了注疏，也摘取了
这位大师的教导作为评注夹杂在译文之内。它的大部分经文属唯识宗（vij
ā-na-vāda），也称为瑜伽行派（yogācāra）。在中文里它被特称为法相宗
（dharma-laksana），因为它着重分析认识的材料，而不太着重设想无分化
的绝对——万物的本质（法相，dharmatā）——的综合方面。
这种分析式的认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崭新的东西。它最初是在 6 世
纪之初通过北方的印度大师们所作的翻译介绍进中国来的；它在北方曾引起
很活跃的辩论。它特别讨论的是所谓的基本知识（阿赖耶识，ālaya-vijnā
na），这个学派对基本知识的论证比对产生于感觉的经验主义知识的论证要
更深一些（或者更高一些）。这种精妙的心灵本质论，即“贮藏”事物的“种
子”（它们使因果报应得以连续下去）的下意识行为只有使中国人手足无措。
它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这个问题当时正在中国北
方进行讨论，正巧传来了真谛的新译文和他的教导，因而更加促进了辩论的
复杂化和尖锐化；因为真谛还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加入了一个更升华了的认识
论范畴——即纯洁无瑕的知识（无垢识；阿末罗识，amala-vijnāna）。不管
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北方与南方佛教徒之间就用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
从而在宗教方面为隋、唐的政治统一准备着道路。
真谛据认为也“翻译”了出色的哲学论文《大乘起信论》。批评家们马
上说它是中国的伪经，但它却表明了中国人在 6 世纪中叶的时候是怎样融会
贯通印度的思想的，不但在它的最深奥的思维方式上如此，甚至在它的表达
方法上也是如此。①伪经经文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②它们形成了
② 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 234—237 页；《5—10 世纪中国佛教徒的自杀》，
载《高等实验学校论文集》，2（1960），第 527—558 页；冉云华：《中世纪中国佛教徒的自我献祭》，
载《宗教史》4∶2（1965），第 243—268 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281—282 页。关于中国佛
教徒从心理的实际变化所产生的拘泥字义的倾向，例如可见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
情况》，第 209—218 页。
③ 关于真谛（公元 500—569 年），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1929—1970 年）》（莱顿，1973），第 1
页以下。
① 《大乘起信论》之梵文为 Mhāyān-■rddhotpād■āstr。有一种译文，见峡田吉人：《信仰的觉醒：据认
为是马鸣之作》（纽约和伦敦，1967）。又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 1 页以下；以及沃尔特·利
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载《通报》，46（1958），第 155—216 页。其中讨论的主题
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宗派所讨论的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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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一个真正的体系（的确象在道教中，甚至在儒家中那样），并且在六朝时期
更加丰富起来。“伪经”一词特别表明这种经文意在冒充佛陀的教言，而以
印度的原著为基础或者用印度语言写成，但它们事实上却是中国人的伪作或
代用品。
有的时候伪造者相信，他们的灵感得之于上天，因此能滔滔不绝地写出
伪经来，正象道教的经文是由神灵传授给中介人一样。例如，有一个名僧法
的尼姑死于 16 岁；她是在阴魂附身时，口诵一系列偈语而被周围的人们虔敬
地记录下来以后死去的。①在那时的佛教伪经中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包括许多
特别是论述长生术的道教的成分；这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普遍信仰弥勒佛或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原因。但是，其中也有儒家的因素，例如有赞扬孝道、
敬拜祖先和殡葬礼节等这些在印度不时行的东西。佛教书籍中充满了敬神
术、占星术、占卜术以及各种各样中国人特有的迷信，这就从中世纪早期起
预示了“三教”合一的发展，后来便以此形式侵入了民间宗教之中。
但是，在文人学士之中，正是象《大乘起信论》这类伪作取得了，而且
继续取得例外的成功。他们在这部经中找到了经过过滤后能为自己所用的一
种佛教的形式。在 12 世纪，甚至大哲学家朱熹（公元 1130—1200 年）在批
评佛教的时候，也几乎只提到它的伪经；印度经院哲学中那些伟大的论文已
经从梵文翻译出来，但他实际上并不知道。②毫不奇怪，佛教书籍对他为来说
不过是一堆剽窃物而已。
在真谛在南方展开工作的 50 年以前，鸠摩罗什已经在北方介绍了另一种
形式的印度佛教哲学。鸠摩罗什③原为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之子，后来皈依了
佛教，曾卜居西域诸王国之一的库车，这里无疑地既使用梵文，又使用中文。
他在这里娶了当地一位已经削发为尼（就象其夫已为僧那样）的公主；当时
在西域并不严格奉行僧侣的独身生活，因此鸠摩罗什也生了孩子。当他很年
轻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克什米尔作见习僧，同时在那里研习小乘教经
典。在他返回库车的路上，他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下来并开始研究大乘教，特
别是其中由龙树（Nāgārjuna）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中观学派（Mādhyamika）
的学说；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历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这个学派曾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āpāramitā-sūtra）中的教
义做了极精详的系统化工作；它宣扬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中道（madhymā
pratipad）；它的出发点是对两“边”（anta）和任何二元性实行归谬法的
辩证法；它依靠悖论来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对立、常（■
ā■vata）与断（uccheda）之间的对立、菩提（bodhi）与烦恼（kle■a）之
间的对立、死（nirvāna）与生（sam-sāra）之间的对立，都可归结为空（■
ūnyatā）。①
公元 384 年，库车被前秦的一位将军所攻克，鸠摩罗什也被俘获；这位
② 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以及《中国学研究选篇（1921—1970 年）》（莱顿，1973），
第 148 页以下、153 页以下。
①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49—50 页。
② 见 G.E.萨金特：《朱熹与佛教》（巴黎，1955）。
③ 鸠摩罗什，或简称罗什，约公元 350—409 年。关于他的传记，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第 2 卷，第 54 页注 2。
① ■ūnytā，在数学上就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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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宗教大师是他们急需的人材。这位将军回到中国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
治国家——后梁（公元 386—403 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肃的武威）。
鸠摩罗什在那里呆了约 20 年，他在这期间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识，因为如
若不然，就很难说明他会翻译得那么优秀了。后来他再次被后秦的姚兴（后
秦的高祖，公元 394—406 年在位）所组织的一支军事远征队所俘获。姚兴是
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长安给鸠摩罗什加了许许多多荣衔；罗什
于 402 年被带到长安，并被委托带领一支已由道安训练出来的第一流的翻译
队伍。这支翻译队伍不仅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他们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员
的素质很高，它不仅包括深晓经文“意义”的一些和尚，①而且也包括当地最
有学识的一些世俗人士。
鸠摩罗什的译文经过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饰和润色，中文的行文非常优
美流畅，它们超出了前辈（因为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文在他以前已有别人译
过），也使后来的译文为之逊色。它们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例如，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维摩诘所说
经》（Vimalak■rti-nirde■a）、《净土经》（Sukhāvat■-vyūha）即是如
此。但是，他译的中观学派的论文才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运
动。这里主要有“三论”。②除此之外，恐怕应该加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的注释（计 25000 偈），③它据说为龙树所著，但恐怕是 4 世纪初在印度西北
部写成的。这样就构成了大乘教哲学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可视为小乘教
《阿毗达磨》的一种补充，这在《十诵律》的经文中体现了出来。④
鸠摩罗什对大、小乘教都很精深；这两种教义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在他
的本土西域彼此竞争。这种巨帙注释本技术性很强，又不少于百万汉字，在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元 404—406 年）译成，在当时确实是创世界纪录的译
作；只有玄奘在公元 7 世纪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这更好一些。让我们想象一下，
在这个大都市郊区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园中的阁子里有一位库车大师，环绕着
数以百计的汉族合作者——由这位异域主持者亲自指挥的长安的文化菁英人
物；让我们判断一下，中国人当认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学点什么东西而又不
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论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
啊！
鸠摩罗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弟子，例如竺道生，①特别是
僧肇（公元 374—414 年），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可以比之于王弼（他有
时被人称为“王弼第二”）。僧肇出身于长安的寒素之家，幼年被迫给人做
抄写工作维生。这使得他有机会读到中国的经籍和史书，然后读《道德经》
和《庄子》，最后才皈依佛门。这是符合通常的学习进程的，但是他没有象
道安和慧远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大约在公元 398 年，他前往姑臧
进入了当时在长安有口皆碑的鸠摩罗什的学校；4 年以后，鸠摩罗什和他一
起返回了学校。
① 此即义学僧，这些人专攻教义，而不以主修寺院课程、默省和其他课业见长。
② “三论”包括如下经典：《中论》，是对据说为龙树所著的《中观论》的注疏；《十二部论》（Dvād■-
nikāy-■āstr），据说也为龙树所著；《百论》（■tk-■āstr），据说为提婆（■rydev）所著。
③ 即《大智度论》（Mhāprjnāpārāmit-upde■）；关于它的译文，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④ 见前文。
① 见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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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僧肇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著，②它们是用强烈的道家精神和语
气来阐发中观学派的伟大论旨，可是显示出他比南方的任何“玄学”门人或
庐山慧远派的门人弟子们更熟谙印度的哲学。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竺道生
曾把僧肇的一篇文章给慧远看过。③僧肇在他的文章中又讨论了王弼和郭象所
曾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体”与“用”等。僧肇把这和佛教中诸如“慧”
（praj■ā）与“方便”（upāya），或“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联系
起来。④在他的著作中，新的“理”还带有大大不同于印度哲学的宇宙秩序的
意味，因此有时使人怀疑他究竟是一位佛教徒还是一位道教徒。他似乎没有
学过梵文，但他吸收了中观学派的分别推求法，这是向逻辑学的挑战，同时
利用了印度形式的三段论，即“四难推理”：有；无；有和无；非有非无。
他的著作确实是中国人在理解印度思想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给中国佛教留
下了持久的痕迹。甚至迟至唐代，禅宗还从僧肇吸取灵感。
公元 417 年，长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刘裕所占领；他不久又返回浙江，
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建立了南朝时代的宋王朝（公元 420—479 年）。后秦王朝
灭亡了；长安又被一个匈奴领袖所重新占据，鸠摩罗什的社团不得不向南或
向东北流落到北魏地区（公元 386—534 年）。①北魏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
帝国，在公元 5 世纪中叶统治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它的第一个首都是在
山西（平城，今大同附近），但在 495 年迁到了旧都洛阳，此地现在已变成
了北方的佛教中心。北魏王朝从一开始就左袒佛教，但对它的实际活动则控
制得更严厉。它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这时面临着南方早已爆发的国家和佛教
教会之间的冲突。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②在东晋王朝，慧远如何为僧徒赢得
了“不敬王者”的特权。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③
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
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但在中国，反对佛
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
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它
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
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
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所有这些
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
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
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①
② 塚本善隆译注的《肇论研究》（京都，1955）；以及沃尔特·利本塔尔译：《肇论：僧肇的论文》（香
港，1968）。又见鲁滨逊：《印度和中国的早期的中观学派》，第 123—155、210—232 页。
③ 见前文。
④ 见前文。
① 可能是源出突厥-蒙古族的一个集团所建，为拓跋氏（To-P，或 Tbgch）。
② 见上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③ 关于这种冲突，见塚本善隆等人：《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京都，1960），第 69 页以下，热尔纳：
《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陈观胜：《中
国佛教的历史研究》，第 74 页以下；以及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 261 页以下。
① 关于它的译文，见伯希和译《牟子理惑论》，载《通报》，19（1920），第 255—433 页。关于北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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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北魏王朝所最关心的是帝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受干扰。为了终止政教之间
的这种斗争，政府企图设立一种国教，把僧侣置于一个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
它的负责人是一名僧侣，同时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各外州府也有其下属来负
责管理地方佛教团体。除了或许在阿育王时代以外，印度从来没有这种设置，
而即使在那时，公元前 3 世纪的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监督权也不象北
魏王朝管理僧众的人具有的职责那样广泛和重要。②
这样把佛教教会置于国家之下的办法马上给佛教徒带来了麻烦。公元 5
世纪中叶，两种敌对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运动：一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
北魏的政府机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为道教，因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
众欢迎。太武帝（公元 424—452 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谋臣崔浩（公
元 381—450 年）的影响；后者被教养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汉化这种
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则为法式在北魏帝国建立它的行政制度。他赢
得了道教天师寇谦之③对他的事业的支持。
公元 455 年当皇帝扑灭了长安的一起叛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佛教寺
庙里藏有武器。在那个时候，许多叛乱都是佛教徒煽动起来的。皇帝下令将
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处死，以后又下令杀尽全帝国的和尚，并且尽毁一切佛
教寺院、佛像和佛典。①这道命令看来似未严格执行；可是，它是被中国佛教
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法难”。几年以后这道命令被取消了，佛教随着和尚昙
曜（可能是汉人）在 460 年当上了沙门统而重新得宠。②正是此人开始了云冈
石窟的开凿；此地距北魏在山西的都城不远。这些佛窟的装饰受到印度、西
域风格的影响，甚至也受到希腊化时期风格的影响。里面的佛像都再现了魏
王朝诸帝的形象，③因为他们已被神化为佛祖了（这就在神权政治上解决了和
尚该不该敬奉世俗君主的问题）。
到了公元 4 世纪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统法果（约在公元 348—420
年）就已经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据说：
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
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半个世纪以后，昙曜也精明地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处加上了安全垫。为
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虫，他也建议让他们做工作。大约在公元 469 年，建
立了“僧祗户”制度。④这种户包括应向教会当局交纳“僧祗粟”的世俗佛教
徒。这种交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和寺院。
的佛教，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京都，1942）；《魏书释老志研究》（京都，1961）；
以及《魏收的释老志》，赫尔维茨译，载《公元 5 世纪北中国的云冈石窟》，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编（京
都，1956），第 16 卷（增刊），第 23—103 页。
② 朱尔·布洛克：《阿育王的铭文》（巴黎，1950），第 33 页以下。
③ 见下文。
① 关于崔浩，见《魏书》卷三五，第 807 页以下。关于北魏斥佛，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
篇》，第 241 页以下；以及陈观胜：《论对北朝斥佛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② 塚本善隆：《魏收的释老志》，第 69 页以下。
③ 戴密微：《中国考古学札记》，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25（1926），第 452 页注 6。
④ “僧祗户”中之“户”，是国库的财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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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昙曜还建立“浮图户”，招募刑徒和官奴来寺院服役，使之垦田、开荒
和运输粮谷。①这意味着佛教教会必须在公共福利上做些事情。那些生产僧祗
粟的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很大
的嫉妒，又使得大批为非作歹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涌入僧祗户，甚至也涌入
了正式的僧侣队伍。据公元 477 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 6478 座寺院，
僧尼共 67258 人。公元 512 至 515 年之间，寺院又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
朝的末年寺院达 30000 座之多，僧侣总数 200 万人。南朝在此时期的统计数
字则要少得多；寺院的数字约在 1768 到 2846 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 24000
至 82700 人之间。
在北方，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和尚们中
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拉
帮结伙的佛教伪滥僧是北魏末年的一大灾祸。据记载，公元 402 至 517 年之
间至少有九起被佛教徒引发的农民叛乱。②这种叛乱可能是由一些目不识丁的
和尚发动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弥勒佛转世，或弥勒佛的先驱，或者是想要创
建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象汉末的道教叛乱者那样。和黄巾军
一样，这些佛教徒帮伙是军事和宗教组织，按杀敌——即魔鬼（Māra）——
的多寡而给予武士以佛教等级中的相应名号。
叛乱者不仅反对政府，也反对依附政府的教会。寺院被劫掠，僧官被困
扰。毫无疑问，叛乱者的被激怒是因为甚至这个非汉人政府也在搞苛捐杂税，
这些外夷贵族也在搞豪华建筑作为敬神的表示，而这就意味着人民的赋税和
徭役的增加。洛阳的寺院充塞着财富，①公元 6 世纪初年在洛阳附近建造的龙
门佛窟是为新的首都服务的，正象云冈佛窟是为山西的旧首都服务一样；这
些佛窟中的雕刻显示了多么挥霍无度的气概。据说，在公元 518 年，洛阳超
过三分之一的地面上布满了佛教建筑物。16 年以后，北魏王朝便覆灭了。
几经变化之后，中国北部分成了两个新的外夷王朝：东为北齐（公元 550
—577 年），西为北周（公元 557—580 年）。北周都长安，因迫害佛教而知
名，这被称为第二次“法难”（公元 574—576 年）。北周的武帝（公元 561
—578 年在位）希望自己比汉人更加汉人，他想给儒、释、道三教排个队，
并组织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教共同参加的会议，它的记录已留传至今。
佛教的主要反对者有已被开除僧职的卫元嵩，他想借拥护儒教来达到自己升
迁的目的；还有一个反对者为道士张宾。这种情况很象北魏王朝时代的公元
446 年，那时反对佛教的汉人联合起来博取一位外夷君主的欢心；后来在公
元 13 世纪蒙古人的统治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公元 573 年，皇帝宣布支持儒教。佛教徒被贬到第三位，他们提出了抗
议。第二年他们又被禁止进行活动。僧尼必须还俗；他们的建筑物、圣像和
① 关于僧秪户和浮图户，见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 95—101 页。
② 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第 247—285 页；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第 271—273
页。
① 关于北魏时期洛阳的佛教，见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58—165 页；塚本善隆：《魏收的
释老志》；横超慧日：《北魏佛教研究》（京都，1970 年）；W.F.J.詹纳：《洛阳的回忆：杨玄之与湮没
无闻的京城（493—553）》（牛津，1981）；杨玄之：《洛阳伽蓝记》，王伊同译（普林斯顿，纽泽西，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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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经籍被销毁；他们的货物被没收。甚至道教也未能幸免于被排斥。②当北周于
577 年破灭了北齐以后，此举波及整个中国北方。大量僧尼被勒令还俗，其
数达二三百万人。直到 578 年武帝死去以后才废除这道禁令。三年以后，即
581 年，他的王朝被隋所取代；这个新王朝是北周的高级官员所建立的，他
是汉人，但婚媾于有外夷血统的一个佛教徒。他本人生于一座寺院内，由一
位尼姑所抚养，他很快又重建了佛教，并依靠佛教的支持重新统一了中国。
在中国南方，没有发生象北魏和北周那样大规模迫害佛教的事情。这里
的佛教社团要小一些，也不准备以叛乱向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但是，
北方的叛乱使我们大致了解大多数信佛教的居民用什么形式起事，但其详我
们迄无所知。那时的碑铭和敦煌发现的手稿也对人民的信仰有所揭示。我们
在还愿的铭文中看到，那些奉献佛像的人都祈求在弥勒佛的天上——或者后
来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得到超生，不仅为了他们自己，根据回向①之说，
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亲属、祖先，甚至也是为了全人类。
突出祖先，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做法。也有一些地方的社团是由一个和
尚主持它们的活动。信徒们可能聚集在一起制作圣像，抄写经文，给香客布
施或为他们的同道出资做殡葬法事；或者他们甚至用道教的守斋名义聚会在
一起；虽然这些活动应该是素食，但他们往往大吃大喝，和道教的守斋一样。
② 这种社团活动也称为“社”，这个名词是指佛教以前的古代的土地神和农民
社团聚集在这里敬拜的社稷坛；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古代中国的制度仍
然在佛教环境中留存的情况。③法术也还在民间的信仰中起重要作用。许多和
尚有法术，并变成了传奇人物。比如，宝志（公元 425—514 年）就以他的奇
特行为被称为“神僧”而知名于建康（极象唐代的禅宗大师们）。他被认为
是救苦救难的观音（Avalokite■vara）的化身，后来他才变成了对死者的崇
拜的守护神。①
公元 6 世纪，北方兴起了一个千年至福运动；这是一种外教，即隋代和
唐初极为流行的三阶教。②这是一种印度的传统，它主要按照《妙法莲华经》
的说法把佛教的人世演变分为三级或三个连续的时期：正法时期、象法时期
和末法时期。③不能肯定的是，每一个时期到底是 500 年还是 1000 年（甚至
末法时期是一万年），而且根据正法的最后代表释迦佛“涅槃”之绝对日期
来算也有不同的算法。
据说有一位慧思和尚（公元 515—577 年），生于北魏时期的河南，后来
流寓南方的湖南，他第一次提出了末日即在眼前的想法。他把末法时期的开
② 关于北周排斥佛教的问题，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第 29 页以下；陈观胜：《中国
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86—194 页；以及《论对北朝反佛教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① “回向”，即 prinmn。
② 见下文。
③ 关于“社”的问题，见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 251—269 页；以及戴密
微：《近期敦煌的研究》，载《通报》，56（1970 年），第 17—18 页。
① 牧田谛亮：《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京都，1957），第 31—38、55—56 页。
② 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以及横超慧日：《中国佛教研究》，第 283 页；矢吹庆辉：
《三阶教教义与日本佛教》，载《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教授讲座设置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庆祝委员会编。
（东京：《先驱报》，1954），第 353—361 页。
③ 此即“正法”（sddhrm）；“象法”（prtirūpk-dhrm）；以及“末法”（p■cim-kāl），即“最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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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始定在公元 434 年。公元 574—578 年北周的迫害佛教的运动可能助长了这个
教派人数的扩张。它的真正组织者是信行（公元 540—594 年），也是出自河
南的一位怪僧，他在 589 年被隋王朝邀请到了长安。可是，隋王朝马上就谴
责了他的教派，所以它很快转入了地下并有搞颠覆活动的迹象，特别是它认
为政府应对法律的败坏负责，而且它变得异常地富有。因为按照信行的劝告，
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奉献财物来建立不可剥夺的“无尽藏”，以备正法的第二
位佛祖弥勒佛到来时用。这些宝藏成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种子，同时由于六朝
末年货币和商业经济的增长，国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发展的。唐王朝也可能严
厉地对付这个教派，并且可能有几次没收了它的货财。
对于唐代的民间佛教的形式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
起源都在南北朝时期。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各宗派在唐代已或多或少地形成
了制度化的形式。它们也发源于南北朝，①当然在南北朝时期它们仅仅是一些
偶然聚集在某些外国或中国大师周围的佛教社团而已。另外也有一些社团专
门研习某一部特别译经，例如对鸠摩罗什的“三论宗”，或是对菩提流支和
勒那摩提的“十地经论”（地论宗）的注疏，或是对真谛的摄论宗的注流均
有研习；另有一些人则更专注于研习寺院的纪律（vinaya；律宗），或冥思
的实践（dhyāna；禅宗）。
佛教历史编纂学家决心编造他们的被称为“祖”的那些大教长的谱系时，
他们自然不难于把大唐时代各宗派的渊源上推到 5 世纪或 6 世纪。例如禅宗
就是这样，它在八世纪才发展起来，它说它的中国初祖是来自南印度的菩提
达摩大师（据推测，他在 6 世纪时先住在中国南方，后来移住北方），但是，
他的历史真实性已坠入原始神话的迷雾中而模糊不清了。
① 关于 5 世纪和 6 世纪的佛教宗派问题，见利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另见戴密微：
《佛教研究选集》，第 1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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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关于汉末大叛乱以后的道教，我们拥有的材料也是令人失望的。它们要
么所记日期不准确，要么根本不记日期，要么就根本抱有明显的偏见，象在
释、道二教论战交锋时所写的佛教小册子那样。除此之外，由于这些现存材
料未经充分细心研究，所以不可能给这个时期的道教描绘出一幅准确的画
面。②
有一件事实很显眼。黄巾军和五斗米道所创立的制度一直保存在可以称
为道教的教会之中；这个道教教会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也很受佛教僧
祗的榜样的影响。在隋代，道教社团似乎划分为教区，我们发现它们的专门
名称中有“天师”、“祭酒”和“静舍”。由于“教民”（或“道民”）向
其首领贡献了谷物或实物，这些教区能满足它们的需要；教民还向首领贡献
“厨”食——即宗教仪式的餐饭。①他们定期持斋或举行宗教盛宴，不管其名
称如何，它们通常是在群众的狂乱情绪中结束（至少如果六朝时期反道教的
小册子是可信的话）。这些作品给这种仪式提供了讯息，但它们的佛教徒作
者们对道教徒显然既不公允，也不宽容。
这种场合也包括“涂炭斋”在内，即参加者要象罪犯那样以泥炭涂面以
证明清除了自己的罪恶；或者他们要象驴子那样在泥地里打滚。有所谓“黄
箓斋”，即祈祷者无休无止地祈祷和没完没了地跪拜，据说要以此救助那些
祈求免罪的人的祖先。还有一种所谓“合气”，即以一整套性交技术来实行
性滥交，据说可用这办法求得长生。②这种性交行为不仅行之于私生活中，也
行之于宗教仪式的公共场合中；放荡行为是在宗教仪式的掩饰下进行的。正
是这种“合气”，使得“男女杂沓，如野兽然”，③公元 4—5 世纪孙恩的徒
众还一直行之不衰。
孙恩是一位著名的叛乱者，他在公元约 400 年把浙江地区置于火与剑的
动乱中，因而危及东晋王朝。他来自山东琅琊，当时这里也是五斗米道的一
个中心，据说他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员。④有许多大家族是从琅琊迁到浙江来
的，他们祖传的宗教便是天师教。①琅琊的这个教派也影响了另一个著名叛乱
——在 4 世纪之初结束了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中的最重要人物。②
可是，道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所引起的叛乱或许不如佛教仅在北魏时期（公
元 386—534 年）所引起的叛乱那么多。
在北魏王朝时期，太武帝（公元 424—452 年在位）的顾问寇谦之（公元
365—448 年）天师起来反对民间道教的放浪无节制。由于有《魏书》中的《释
老志》的宝贵材料，关于寇谦之其人其事我们是知道得不少的。③寇谦之生于
①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 378 页以下。
② 关于这些性交技术，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517—541 页。
③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534 页。
①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7—78 页。
②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6—77 页。
③ 《释老志》，《魏书》卷一一四，第 3025—3055 页。这是正史中少见的宗教史篇章。《魏书》由魏收编
修，公元 554 年修完，其时北魏王朝已覆灭 20 年。它论及道教的部分已由詹姆斯·R.韦尔译出：《魏收和
〈魏书〉论道教》，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53∶3（1933），第 215—250 页。关于分析和注释，见吉
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8—89 页。关于福井康顺的日译文评点版，见横超慧日：《北魏佛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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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不久之后即变为北魏京师的洛阳附近，少年时期先学道于西岳，后来又学道
于中岳，④遇到一位真人告知他将为王者师。公元 415 年，他在中岳顶上遇见
了老子成神后的影像（太上老君），影像授与他“天师”称号，责成他用新
的道教符箓来改造“天师道”。影像说，“道”已经堕落腐化；三张（天师）
及其后人对于信徒所要求的贡献，以及例如杂滥性交等其他弊端都应终止；
应该大力注意正确地使用静坐和每日的饮食，注意吐纳和体操锻炼以求得长
生。佛教的进德日新的修养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公元 423 年，寇谦之又在嵩山遇见了一个异象，这一次是一个叫李谱文
的人的异象，他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他指派寇谦之为他的继承人。
他要他敬拜诸天神圣，同时提到佛陀是天神之一，他的弟子们也是“天上的
人”。他又告诫寇谦之要支持统治北方的“太平真君”。这个人就是北魏王
朝的皇帝，他在 440 年真的改年号为“太平”，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黄巾军的
乌托邦思想。
寇谦之遇见了这些异象之后，就把他所接受的图箓上奏给了皇帝。公元
442 年，他在官方于洛阳为道教祭祀所准备的道场（天坛）上把法物献给了
皇帝，使他依法成为信徒。对君主施行这种正式的法事，使道教变成了国教。
公元 446 年，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佛教在北魏帝国遭禁止。①如上所述，尽力
搞排佛活动的人是一位有极端思想的汉人大臣，寇谦之也有此思想，但却有
很大的保留。天师并不反对佛教，因为他认为他大大得力于佛教之助。
决不是所有道士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和佛教一直在吵
闹。当文人们在哲学方面把儒、释、道三教的因素象上面所讲的那样混合起
来的时候，释、道两教的拥护者之间就可能开始产生了误会。释、道两教教
会之间关系的破裂在唐代完成，那时佛教有一切理由嫉恨道教；因为道教那
时很受宠，它是与老子同姓李的皇室的宗教。在从前，即公元 4 世纪中叶，
一个叫单道开的人②从敦煌经过中国去广州，作为治病术士，和《高僧传》中
的人物佛图澄一起中途在邺停留了下来；可是我们得知，关于他的每一件事
都染上了道教色彩，因此其他材料把他列入道教天师中，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公元 467 年释、道分裂已是如此彻底，道教作者如顾
欢等人就把佛陀当作蛮夷之人，而郑重地宣称，道家和佛子不可能同戴一天。
③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道士，即关于佛教的“三破论”的作者，①用儒家
的排外偏见来反对佛教，并且使之达到了种族主义的高度；他说，如果老子
反复以独身禁欲教育印度人，那是为了用种族灭绝的办法去灭绝这个野蛮种
族。②为了把佛教弄得声名扫地，道士们企图证明，佛教不过是道教的替补宗
教而已。老子曾教西夷以道教，根据传说，他在中国的生涯结束后是走向西
究》，第 453—491 页。关于《释老志》中的佛教部分，见塚本善隆：《魏书释老志研究》和《魏收的〈释
老志〉》。
④ 此即距长安不远的西岳华山；洛阳附近的中岳嵩山。
① 见前文。
② 见 M 索伊米：《单道开传》，载《高等实验学院论文集》，1（1957），第 415—422 页。
① 此论被认为是张融（公元 479—502 年）所作。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第 2102（8）号，第 50c；又见陈观胜：《南朝时期的反佛教宣传》，
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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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方去了的。这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论，它最初是在汉末襄楷的奏疏（公元 166
年）中提出来的。③这个理论可能最初不是意欲伤害佛教，勿宁是用合释-道
为一体的方法在糅合释-道的过程中使佛教取得中国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
襄楷在他的奏疏中合并了两教的教义，一视同仁地称述释、道两教。这
种作法在宗教史上几乎是必需的。当一种宗教想证明它反对另一宗教的正确
性时，它就诡称在另一宗教里面找到了它自己的教义。在欧洲的古代世界末
期，当基督教跟异教哲学争辩时，基督教徒便宣称：柏拉图和斯多噶派都是
摩西的弟子，而他们的思想都来自圣经；这就是查斯丁（公元 2 世纪）的理
论，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更进一步地用了“盗窃”二字，即认为希腊人剽窃了
《圣经》。相反地，当近代的耶稣会教士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时，在法国
有一种所谓形象论者（Figurists）（即相信耶稣在圣体内仅是形象性存在的
人），他们在礼仪之争中主张，许多圣经传统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中国的史
料中找到出处。对形象论抱反感态度的伟大的宋君荣（Gaubil）①在 1733 年
的一封信中提到形象论者时曾说：“三位一体和圣餐的神秘奥义无疑地是存
在于中国书中……”宋君荣接着说，形象论者
把中国古代的帝王变成了《旧约》中的圣徒，或变成了圣三位一体中的成员……他们把中
国这个国家变成了人间的乐园，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等等。
再不然，事情又是这样的：当西方科学被介绍给中国人以后，中国人又很自
傲，说所有西方的重要发现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欧洲并未发现新东西。
这就是老子化胡论最初被提出来时的精神。但是后来在大约公元 300
年，当外夷人开始渗入中国北部而尚未推翻晋王朝的合法统治者时，我们看
到道教人士也和儒家一样开始表现出排外情绪，因而上述理论变成了他们手
中反对这种印度宗教的武器。在西晋末年的晋惠帝（公元 290—306 年在位）
时期，一位道教祭酒王浮曾几次同一位佛教和尚帛远讨论问题；帛远受过儒
家教育，而喜与文人“清谈”。②为了为他在讨论中的失败而进行报复，王浮
写了《老子化胡经》，严厉地攻击了佛教。
这本书是释、道二教数世纪中争论的原因。它经过许多次的修订、窜改
和无限制地添枝加叶，最后，它在 13 世纪时被蒙古大汗指责而付之一炬，至
今仅存原书中的几句引语和后来版本的几个片断。佛教对于此书的一本驳斥
之作发表于 4 世纪，名《正诬论》。这里没有把老子写成佛陀本人（象襄楷
那样），而是写成佛陀的弟子；佛陀被说成曾在印度教导老子。这位“弟子”
有时即被认为是摩诃迦叶（Maha-kā■yapa）。佛教辩护士有时甚至认为佛教
从远古时期起即已为中国所知，甚至这是在孔子以前；他们有时认为孔子是
佛陀的弟子，或者认为是佛陀的具体形象的化身。
当寇谦之在北方活跃的时候，中国南方又出现了道教的三位伟大的改革
者。第一位是葛洪（约公元 283—343 年），而以其抱朴子（此词出自老子）
③ 关于老子化胡的理论，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288—302 页；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研究》，
第 256—324 页。关于襄楷，见《后汉书》卷三十下，第 1075 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
以及上面的《佛教的传入》。
① 宋君荣：《北京来信，1722—1759 年》（日内瓦，1970），第 364 页。
② 见前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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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之号更为著名。这是他完成于公元 317 年的一部著作的名称，是这一时期的
道教信仰和组织成教义体系的科学的百科全书。①葛洪是建康地区的人，几经
游历之后死于后来的广州附近。他精于炼丹术，主要是一种提炼黄金和丹砂
的技术，人们企图从这种方法中得到长生不老的药物。除了外丹之外，还有
所谓“内丹”，它就是用生理方法（每日的饮食、吐纳等办法）以及精神方
法（冥思、观照等）在人体内建造长生不老的躯体。葛洪似乎还不知道佛教。
他反对“齐生死”的庄子，也反对流行的“清谈”的空疏。
在下一个世纪中，陆修静（公元 406—477 年）改编道教经典；此人是今
浙江人，卜居建康和不久以前因佛教慧远大法师而出了名的庐山。②陆修静汇
集了深受佛教影响的道教仪式，同时他还把他在遍历中国南部时所得到的众
多道教典籍进行了分类。公元 471 年他创制了一个目录，分为三“洞”，正
象佛教著作分为三“藏”（piatka）和佛教教义分为三“乘”（yāna）那样。
这是道藏的第一次汇集；现时只有明版道藏仍存留于世。
大约与陆修静同时，佛门僧祐（公元 435—518 年）也编辑了《出三藏记
集》，这是道安目录的继续。③这是一部校勘性书目名著；中国人凭借其天生
的语言学禀赋对这门学问是一贯精通的。历史编纂学也是中国人所擅长的，
这时也由于慧皎（公元 497—554 年）编写的《高僧传》等著作而正在使人感
到它的影响；这是一部主要关于翻译家生平的巨著。①佛教和道教因此被逐渐
形诸与受教育的精英阶层所熟悉的传统准则相吻合的文学和理论著作。这种
工作对道教人士来说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经籍据说由诸天神圣在不确知
其日期的情况下传授下来的，而佛教译书的日期和高僧的生平都因有充分而
精确的文献记载而能确切地为人所知。
第三位中国南方的伟大道士是陶弘景（公元 455—536 年）。②他完成了
两位前人的事业，是六朝末年道教教义的真正集大成者。陶弘景生于建康附
近，492 年隐居距京师不远的茅山，此即上清派所在地；它与灵宝派——此
派奉灵宝经总集为权威——为双峰并峙之两派。陶弘景受过很好的教育，精
于医药和当时的各种科学，他还是一位精通佛教经籍的大收藏家。他出身于
佛教家庭，据说在他所住的山中建有一座佛塔，里面同时供有一尊道君像和
一尊佛祖像。甚至有人说他曾取名菩提萨埵，并发誓要遵守佛门居士的五戒
（pa■ca-■ilāni）。梁武帝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陶弘景在梁武帝于 502
年即位之前曾与他有过接触；陶弘景后来继续做梁武帝的顾问，像寇谦之做
北魏太武帝的顾问那样。
准确地说来，陶弘景的主要著作可能是名为《真诰》的书；它的内容是
道教真人所授的图籍。它是非道教文人也能看到的当时道教的一部新百科全
① 关于葛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5 卷第 3 部分，第 75 页以下；以及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
之愿》，第 60—73 页关于《抱朴子》内容的分析。又见克里斯托福·施希佩：《抱朴子内、外篇词语索引》
（巴黎，1965，1969）。
②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 314—315 页；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93—95 页；以
及前面的《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③ 见上面的《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① 见芮沃寿：《传记和圣徒传记：慧皎的高僧传》，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5 周年纪念集》（京都，
1954），第 383—432 页；罗伯特·施译：《高僧传》。
② 见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100—114 页
世。这是佛教教义中最难捉摸的矛盾之一，也是有学问的印度人无休止地讨
论的问题之一，因此中国人感到迷惑不解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因为他们如
此地迷恋着道家关于长生的思想就更是如此。这个问题在公元 6 世纪还在讨
论之中，由儒家范缜所著的《神灭论》可知；他的理论引起了轩然大波。①
尽管事实上慧远身居山林，但在发展佛教教会制度上和在使佛教一贯同
儒教国家形成紧张的关系方面，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人们写信来向他请教。
他在于京师建康（南京）举行的一次王公大臣会议之后，于公元 404 年写出
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小册子。②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有利于僧徒，国家给了
他们以豁免权的身份；但是后来又屡次旧事重提，和尚们的境遇时好时坏。
在我们放下直到公元 5 世纪末之前在中国南方迄在进行的释、道之间的
哲学争论以前，我们必须考虑那时成为南、北方联系人的一个和尚，其人即
竺道生（公元 360—434 年）。③他既是南方慧远的学生，也是北方鸠摩罗什
的弟子。他生于河北，长于佛教的旧中心地彭城，其父在此为令，他便在此
出了家。公元 397 年，他随慧远上了庐山，但是，鸠摩罗什的到达北方甚至
在南方也引起了轰动，在公元 405 年把他吸引到了长安，同行者有慧远的其
他几个学生。在长安，他和鸠摩罗什合作，搞了他的规模巨大的翻译工作和
注释工作。三年之后他返回庐山，并带回了长安的消息和经典。后来他定居
建康（后来的南京），与那些南渡的、皈依了佛法的大学者们同游共处。大
约在公元 413 年，经历了14 年长途跋涉的著名朝圣者法显回到了建康；他的
路程是从西域到印度，又通过锡兰和印度尼西亚返回中国。
法显是在那个时期研究佛教世界的众多中国朝圣者中最著名的一位，也
是我们拥有完备记述材料的唯一的一位。①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梵文
知识也很平平；但是他的《佛国记》连同其他朝圣者的一些内容重要的残篇
仍然是不朽的资料，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对于公元 1 世纪亚洲佛教的历史就
会基本上一无所知了。②法显从华氏城带回了《大般泥洹经》，他一回到中国
就马上在佛陀跋陀罗的帮助下把它译了出来。这一著作以大乘教的极端形式
为基础以致于接近异端之说，例如它包括“大我”（mahāt-man）教义在内的
这种“大我”不仅超越非佛教徒的自我，也超越小乘教的“无我”（nairātmya），
以及一切众生皆生而自有佛性的教义。
① 关于《神灭论》的翻译，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 2 卷，第 289—292 页；以及斯特凡·巴
拉兹：《范缜的哲学和他关于佛教的论文》，载《汉学》，7（1932），第 220—234 页。
② 关于《沙门不敬王者论》的英译文，见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以及陈观胜：《论
对北朝反佛运动应负责的几个因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第 261—273 页。
③ 关于竺道生，见沃尔特·利本塔尔：《竺道生传》，载《日本学志》，11∶3（1955），第 64—96 页；
《竺道生关于世界的概念》，载《日本学志》，12∶1-2（1956），第 65—103 页及《日本学志》，12∶3—4
（1956），第 73—100 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 2 卷，第 270—284 页；陈观胜：《中
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12—120 页；以及戴密微：《佛教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渗透》，第 32—35 页。
① 关于这些朝圣者，见戴密微文，载路易·勒努和让·菲利奥扎：《印度的经典：印度学研究手册》，第 2
卷（巴黎，1953），第 399—404 页。
② 关于《佛国记》，有阿贝尔·雷米扎的译文（巴黎，1836）；塞缪尔·比尔：《佛教朝圣者法显等人从
中国至印度的行记》（伦敦，1869）；翟理思：《法显（公元 399—414 年）行纪》（剑桥，1923；伦敦再
版，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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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竺道生认为法显的译本为人们可以变成“有悟性”之佛的可能性
辩护，甚至认为被命（一阐提）所咒诅的人也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在以路德
派的方式下暗示，这与任何想取得佛性的努力一样，做善行也是徒劳的（“善
功不必有善报”），因为佛性就存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只要实现它就是了；
基督教诺斯替教派的教义也与此相似。我们再一次面对着动静之间的冲突。
可是事实上这个命题认为，一阐提在法显所翻译的《大般泥洹经》中并没有
许许多多文字，因此竺道生被指控为异端而被驱逐出建康佛教社团。但与此
同时，这部经文的一个繁本到达了中国北方，其中关于一阐提的一节文字就
是如此说的：竺道生得到了胜利。
另一与竺道生有关的教义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支遁起，如果不是
在支遁之前，就一直在讨论“悟”（bodhi；enlightenment）的问题。它是
通过逐步积累善行、功德、修持和学习而渐悟的呢，抑或作为整体，超过时
间和空间而立刻顿悟的（正象政治上革命的极权主义同改良相对立那样）？ ①
竺道生是相信顿悟的，在唐代发展起来的未来的禅宗的种子已包含在他的主
张之中了。当时的诗人谢灵运（公元 385—433 年）是一位大贵族，曾长期在
儒家的顺从和道家的意志自由论之间受尽折磨，但他的个人信仰却是佛教，
他和一批人通信讨论了“顿”与“渐”的问题。
谢灵运在序《辩宗论》集子时就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特性问题发表了几点
奇怪的议论。②他告诉我们，印度相信“渐”，中国人则相信“顿”，因为象
王弼所说的那样，③孔子曾经“体无”，他的眼光是统一的和全面的，而佛陀
劝告“积学能至”，以完成道。谢灵运还接着说，这种区别可以用地理条件
和人种类型来说明，这是中国学者经常用的生态学说明方式。他说，中国人
用一种直接的、综合的想象力，偏重于“理归一极”，而印度人则认为“受
教”要更容易一些。
这样，就把孔子本人搞成了一个“顿”悟论的支持者！自然，中国人一
定会对印度的烦琐哲学的支离破碎感到不理解，因为它的按照印欧方式的逻
辑推论不向读者漏过一个环节，与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人的语言完全是格格
不入的。这必然使得他们注意到他们自己文化的特点，而且这或许就是释、
道两家初期这些辩论的主要成果之一。
释家和道家的诺斯之间在中世纪初期发生了深刻地互相渗透的过程，对
后来的宗教史和哲学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后果是形成了禅
（dhyāna；zen）宗，它从唐代末年起以闪电般的速度推向整个远东。关于禅
宗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临济（公元 866 年或 867 年死），人们可以说他的思想
是用了佛教思想做调料的庄子思想，虽然很可能临济本人并不熟悉庄子，他
只是通过中世纪对庄子的思想的反响才接受了庄子的影响。
① 关于“渐悟”与“顿悟”，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以及石泰安：《顿悟说。汉文与
藏文关于此名词的诠释》，载《宗教史评论》，169（1971），第 3—30 页。
② 关于《辩宗论》，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卷，第 2103 号（18），第 224c—228 页。
③ 见上文《公元 3 世纪的哲学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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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在三国瓦解之后，西晋（公元 265—316 年）曾经想重新统一中国，但接
着却因蛮族的入侵而又一次分裂为南北朝（公元 317—589 年）。在这个时期，
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都越来越显出了重大的差异。南方的建康是六
朝（公元 222—589 年）的首都，它坚持国家的正统；北方却是杂凑的许多国
家，兴亡相继，大小不一，但都是异族人而又都多少有些汉化，都称为帝国，
而都城各异，但主要仍是都洛阳和都长安。毫无疑问的是，从体制上来说，
这种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普及。
异族人没有汉族人那种反对外国宗教的偏见；相反地，比如公元 333—
349 年统治过匈奴族的后赵王朝的嗜血的暴君石虎，就这样说过：为什么外
族人不欢迎一个外族上帝，甚至也为了他们的汉族臣民？①佛教最初因为它的
魔力和占卜术而受到珍视，这也是它的代表们所引以自豪的；当佛教最初介
绍到日本和西藏的时候，它也在那些地方起着同样的作用。佛教僧侣变成了
野蛮民族酋长们的顾问；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便是佛图澄，这位西域僧人于
公元 310 年正当洛阳被洗劫而西晋政府逃亡的前夕来到了洛阳；他供职于后
赵王朝，被人们全身心地尊奉为法师和神圣。①可是，他也是道安的师傅。
后赵王朝据有中国的东北部。在公元 4 世纪的下半叶，北方的权力中心
移到了长安，另一个蛮族——即原始藏人的苻族——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名字
的苻秦王朝。②这些以领土征服而与中亚相接壤的强大的波斯式统治者都皈依
了佛教，因此许多外国宣传家带着大队翻译人员前来向他们宣教。翻译人员
最初是在道安的指导下工作，后来从公元 402 年起又在伟大的鸠摩罗什领导
下工作；关于后者，我们回头再谈。
在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国化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仍在进行下去。官方正
史不是没有恶意地渲染了南方朝廷和浙江显贵——特别是梁武帝（公元 502
—549 年在位）的佞佛行为，他纵情地对僧人滥加施舍，因而引起了儒术官
吏们的一片抗议声。他的朝臣们在向僧徒、佛教社团组织及其庙宇布施时，
夸耀豪富，争相以压倒对方为能事。梁武帝是第一个开办“四部无遮大会”
的人，这有些类似印度僧伽每五年一度的大法会，因而所费不貲。无遮大会
在公元 529 年举行时，据说参加者逾五万僧尼和善男信女。皇帝穿长袍祈祷，
他的众臣下以 10 亿钱赎金从僧伽把他赎回。当 533 年无遮大会举行时，据说
有 30 万人参加，均得“法定布施”的丰厚财物和饮食；会上还有娱乐奇观，
展示了驯象等等。有几种材料还说到佞佛的贵族们所乐此不疲的做法，即舍
身给寺院，再用现金付给僧伽来赎身。①
这种自己献身的办法走得甚至比印度的做法还远。有些狂热分子断残肢
① 关于石虎，见《晋书》卷一○六上，第 2761 页以下；以及横超慧日：《中国佛教研究》（京都，1958），
第 53 页以下。
① 见芮沃寿：《佛图澄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1（1948），第 321—371 页。关于他之可能为佛
教法师之说，见戴密微：《僧护瑜伽师地论》，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44（1954），第 364 页注 8。
② 此即“前秦”，公元351—394 年；这个政权被原始藏人的姚氏家族所重建，史称“后秦”，公元384—417
年。
① 雅克·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西贡，1956），第 235—236 页；陈观胜：
《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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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体，甚至把自己的整个躯体都作为祭祀的奉献，因此被儒家人士视为亵渎神
明；还有些人则舍身自焚；②这种自杀的方式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中国和越
南，其目的或者是想避免天灾或战争，或者是用作政治讹诈的一种形式。在
印度，大乘教英雄们的赎罪的自我牺牲多半是神话式的，但是，现实主义的
中国人却把这些传奇当做真人真事，他们总是渴望要做到言行一致。关于这
种拘泥字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具体表现于儒家的古老品德“诚”字
之中（在语源学上，这个字的写法意味着“已诺必诚”）。
就教义方面来说，印度一位大师于公元 546 年来到广州，于是南方经义
出现了一大转折点。此人即是真谛，一位原是有极高教养的婆罗门教徒，后
来皈依了佛门。③他通过扶南（Bnam，下柬埔寨）而来，随身携带 240 捆梵文
贝叶经。在使南中华不得安宁的政治动荡中，他借助于口译者和有学问的高
僧以其余年翻译和解释了这些经文；后者对他的译文写下了注疏，也摘取了
这位大师的教导作为评注夹杂在译文之内。它的大部分经文属唯识宗（vij
ā-na-vāda），也称为瑜伽行派（yogācāra）。在中文里它被特称为法相宗
（dharma-laksana），因为它着重分析认识的材料，而不太着重设想无分化
的绝对——万物的本质（法相，dharmatā）——的综合方面。
这种分析式的认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崭新的东西。它最初是在 6 世
纪之初通过北方的印度大师们所作的翻译介绍进中国来的；它在北方曾引起
很活跃的辩论。它特别讨论的是所谓的基本知识（阿赖耶识，ālaya-vijnā
na），这个学派对基本知识的论证比对产生于感觉的经验主义知识的论证要
更深一些（或者更高一些）。这种精妙的心灵本质论，即“贮藏”事物的“种
子”（它们使因果报应得以连续下去）的下意识行为只有使中国人手足无措。
它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这个问题当时正在中国北
方进行讨论，正巧传来了真谛的新译文和他的教导，因而更加促进了辩论的
复杂化和尖锐化；因为真谛还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加入了一个更升华了的认识
论范畴——即纯洁无瑕的知识（无垢识；阿末罗识，amala-vijnāna）。不管
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北方与南方佛教徒之间就用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
从而在宗教方面为隋、唐的政治统一准备着道路。
真谛据认为也“翻译”了出色的哲学论文《大乘起信论》。批评家们马
上说它是中国的伪经，但它却表明了中国人在 6 世纪中叶的时候是怎样融会
贯通印度的思想的，不但在它的最深奥的思维方式上如此，甚至在它的表达
方法上也是如此。①伪经经文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②它们形成了
② 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 234—237 页；《5—10 世纪中国佛教徒的自杀》，
载《高等实验学校论文集》，2（1960），第 527—558 页；冉云华：《中世纪中国佛教徒的自我献祭》，
载《宗教史》4∶2（1965），第 243—268 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281—282 页。关于中国佛
教徒从心理的实际变化所产生的拘泥字义的倾向，例如可见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
情况》，第 209—218 页。
③ 关于真谛（公元 500—569 年），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1929—1970 年）》（莱顿，1973），第 1
页以下。
① 《大乘起信论》之梵文为 Mhāyān-■rddhotpād■āstr。有一种译文，见峡田吉人：《信仰的觉醒：据认
为是马鸣之作》（纽约和伦敦，1967）。又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 1 页以下；以及沃尔特·利
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载《通报》，46（1958），第 155—216 页。其中讨论的主题
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宗派所讨论的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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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一个真正的体系（的确象在道教中，甚至在儒家中那样），并且在六朝时期
更加丰富起来。“伪经”一词特别表明这种经文意在冒充佛陀的教言，而以
印度的原著为基础或者用印度语言写成，但它们事实上却是中国人的伪作或
代用品。
有的时候伪造者相信，他们的灵感得之于上天，因此能滔滔不绝地写出
伪经来，正象道教的经文是由神灵传授给中介人一样。例如，有一个名僧法
的尼姑死于 16 岁；她是在阴魂附身时，口诵一系列偈语而被周围的人们虔敬
地记录下来以后死去的。①在那时的佛教伪经中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包括许多
特别是论述长生术的道教的成分；这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普遍信仰弥勒佛或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原因。但是，其中也有儒家的因素，例如有赞扬孝道、
敬拜祖先和殡葬礼节等这些在印度不时行的东西。佛教书籍中充满了敬神
术、占星术、占卜术以及各种各样中国人特有的迷信，这就从中世纪早期起
预示了“三教”合一的发展，后来便以此形式侵入了民间宗教之中。
但是，在文人学士之中，正是象《大乘起信论》这类伪作取得了，而且
继续取得例外的成功。他们在这部经中找到了经过过滤后能为自己所用的一
种佛教的形式。在 12 世纪，甚至大哲学家朱熹（公元 1130—1200 年）在批
评佛教的时候，也几乎只提到它的伪经；印度经院哲学中那些伟大的论文已
经从梵文翻译出来，但他实际上并不知道。②毫不奇怪，佛教书籍对他为来说
不过是一堆剽窃物而已。
在真谛在南方展开工作的 50 年以前，鸠摩罗什已经在北方介绍了另一种
形式的印度佛教哲学。鸠摩罗什③原为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之子，后来皈依了
佛教，曾卜居西域诸王国之一的库车，这里无疑地既使用梵文，又使用中文。
他在这里娶了当地一位已经削发为尼（就象其夫已为僧那样）的公主；当时
在西域并不严格奉行僧侣的独身生活，因此鸠摩罗什也生了孩子。当他很年
轻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克什米尔作见习僧，同时在那里研习小乘教经
典。在他返回库车的路上，他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下来并开始研究大乘教，特
别是其中由龙树（Nāgārjuna）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中观学派（Mādhyamika）
的学说；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历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这个学派曾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āpāramitā-sūtra）中的教
义做了极精详的系统化工作；它宣扬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中道（madhymā
pratipad）；它的出发点是对两“边”（anta）和任何二元性实行归谬法的
辩证法；它依靠悖论来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对立、常（■
ā■vata）与断（uccheda）之间的对立、菩提（bodhi）与烦恼（kle■a）之
间的对立、死（nirvāna）与生（sam-sāra）之间的对立，都可归结为空（■
ūnyatā）。①
公元 384 年，库车被前秦的一位将军所攻克，鸠摩罗什也被俘获；这位
② 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以及《中国学研究选篇（1921—1970 年）》（莱顿，1973），
第 148 页以下、153 页以下。
①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49—50 页。
② 见 G.E.萨金特：《朱熹与佛教》（巴黎，1955）。
③ 鸠摩罗什，或简称罗什，约公元 350—409 年。关于他的传记，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第 2 卷，第 54 页注 2。
① ■ūnytā，在数学上就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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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宗教大师是他们急需的人材。这位将军回到中国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
治国家——后梁（公元 386—403 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肃的武威）。
鸠摩罗什在那里呆了约 20 年，他在这期间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识，因为如
若不然，就很难说明他会翻译得那么优秀了。后来他再次被后秦的姚兴（后
秦的高祖，公元 394—406 年在位）所组织的一支军事远征队所俘获。姚兴是
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长安给鸠摩罗什加了许许多多荣衔；罗什
于 402 年被带到长安，并被委托带领一支已由道安训练出来的第一流的翻译
队伍。这支翻译队伍不仅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他们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员
的素质很高，它不仅包括深晓经文“意义”的一些和尚，①而且也包括当地最
有学识的一些世俗人士。
鸠摩罗什的译文经过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饰和润色，中文的行文非常优
美流畅，它们超出了前辈（因为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文在他以前已有别人译
过），也使后来的译文为之逊色。它们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例如，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维摩诘所说
经》（Vimalak■rti-nirde■a）、《净土经》（Sukhāvat■-vyūha）即是如
此。但是，他译的中观学派的论文才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运
动。这里主要有“三论”。②除此之外，恐怕应该加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的注释（计 25000 偈），③它据说为龙树所著，但恐怕是 4 世纪初在印度西北
部写成的。这样就构成了大乘教哲学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可视为小乘教
《阿毗达磨》的一种补充，这在《十诵律》的经文中体现了出来。④
鸠摩罗什对大、小乘教都很精深；这两种教义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在他
的本土西域彼此竞争。这种巨帙注释本技术性很强，又不少于百万汉字，在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元 404—406 年）译成，在当时确实是创世界纪录的译
作；只有玄奘在公元 7 世纪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这更好一些。让我们想象一下，
在这个大都市郊区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园中的阁子里有一位库车大师，环绕着
数以百计的汉族合作者——由这位异域主持者亲自指挥的长安的文化菁英人
物；让我们判断一下，中国人当认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学点什么东西而又不
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论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
啊！
鸠摩罗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弟子，例如竺道生，①特别是
僧肇（公元 374—414 年），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可以比之于王弼（他有
时被人称为“王弼第二”）。僧肇出身于长安的寒素之家，幼年被迫给人做
抄写工作维生。这使得他有机会读到中国的经籍和史书，然后读《道德经》
和《庄子》，最后才皈依佛门。这是符合通常的学习进程的，但是他没有象
道安和慧远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大约在公元 398 年，他前往姑臧
进入了当时在长安有口皆碑的鸠摩罗什的学校；4 年以后，鸠摩罗什和他一
起返回了学校。
① 此即义学僧，这些人专攻教义，而不以主修寺院课程、默省和其他课业见长。
② “三论”包括如下经典：《中论》，是对据说为龙树所著的《中观论》的注疏；《十二部论》（Dvād■-
nikāy-■āstr），据说也为龙树所著；《百论》（■tk-■āstr），据说为提婆（■rydev）所著。
③ 即《大智度论》（Mhāprjnāpārāmit-upde■）；关于它的译文，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④ 见前文。
① 见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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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僧肇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著，②它们是用强烈的道家精神和语
气来阐发中观学派的伟大论旨，可是显示出他比南方的任何“玄学”门人或
庐山慧远派的门人弟子们更熟谙印度的哲学。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竺道生
曾把僧肇的一篇文章给慧远看过。③僧肇在他的文章中又讨论了王弼和郭象所
曾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体”与“用”等。僧肇把这和佛教中诸如“慧”
（praj■ā）与“方便”（upāya），或“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联系
起来。④在他的著作中，新的“理”还带有大大不同于印度哲学的宇宙秩序的
意味，因此有时使人怀疑他究竟是一位佛教徒还是一位道教徒。他似乎没有
学过梵文，但他吸收了中观学派的分别推求法，这是向逻辑学的挑战，同时
利用了印度形式的三段论，即“四难推理”：有；无；有和无；非有非无。
他的著作确实是中国人在理解印度思想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给中国佛教留
下了持久的痕迹。甚至迟至唐代，禅宗还从僧肇吸取灵感。
公元 417 年，长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刘裕所占领；他不久又返回浙江，
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建立了南朝时代的宋王朝（公元 420—479 年）。后秦王朝
灭亡了；长安又被一个匈奴领袖所重新占据，鸠摩罗什的社团不得不向南或
向东北流落到北魏地区（公元 386—534 年）。①北魏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
帝国，在公元 5 世纪中叶统治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它的第一个首都是在
山西（平城，今大同附近），但在 495 年迁到了旧都洛阳，此地现在已变成
了北方的佛教中心。北魏王朝从一开始就左袒佛教，但对它的实际活动则控
制得更严厉。它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这时面临着南方早已爆发的国家和佛教
教会之间的冲突。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②在东晋王朝，慧远如何为僧徒赢得
了“不敬王者”的特权。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③
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
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但在中国，反对佛
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
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它
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
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
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所有这些
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
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
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①
② 塚本善隆译注的《肇论研究》（京都，1955）；以及沃尔特·利本塔尔译：《肇论：僧肇的论文》（香
港，1968）。又见鲁滨逊：《印度和中国的早期的中观学派》，第 123—155、210—232 页。
③ 见前文。
④ 见前文。
① 可能是源出突厥-蒙古族的一个集团所建，为拓跋氏（To-P，或 Tbgch）。
② 见上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③ 关于这种冲突，见塚本善隆等人：《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京都，1960），第 69 页以下，热尔纳：
《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陈观胜：《中
国佛教的历史研究》，第 74 页以下；以及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 261 页以下。
① 关于它的译文，见伯希和译《牟子理惑论》，载《通报》，19（1920），第 255—433 页。关于北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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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北魏王朝所最关心的是帝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受干扰。为了终止政教之间
的这种斗争，政府企图设立一种国教，把僧侣置于一个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
它的负责人是一名僧侣，同时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各外州府也有其下属来负
责管理地方佛教团体。除了或许在阿育王时代以外，印度从来没有这种设置，
而即使在那时，公元前 3 世纪的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监督权也不象北
魏王朝管理僧众的人具有的职责那样广泛和重要。②
这样把佛教教会置于国家之下的办法马上给佛教徒带来了麻烦。公元 5
世纪中叶，两种敌对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运动：一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
北魏的政府机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为道教，因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
众欢迎。太武帝（公元 424—452 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谋臣崔浩（公
元 381—450 年）的影响；后者被教养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汉化这种
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则为法式在北魏帝国建立它的行政制度。他赢
得了道教天师寇谦之③对他的事业的支持。
公元 455 年当皇帝扑灭了长安的一起叛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佛教寺
庙里藏有武器。在那个时候，许多叛乱都是佛教徒煽动起来的。皇帝下令将
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处死，以后又下令杀尽全帝国的和尚，并且尽毁一切佛
教寺院、佛像和佛典。①这道命令看来似未严格执行；可是，它是被中国佛教
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法难”。几年以后这道命令被取消了，佛教随着和尚昙
曜（可能是汉人）在 460 年当上了沙门统而重新得宠。②正是此人开始了云冈
石窟的开凿；此地距北魏在山西的都城不远。这些佛窟的装饰受到印度、西
域风格的影响，甚至也受到希腊化时期风格的影响。里面的佛像都再现了魏
王朝诸帝的形象，③因为他们已被神化为佛祖了（这就在神权政治上解决了和
尚该不该敬奉世俗君主的问题）。
到了公元 4 世纪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统法果（约在公元 348—420
年）就已经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据说：
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
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半个世纪以后，昙曜也精明地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处加上了安全垫。为
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虫，他也建议让他们做工作。大约在公元 469 年，建
立了“僧祗户”制度。④这种户包括应向教会当局交纳“僧祗粟”的世俗佛教
徒。这种交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和寺院。
的佛教，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京都，1942）；《魏书释老志研究》（京都，1961）；
以及《魏收的释老志》，赫尔维茨译，载《公元 5 世纪北中国的云冈石窟》，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编（京
都，1956），第 16 卷（增刊），第 23—103 页。
② 朱尔·布洛克：《阿育王的铭文》（巴黎，1950），第 33 页以下。
③ 见下文。
① 关于崔浩，见《魏书》卷三五，第 807 页以下。关于北魏斥佛，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
篇》，第 241 页以下；以及陈观胜：《论对北朝斥佛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② 塚本善隆：《魏收的释老志》，第 69 页以下。
③ 戴密微：《中国考古学札记》，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25（1926），第 452 页注 6。
④ “僧祗户”中之“户”，是国库的财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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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昙曜还建立“浮图户”，招募刑徒和官奴来寺院服役，使之垦田、开荒
和运输粮谷。①这意味着佛教教会必须在公共福利上做些事情。那些生产僧祗
粟的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很大
的嫉妒，又使得大批为非作歹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涌入僧祗户，甚至也涌入
了正式的僧侣队伍。据公元 477 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 6478 座寺院，
僧尼共 67258 人。公元 512 至 515 年之间，寺院又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
朝的末年寺院达 30000 座之多，僧侣总数 200 万人。南朝在此时期的统计数
字则要少得多；寺院的数字约在 1768 到 2846 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 24000
至 82700 人之间。
在北方，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和尚们中
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拉
帮结伙的佛教伪滥僧是北魏末年的一大灾祸。据记载，公元 402 至 517 年之
间至少有九起被佛教徒引发的农民叛乱。②这种叛乱可能是由一些目不识丁的
和尚发动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弥勒佛转世，或弥勒佛的先驱，或者是想要创
建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象汉末的道教叛乱者那样。和黄巾军
一样，这些佛教徒帮伙是军事和宗教组织，按杀敌——即魔鬼（Māra）——
的多寡而给予武士以佛教等级中的相应名号。
叛乱者不仅反对政府，也反对依附政府的教会。寺院被劫掠，僧官被困
扰。毫无疑问，叛乱者的被激怒是因为甚至这个非汉人政府也在搞苛捐杂税，
这些外夷贵族也在搞豪华建筑作为敬神的表示，而这就意味着人民的赋税和
徭役的增加。洛阳的寺院充塞着财富，①公元 6 世纪初年在洛阳附近建造的龙
门佛窟是为新的首都服务的，正象云冈佛窟是为山西的旧首都服务一样；这
些佛窟中的雕刻显示了多么挥霍无度的气概。据说，在公元 518 年，洛阳超
过三分之一的地面上布满了佛教建筑物。16 年以后，北魏王朝便覆灭了。
几经变化之后，中国北部分成了两个新的外夷王朝：东为北齐（公元 550
—577 年），西为北周（公元 557—580 年）。北周都长安，因迫害佛教而知
名，这被称为第二次“法难”（公元 574—576 年）。北周的武帝（公元 561
—578 年在位）希望自己比汉人更加汉人，他想给儒、释、道三教排个队，
并组织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教共同参加的会议，它的记录已留传至今。
佛教的主要反对者有已被开除僧职的卫元嵩，他想借拥护儒教来达到自己升
迁的目的；还有一个反对者为道士张宾。这种情况很象北魏王朝时代的公元
446 年，那时反对佛教的汉人联合起来博取一位外夷君主的欢心；后来在公
元 13 世纪蒙古人的统治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公元 573 年，皇帝宣布支持儒教。佛教徒被贬到第三位，他们提出了抗
议。第二年他们又被禁止进行活动。僧尼必须还俗；他们的建筑物、圣像和
① 关于僧秪户和浮图户，见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 95—101 页。
② 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第 247—285 页；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第 271—273
页。
① 关于北魏时期洛阳的佛教，见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58—165 页；塚本善隆：《魏收的
释老志》；横超慧日：《北魏佛教研究》（京都，1970 年）；W.F.J.詹纳：《洛阳的回忆：杨玄之与湮没
无闻的京城（493—553）》（牛津，1981）；杨玄之：《洛阳伽蓝记》，王伊同译（普林斯顿，纽泽西，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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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经籍被销毁；他们的货物被没收。甚至道教也未能幸免于被排斥。②当北周于
577 年破灭了北齐以后，此举波及整个中国北方。大量僧尼被勒令还俗，其
数达二三百万人。直到 578 年武帝死去以后才废除这道禁令。三年以后，即
581 年，他的王朝被隋所取代；这个新王朝是北周的高级官员所建立的，他
是汉人，但婚媾于有外夷血统的一个佛教徒。他本人生于一座寺院内，由一
位尼姑所抚养，他很快又重建了佛教，并依靠佛教的支持重新统一了中国。
在中国南方，没有发生象北魏和北周那样大规模迫害佛教的事情。这里
的佛教社团要小一些，也不准备以叛乱向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但是，
北方的叛乱使我们大致了解大多数信佛教的居民用什么形式起事，但其详我
们迄无所知。那时的碑铭和敦煌发现的手稿也对人民的信仰有所揭示。我们
在还愿的铭文中看到，那些奉献佛像的人都祈求在弥勒佛的天上——或者后
来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得到超生，不仅为了他们自己，根据回向①之说，
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亲属、祖先，甚至也是为了全人类。
突出祖先，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做法。也有一些地方的社团是由一个和
尚主持它们的活动。信徒们可能聚集在一起制作圣像，抄写经文，给香客布
施或为他们的同道出资做殡葬法事；或者他们甚至用道教的守斋名义聚会在
一起；虽然这些活动应该是素食，但他们往往大吃大喝，和道教的守斋一样。
② 这种社团活动也称为“社”，这个名词是指佛教以前的古代的土地神和农民
社团聚集在这里敬拜的社稷坛；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古代中国的制度仍
然在佛教环境中留存的情况。③法术也还在民间的信仰中起重要作用。许多和
尚有法术，并变成了传奇人物。比如，宝志（公元 425—514 年）就以他的奇
特行为被称为“神僧”而知名于建康（极象唐代的禅宗大师们）。他被认为
是救苦救难的观音（Avalokite■vara）的化身，后来他才变成了对死者的崇
拜的守护神。①
公元 6 世纪，北方兴起了一个千年至福运动；这是一种外教，即隋代和
唐初极为流行的三阶教。②这是一种印度的传统，它主要按照《妙法莲华经》
的说法把佛教的人世演变分为三级或三个连续的时期：正法时期、象法时期
和末法时期。③不能肯定的是，每一个时期到底是 500 年还是 1000 年（甚至
末法时期是一万年），而且根据正法的最后代表释迦佛“涅槃”之绝对日期
来算也有不同的算法。
据说有一位慧思和尚（公元 515—577 年），生于北魏时期的河南，后来
流寓南方的湖南，他第一次提出了末日即在眼前的想法。他把末法时期的开
② 关于北周排斥佛教的问题，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第 29 页以下；陈观胜：《中国
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86—194 页；以及《论对北朝反佛教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① “回向”，即 prinmn。
② 见下文。
③ 关于“社”的问题，见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 251—269 页；以及戴密
微：《近期敦煌的研究》，载《通报》，56（1970 年），第 17—18 页。
① 牧田谛亮：《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京都，1957），第 31—38、55—56 页。
② 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以及横超慧日：《中国佛教研究》，第 283 页；矢吹庆辉：
《三阶教教义与日本佛教》，载《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教授讲座设置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庆祝委员会编。
（东京：《先驱报》，1954），第 353—361 页。
③ 此即“正法”（sddhrm）；“象法”（prtirūpk-dhrm）；以及“末法”（p■cim-kāl），即“最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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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始定在公元 434 年。公元 574—578 年北周的迫害佛教的运动可能助长了这个
教派人数的扩张。它的真正组织者是信行（公元 540—594 年），也是出自河
南的一位怪僧，他在 589 年被隋王朝邀请到了长安。可是，隋王朝马上就谴
责了他的教派，所以它很快转入了地下并有搞颠覆活动的迹象，特别是它认
为政府应对法律的败坏负责，而且它变得异常地富有。因为按照信行的劝告，
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奉献财物来建立不可剥夺的“无尽藏”，以备正法的第二
位佛祖弥勒佛到来时用。这些宝藏成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种子，同时由于六朝
末年货币和商业经济的增长，国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发展的。唐王朝也可能严
厉地对付这个教派，并且可能有几次没收了它的货财。
对于唐代的民间佛教的形式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
起源都在南北朝时期。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各宗派在唐代已或多或少地形成
了制度化的形式。它们也发源于南北朝，①当然在南北朝时期它们仅仅是一些
偶然聚集在某些外国或中国大师周围的佛教社团而已。另外也有一些社团专
门研习某一部特别译经，例如对鸠摩罗什的“三论宗”，或是对菩提流支和
勒那摩提的“十地经论”（地论宗）的注疏，或是对真谛的摄论宗的注流均
有研习；另有一些人则更专注于研习寺院的纪律（vinaya；律宗），或冥思
的实践（dhyāna；禅宗）。
佛教历史编纂学家决心编造他们的被称为“祖”的那些大教长的谱系时，
他们自然不难于把大唐时代各宗派的渊源上推到 5 世纪或 6 世纪。例如禅宗
就是这样，它在八世纪才发展起来，它说它的中国初祖是来自南印度的菩提
达摩大师（据推测，他在 6 世纪时先住在中国南方，后来移住北方），但是，
他的历史真实性已坠入原始神话的迷雾中而模糊不清了。
① 关于 5 世纪和 6 世纪的佛教宗派问题，见利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另见戴密微：
《佛教研究选集》，第 1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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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关于汉末大叛乱以后的道教，我们拥有的材料也是令人失望的。它们要
么所记日期不准确，要么根本不记日期，要么就根本抱有明显的偏见，象在
释、道二教论战交锋时所写的佛教小册子那样。除此之外，由于这些现存材
料未经充分细心研究，所以不可能给这个时期的道教描绘出一幅准确的画
面。②
有一件事实很显眼。黄巾军和五斗米道所创立的制度一直保存在可以称
为道教的教会之中；这个道教教会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也很受佛教僧
祗的榜样的影响。在隋代，道教社团似乎划分为教区，我们发现它们的专门
名称中有“天师”、“祭酒”和“静舍”。由于“教民”（或“道民”）向
其首领贡献了谷物或实物，这些教区能满足它们的需要；教民还向首领贡献
“厨”食——即宗教仪式的餐饭。①他们定期持斋或举行宗教盛宴，不管其名
称如何，它们通常是在群众的狂乱情绪中结束（至少如果六朝时期反道教的
小册子是可信的话）。这些作品给这种仪式提供了讯息，但它们的佛教徒作
者们对道教徒显然既不公允，也不宽容。
这种场合也包括“涂炭斋”在内，即参加者要象罪犯那样以泥炭涂面以
证明清除了自己的罪恶；或者他们要象驴子那样在泥地里打滚。有所谓“黄
箓斋”，即祈祷者无休无止地祈祷和没完没了地跪拜，据说要以此救助那些
祈求免罪的人的祖先。还有一种所谓“合气”，即以一整套性交技术来实行
性滥交，据说可用这办法求得长生。②这种性交行为不仅行之于私生活中，也
行之于宗教仪式的公共场合中；放荡行为是在宗教仪式的掩饰下进行的。正
是这种“合气”，使得“男女杂沓，如野兽然”，③公元 4—5 世纪孙恩的徒
众还一直行之不衰。
孙恩是一位著名的叛乱者，他在公元约 400 年把浙江地区置于火与剑的
动乱中，因而危及东晋王朝。他来自山东琅琊，当时这里也是五斗米道的一
个中心，据说他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员。④有许多大家族是从琅琊迁到浙江来
的，他们祖传的宗教便是天师教。①琅琊的这个教派也影响了另一个著名叛乱
——在 4 世纪之初结束了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中的最重要人物。②
可是，道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所引起的叛乱或许不如佛教仅在北魏时期（公
元 386—534 年）所引起的叛乱那么多。
在北魏王朝时期，太武帝（公元 424—452 年在位）的顾问寇谦之（公元
365—448 年）天师起来反对民间道教的放浪无节制。由于有《魏书》中的《释
老志》的宝贵材料，关于寇谦之其人其事我们是知道得不少的。③寇谦之生于
①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 378 页以下。
② 关于这些性交技术，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517—541 页。
③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534 页。
①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7—78 页。
②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6—77 页。
③ 《释老志》，《魏书》卷一一四，第 3025—3055 页。这是正史中少见的宗教史篇章。《魏书》由魏收编
修，公元 554 年修完，其时北魏王朝已覆灭 20 年。它论及道教的部分已由詹姆斯·R.韦尔译出：《魏收和
〈魏书〉论道教》，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53∶3（1933），第 215—250 页。关于分析和注释，见吉
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8—89 页。关于福井康顺的日译文评点版，见横超慧日：《北魏佛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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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不久之后即变为北魏京师的洛阳附近，少年时期先学道于西岳，后来又学道
于中岳，④遇到一位真人告知他将为王者师。公元 415 年，他在中岳顶上遇见
了老子成神后的影像（太上老君），影像授与他“天师”称号，责成他用新
的道教符箓来改造“天师道”。影像说，“道”已经堕落腐化；三张（天师）
及其后人对于信徒所要求的贡献，以及例如杂滥性交等其他弊端都应终止；
应该大力注意正确地使用静坐和每日的饮食，注意吐纳和体操锻炼以求得长
生。佛教的进德日新的修养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公元 423 年，寇谦之又在嵩山遇见了一个异象，这一次是一个叫李谱文
的人的异象，他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他指派寇谦之为他的继承人。
他要他敬拜诸天神圣，同时提到佛陀是天神之一，他的弟子们也是“天上的
人”。他又告诫寇谦之要支持统治北方的“太平真君”。这个人就是北魏王
朝的皇帝，他在 440 年真的改年号为“太平”，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黄巾军的
乌托邦思想。
寇谦之遇见了这些异象之后，就把他所接受的图箓上奏给了皇帝。公元
442 年，他在官方于洛阳为道教祭祀所准备的道场（天坛）上把法物献给了
皇帝，使他依法成为信徒。对君主施行这种正式的法事，使道教变成了国教。
公元 446 年，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佛教在北魏帝国遭禁止。①如上所述，尽力
搞排佛活动的人是一位有极端思想的汉人大臣，寇谦之也有此思想，但却有
很大的保留。天师并不反对佛教，因为他认为他大大得力于佛教之助。
决不是所有道士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和佛教一直在吵
闹。当文人们在哲学方面把儒、释、道三教的因素象上面所讲的那样混合起
来的时候，释、道两教的拥护者之间就可能开始产生了误会。释、道两教教
会之间关系的破裂在唐代完成，那时佛教有一切理由嫉恨道教；因为道教那
时很受宠，它是与老子同姓李的皇室的宗教。在从前，即公元 4 世纪中叶，
一个叫单道开的人②从敦煌经过中国去广州，作为治病术士，和《高僧传》中
的人物佛图澄一起中途在邺停留了下来；可是我们得知，关于他的每一件事
都染上了道教色彩，因此其他材料把他列入道教天师中，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公元 467 年释、道分裂已是如此彻底，道教作者如顾
欢等人就把佛陀当作蛮夷之人，而郑重地宣称，道家和佛子不可能同戴一天。
③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道士，即关于佛教的“三破论”的作者，①用儒家
的排外偏见来反对佛教，并且使之达到了种族主义的高度；他说，如果老子
反复以独身禁欲教育印度人，那是为了用种族灭绝的办法去灭绝这个野蛮种
族。②为了把佛教弄得声名扫地，道士们企图证明，佛教不过是道教的替补宗
教而已。老子曾教西夷以道教，根据传说，他在中国的生涯结束后是走向西
究》，第 453—491 页。关于《释老志》中的佛教部分，见塚本善隆：《魏书释老志研究》和《魏收的〈释
老志〉》。
④ 此即距长安不远的西岳华山；洛阳附近的中岳嵩山。
① 见前文。
② 见 M 索伊米：《单道开传》，载《高等实验学院论文集》，1（1957），第 415—422 页。
① 此论被认为是张融（公元 479—502 年）所作。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第 2102（8）号，第 50c；又见陈观胜：《南朝时期的反佛教宣传》，
第 173 页。
My World,My Rules. 2005-6-2 10:07 #328
晓风寒月 从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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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方去了的。这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论，它最初是在汉末襄楷的奏疏（公元 166
年）中提出来的。③这个理论可能最初不是意欲伤害佛教，勿宁是用合释-道
为一体的方法在糅合释-道的过程中使佛教取得中国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
襄楷在他的奏疏中合并了两教的教义，一视同仁地称述释、道两教。这
种作法在宗教史上几乎是必需的。当一种宗教想证明它反对另一宗教的正确
性时，它就诡称在另一宗教里面找到了它自己的教义。在欧洲的古代世界末
期，当基督教跟异教哲学争辩时，基督教徒便宣称：柏拉图和斯多噶派都是
摩西的弟子，而他们的思想都来自圣经；这就是查斯丁（公元 2 世纪）的理
论，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更进一步地用了“盗窃”二字，即认为希腊人剽窃了
《圣经》。相反地，当近代的耶稣会教士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时，在法国
有一种所谓形象论者（Figurists）（即相信耶稣在圣体内仅是形象性存在的
人），他们在礼仪之争中主张，许多圣经传统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中国的史
料中找到出处。对形象论抱反感态度的伟大的宋君荣（Gaubil）①在 1733 年
的一封信中提到形象论者时曾说：“三位一体和圣餐的神秘奥义无疑地是存
在于中国书中……”宋君荣接着说，形象论者
把中国古代的帝王变成了《旧约》中的圣徒，或变成了圣三位一体中的成员……他们把中
国这个国家变成了人间的乐园，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等等。
再不然，事情又是这样的：当西方科学被介绍给中国人以后，中国人又很自
傲，说所有西方的重要发现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欧洲并未发现新东西。
这就是老子化胡论最初被提出来时的精神。但是后来在大约公元 300
年，当外夷人开始渗入中国北部而尚未推翻晋王朝的合法统治者时，我们看
到道教人士也和儒家一样开始表现出排外情绪，因而上述理论变成了他们手
中反对这种印度宗教的武器。在西晋末年的晋惠帝（公元 290—306 年在位）
时期，一位道教祭酒王浮曾几次同一位佛教和尚帛远讨论问题；帛远受过儒
家教育，而喜与文人“清谈”。②为了为他在讨论中的失败而进行报复，王浮
写了《老子化胡经》，严厉地攻击了佛教。
这本书是释、道二教数世纪中争论的原因。它经过许多次的修订、窜改
和无限制地添枝加叶，最后，它在 13 世纪时被蒙古大汗指责而付之一炬，至
今仅存原书中的几句引语和后来版本的几个片断。佛教对于此书的一本驳斥
之作发表于 4 世纪，名《正诬论》。这里没有把老子写成佛陀本人（象襄楷
那样），而是写成佛陀的弟子；佛陀被说成曾在印度教导老子。这位“弟子”
有时即被认为是摩诃迦叶（Maha-kā■yapa）。佛教辩护士有时甚至认为佛教
从远古时期起即已为中国所知，甚至这是在孔子以前；他们有时认为孔子是
佛陀的弟子，或者认为是佛陀的具体形象的化身。
当寇谦之在北方活跃的时候，中国南方又出现了道教的三位伟大的改革
者。第一位是葛洪（约公元 283—343 年），而以其抱朴子（此词出自老子）
③ 关于老子化胡的理论，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288—302 页；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研究》，
第 256—324 页。关于襄楷，见《后汉书》卷三十下，第 1075 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
以及上面的《佛教的传入》。
① 宋君荣：《北京来信，1722—1759 年》（日内瓦，1970），第 364 页。
② 见前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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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之号更为著名。这是他完成于公元 317 年的一部著作的名称，是这一时期的
道教信仰和组织成教义体系的科学的百科全书。①葛洪是建康地区的人，几经
游历之后死于后来的广州附近。他精于炼丹术，主要是一种提炼黄金和丹砂
的技术，人们企图从这种方法中得到长生不老的药物。除了外丹之外，还有
所谓“内丹”，它就是用生理方法（每日的饮食、吐纳等办法）以及精神方
法（冥思、观照等）在人体内建造长生不老的躯体。葛洪似乎还不知道佛教。
他反对“齐生死”的庄子，也反对流行的“清谈”的空疏。
在下一个世纪中，陆修静（公元 406—477 年）改编道教经典；此人是今
浙江人，卜居建康和不久以前因佛教慧远大法师而出了名的庐山。②陆修静汇
集了深受佛教影响的道教仪式，同时他还把他在遍历中国南部时所得到的众
多道教典籍进行了分类。公元 471 年他创制了一个目录，分为三“洞”，正
象佛教著作分为三“藏”（piatka）和佛教教义分为三“乘”（yāna）那样。
这是道藏的第一次汇集；现时只有明版道藏仍存留于世。
大约与陆修静同时，佛门僧祐（公元 435—518 年）也编辑了《出三藏记
集》，这是道安目录的继续。③这是一部校勘性书目名著；中国人凭借其天生
的语言学禀赋对这门学问是一贯精通的。历史编纂学也是中国人所擅长的，
这时也由于慧皎（公元 497—554 年）编写的《高僧传》等著作而正在使人感
到它的影响；这是一部主要关于翻译家生平的巨著。①佛教和道教因此被逐渐
形诸与受教育的精英阶层所熟悉的传统准则相吻合的文学和理论著作。这种
工作对道教人士来说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经籍据说由诸天神圣在不确知
其日期的情况下传授下来的，而佛教译书的日期和高僧的生平都因有充分而
精确的文献记载而能确切地为人所知。
第三位中国南方的伟大道士是陶弘景（公元 455—536 年）。②他完成了
两位前人的事业，是六朝末年道教教义的真正集大成者。陶弘景生于建康附
近，492 年隐居距京师不远的茅山，此即上清派所在地；它与灵宝派——此
派奉灵宝经总集为权威——为双峰并峙之两派。陶弘景受过很好的教育，精
于医药和当时的各种科学，他还是一位精通佛教经籍的大收藏家。他出身于
佛教家庭，据说在他所住的山中建有一座佛塔，里面同时供有一尊道君像和
一尊佛祖像。甚至有人说他曾取名菩提萨埵，并发誓要遵守佛门居士的五戒
（pa■ca-■ilāni）。梁武帝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陶弘景在梁武帝于 502
年即位之前曾与他有过接触；陶弘景后来继续做梁武帝的顾问，像寇谦之做
北魏太武帝的顾问那样。
准确地说来，陶弘景的主要著作可能是名为《真诰》的书；它的内容是
道教真人所授的图籍。它是非道教文人也能看到的当时道教的一部新百科全
① 关于葛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5 卷第 3 部分，第 75 页以下；以及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
之愿》，第 60—73 页关于《抱朴子》内容的分析。又见克里斯托福·施希佩：《抱朴子内、外篇词语索引》
（巴黎，1965，1969）。
②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 314—315 页；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93—95 页；以
及前面的《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③ 见上面的《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① 见芮沃寿：《传记和圣徒传记：慧皎的高僧传》，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5 周年纪念集》（京都，
1954），第 383—432 页；罗伯特·施译：《高僧传》。
② 见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100—1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