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黑暗之门副本在哪:《剑桥中国隋唐史》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2:46:30
乎化为乌有。①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创建
虽然人们通常把开凿运河与第二代隋帝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这一网络是
他的父亲文帝开始建造的。584 年当文帝刚进入新都时，他就命宇文恺设计
一条运河，从京都东流至渭水与黄河汇合处附近的潼关要地。②这一运河名广
通渠，它的开凿是受了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是京师区域缺粮（由于人口的增
加而更加严重），粮食必须从东部肥沃的平原运来。第二种压力是，在京师
正北东流在黄河大弯处与黄河汇合的渭水受到淤积和季节性枯水的威胁，新
运河提供了一条较可靠的水路。文帝的诏书如同宣布建造新都计划的诏书，
宣称徭役劳动者的短期辛劳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即他答应新运河既用于官
运，也可用于私运，会带来很大的方便。他还希望代北（今山西省）的资源
将由汾水水运而下，然后经黄河上游，最后通过运河被运到京师。广通渠的
工程迅速完成，这可能是因为此渠的路线大部分沿着一条汉代运河，后者在
700 年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建成的。当 589 年长度接近 100 英里的广通渠竣
工时，文帝亲自出京城视察，并赏给各监督徭役的官员适量的丝缎。在渠的
东端隋还建了广渠仓作为主要的储粮地，当歉收时可由此运粮供应京畿或其
他地区。
这是运河工程的开始。而到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才把开凿地区性的
重要运河转到建设全帝国的水运体系。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① 冢本善隆：《隋对江南的征服与佛教》，载《佛教文化研究》，3（1953 年），第 1—24 页。
② 张崑河：《隋运河考》，载《禹贡》， 7（1937 年），第 201—211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
志》，第 159—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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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604—617 年在位）的个性和生活作风
杨广，历史上称隋炀帝，生于 569 年，为杨坚与其非汉族妻子所生的次
子。我们可以设想，在他 12 岁以前的少年生活中，他致力于他的阶级和时代
的共同追求，学到了中文的基础知识，具有正规的佛教信仰（他和他的弟兄
童年都有佛名，有一个甚至想剃发为僧），受过骑战和狩猎的训练。他的本
纪说他勤奋好学，精于文学。它还记载他非常严肃，举止端庄。他父亲的篡
位完全改变了杨广及其四个弟兄的生活。他们从朝廷大臣之子的那种舒适
的、可能显得平凡的童年生活一跃而去过 6 世纪的宫廷生活。他们成了王，
取得了封地和显赫的爵号，但他们也变成了围绕权力中心进行阴谋诡计的工
具，在那里，官员、宫廷的宠妃、术士、和尚和庸医们各为私利而勾心斗角。
前文已经谈到，杨广的双亲为自己的青云直上而不安甚至恐惧，因为他们知
道自己的至尊的地位是靠篡夺、暴力战争和大规模的屠杀取得的。他们很容
易猜疑，而且这种心理也易被人利用。皇后活像一个清教徒，有着变态的妒
忌心理；她不断干预诸子的生活，他们稍微违背她的严格标准就遭到责难。
文帝也着魔似地担心，某个儿子一旦成人，就将成为一心要取代他的集团和
朋党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五个儿子中，只有杨广未受到双亲的冷落。下文将
会看到，这不完全是偶然的。
杨广的第一个官职是新设的华北平原北部的行台尚书令。他当时只有 13
岁，文帝派饱经风霜的文武官员协助他，他们有权，并用权来约束那位受照
顾的幼童。约在同时，文帝也许出于一统天下的谋略，在后梁为其次子寻找
配偶，后梁当时实际上是隋在长江中游的卫星国。经过占卜，前统治皇室的
一个女儿、原建康梁朝诸帝的后裔被选为杨广之妻。这位年轻的姑娘受过很
好的教养；她聪明好学，很有文才。杨广爱她，并尊敬她。作为萧后，她是
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知心人。很可能她给他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
热爱南方，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①
前文已经讨论了 589 年隋征服陈朝的情况。杨广名义上是远征军的统
帅，但制订复杂的军事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工作主要由高颎和其他久经沙场的
将领负责。据说高颎反对杨广纳被俘的陈后主的宠妃，此事据称使杨广从此
对他父亲的主要谋臣怀恨在心。但另一方面，杨广在被征服的建康的行为堪
称模范：他公开处决了降服的陈朝的几个有名的酷吏，并封闭了陈的仓库，
所以无物被偷盗。在祝捷中他得到丰厚的赏赐，并一度返回北方任所。当原
来南陈的一些地方爆发叛乱时，杨广代替其弟被任命为东南的总管，驻营江
都（今扬州）。他在任九年，每年至京师向父皇述职，在 600 年，一度任远
征突厥人的统帅。他在南方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缓和南方的怨恨和
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
多政治和文化隔阂。他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与京师发出的关于被征
服的南方的总的命令，例如 589 年颁布的关于在原来陈的土地免税 10 年的命
令，598 年关于南方所造船只不得超过 30 尺以防水上叛乱的命令，相辅而行。
杨广集中全力进行可称之为文化战略的活动，它旨在说服南人，说他们的新
统治者并非夷狄，而是具有和珍视同一文化遗产的开化的人。在这一战略中，
① 《隋书》，卷 36 第 1111—1113 页；芮沃寿：《隋炀帝的个性和定型的言行》，载芮沃寿编：《儒家信
仰》（斯坦福，1960 年），第 49—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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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个人的教养是他的本钱；他所讲的日益流利的南方主要方言吴语和他的出
身名门的南方妻子无疑也是有利条件。
他赴任之时是在到处出现的武装反隋叛乱被杨素血腥镇压以后，所以反
隋的情绪高涨。南朝的陈和贵族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慷慨的施主，此时僧人
（许多人已参加反隋的武装起义）发现已无赞助人，只能设法在建康和其他
地方已毁灭的和半空虚的寺庙中谋生。杨广立刻着手另建一都以代替将近三
个世纪中一直是南方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建康。他从新都江都下了几道命
令，要求收集和重抄在战争和以后的内乱中分散在各地的佛经。他在江都建
造佛寺和藏经之馆堂。他还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至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
术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天台宗创建人智f ，他在以前长期受南陈皇室
的赞助。
591 年后期，杨广在江都给 1000 名南方僧人广设斋席。在斋席后，年轻
的杨广跪受智f 为居士作的“佛戒”，并接受佛号：总持菩萨。智f 回天台
山寺院后，杨广继续赞助那里的寺院，并定期与这位大住持通信。智f 给杨
广寄去南方僧侣的几个请求：一是要求杨广停止拆毁原陈都中的寺庙，对此
杨广只作了含糊的答复；一是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
的驿站交通的打扰，这一请求被批准；一是智f 本人的关于驱散 1000 名僧人
前来听他讲经的集会的报告——据推测，这一行动是出于“安全”的原因。
当智f 送杨广一顶天冠时，晋王写了一封感谢信：“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图
比目莲（菩萨之徒，以法力著称）……冠尊于身，端严称首。跪承顶戴，览
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①
在杨广与智f 的多次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性格中的某些方面：
对佛经的知识面很广，其宗教的感情似乎是真诚的；有强烈的政治直觉（为
了争取南方的高僧而把奉承、引诱和赞助等手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样做
还可能会取得双亲的欢心。
杨广在南方的文化策略绝不限于佛教。虽然佛教是他求助的最有影响的
传统，但他在江都仍建造两座道观，并请南方学识渊博的道长主持。他还召
请曾为陈朝效劳的著名的儒家学者来江都在他主持下讲课和写作，其中一人
在杨广的赞助下汇编了 120 卷关于礼仪方面的巨著。除了儒道佛三教的“代
表人物”外，他还聚集了一百多名南方的著名文人，显然这不仅是进一步缓
和南方精英反隋情绪的巧妙行动，而且也是很合他心意的事。他喜欢结交文
人，其中得宠的也许是柳■，此人一度是后梁的官员。柳■润色年轻的晋王
的文章，并劝他学文不要以庾信（513—581 年）为模范。柳■是深受恩宠的
酒伴，据说他的谈话具有诋毁性和鼓动性。这种关系在以后一直保持下去，
这也可以认为是杨广转向南方文化的表现之一。
虽然隋在南方的行政情况并无大量记载，但南方以后没有发生叛乱和他
在江都任期很长的事实，说明隋的治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化再统一的许
多措施也应归功于他。
600 年，在他去朝廷后即将返回江都时，杨广向母后告别。他发现她正
为她的长子，即皇太子杨勇的行为大发雷霆；杨勇的正妻在 591 年突然神秘
地死去，他继续迷恋其他宠妃，并与她生了四子。皇后曾派人监视他，所获
的报告更给她那清教徒式的一夫一妻制情绪火上添油。据《隋书》记载，杨
① 《国清百录》卷 2，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46 第 8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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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广看到他们日益疏远的情况是一个良机，于是他回到江都就与其心腹策划促
使他的兄长垮台的阴谋。这种策划意味着密谋和玩弄花招；对主谋及其同伙
来说，它既有巨大的风险，也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参加杨广集团的一个
比较直言不讳的人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
海，复梁、陈之旧。”①
人们不可能知道关于以后事件的记载的可信性如何，但狡诈无情的杨素
显然是主谋。足够的“证据”终于被编造出来，以欺骗生性多疑的文帝，以
致他最后向集合在宫内某殿的朝廷大臣和皇亲国戚颁布废黜皇太子杨勇的诏
书。据说杨广则小心翼翼地给年迈的双亲以一个勤奋、虔诚、忠诚和实行一
夫一妻制的年轻人的“假象”，这在远离国都的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
他取得了渴望已久的东西。600 年阴历十一月，他被宣布为皇太子，此后不
久他一家迁回京师。
正在此时，文帝度过了他的 59 岁生日，这是中国最隆重的生日，因为那
里经常以六十为周期纪年；他准备以孔雀王朝伟大的阿育王为榜样，在全国
供奉舍利，舍利在他生日——601 年阴历六月——被同时送到 30 个州治。新
太子表现了他应有的虔诚，并在京城的东南部建造了一个宏伟的佛寺，同时
邀请有学问的僧人来此佛寺，其中 1／3 来自江都他的寺庙，除了三人全来自
江淮流域。②这样，他在向北方介绍南方的佛教传统这一方面作出了贡献。602
年他的母亲死去，在葬礼中露面的主要是他的寺庙中的著名僧人。
皇后死后，文帝逐渐把管理国务的工作移交给太子。当他在京师西北约
100 英里的仁寿宫避暑时，他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杨广处理。603 年，文帝听信
了妖术的所谓证据，贬黜了四子，证据还引起了他对五子汉王杨谅的忠诚的
怀疑。604 年夏，文帝患病。根据文字记载，太子及其心腹杨素加速了文帝
的死亡，而且还扣下了文帝的再立杨勇为皇太子的临终遗书。人们有理由怀
疑其中的某些记载，不过虽然大部分证据有倾向性，杨广或其心腹之一似乎
仍有可能加速了他父亲的死亡。八天后杨广登位，成为隋朝第二代皇帝。他
的幼弟汉王杨谅在东部叛乱，杨谅的谋士力劝谅在富饶的华北平原——原北
齐的领土——割据称霸。但谅优柔寡断，事实证明他不是杨素的对手，后者
击溃了他的军队并将他俘获。新帝施恩免杨谅死罪，但他不久“死于狱中”。
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
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
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
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
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
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
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
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
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
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
“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
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
① 《隋书》，卷 61 第 1470 页。
② 山崎宏：《炀帝之四道场》，载《东洋学报》，34（1952 年），第 2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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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从野心勃勃的计划。”①的确，他从他的勤奋的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统一和繁
荣的帝国。他计划武力扩大帝国的领土和影响，并付诸行动。但他的这些梦
想和远征既不是狂想，也不是没有前例的。它们倒不如说充实了他父亲已经
仿效而他本人设法去完成的汉帝国的模式。只是由于他最后一次冒险行动的
灾难性的失败，他的过去给人以恐怖的形象，他执政的全部历史才遭到了歪
曲。当我们考察了他的政治作风以及他的高级官员和亲密顾问，我们也许就
能更多地看到他的复杂的性格。我们首先应注意萧后，虽然她显然是他的知
心人，但却不像他的母后那样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
我们如果看到山崎宏所列的隋朝上层文武官员的表，就会发现炀帝任命
官员的作风与其父非常相似。两者似乎都具有同样的倾向，即任命亲属和同
乡，总的来说，任命有混合血统的西北贵族。有几个人在父子执政期间都担
任要职。例如宇文恺，此人为善搞工程的人才。他计划和建设过隋的新都，
并继续从事建设项目：运河、皇宫、几段长城以及炀帝向突厥人炫耀的行殿
和大帐。他在辽河设计了一座桥梁以用于对高丽的首次远征；在 612 年死亡
时，他任工部尚书。另一个为杨坚父子效忠的大臣为牛弘——一位长髯和语
言迟钝的沉着的西北人。他具有非凡的事迹。在隋初，他说服文帝开始系统
地收集中国的文化遗产（如同汉代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即搜集在大分裂
的动乱时期分散在各地的书籍。他建议通过收买或没收，以取得私人的藏书；
而秘书省的藏书又成了《隋书》中经籍志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南北朝时
期文献的基本指南。牛弘是发展隋律的主要人物，并任礼部尚书至少有三年
之久。白乐日认为他在编纂隋的法典时起了主要作用。①从 599 年到他在 601
年死去前，他是威望很高的吏部的尚书，因为吏部拥有隋帝授予的选拔、任
命和提升官员的大权。在牛弘负责选拔制时，《通典》说他优先考虑的是个
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②下文将要谈到吏部的权力在炀帝时期稍有缩小。这位
随和并显然是清廉的大臣与炀帝是莫逆之交。当炀帝为太子时，他们互赠诗
文，据说牛弘曾被召进内宫参加有皇后在场的酒筵——这是一种特殊的恩
宠。当他死于江都时，炀帝深为悲痛，并将其遗体运到极西的故土。
我们还可以继续描述那些效忠于炀帝的高级的和有威望的官员，但约从
609 年起，行使权力的地点及关键的决策地点已从以前的行政官署和其中的
官员那里转移出来。炀帝的特点是一贯好动。他有三个都城：西部的国都大
兴城，华北平原南部的洛阳和他所喜爱的、并在那里任了九年总管的江都。
他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京都之间，并携带许多随从。此外，他常往北
去长城视察防务或与突厥可汗谈判；608 年，他带随从浩浩荡荡去亲祠五岳
之一，河北的恒山。609 年，他从河西走廊出发亲征吐谷浑。炀帝是个不肯
安定的人；他对日常行政显然不屑一顾而喜欢巡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好
向其臣民炫耀王朝的富强及亲自了解地方情况。据记载，他在 609 年曾说：
“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南北朝时期）多傅脂粉，坐深宫，不
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在场的一朝臣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①
对当时的炀帝来说，天子的巡行几乎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在全国建造了
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和政治学》（芝加哥，1930 年），第 50 页。
①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 162—163 页。
② 《通典》，卷 14 第 8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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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许多离宫，以便他在巡行过程中能休息一天或一周。
这种生活作风意味着他不可能效法他父亲的那种特有的方式，按严格日
程和有条不紊地主持政务——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隋国都中按职能划分的各
区。据记载，他的一个朝臣曾向他建议“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炀帝也同
意他的意见。②不管这一记载是否属实，但上述的具体环境、他本人的个性和
一些有心计的朝臣的迁就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使他越来越依靠日益缩小的
心腹顾问集团。这个集团最后当然使炀帝为它所用，同时，其成员助长了他
的利己主义，迎合他的偏见和“清除”那些向他提出建议的具有独立精神的
人。我们必须先论述后一种情况，才能转而叙述这一核心集团的作用。
有一人略与后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类型不同。杨素——我称他为文
帝的心腹谋士——在为炀帝粉碎汉王杨谅的叛乱时得到炀帝的厚赏，因为杨
谅是对炀帝即位的唯一的严重威胁。杨素得到高官和显赫的爵位及丰厚的收
入，但——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他对炀帝为取得帝位而进行的一
系列阴谋“知情太多”。在 606 年，当他得病时，据记载，炀帝派御医前往，
设法使杨素一命呜呼。这个老武夫知道他的处境，服“药”后突然以其最后
的佛教的虔诚对其亲戚说：“我岂须更活耶？”①他遗留大量财产，这无疑证
明了他的贪婪，而且也证明了两个皇帝对他的赏识，他们每当需要他执行一
项特别困难和见不得人的任务时，就知道他的价值和代价了。
文帝执政时的重臣和将领高颎曾因独孤皇后的谗言而被贬。炀帝即位
后，立刻让这位老人复职，并授予显赫的官衔。607 年，高颎及他一代的其
他官员直言不讳地批评新帝的政策及朝廷的风气。这些批评被及时禀报，结
果高颎获死罪，其子被流放到边境。隋朝最有才华和成就的将领之一并在征
陈时与高颎同起重要作用的贺若弼同时也被控。他被处决，其妻儿则沦为国
家奴隶并被发配到边境。文帝时另一个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官员，当时担任礼
部尚书的宇文■也受牵连，落了个相似的下场。《隋书》对他情况的评述可
能也适用于其他的高级政治家：“■既以才能著称，历职显要，声望甚重，
物议时谈，多见推许。帝颇忌之。”②年迈的薛道衡当时可能是最重要的儒家
学者，炀帝初期他从地方被召至京师任要职。但他盛赞先帝的成就，甚至提
起高颎之名，由此可见此人很不圆通。炀帝在盛怒之下把他交给有司。他心
存侥幸，希望能得到皇帝的公正待遇或宽大，但老儒生被处以绞刑，其妻及
儿女被流放至中亚。这些人或因是炀帝父亲的心腹，或因他们有不受制约的
盛名及直谏，或因其他各种个人的不明的原因，都失去了炀帝的恩宠并因此
遭到迫害。可能除了杨素外，这些官员都习惯于传统的劝谏方式和在公开召
见时议政。但如上所述，炀帝喜欢以另一种方式作出决定。这种方式决定了
另一种官员能够知道炀帝的秘密和分享他的权力。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
炀帝的核心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是南方人。虞世基
是陈朝官员之子，在隋征服前曾在陈朝任职。炀帝即位，这个不起眼的人开
始青云直上，不久他担任了相当于机要秘书的职务；由于炀帝的施政作风，
必须有人起这一作用。《隋书》在叙述这种作风和虞世基的作用时写道：“与
② 《隋书》，卷 61 第 1470 页。
① 《隋书》，卷 48 第 1292 页。
② 《隋书》，卷 56 第 1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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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参掌朝政。
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J 之后，始召
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①据《资治通
鉴》记载，吏部虽然以牛弘为首，另有七名高级官员辅助，“然与夺之笔，
虞世基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②他受贿之事未见
于其他史料，但他的权力是在这种安排下取得的。他不能提供好建议。《隋
书》在关于炀帝于 615 年在雁门被突厥人围困的一段文字中记载，在武力突
围失败后，虞世基劝其主激励士气，给他们赏格；他为炀帝起草诏书，宣布
停止征伐高丽。炀帝批准这些措施。但当士兵突围，炀帝随即食言，没有分
发许诺的赏格，同时再次宣布征辽。据记载，这标志着炀帝失“信”于朝野；
他的机要秘书伴随他直至末日来临，并同死于行刑人之手。①
炀帝的施政作风需要一个主要的谋士，他发现裴蕴是合适的人选；裴蕴
是南梁官员之孙，其父为南陈官员，被隋所俘而为文帝效劳。裴蕴因父在北
方，就秘密请求文帝让他在陈朝充当隋朝的内应；陈亡后，他受赏历任要职。
炀帝在一系列任命中对他进行考验，最后让他进入核心集团。裴蕴为人极为
残忍；随着他权力的扩大，他担任御史大夫，并且日益侵犯司法权。613 年
当杨素之子杨玄感叛变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炀帝的信心却大为动摇。因
此他下令搜索所有有任何牵连的人，裴蕴无情地——追捕。《隋书》记载，
数万人被杀，他们的财产充公。据说他纵容杀害年迈的薛道衡；当核心成员
中的老资格成员苏威试图委婉地告诉炀帝关于帝国中叛乱的范围时，裴蕴即
策划把这位受尊敬的政治家罢了官。
宇文述是非汉族的北方人。他在北周时建有军功，并协助文帝巩固政权。
他率大军三万征陈，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并取得辉煌的战绩。在战役中，他
遇到当时的晋王杨广，杨广对这个军人深为赏识，因为他的背景与杨广本人
很相似，经杨广的请求，宇文述在江都王府附近任职，后来杨广又让他参与
让自己即位的阴谋。当阴谋得逞，宇文述得到厚赏，杨广登帝位时他又得到
厚赐。608 年宇文述将吐谷浑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故土，俘获其首领和男女
约 4000 人，使之沦为奴隶。从 609 年起，他与上述数人就成了隋帝核心集团
的成员。据记载，宇文述无耻地滥用其职权；他的贪婪欲望是无止境的，他
是朝廷中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一听到有稀世之珍，无不据为己有。与中国
历史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他的贪婪伴随着赤裸裸的阿谀奉承；只要看一眼主
公的脸色，他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建议（对君主或帝国来说可能不是最佳的建
议），然后提出。这一情况的可信程度可以讨论。但宇文述接受了几个艰巨
的任务。他第一次率军远征高丽惨败后，一度被削职为民。但一年后当他赴
西北时，又奉命征剿最早的叛乱者杨玄感。他击溃了杨玄感的军队，并把杨
的首级呈献炀帝。在 616 年后期，炀帝采纳宇文述的建议退居南都时，宇文
述得病死去。在此之前，他曾请求炀帝宽恕当时被软禁在家的他的两个儿子。
其中一子不久就率一股人马杀害了炀帝。宇文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也
许与其说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家（裴矩就起这一作用），不如说是一个勇猛残
忍的战将。这类人在官僚修史者写的传记中常常受到不应有的否定。
① 《隋书》，卷 67 第 1572 页。《隋书》卷 41 第 1188 页证实了核心集团的构成。
②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24 页。
① 《隋书》，卷 67 第 1572—15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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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苏威被人们认为是文帝的智囊团成员。在炀帝时，我们发现他有时得宠，
有时受到严厉的责难；他为人狡诈，有野心和贪污行为，执行过一系列艰巨
的民事和军事任务，但他的权势可能远不及核心集团的其他成员。他的一生
是有代表性的：为文帝和炀帝效劳，在弑炀帝的人手下任职，后来又协助其
他的政权争夺者。他在 87 岁时死于其长安的宅第。
裴矩为核心集团中最关心外事和蕃夷事务的成员，已有学者对他进行详
细的研究。①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老
谋深算似不如杨素或裴蕴，冷酷自私似不如虞世基。他是今之山西省人，在
北齐长大；北周灭齐，当未来的隋文帝前来接管一个州时两人相遇。隋建国
后，直至隋文帝派他南下解广州之围时为止，裴矩担任了一系列的次要职务，
广州当时正处于土著叛乱者的压力之下；他远征告捷，杀了叛乱的首领，并
以传统的方式将“二十余州”的土著置于他们自己首长的管辖之下。当他北
返时，他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主要关心突厥，并普遍关心北部和西部的
边境。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似乎干得很有成效。
在文帝末年，他受赏担任了重要的文职。
炀帝即位，裴矩立刻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
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
情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
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 40 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
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
物。但裴矩也力促炀帝远出建立边戍哨所和贸易集镇，迫使某些民族集团臣
服。例如在 608 年，宇文述武力夺取了河西走廊南面的吐谷浑领地，把它分
成若干中国行政单位，把因犯“轻罪”而判处流放的中国人迁到这里定居。
究竟裴矩是这些对外冒险事业的主要推动者，还是炀帝未经他的建议就进行
这些活动，这仍是问题。《资治通鉴》编者的一段特别显眼的文字说，炀帝
在 607 年听了裴矩之言后一时冲动，竟梦想仿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业
和征服整个中亚。为了在隋朝京都与亚洲腹地之间迎送使节，隋尽量榨取当
地的民众，司马光作了结论性的指责：“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
导也。”①所以它之荒诞不经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再
叙述裴矩的事迹。
以上概略的介绍虽然简短，仍足以说明炀帝核心顾问集团中各人的特
点。这些人使他能按他自己的作风来处理政务，他们几乎都伴随他无休止地
在全国来回巡行。应该注意的是，除了裴矩（可能还有苏威）外，他们都是
处理实际事务的官员，而不是起任何“劝谏”作用的政策顾问，但儒生认为
在国家大事中平衡帝王和官僚权力时，“劝谏”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可
能真正导致国家灭亡的结构，肯定使以后的（全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炀帝苛
加指责。
① 弗里茨·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载《东亚杂志》，9（1920—1922 年），第 81—115、216—23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 180 第 56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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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炀帝在位时的问题
在转到炀帝在位时的问题和政策前，我们可以先考察所论述的那段时
期，即从他 605 年登位至 617 年被贬黜的时期，是否可以作任何划分。人们
有理由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它应在 609 年前后。司马光称这一年为“隋
世之盛，极于此矣”，他指出了有条理的和稳定的行政单位——190 个州和
1225 个县；指出了帝国广袤的版图，估计东西达 3100 英里，南北达 4 938
英里（按每里相当于 1／3 英里计）；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它众多的人口—
—将近 900 万个登记户，或约 5000 万人。①
但人们还有理由认为，这一年前后标志着炀帝执政的政治基调发生了变
化。在 609 年以前，炀帝似乎全力采取以下几项措施：进一步巩固从其父亲
继承下来的帝国；促进帝国繁荣富强；获得其臣民的拥戴。609 年以后，他
全力贯注于对外扩张，对高丽的征服简直发展到着迷的程度，对国内问题则
相对地放松，同时日益依赖他的核心顾问集团。以下是对几个措施的简单的
考察，它们
也许能反映他执政前期的状态。
他执政最初几年的行动是一个新统治者典型的和预料得到的行为：封其
妻为皇后；指定皇太子；全国大赦；选择典礼用的颜色和服装，等等。但另
外一些早期措施却远不是典型的。他对在与汉王杨谅进行的短暂而激烈的战
争中被杀的人的家庭，均免税 10 年。他下令撤销原来存在于许多州的总管之
职。他宣布要亲自大张旗鼓地恢复传统的儒学（详情见下文）。他下令制订
远不如文帝的法典严厉的新律，在制订过程中他命令暂停执行“十恶之条”。
命令重订新律的夸张的言辞可以反映出他思想感情中的某些内容，即他开始
认为自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一个天下的主宰。
“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一眚掩德，非所谓也。”
①
他在位的第二年，他在东都的南中门宣布全国大赦和免税。这一年稍晚，
他颁布规定：凡未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品的官员，必须有突出的才能方可被
荐举擢升。同年，他继续建造他父亲已经开始建造的粮仓，一些大的设施也
在洛阳附近竣工。年末，他颁布诏书，向值得后代尊敬的过去的统治者表示
敬意，同时哀叹他们陵墓的破落状态；他拨给每个陵墓劳役，由附近的十户
承担，负责修理和保护。这一年裴蕴又在南北朝时期的几种音乐传统中大规
模收集乐曲、乐器和乐师。这些传统留存于曾得到几个国家支持的世家之中；
裴蕴淘汰一些无能之辈，精选了最佳的演奏者，并授予他们太常寺的等级和
职位。炀帝非常高兴，这当然是因为音乐不但令人愉快，而且他作为天子在
履行保持天下和谐统一的职责时，音乐又起着作用。608 年阴历八月，炀帝
从太原北上北岳恒山，它在最古的典籍中就已被提到，在汉代被列入帝王祭
祀的山川神祇之中。在那里，他在黄河以北诸州刺史和裴矩召集的十来个中
①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45 页。关于人口数字的解释已有大量讨论。见毕汉斯：《公元 2 至 742 年中
国的人口普查》，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 19（1947 年），第 160—161 页；浦立本：《隋唐时期的人
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1961 年），第 289—301 页。
① 《隋书》，卷 25 第 717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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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亚王国代表的面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国的富强——这种祭祀的传统
可追溯到神话中的圣人帝舜。祭祀后他宣布大赦，返京途中又下令巡行所经
之地免税一年。
史料对他早期这几年喜爱奢侈豪华和大肆炫耀的行为作了大量叙述。我
倾向于认为这些都言过其实，但关于他对三个年长资深的批评者采取的粗暴
行动并在 607 年将他们杀害之事，我认为并无夸大；而这一年正是颁布刑罚
较轻的新律之时。这些严酷的措施预示着以后几年不幸地加剧的暴虐行动方
式的来临。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处决先皇的三个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
据，609 年年迈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评时局而被蓄意判处死罪之事，也肯定
使炀帝的执政由此进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阶段。
儒学和学校的恢复
文帝晚年，对培养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年轻人的官办学校很失望。601
年阴历六月在他生日之时（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国举行佛教盛典），
他颁布诏书，大量减少儒家学校（见前文）。在回顾他对这类学校寄予厚望
及儒学在培养道德和实际才能时的价值时，他抱怨京师和地方学生过多而且
懒散，既不能发展成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为潜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销了
州县的学校。京师的三个学舍，他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减国家支持的学者，
人数从 1000 减至 70。文帝在其晚年对所有儒学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
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础和作为帝
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
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及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
谐的一切礼仪。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谈的诏书中表示要扭转他父
亲的政策，它在开头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然后他回顾了南北朝时期学术传统中断的情况，并与他统治的和平、繁荣和
统一的时期进行对比。他又命令专使在全国搜罗有学有才之士，挑选合适的
人才任职，由国家津贴学有专长之人，“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
他命令恢复京师学堂的讲学（其他的地方学校我们知道也已恢复）。“教习
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①同年早些时候，奉命视察各州的专
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
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据《隋书》记载，结果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
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
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
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书》继续说，这一复兴为时甚短，重点很快转向四
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②《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但其中一段说
他在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 120 名，由学者任职。这又引出了关于炀
帝搞学术活动的一段追述性的记载。司马光说他成年后好读书和著述。他命
100 名学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编纂工作，在他执政期间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没
有衰减。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
① 《隋书》，卷 3 第 64—65 页。
② 《隋书》，卷 75 第 1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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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亚王国代表的面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国的富强——这种祭祀的传统
可追溯到神话中的圣人帝舜。祭祀后他宣布大赦，返京途中又下令巡行所经
之地免税一年。
史料对他早期这几年喜爱奢侈豪华和大肆炫耀的行为作了大量叙述。我
倾向于认为这些都言过其实，但关于他对三个年长资深的批评者采取的粗暴
行动并在 607 年将他们杀害之事，我认为并无夸大；而这一年正是颁布刑罚
较轻的新律之时。这些严酷的措施预示着以后几年不幸地加剧的暴虐行动方
式的来临。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处决先皇的三个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
据，609 年年迈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评时局而被蓄意判处死罪之事，也肯定
使炀帝的执政由此进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阶段。
儒学和学校的恢复
文帝晚年，对培养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年轻人的官办学校很失望。601
年阴历六月在他生日之时（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国举行佛教盛典），
他颁布诏书，大量减少儒家学校（见前文）。在回顾他对这类学校寄予厚望
及儒学在培养道德和实际才能时的价值时，他抱怨京师和地方学生过多而且
懒散，既不能发展成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为潜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销了
州县的学校。京师的三个学舍，他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减国家支持的学者，
人数从 1000 减至 70。文帝在其晚年对所有儒学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
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础和作为帝
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
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及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
谐的一切礼仪。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谈的诏书中表示要扭转他父
亲的政策，它在开头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然后他回顾了南北朝时期学术传统中断的情况，并与他统治的和平、繁荣和
统一的时期进行对比。他又命令专使在全国搜罗有学有才之士，挑选合适的
人才任职，由国家津贴学有专长之人，“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
他命令恢复京师学堂的讲学（其他的地方学校我们知道也已恢复）。“教习
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①同年早些时候，奉命视察各州的专
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
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据《隋书》记载，结果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
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
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
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书》继续说，这一复兴为时甚短，重点很快转向四
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②《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但其中一段说
他在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 120 名，由学者任职。这又引出了关于炀
帝搞学术活动的一段追述性的记载。司马光说他成年后好读书和著述。他命
100 名学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编纂工作，在他执政期间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没
有衰减。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
① 《隋书》，卷 3 第 64—65 页。
② 《隋书》，卷 75 第 1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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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 37 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
他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③
炀帝常关心帝国儒教的礼仪，这些隆重的典礼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引人瞩
目。学者们是关于这些典礼的公认的权威。例如，他们为皇帝选定吉日进行
祭祀；在命令寻找并列出至圣孔子的后裔的同时，608 年授予孔子新的尊号；
定出恒山祭祀及其他许多典礼的正当礼仪。在首次远征高丽的前夕，炀帝在
今北京附近的大本营按传统举行了出征前皇帝主持的三次古代的祭祀。
炀帝的记载在儒家礼仪、学术和教育方面都远比具有特点的文帝统治时
代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许这不足为怪，因为早有人注意到，儒生在武力
夺取政权时毫无用处，但在帮助统治者保持江山时却起了理想的作用。炀帝
时代的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一度起了这种作用，但从 612 年开始，暴力事件将
把他们从所从事的工作和职位中赶走，以致他们又要再次等待改朝换代的时
期。
建立洛阳新都
文帝死后一月，曾得到父亲宠爱而在东部平原养精蓄锐的文帝幼子汉王
杨谅发动了叛乱。他被令人生畏的杨素所镇压。同年末，炀帝宣布在控制东
部平原的洛阳建设东都。次年（605 年）早期，他任命宇文恺与杨素和杨士
达（炀帝的堂兄弟）重建该城。劳工是从东部平原的百姓征募的，工程进展
很快；当竣工时，炀帝将原来州治的居民及“数万”户富商和商人迁入以充
实重建的城市。607 年，他命河南诸州输送工匠家庭至洛阳居住，这样，可
利用的技工定额人数就翻了一番。他专设 12 个坊来容纳他们。
炀帝国在重建新都时大肆挥霍而受到道德论者的谴责，但如果看到他自
己对此举的论点和地缘政治学的合理性，人们就会发现充足的理由。在两份
命令建设新都的诏书中，他提到在这一地点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约在公
元前 1100 年在那里建东都；汉高祖盛赞这一地址。他还应提到那里也是东周
和东汉的国都，汉之主要继承国在 312 年该城沦于“异族”之手前也建都于
此地。494 年汉化的北魏帝也选此城为新都。他提到周在东方建立第二个根
据地的必要性，因为从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约公元前 1100 年）；他举
近期他兄弟汉王叛乱之例来证明同样的需要；关中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
以由此遏制东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
贡粮的要地。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将近 300 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我们对第二个隋都的详情知道得很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外城，隋唐时
期的洛阳的大小约为西京的一半。它内部同样分为三个有城墙的建筑群：北
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区；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为若干坊的不规则的 U
字形，洛水在东流至与黄河会合处的半途经过其南城墙。此城总的轮廓与其
前身——在洛阳的北魏国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兴城那样被重新建造。
只是在隋帝想带他的贴身随从临时在那里居住时，它才似乎成了“国都”；
这里没有明代两京制特有的重复设置高级官僚机构的任何迹象。但它在战略
上和经济上是一个重要城市。对东部平原中这一被神话和历史蒙上神圣色彩
之地的精英来说，它更是帝王权威的重要象征。
③ 《资治通鉴》，卷 182 第 56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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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
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许多世纪以来，传奇小说的作
者从有偏见的历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层层地加以夸大。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
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词和
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
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 年）颁布的。运
河名通济渠，它使洛阳与淮河畔的泗州相连，并与从淮阴往南通向扬州边上
的长江的古渠道连接起来。这条漫长河渠的各段几乎都沿着以前各河渠的流
向；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河渠和该系统其余部分的开凿是在平坦的冲积平原
上进行的。工程无疑需要进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设，如果这些河渠如
史料记载，确实傍靠绿树成荫的帝国驿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劳力。《隋书》
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
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 10 万以上的劳工。如果这些数字不是
按任何一段时间做工的人数计算，而是按每人 20 天服役期的总数计算，那么
它们比较可信。①还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 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
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 270 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
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长的为永济渠，它的起点也离洛水与黄河的会合
处不远，流向东北。发源于山西的沁水之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则从其他河
流补充水量，一般是黄河的支流。它的尽头就在以后的大运河的终点处，即
今北京的附近。工程开始于 608 年，当时“百余万”人被动员进行这一工程。
《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②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
运河的路线开凿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
（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
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成了隋末夺
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
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
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
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
的分裂后，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
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
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
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
① 杨联升：《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特征》，收于其汇编：《中国学概览》（1969 年），第 203—20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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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①
如果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历史著作
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 605 年炀帝从
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蔑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
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
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
述：
“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
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
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
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
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
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
（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
所引的文字中。
中国势力的继续扩张
由于隋代两个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没有突然中断，所以我在前面已
对隋朝与几个国外民族的关系作了总的叙述。我论述了对占婆的入侵，它实
际上始于文帝而终于炀帝；论述了对付东突厥人的成就，但他们在炀帝时依
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向西的扩张（包括征服吐谷浑和把他们赶出世代
居住的放牧领地）、对东中国海的远征和与日本的建交则是炀帝时代历史的
部分内容。虽然文帝在 598 年对高丽进行了短期的灾难性的水陆远征，但他
满足于高丽统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绝再作进一步的干预。炀帝直到他最
后毁灭，一直对该地区怀有更大的野心，这将在后面进行叙述。中国历史中
通常的评价是：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谨慎明智，而炀帝则任性放纵。但在
他们执政时期，边境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确保东亚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
支配地位；一种则出于掠夺的欲望或个人的猎奇心理。汉的中央政治和文化
秩序优于所有国家，这不但证明它理应防御，而且也证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
族受它的支配，根据这一古老的传统，前一种战争是师出有名的。后一种战
争规模和代价较小，同样是一种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传统，表现为帝国专
制君主纵情于猎奇和对异国珍奇的爱好，不惜让国家派兵出征。现在让我们
探讨这两种对外干预的行动。
① 马伯乐：《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4（1914 年），第 5 页。
② 《隋书》，卷 24 第 686—687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 5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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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流求
关于名为流求的岛屿的确切地点已有很多争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此名
称指的是台湾；赫格瑙尔和几个中国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隋代它是从
菲律宾远至日本的东中国海中所有岛屿的笼统名称。610 年，当炀帝最初派
军“平定”流求未遂时，他就指定将领在今浙江地区征募一支新的攻击部队。
隋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史籍记载两种远征结果：一、通常的凯旋之说。中国
军队得胜，打败并处决了流求王，中国将领俘获大量奴隶回国，奖赏和提升
得胜的将领；二、战败之说。抓获战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兵力过于扩散，
入侵兵将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们采纳何种说法，史籍一般都未说
隋准备在东中国海诸岛上郑重地或长期地建立政权。
日本
日本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自汉以来，它一直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文化
影响大部分通过朝鲜传入，它在那里有相当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日本诸
藩至少名义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纳贡。当他们知道中国重新统一对，日本人
当然注意了解大陆新秩序的详情。开皇时期（581—600 年），日本可能已派
使节至中国，但第一个正式使节在 607 年到达。使者称炀帝为“海西菩萨天
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
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对这种无意的冒犯深
为不快，于是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
国人仍在次年派一级别相当低的使节去日本，他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
完整和准确的报道。使者显然顺利地离开，这时所发展起来的关系对于日本
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①
吐谷浑
在东突厥帝国全盛时期，吐谷浑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们在青海湖周
围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门关沿线一些卫戍市镇之南，几个世纪以来，他
们对这些市镇进行袭扰。608 年，他们受铁勒部的攻击，其可汗派一使者要
求臣服于中国并得到援助。炀帝派凶悍的宇文述率军前往“欢迎”。吐谷浑
一见这支欢迎的军队就四方溃逃。中国人发动进攻，取首级数千，俘获其首
领，并使男女约 4000 人沦为奴隶。据《资治通鉴》记载，“其故地皆空，东
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①这次
“征服”与其他的征服一样，没有维持到隋的灭亡，这样，吐谷浑就必须由
后来的唐王朝再去对付了。
突厥
前面已经叙述东西突厥人的帝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和经常火并的帝国的情
况，这对隋朝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
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他们当时所占的领土紧靠中国西部，但他们祖
先的辽阔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可汗处罗的母亲本是中国人，她留在隋都
充当人质和中国与西突厥人之间的调解人。610 年当处罗表现出独立的愿望
①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41 页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创建
虽然人们通常把开凿运河与第二代隋帝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这一网络是
他的父亲文帝开始建造的。584 年当文帝刚进入新都时，他就命宇文恺设计
一条运河，从京都东流至渭水与黄河汇合处附近的潼关要地。②这一运河名广
通渠，它的开凿是受了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是京师区域缺粮（由于人口的增
加而更加严重），粮食必须从东部肥沃的平原运来。第二种压力是，在京师
正北东流在黄河大弯处与黄河汇合的渭水受到淤积和季节性枯水的威胁，新
运河提供了一条较可靠的水路。文帝的诏书如同宣布建造新都计划的诏书，
宣称徭役劳动者的短期辛劳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即他答应新运河既用于官
运，也可用于私运，会带来很大的方便。他还希望代北（今山西省）的资源
将由汾水水运而下，然后经黄河上游，最后通过运河被运到京师。广通渠的
工程迅速完成，这可能是因为此渠的路线大部分沿着一条汉代运河，后者在
700 年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建成的。当 589 年长度接近 100 英里的广通渠竣
工时，文帝亲自出京城视察，并赏给各监督徭役的官员适量的丝缎。在渠的
东端隋还建了广渠仓作为主要的储粮地，当歉收时可由此运粮供应京畿或其
他地区。
这是运河工程的开始。而到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才把开凿地区性的
重要运河转到建设全帝国的水运体系。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① 冢本善隆：《隋对江南的征服与佛教》，载《佛教文化研究》，3（1953 年），第 1—24 页。
② 张崑河：《隋运河考》，载《禹贡》， 7（1937 年），第 201—211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
志》，第 159—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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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604—617 年在位）的个性和生活作风
杨广，历史上称隋炀帝，生于 569 年，为杨坚与其非汉族妻子所生的次
子。我们可以设想，在他 12 岁以前的少年生活中，他致力于他的阶级和时代
的共同追求，学到了中文的基础知识，具有正规的佛教信仰（他和他的弟兄
童年都有佛名，有一个甚至想剃发为僧），受过骑战和狩猎的训练。他的本
纪说他勤奋好学，精于文学。它还记载他非常严肃，举止端庄。他父亲的篡
位完全改变了杨广及其四个弟兄的生活。他们从朝廷大臣之子的那种舒适
的、可能显得平凡的童年生活一跃而去过 6 世纪的宫廷生活。他们成了王，
取得了封地和显赫的爵号，但他们也变成了围绕权力中心进行阴谋诡计的工
具，在那里，官员、宫廷的宠妃、术士、和尚和庸医们各为私利而勾心斗角。
前文已经谈到，杨广的双亲为自己的青云直上而不安甚至恐惧，因为他们知
道自己的至尊的地位是靠篡夺、暴力战争和大规模的屠杀取得的。他们很容
易猜疑，而且这种心理也易被人利用。皇后活像一个清教徒，有着变态的妒
忌心理；她不断干预诸子的生活，他们稍微违背她的严格标准就遭到责难。
文帝也着魔似地担心，某个儿子一旦成人，就将成为一心要取代他的集团和
朋党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五个儿子中，只有杨广未受到双亲的冷落。下文将
会看到，这不完全是偶然的。
杨广的第一个官职是新设的华北平原北部的行台尚书令。他当时只有 13
岁，文帝派饱经风霜的文武官员协助他，他们有权，并用权来约束那位受照
顾的幼童。约在同时，文帝也许出于一统天下的谋略，在后梁为其次子寻找
配偶，后梁当时实际上是隋在长江中游的卫星国。经过占卜，前统治皇室的
一个女儿、原建康梁朝诸帝的后裔被选为杨广之妻。这位年轻的姑娘受过很
好的教养；她聪明好学，很有文才。杨广爱她，并尊敬她。作为萧后，她是
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知心人。很可能她给他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
热爱南方，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①
前文已经讨论了 589 年隋征服陈朝的情况。杨广名义上是远征军的统
帅，但制订复杂的军事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工作主要由高颎和其他久经沙场的
将领负责。据说高颎反对杨广纳被俘的陈后主的宠妃，此事据称使杨广从此
对他父亲的主要谋臣怀恨在心。但另一方面，杨广在被征服的建康的行为堪
称模范：他公开处决了降服的陈朝的几个有名的酷吏，并封闭了陈的仓库，
所以无物被偷盗。在祝捷中他得到丰厚的赏赐，并一度返回北方任所。当原
来南陈的一些地方爆发叛乱时，杨广代替其弟被任命为东南的总管，驻营江
都（今扬州）。他在任九年，每年至京师向父皇述职，在 600 年，一度任远
征突厥人的统帅。他在南方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缓和南方的怨恨和
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
多政治和文化隔阂。他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与京师发出的关于被征
服的南方的总的命令，例如 589 年颁布的关于在原来陈的土地免税 10 年的命
令，598 年关于南方所造船只不得超过 30 尺以防水上叛乱的命令，相辅而行。
杨广集中全力进行可称之为文化战略的活动，它旨在说服南人，说他们的新
统治者并非夷狄，而是具有和珍视同一文化遗产的开化的人。在这一战略中，
① 《隋书》，卷 36 第 1111—1113 页；芮沃寿：《隋炀帝的个性和定型的言行》，载芮沃寿编：《儒家信
仰》（斯坦福，1960 年），第 49—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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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个人的教养是他的本钱；他所讲的日益流利的南方主要方言吴语和他的出
身名门的南方妻子无疑也是有利条件。
他赴任之时是在到处出现的武装反隋叛乱被杨素血腥镇压以后，所以反
隋的情绪高涨。南朝的陈和贵族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慷慨的施主，此时僧人
（许多人已参加反隋的武装起义）发现已无赞助人，只能设法在建康和其他
地方已毁灭的和半空虚的寺庙中谋生。杨广立刻着手另建一都以代替将近三
个世纪中一直是南方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建康。他从新都江都下了几道命
令，要求收集和重抄在战争和以后的内乱中分散在各地的佛经。他在江都建
造佛寺和藏经之馆堂。他还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至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
术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天台宗创建人智f ，他在以前长期受南陈皇室
的赞助。
591 年后期，杨广在江都给 1000 名南方僧人广设斋席。在斋席后，年轻
的杨广跪受智f 为居士作的“佛戒”，并接受佛号：总持菩萨。智f 回天台
山寺院后，杨广继续赞助那里的寺院，并定期与这位大住持通信。智f 给杨
广寄去南方僧侣的几个请求：一是要求杨广停止拆毁原陈都中的寺庙，对此
杨广只作了含糊的答复；一是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
的驿站交通的打扰，这一请求被批准；一是智f 本人的关于驱散 1000 名僧人
前来听他讲经的集会的报告——据推测，这一行动是出于“安全”的原因。
当智f 送杨广一顶天冠时，晋王写了一封感谢信：“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图
比目莲（菩萨之徒，以法力著称）……冠尊于身，端严称首。跪承顶戴，览
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①
在杨广与智f 的多次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性格中的某些方面：
对佛经的知识面很广，其宗教的感情似乎是真诚的；有强烈的政治直觉（为
了争取南方的高僧而把奉承、引诱和赞助等手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样做
还可能会取得双亲的欢心。
杨广在南方的文化策略绝不限于佛教。虽然佛教是他求助的最有影响的
传统，但他在江都仍建造两座道观，并请南方学识渊博的道长主持。他还召
请曾为陈朝效劳的著名的儒家学者来江都在他主持下讲课和写作，其中一人
在杨广的赞助下汇编了 120 卷关于礼仪方面的巨著。除了儒道佛三教的“代
表人物”外，他还聚集了一百多名南方的著名文人，显然这不仅是进一步缓
和南方精英反隋情绪的巧妙行动，而且也是很合他心意的事。他喜欢结交文
人，其中得宠的也许是柳■，此人一度是后梁的官员。柳■润色年轻的晋王
的文章，并劝他学文不要以庾信（513—581 年）为模范。柳■是深受恩宠的
酒伴，据说他的谈话具有诋毁性和鼓动性。这种关系在以后一直保持下去，
这也可以认为是杨广转向南方文化的表现之一。
虽然隋在南方的行政情况并无大量记载，但南方以后没有发生叛乱和他
在江都任期很长的事实，说明隋的治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化再统一的许
多措施也应归功于他。
600 年，在他去朝廷后即将返回江都时，杨广向母后告别。他发现她正
为她的长子，即皇太子杨勇的行为大发雷霆；杨勇的正妻在 591 年突然神秘
地死去，他继续迷恋其他宠妃，并与她生了四子。皇后曾派人监视他，所获
的报告更给她那清教徒式的一夫一妻制情绪火上添油。据《隋书》记载，杨
① 《国清百录》卷 2，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46 第 8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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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广看到他们日益疏远的情况是一个良机，于是他回到江都就与其心腹策划促
使他的兄长垮台的阴谋。这种策划意味着密谋和玩弄花招；对主谋及其同伙
来说，它既有巨大的风险，也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参加杨广集团的一个
比较直言不讳的人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
海，复梁、陈之旧。”①
人们不可能知道关于以后事件的记载的可信性如何，但狡诈无情的杨素
显然是主谋。足够的“证据”终于被编造出来，以欺骗生性多疑的文帝，以
致他最后向集合在宫内某殿的朝廷大臣和皇亲国戚颁布废黜皇太子杨勇的诏
书。据说杨广则小心翼翼地给年迈的双亲以一个勤奋、虔诚、忠诚和实行一
夫一妻制的年轻人的“假象”，这在远离国都的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
他取得了渴望已久的东西。600 年阴历十一月，他被宣布为皇太子，此后不
久他一家迁回京师。
正在此时，文帝度过了他的 59 岁生日，这是中国最隆重的生日，因为那
里经常以六十为周期纪年；他准备以孔雀王朝伟大的阿育王为榜样，在全国
供奉舍利，舍利在他生日——601 年阴历六月——被同时送到 30 个州治。新
太子表现了他应有的虔诚，并在京城的东南部建造了一个宏伟的佛寺，同时
邀请有学问的僧人来此佛寺，其中 1／3 来自江都他的寺庙，除了三人全来自
江淮流域。②这样，他在向北方介绍南方的佛教传统这一方面作出了贡献。602
年他的母亲死去，在葬礼中露面的主要是他的寺庙中的著名僧人。
皇后死后，文帝逐渐把管理国务的工作移交给太子。当他在京师西北约
100 英里的仁寿宫避暑时，他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杨广处理。603 年，文帝听信
了妖术的所谓证据，贬黜了四子，证据还引起了他对五子汉王杨谅的忠诚的
怀疑。604 年夏，文帝患病。根据文字记载，太子及其心腹杨素加速了文帝
的死亡，而且还扣下了文帝的再立杨勇为皇太子的临终遗书。人们有理由怀
疑其中的某些记载，不过虽然大部分证据有倾向性，杨广或其心腹之一似乎
仍有可能加速了他父亲的死亡。八天后杨广登位，成为隋朝第二代皇帝。他
的幼弟汉王杨谅在东部叛乱，杨谅的谋士力劝谅在富饶的华北平原——原北
齐的领土——割据称霸。但谅优柔寡断，事实证明他不是杨素的对手，后者
击溃了他的军队并将他俘获。新帝施恩免杨谅死罪，但他不久“死于狱中”。
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
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
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
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
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
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
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
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
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
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
“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
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
① 《隋书》，卷 61 第 1470 页。
② 山崎宏：《炀帝之四道场》，载《东洋学报》，34（1952 年），第 2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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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从野心勃勃的计划。”①的确，他从他的勤奋的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统一和繁
荣的帝国。他计划武力扩大帝国的领土和影响，并付诸行动。但他的这些梦
想和远征既不是狂想，也不是没有前例的。它们倒不如说充实了他父亲已经
仿效而他本人设法去完成的汉帝国的模式。只是由于他最后一次冒险行动的
灾难性的失败，他的过去给人以恐怖的形象，他执政的全部历史才遭到了歪
曲。当我们考察了他的政治作风以及他的高级官员和亲密顾问，我们也许就
能更多地看到他的复杂的性格。我们首先应注意萧后，虽然她显然是他的知
心人，但却不像他的母后那样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
我们如果看到山崎宏所列的隋朝上层文武官员的表，就会发现炀帝任命
官员的作风与其父非常相似。两者似乎都具有同样的倾向，即任命亲属和同
乡，总的来说，任命有混合血统的西北贵族。有几个人在父子执政期间都担
任要职。例如宇文恺，此人为善搞工程的人才。他计划和建设过隋的新都，
并继续从事建设项目：运河、皇宫、几段长城以及炀帝向突厥人炫耀的行殿
和大帐。他在辽河设计了一座桥梁以用于对高丽的首次远征；在 612 年死亡
时，他任工部尚书。另一个为杨坚父子效忠的大臣为牛弘——一位长髯和语
言迟钝的沉着的西北人。他具有非凡的事迹。在隋初，他说服文帝开始系统
地收集中国的文化遗产（如同汉代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即搜集在大分裂
的动乱时期分散在各地的书籍。他建议通过收买或没收，以取得私人的藏书；
而秘书省的藏书又成了《隋书》中经籍志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南北朝时
期文献的基本指南。牛弘是发展隋律的主要人物，并任礼部尚书至少有三年
之久。白乐日认为他在编纂隋的法典时起了主要作用。①从 599 年到他在 601
年死去前，他是威望很高的吏部的尚书，因为吏部拥有隋帝授予的选拔、任
命和提升官员的大权。在牛弘负责选拔制时，《通典》说他优先考虑的是个
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②下文将要谈到吏部的权力在炀帝时期稍有缩小。这位
随和并显然是清廉的大臣与炀帝是莫逆之交。当炀帝为太子时，他们互赠诗
文，据说牛弘曾被召进内宫参加有皇后在场的酒筵——这是一种特殊的恩
宠。当他死于江都时，炀帝深为悲痛，并将其遗体运到极西的故土。
我们还可以继续描述那些效忠于炀帝的高级的和有威望的官员，但约从
609 年起，行使权力的地点及关键的决策地点已从以前的行政官署和其中的
官员那里转移出来。炀帝的特点是一贯好动。他有三个都城：西部的国都大
兴城，华北平原南部的洛阳和他所喜爱的、并在那里任了九年总管的江都。
他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京都之间，并携带许多随从。此外，他常往北
去长城视察防务或与突厥可汗谈判；608 年，他带随从浩浩荡荡去亲祠五岳
之一，河北的恒山。609 年，他从河西走廊出发亲征吐谷浑。炀帝是个不肯
安定的人；他对日常行政显然不屑一顾而喜欢巡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好
向其臣民炫耀王朝的富强及亲自了解地方情况。据记载，他在 609 年曾说：
“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南北朝时期）多傅脂粉，坐深宫，不
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在场的一朝臣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①
对当时的炀帝来说，天子的巡行几乎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在全国建造了
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和政治学》（芝加哥，1930 年），第 50 页。
①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 162—163 页。
② 《通典》，卷 14 第 8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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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许多离宫，以便他在巡行过程中能休息一天或一周。
这种生活作风意味着他不可能效法他父亲的那种特有的方式，按严格日
程和有条不紊地主持政务——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隋国都中按职能划分的各
区。据记载，他的一个朝臣曾向他建议“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炀帝也同
意他的意见。②不管这一记载是否属实，但上述的具体环境、他本人的个性和
一些有心计的朝臣的迁就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使他越来越依靠日益缩小的
心腹顾问集团。这个集团最后当然使炀帝为它所用，同时，其成员助长了他
的利己主义，迎合他的偏见和“清除”那些向他提出建议的具有独立精神的
人。我们必须先论述后一种情况，才能转而叙述这一核心集团的作用。
有一人略与后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类型不同。杨素——我称他为文
帝的心腹谋士——在为炀帝粉碎汉王杨谅的叛乱时得到炀帝的厚赏，因为杨
谅是对炀帝即位的唯一的严重威胁。杨素得到高官和显赫的爵位及丰厚的收
入，但——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他对炀帝为取得帝位而进行的一
系列阴谋“知情太多”。在 606 年，当他得病时，据记载，炀帝派御医前往，
设法使杨素一命呜呼。这个老武夫知道他的处境，服“药”后突然以其最后
的佛教的虔诚对其亲戚说：“我岂须更活耶？”①他遗留大量财产，这无疑证
明了他的贪婪，而且也证明了两个皇帝对他的赏识，他们每当需要他执行一
项特别困难和见不得人的任务时，就知道他的价值和代价了。
文帝执政时的重臣和将领高颎曾因独孤皇后的谗言而被贬。炀帝即位
后，立刻让这位老人复职，并授予显赫的官衔。607 年，高颎及他一代的其
他官员直言不讳地批评新帝的政策及朝廷的风气。这些批评被及时禀报，结
果高颎获死罪，其子被流放到边境。隋朝最有才华和成就的将领之一并在征
陈时与高颎同起重要作用的贺若弼同时也被控。他被处决，其妻儿则沦为国
家奴隶并被发配到边境。文帝时另一个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官员，当时担任礼
部尚书的宇文■也受牵连，落了个相似的下场。《隋书》对他情况的评述可
能也适用于其他的高级政治家：“■既以才能著称，历职显要，声望甚重，
物议时谈，多见推许。帝颇忌之。”②年迈的薛道衡当时可能是最重要的儒家
学者，炀帝初期他从地方被召至京师任要职。但他盛赞先帝的成就，甚至提
起高颎之名，由此可见此人很不圆通。炀帝在盛怒之下把他交给有司。他心
存侥幸，希望能得到皇帝的公正待遇或宽大，但老儒生被处以绞刑，其妻及
儿女被流放至中亚。这些人或因是炀帝父亲的心腹，或因他们有不受制约的
盛名及直谏，或因其他各种个人的不明的原因，都失去了炀帝的恩宠并因此
遭到迫害。可能除了杨素外，这些官员都习惯于传统的劝谏方式和在公开召
见时议政。但如上所述，炀帝喜欢以另一种方式作出决定。这种方式决定了
另一种官员能够知道炀帝的秘密和分享他的权力。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
炀帝的核心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是南方人。虞世基
是陈朝官员之子，在隋征服前曾在陈朝任职。炀帝即位，这个不起眼的人开
始青云直上，不久他担任了相当于机要秘书的职务；由于炀帝的施政作风，
必须有人起这一作用。《隋书》在叙述这种作风和虞世基的作用时写道：“与
② 《隋书》，卷 61 第 1470 页。
① 《隋书》，卷 48 第 1292 页。
② 《隋书》，卷 56 第 1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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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参掌朝政。
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J 之后，始召
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①据《资治通
鉴》记载，吏部虽然以牛弘为首，另有七名高级官员辅助，“然与夺之笔，
虞世基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②他受贿之事未见
于其他史料，但他的权力是在这种安排下取得的。他不能提供好建议。《隋
书》在关于炀帝于 615 年在雁门被突厥人围困的一段文字中记载，在武力突
围失败后，虞世基劝其主激励士气，给他们赏格；他为炀帝起草诏书，宣布
停止征伐高丽。炀帝批准这些措施。但当士兵突围，炀帝随即食言，没有分
发许诺的赏格，同时再次宣布征辽。据记载，这标志着炀帝失“信”于朝野；
他的机要秘书伴随他直至末日来临，并同死于行刑人之手。①
炀帝的施政作风需要一个主要的谋士，他发现裴蕴是合适的人选；裴蕴
是南梁官员之孙，其父为南陈官员，被隋所俘而为文帝效劳。裴蕴因父在北
方，就秘密请求文帝让他在陈朝充当隋朝的内应；陈亡后，他受赏历任要职。
炀帝在一系列任命中对他进行考验，最后让他进入核心集团。裴蕴为人极为
残忍；随着他权力的扩大，他担任御史大夫，并且日益侵犯司法权。613 年
当杨素之子杨玄感叛变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炀帝的信心却大为动摇。因
此他下令搜索所有有任何牵连的人，裴蕴无情地——追捕。《隋书》记载，
数万人被杀，他们的财产充公。据说他纵容杀害年迈的薛道衡；当核心成员
中的老资格成员苏威试图委婉地告诉炀帝关于帝国中叛乱的范围时，裴蕴即
策划把这位受尊敬的政治家罢了官。
宇文述是非汉族的北方人。他在北周时建有军功，并协助文帝巩固政权。
他率大军三万征陈，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并取得辉煌的战绩。在战役中，他
遇到当时的晋王杨广，杨广对这个军人深为赏识，因为他的背景与杨广本人
很相似，经杨广的请求，宇文述在江都王府附近任职，后来杨广又让他参与
让自己即位的阴谋。当阴谋得逞，宇文述得到厚赏，杨广登帝位时他又得到
厚赐。608 年宇文述将吐谷浑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故土，俘获其首领和男女
约 4000 人，使之沦为奴隶。从 609 年起，他与上述数人就成了隋帝核心集团
的成员。据记载，宇文述无耻地滥用其职权；他的贪婪欲望是无止境的，他
是朝廷中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一听到有稀世之珍，无不据为己有。与中国
历史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他的贪婪伴随着赤裸裸的阿谀奉承；只要看一眼主
公的脸色，他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建议（对君主或帝国来说可能不是最佳的建
议），然后提出。这一情况的可信程度可以讨论。但宇文述接受了几个艰巨
的任务。他第一次率军远征高丽惨败后，一度被削职为民。但一年后当他赴
西北时，又奉命征剿最早的叛乱者杨玄感。他击溃了杨玄感的军队，并把杨
的首级呈献炀帝。在 616 年后期，炀帝采纳宇文述的建议退居南都时，宇文
述得病死去。在此之前，他曾请求炀帝宽恕当时被软禁在家的他的两个儿子。
其中一子不久就率一股人马杀害了炀帝。宇文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也
许与其说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家（裴矩就起这一作用），不如说是一个勇猛残
忍的战将。这类人在官僚修史者写的传记中常常受到不应有的否定。
① 《隋书》，卷 67 第 1572 页。《隋书》卷 41 第 1188 页证实了核心集团的构成。
②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24 页。
① 《隋书》，卷 67 第 1572—15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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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苏威被人们认为是文帝的智囊团成员。在炀帝时，我们发现他有时得宠，
有时受到严厉的责难；他为人狡诈，有野心和贪污行为，执行过一系列艰巨
的民事和军事任务，但他的权势可能远不及核心集团的其他成员。他的一生
是有代表性的：为文帝和炀帝效劳，在弑炀帝的人手下任职，后来又协助其
他的政权争夺者。他在 87 岁时死于其长安的宅第。
裴矩为核心集团中最关心外事和蕃夷事务的成员，已有学者对他进行详
细的研究。①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老
谋深算似不如杨素或裴蕴，冷酷自私似不如虞世基。他是今之山西省人，在
北齐长大；北周灭齐，当未来的隋文帝前来接管一个州时两人相遇。隋建国
后，直至隋文帝派他南下解广州之围时为止，裴矩担任了一系列的次要职务，
广州当时正处于土著叛乱者的压力之下；他远征告捷，杀了叛乱的首领，并
以传统的方式将“二十余州”的土著置于他们自己首长的管辖之下。当他北
返时，他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主要关心突厥，并普遍关心北部和西部的
边境。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似乎干得很有成效。
在文帝末年，他受赏担任了重要的文职。
炀帝即位，裴矩立刻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
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
情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
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 40 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
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
物。但裴矩也力促炀帝远出建立边戍哨所和贸易集镇，迫使某些民族集团臣
服。例如在 608 年，宇文述武力夺取了河西走廊南面的吐谷浑领地，把它分
成若干中国行政单位，把因犯“轻罪”而判处流放的中国人迁到这里定居。
究竟裴矩是这些对外冒险事业的主要推动者，还是炀帝未经他的建议就进行
这些活动，这仍是问题。《资治通鉴》编者的一段特别显眼的文字说，炀帝
在 607 年听了裴矩之言后一时冲动，竟梦想仿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业
和征服整个中亚。为了在隋朝京都与亚洲腹地之间迎送使节，隋尽量榨取当
地的民众，司马光作了结论性的指责：“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
导也。”①所以它之荒诞不经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再
叙述裴矩的事迹。
以上概略的介绍虽然简短，仍足以说明炀帝核心顾问集团中各人的特
点。这些人使他能按他自己的作风来处理政务，他们几乎都伴随他无休止地
在全国来回巡行。应该注意的是，除了裴矩（可能还有苏威）外，他们都是
处理实际事务的官员，而不是起任何“劝谏”作用的政策顾问，但儒生认为
在国家大事中平衡帝王和官僚权力时，“劝谏”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可
能真正导致国家灭亡的结构，肯定使以后的（全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炀帝苛
加指责。
① 弗里茨·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载《东亚杂志》，9（1920—1922 年），第 81—115、216—23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 180 第 56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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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炀帝在位时的问题
在转到炀帝在位时的问题和政策前，我们可以先考察所论述的那段时
期，即从他 605 年登位至 617 年被贬黜的时期，是否可以作任何划分。人们
有理由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它应在 609 年前后。司马光称这一年为“隋
世之盛，极于此矣”，他指出了有条理的和稳定的行政单位——190 个州和
1225 个县；指出了帝国广袤的版图，估计东西达 3100 英里，南北达 4 938
英里（按每里相当于 1／3 英里计）；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它众多的人口—
—将近 900 万个登记户，或约 5000 万人。①
但人们还有理由认为，这一年前后标志着炀帝执政的政治基调发生了变
化。在 609 年以前，炀帝似乎全力采取以下几项措施：进一步巩固从其父亲
继承下来的帝国；促进帝国繁荣富强；获得其臣民的拥戴。609 年以后，他
全力贯注于对外扩张，对高丽的征服简直发展到着迷的程度，对国内问题则
相对地放松，同时日益依赖他的核心顾问集团。以下是对几个措施的简单的
考察，它们
也许能反映他执政前期的状态。
他执政最初几年的行动是一个新统治者典型的和预料得到的行为：封其
妻为皇后；指定皇太子；全国大赦；选择典礼用的颜色和服装，等等。但另
外一些早期措施却远不是典型的。他对在与汉王杨谅进行的短暂而激烈的战
争中被杀的人的家庭，均免税 10 年。他下令撤销原来存在于许多州的总管之
职。他宣布要亲自大张旗鼓地恢复传统的儒学（详情见下文）。他下令制订
远不如文帝的法典严厉的新律，在制订过程中他命令暂停执行“十恶之条”。
命令重订新律的夸张的言辞可以反映出他思想感情中的某些内容，即他开始
认为自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一个天下的主宰。
“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一眚掩德，非所谓也。”
①
他在位的第二年，他在东都的南中门宣布全国大赦和免税。这一年稍晚，
他颁布规定：凡未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品的官员，必须有突出的才能方可被
荐举擢升。同年，他继续建造他父亲已经开始建造的粮仓，一些大的设施也
在洛阳附近竣工。年末，他颁布诏书，向值得后代尊敬的过去的统治者表示
敬意，同时哀叹他们陵墓的破落状态；他拨给每个陵墓劳役，由附近的十户
承担，负责修理和保护。这一年裴蕴又在南北朝时期的几种音乐传统中大规
模收集乐曲、乐器和乐师。这些传统留存于曾得到几个国家支持的世家之中；
裴蕴淘汰一些无能之辈，精选了最佳的演奏者，并授予他们太常寺的等级和
职位。炀帝非常高兴，这当然是因为音乐不但令人愉快，而且他作为天子在
履行保持天下和谐统一的职责时，音乐又起着作用。608 年阴历八月，炀帝
从太原北上北岳恒山，它在最古的典籍中就已被提到，在汉代被列入帝王祭
祀的山川神祇之中。在那里，他在黄河以北诸州刺史和裴矩召集的十来个中
①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45 页。关于人口数字的解释已有大量讨论。见毕汉斯：《公元 2 至 742 年中
国的人口普查》，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 19（1947 年），第 160—161 页；浦立本：《隋唐时期的人
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1961 年），第 289—301 页。
① 《隋书》，卷 25 第 717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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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亚王国代表的面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国的富强——这种祭祀的传统
可追溯到神话中的圣人帝舜。祭祀后他宣布大赦，返京途中又下令巡行所经
之地免税一年。
史料对他早期这几年喜爱奢侈豪华和大肆炫耀的行为作了大量叙述。我
倾向于认为这些都言过其实，但关于他对三个年长资深的批评者采取的粗暴
行动并在 607 年将他们杀害之事，我认为并无夸大；而这一年正是颁布刑罚
较轻的新律之时。这些严酷的措施预示着以后几年不幸地加剧的暴虐行动方
式的来临。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处决先皇的三个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
据，609 年年迈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评时局而被蓄意判处死罪之事，也肯定
使炀帝的执政由此进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阶段。
儒学和学校的恢复
文帝晚年，对培养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年轻人的官办学校很失望。601
年阴历六月在他生日之时（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国举行佛教盛典），
他颁布诏书，大量减少儒家学校（见前文）。在回顾他对这类学校寄予厚望
及儒学在培养道德和实际才能时的价值时，他抱怨京师和地方学生过多而且
懒散，既不能发展成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为潜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销了
州县的学校。京师的三个学舍，他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减国家支持的学者，
人数从 1000 减至 70。文帝在其晚年对所有儒学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
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础和作为帝
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
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及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
谐的一切礼仪。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谈的诏书中表示要扭转他父
亲的政策，它在开头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然后他回顾了南北朝时期学术传统中断的情况，并与他统治的和平、繁荣和
统一的时期进行对比。他又命令专使在全国搜罗有学有才之士，挑选合适的
人才任职，由国家津贴学有专长之人，“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
他命令恢复京师学堂的讲学（其他的地方学校我们知道也已恢复）。“教习
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①同年早些时候，奉命视察各州的专
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
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据《隋书》记载，结果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
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
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
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书》继续说，这一复兴为时甚短，重点很快转向四
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②《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但其中一段说
他在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 120 名，由学者任职。这又引出了关于炀
帝搞学术活动的一段追述性的记载。司马光说他成年后好读书和著述。他命
100 名学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编纂工作，在他执政期间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没
有衰减。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
① 《隋书》，卷 3 第 64—65 页。
② 《隋书》，卷 75 第 1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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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亚王国代表的面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国的富强——这种祭祀的传统
可追溯到神话中的圣人帝舜。祭祀后他宣布大赦，返京途中又下令巡行所经
之地免税一年。
史料对他早期这几年喜爱奢侈豪华和大肆炫耀的行为作了大量叙述。我
倾向于认为这些都言过其实，但关于他对三个年长资深的批评者采取的粗暴
行动并在 607 年将他们杀害之事，我认为并无夸大；而这一年正是颁布刑罚
较轻的新律之时。这些严酷的措施预示着以后几年不幸地加剧的暴虐行动方
式的来临。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处决先皇的三个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
据，609 年年迈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评时局而被蓄意判处死罪之事，也肯定
使炀帝的执政由此进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阶段。
儒学和学校的恢复
文帝晚年，对培养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年轻人的官办学校很失望。601
年阴历六月在他生日之时（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国举行佛教盛典），
他颁布诏书，大量减少儒家学校（见前文）。在回顾他对这类学校寄予厚望
及儒学在培养道德和实际才能时的价值时，他抱怨京师和地方学生过多而且
懒散，既不能发展成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为潜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销了
州县的学校。京师的三个学舍，他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减国家支持的学者，
人数从 1000 减至 70。文帝在其晚年对所有儒学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
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础和作为帝
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
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及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
谐的一切礼仪。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谈的诏书中表示要扭转他父
亲的政策，它在开头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然后他回顾了南北朝时期学术传统中断的情况，并与他统治的和平、繁荣和
统一的时期进行对比。他又命令专使在全国搜罗有学有才之士，挑选合适的
人才任职，由国家津贴学有专长之人，“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
他命令恢复京师学堂的讲学（其他的地方学校我们知道也已恢复）。“教习
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①同年早些时候，奉命视察各州的专
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
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据《隋书》记载，结果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
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
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
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书》继续说，这一复兴为时甚短，重点很快转向四
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②《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但其中一段说
他在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 120 名，由学者任职。这又引出了关于炀
帝搞学术活动的一段追述性的记载。司马光说他成年后好读书和著述。他命
100 名学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编纂工作，在他执政期间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没
有衰减。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
① 《隋书》，卷 3 第 64—65 页。
② 《隋书》，卷 75 第 1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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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 37 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
他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③
炀帝常关心帝国儒教的礼仪，这些隆重的典礼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引人瞩
目。学者们是关于这些典礼的公认的权威。例如，他们为皇帝选定吉日进行
祭祀；在命令寻找并列出至圣孔子的后裔的同时，608 年授予孔子新的尊号；
定出恒山祭祀及其他许多典礼的正当礼仪。在首次远征高丽的前夕，炀帝在
今北京附近的大本营按传统举行了出征前皇帝主持的三次古代的祭祀。
炀帝的记载在儒家礼仪、学术和教育方面都远比具有特点的文帝统治时
代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许这不足为怪，因为早有人注意到，儒生在武力
夺取政权时毫无用处，但在帮助统治者保持江山时却起了理想的作用。炀帝
时代的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一度起了这种作用，但从 612 年开始，暴力事件将
把他们从所从事的工作和职位中赶走，以致他们又要再次等待改朝换代的时
期。
建立洛阳新都
文帝死后一月，曾得到父亲宠爱而在东部平原养精蓄锐的文帝幼子汉王
杨谅发动了叛乱。他被令人生畏的杨素所镇压。同年末，炀帝宣布在控制东
部平原的洛阳建设东都。次年（605 年）早期，他任命宇文恺与杨素和杨士
达（炀帝的堂兄弟）重建该城。劳工是从东部平原的百姓征募的，工程进展
很快；当竣工时，炀帝将原来州治的居民及“数万”户富商和商人迁入以充
实重建的城市。607 年，他命河南诸州输送工匠家庭至洛阳居住，这样，可
利用的技工定额人数就翻了一番。他专设 12 个坊来容纳他们。
炀帝国在重建新都时大肆挥霍而受到道德论者的谴责，但如果看到他自
己对此举的论点和地缘政治学的合理性，人们就会发现充足的理由。在两份
命令建设新都的诏书中，他提到在这一地点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约在公
元前 1100 年在那里建东都；汉高祖盛赞这一地址。他还应提到那里也是东周
和东汉的国都，汉之主要继承国在 312 年该城沦于“异族”之手前也建都于
此地。494 年汉化的北魏帝也选此城为新都。他提到周在东方建立第二个根
据地的必要性，因为从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约公元前 1100 年）；他举
近期他兄弟汉王叛乱之例来证明同样的需要；关中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
以由此遏制东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
贡粮的要地。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将近 300 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我们对第二个隋都的详情知道得很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外城，隋唐时
期的洛阳的大小约为西京的一半。它内部同样分为三个有城墙的建筑群：北
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区；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为若干坊的不规则的 U
字形，洛水在东流至与黄河会合处的半途经过其南城墙。此城总的轮廓与其
前身——在洛阳的北魏国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兴城那样被重新建造。
只是在隋帝想带他的贴身随从临时在那里居住时，它才似乎成了“国都”；
这里没有明代两京制特有的重复设置高级官僚机构的任何迹象。但它在战略
上和经济上是一个重要城市。对东部平原中这一被神话和历史蒙上神圣色彩
之地的精英来说，它更是帝王权威的重要象征。
③ 《资治通鉴》，卷 182 第 56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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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
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许多世纪以来，传奇小说的作
者从有偏见的历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层层地加以夸大。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
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词和
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
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 年）颁布的。运
河名通济渠，它使洛阳与淮河畔的泗州相连，并与从淮阴往南通向扬州边上
的长江的古渠道连接起来。这条漫长河渠的各段几乎都沿着以前各河渠的流
向；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河渠和该系统其余部分的开凿是在平坦的冲积平原
上进行的。工程无疑需要进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设，如果这些河渠如
史料记载，确实傍靠绿树成荫的帝国驿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劳力。《隋书》
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
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 10 万以上的劳工。如果这些数字不是
按任何一段时间做工的人数计算，而是按每人 20 天服役期的总数计算，那么
它们比较可信。①还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 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
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 270 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
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长的为永济渠，它的起点也离洛水与黄河的会合
处不远，流向东北。发源于山西的沁水之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则从其他河
流补充水量，一般是黄河的支流。它的尽头就在以后的大运河的终点处，即
今北京的附近。工程开始于 608 年，当时“百余万”人被动员进行这一工程。
《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②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
运河的路线开凿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
（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
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成了隋末夺
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
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
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
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
的分裂后，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
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
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
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
① 杨联升：《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特征》，收于其汇编：《中国学概览》（1969 年），第 203—20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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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①
如果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历史著作
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 605 年炀帝从
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蔑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
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
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
述：
“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
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
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
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
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
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
（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
所引的文字中。
中国势力的继续扩张
由于隋代两个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没有突然中断，所以我在前面已
对隋朝与几个国外民族的关系作了总的叙述。我论述了对占婆的入侵，它实
际上始于文帝而终于炀帝；论述了对付东突厥人的成就，但他们在炀帝时依
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向西的扩张（包括征服吐谷浑和把他们赶出世代
居住的放牧领地）、对东中国海的远征和与日本的建交则是炀帝时代历史的
部分内容。虽然文帝在 598 年对高丽进行了短期的灾难性的水陆远征，但他
满足于高丽统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绝再作进一步的干预。炀帝直到他最
后毁灭，一直对该地区怀有更大的野心，这将在后面进行叙述。中国历史中
通常的评价是：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谨慎明智，而炀帝则任性放纵。但在
他们执政时期，边境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确保东亚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
支配地位；一种则出于掠夺的欲望或个人的猎奇心理。汉的中央政治和文化
秩序优于所有国家，这不但证明它理应防御，而且也证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
族受它的支配，根据这一古老的传统，前一种战争是师出有名的。后一种战
争规模和代价较小，同样是一种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传统，表现为帝国专
制君主纵情于猎奇和对异国珍奇的爱好，不惜让国家派兵出征。现在让我们
探讨这两种对外干预的行动。
① 马伯乐：《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4（1914 年），第 5 页。
② 《隋书》，卷 24 第 686—687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 54—55 页。
My World,My Rules. 2005-6-2 10:28 #29
晓风寒月 正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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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流求
关于名为流求的岛屿的确切地点已有很多争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此名
称指的是台湾；赫格瑙尔和几个中国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隋代它是从
菲律宾远至日本的东中国海中所有岛屿的笼统名称。610 年，当炀帝最初派
军“平定”流求未遂时，他就指定将领在今浙江地区征募一支新的攻击部队。
隋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史籍记载两种远征结果：一、通常的凯旋之说。中国
军队得胜，打败并处决了流求王，中国将领俘获大量奴隶回国，奖赏和提升
得胜的将领；二、战败之说。抓获战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兵力过于扩散，
入侵兵将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们采纳何种说法，史籍一般都未说
隋准备在东中国海诸岛上郑重地或长期地建立政权。
日本
日本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自汉以来，它一直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文化
影响大部分通过朝鲜传入，它在那里有相当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日本诸
藩至少名义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纳贡。当他们知道中国重新统一对，日本人
当然注意了解大陆新秩序的详情。开皇时期（581—600 年），日本可能已派
使节至中国，但第一个正式使节在 607 年到达。使者称炀帝为“海西菩萨天
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
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对这种无意的冒犯深
为不快，于是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
国人仍在次年派一级别相当低的使节去日本，他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
完整和准确的报道。使者显然顺利地离开，这时所发展起来的关系对于日本
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①
吐谷浑
在东突厥帝国全盛时期，吐谷浑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们在青海湖周
围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门关沿线一些卫戍市镇之南，几个世纪以来，他
们对这些市镇进行袭扰。608 年，他们受铁勒部的攻击，其可汗派一使者要
求臣服于中国并得到援助。炀帝派凶悍的宇文述率军前往“欢迎”。吐谷浑
一见这支欢迎的军队就四方溃逃。中国人发动进攻，取首级数千，俘获其首
领，并使男女约 4000 人沦为奴隶。据《资治通鉴》记载，“其故地皆空，东
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①这次
“征服”与其他的征服一样，没有维持到隋的灭亡，这样，吐谷浑就必须由
后来的唐王朝再去对付了。
突厥
前面已经叙述东西突厥人的帝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和经常火并的帝国的情
况，这对隋朝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
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他们当时所占的领土紧靠中国西部，但他们祖
先的辽阔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可汗处罗的母亲本是中国人，她留在隋都
充当人质和中国与西突厥人之间的调解人。610 年当处罗表现出独立的愿望
① 《资治通鉴》，卷 181 第 56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