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第三交响曲视频:辛亥百年——重回1911现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为中国现代化隆重破题。从辛亥到辛卯，整整100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对于辛亥革命的结果，见仁见智，许多人觉得这场革命在列强和资产阶级介入后变质，革命归于失败。其实，从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辛亥革命实在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既合乎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我们重回1911，除了纪念，也想还原那一年被拉长的历史景深， 在浓烈、壮烈、激烈的争天下的种种革命斗争中，立宪派、军阀、帮会、农民……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学者傅国涌曾言，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循着此路，我们不妨一起重回1911现场。

　　意外的第一枪后，革命开始了

　　1911年10月10日下午，武昌。城南黄土坡，驻扎在这里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已是人心惶惶。熊秉坤在营房之间奔走，遇上了队官罗子清。

　　“今晚外面风声不好，你知道吗？”罗子清低声问道。

　　“知道一点。”熊秉坤答。

　　“今晚起事，是孙党吗？”

　　“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熊秉坤说，“当然都是孙党。”

　　“有多少人？”

　　“湖北军商学界皆是。”

　　“是否‘排满杀官’？”罗子清问出了他最担心的问题。

　　“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宗旨，不‘杀官’不能夺权。”熊秉坤据实以告，“管带职务以上，恐难幸免。”

　　罗子清问的最后一句是：“能成事吗？”

　　熊秉坤说：“各省会党都害怕新军第八镇，第八镇一旦起义，各省一定响应。所以……”他顿了顿，说：“能成。”

　　罗子清默然离去。熊秉坤进营房，上楼，第二排五棚寝室里，程正瀛和金兆龙在等他。熊秉坤告诉他们：“准备行军装束，听我指挥。今晚，七时。”

　　10月9日 意外

　　“八月十五杀鞑子！”

　　放出风声的是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八月十五，是西历10月6日，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会长孙武商定，就在这天发动起义。当时清廷大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也调去许多，武汉三镇防御薄弱，是起义的最佳地点。

　　为了发动群众而放出的话，也传到了当局耳中。湖广总督瑞澂下令，从闰六月(7月26日)开始，武汉所有刀具店都须取得营业执照，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革命党人准备不足，起义准备延期到10月16日。

　　一晃到了10月9日上午，汉口宝善里的一栋小楼，孙武在楼上秘密制造炸弹。他的计划是起义之时，把炸弹从总督衙门后墙外的“武昌帽店”楼上甩过去，应该能炸到湖广总督瑞澂的卧房。

　　正午时分，孙武还在埋头工作，房间里到处散落着炸药粉末。革命党人刘同叼着根香烟上楼参观——当年的勇士们显然缺乏安全生产意识，这根香烟掉落的火星引发大火，烧伤了孙武的脸。另有一种说法是，孙武自己鼓捣炸药时用力过猛，擦出了火星。总之是出了事故，二人仓皇逃走。

　　宝善里地处俄租界，附近的巡捕循着浓烟赶来，在火灾现场查获了革命党人名册和起义文告。消息传开，瑞澂大惊，下令全城搜捕。

　　形势危急，显然不能再等了。下午5时，负责联络工作的革命党人邓玉麟赶到新军工程营，通知熊秉坤：当晚12时，只要听见城外炮响，就是起义的信号，城内工程营同志即可动手，口号“同心协力”。

　　湖北新军一万七千余人，有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主要集中于城内的工兵和城外的炮兵，熊秉坤就是“工八营”里革命党的总代表。这年他26岁，已经当了七年兵，刚加入共进会不到半年。

　　熊秉坤接下重担，赶紧跑去挨个通知三百多名革命士兵：半夜听见炮响，就去夺楚望台军械库；得手后开城门，迎接炮兵同志们入城。

　　一夜无眠。革命党人摩拳擦掌，枕戈待旦，却没听见炮响。

　　原来当晚戒严，邓玉麟费尽周折才出得城去，等他赶到南湖炮队时，已经过了半夜，炮兵们都睡了。

　　等到天亮，传来的只有噩耗：许多革命党人被捕遇害，起义领袖蒋翊武和孙武也不知藏身何处。群龙无首，革命党名单又已落入清廷掌握，起义大事，眼看要败。

　　10月10日 开枪

　　熊秉坤决心拼死一搏。

　　10日早上起来，他先去各营房里转一圈，探听情况。城里革命党指挥部被破坏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工程营。第二营第二排的革命骨干蔡济民正在床上蒙头痛哭，熊秉坤过去掀开被子：“哭什么？”

　　蔡济民脸上泪痕未干：“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同志，昨夜被抓，已经就义了。”

　　熊秉坤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要作女儿态。今天下午三时出晚操，我们就动手。”

　　蔡济民说：“军中已经警觉，所有士兵的子弹都上缴了。”

　　这是个难题，两人商定分头行动，一面寻找子弹，一面动员更多的士兵起义。

　　在发动群众方面，熊秉坤的说辞比较管用：“革命党名册已经被官府搜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何若反而死，死得其所也？”

　　时针很快指向下午三时。军中长官传下令来：晚操取消。

　　这时熊秉坤等人已经凑齐了六盒子弹，约150发，有士兵从家里取来的，也有从军官身边偷来的。熊秉坤把子弹给了支队长金兆龙，要他分发给可靠同志待用。既然三时不能动手，那就推迟到晚上七时，以放枪三响为号。

　　金兆龙和程正瀛等人答应下来，便在营房里收拾弹药。熊秉坤继续到各队查探。

　　快七点时，那天轮到值日的排长陶启胜，巡查到金兆龙的寝室，见金、程二人抱着枪在嘀咕。陶启胜心疑，喝道：“你敢造反？”

　　金兆龙说：“老子就造反，你又奈何？”

　　陶启胜大怒，上前夺枪，与金兆龙扭打起来。金兆龙大喊：“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程正瀛在旁边举枪欲射，又怕伤到金兆龙，就用枪托去打陶启胜的头。陶见自己吃亏，挣脱出来就跑。程正瀛举枪瞄准——

　　“砰！”

　　程正瀛，字定国，工八营普通士兵，那年26岁。这一枪击中了陶启胜的腰部，也让闻声赶来的熊秉坤大惊：七时未到，为何枪响？在革命胜利之后的1912年，熊秉坤给上级领导写的汇报材料里，这样描绘程正瀛开的这一枪：“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子弹飞出，一切都必须开始了。

　　陶启胜中枪后连滚带爬逃下楼去，又挣扎着跑回家才死掉。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三名军官赶来维持秩序，高喊：“不用呶噪！”程正瀛已经红了眼，继续开枪，击毙黄坤荣和张文涛。阮荣发在逃跑时也被别人击毙，全营大乱。熊秉坤对空连放三枪，鸣哨集合队伍，跑步杀向楚望台军械所。

　　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在意外和仓促中爆发了。

　　10月12日 “熊一枪”

　　1911年10月12日中午，身在美国的孙中山买了份报纸，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他大喜：“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两个月后，他乘船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见了熊秉坤，他很高兴地向旁人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熊秉坤从此得名“熊一枪”。后来很多人说，熊秉坤是武昌起义的实际领导者，孙中山对他的评价具有宏观意义，言之成理。也有很多人说，真正的第一枪，是程正瀛打响的呀。熊秉坤对此回应：“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

　　1961年9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正在举行。熊秉坤作为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他还意外地见到了“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向熊秉坤敬酒：“谢谢您打了第一枪，让我这个皇帝当不成了，才有了今天的新生活。”

　　熊秉坤大笑，与溥仪合影留念。

　　◎文_吴钩

　　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月内，湖南、陕西、山西、四川、江苏、浙江等14省相继宣告独立。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下《清帝退位诏书》，帝制结束，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

　　武昌革命的胜利出人意料，连革命党人都感到意外。要知道，比武昌革命激烈百倍的太平天国起义，都未能击垮清政府的统治。清廷在剿灭太平天国政权之后，反而迎来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不过，早在同治中兴之期，却有一个人预见了清廷的溃败。这个人是赵烈文，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幕僚。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赵烈文与曾国藩进行了一次交谈。曾国藩对京城“明火执仗之案时出，市肆乞丐成群”的末世乱象忧心忡忡，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扑，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政权将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果然让他言中了！宣统三年清室逊位，跟赵烈文作出预言的同治六年，为四十四年。真个是“不出五十年”。

　　清政府之所以在辛亥年的武昌城遭遇滑铁卢，有许多偶然因素。

　　但是，百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清廷在辛亥年的溃败，又有其必然的道理。这个必然的道理，需要放入“官—绅—民”三角关系的框架中分析。官，指清政府；民，是社会基层民众；绅，则是连结官府与社会基层的中间阶层。在传统中国，“官—绅—民”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框架结构，帝国也将它的社会控制机制建立在这个框架结构上，通过对“官—绅—民”关系的调节，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

　　为了使接下来的分析更形象一点，我用等边三角形来表示一个稳定社会的框架结构，见下图：

　　“官—绅—民”三角的三条等边，可以看作是三条“力臂”——分别代表官对绅的有效控制力、官对民的有效控制力与绅对民的有效控制力。等边，象征它们之间的作用达成了均衡。如果三条“力臂”发生了改变(比如，官的控制力削弱了，或者绅的控制力增长了，或者民的离心倾向加强了)，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建立起来，这个等边三角形就会发生变形(见虚线图)，我用它来表示一种失衡的、倾斜的社会结构。宣统年间，清廷治下的社会就是一个倾斜的、失衡的三角形。

　　从官的方面来看，历经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庚子之乱之后，清廷权威江河日下，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已不复存在了。权力者的腐败、低能与聚敛，也导致官府越来越难以取信于民、立威于众，即官的“力臂”不断收缩，失控的民变此起彼伏，有学者统计，清末最后十年，全国爆发民变一千多起，民变的年发生率是清中期的数百倍。

　　当局在清末最后十年仓促推出的新政，本意是为了缓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但实际上，新政所牵动的利益洗牌，比如从地方收回财权，从绅民手中收回路权，却加剧了朝廷与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紧张关系，为日后的分崩离析埋伏下“定时炸弹”。

　　当国祚传至宣统小皇帝手上时，清王朝最后一位强人——慈禧太后已逝世，接盘之人已没有慈禧那样的威信，帝国对地方、对社会的控制力如强弩之末，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谣谚：“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显示了清王朝的“气数”(政权合法性)正在受到危险的质疑。这类暗示清廷国运已终的谣谚，又很容易诱发清政府的反对势力“问鼎”庙堂的野心。而革命党、秘密会党对清政府新军的渗透，更是致使朝廷倚重的“枪杆子”也相信腐朽的满清统治气数将尽。结果，新军不但是打响第一枪的先锋，也是推动多个省份独立的重要势力。

　　从绅的层面来看，自帝国从太平军叛乱中恢复元气、开始自强运动以来，得益于近代商业的兴盛，城市绅商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日益壮大。

　　清末十年新政，更是为大量有实力的士绅、绅商创造了政治参与、展示影响力的机会与平台，他们是清末立宪势力的主体，不但通过地方的谘议局、商会等机构左右地方政局，而且一再发起“速开国会”的请愿，对朝廷的改革日程施加压力。然而，朝廷在1911年5月份推出的所谓“皇族内阁”，让立宪派大失所望；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也令地方士绅、绅商非常不满。可以说，清末士绅集团在势力日增的同时，对朝廷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在“官—绅—民”三角关系中，士绅阶层联结着社会的顶部与底层，既是官府的“权力经纪”，又扮演着“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官恃绅力以治民，民也借绅势以行事。士绅力量的增减消长、官绅关系的疏亲趋势，达到临界点后，往往预示着社会的原有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要么是，官的“力臂”伸得更长，出现“全能政府”(在士绅力量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要么是官的“力臂”缩得更短，出现政权失控(在士绅力量高度膨胀的情况下)。

　　清末的情况，恰恰是后者。于是，我们看到，在辛亥年，不甘心利益被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剥夺的四川士绅(他们都是川路的股东)，充任地方社会的利益代表，发起了保路运动。对清廷的统治与改革越来越丧失信心的苏州士绅、广州绅商，更直接策动了江苏与广东的独立。在其他省的独立过程中，也是常常可以见到地方士绅忙碌的身影。

　　再从民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大体是一场局限于革命党、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博弈，并没有全民动员，将社会民众也卷入其中。但是，我们注意到，除了以海外(主要是日本)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会党势力，也是推动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因为，在清末，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化、官方控制力日益下降，地下会党也日渐活跃，并将他们的势力深深渗透进清廷的新军中。新军之所以对清廷失去效忠的意愿，当然与革命党与会党的渗透有着莫大关系。

　　会党也是革命党极力争取的反清同盟。如同盟会领袖黄兴主张：“重整会党，并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同盟会员熊克武也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所以，四川保路风潮一爆发，同盟会即积极联络哥老会，密商反清大计。清代的秘密会党有“反清复明”的传统，革命党人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双方的目标有交集，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于是，传统会党与革命思潮相互交织，成了一支急于摆脱原有社会秩序约束，在社会动荡中展示和夺取话语权的庞大社会势力。

　　清廷的中央权威流失，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地方士绅集团离心离德，新军在革命党与会党势力的渗透下心怀异志。博弈各方的势力此消彼长，原来的平衡已经被打破。辛亥年的“官—绅—民”三角，不再是一个大体上等边的三角形了，已经变形、倾斜、摇摇欲坠。换言之，清政府已经无法保持有效的政治控制、社会控制了。赵烈文所说的“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迟早到来。

　　从这个角度而言，等待清王朝谢幕的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凑合的人来拉开序幕。1911年10月10日夜晚，仓促起事的新军，只是有幸被历史挑中的揭幕者。

　　◎文_宋石男

　　暗示出来的抗议

　　据学者萧功秦梳理，清末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国有三个阶段。

　　合股官办起于甲午之后，清廷主要通过“对外贷款为主、对内募股为辅”的方式兴建铁路，从1896年到1904年间，共建铁路1万3千余里，推动中国近代化步伐。但这种建路模式存在相当问题，导致中国铁路利权对外严重流失。

　　于是1904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响亮口号。是年，张之洞用650万美元巨资从美国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此后，1905年至1908年间，各省商绅陆续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等承办权。然而，商办模式也有硬伤。除资金到位严重不足，修建进程外，不少地方自办铁路技术标准与其它地方不统一，而且一开始就不打算与其它地方铁路联网，导致规划中的全国路网迟迟不能实现。

　　在对全国商办铁路进行15次调查之后，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在1909年大致成形。

　　1911年5月8日，摄政王载沣宣布成立新内阁以代替军机大臣制。在备受诟病的“皇族内阁”成立次日，即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有意思的是，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以后，因为利益盘算各不同，各省反应迥然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省份；反对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广东、与四川。

　　现在看来，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合理，但未必合情。自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事变之后，中国人普遍民族情绪高涨，对外国人深怀警惕乃至深恶痛绝。而多次沉重赔款的经历，又使得向外人借款是那么触动这个民族的敏感神经。更重要的是，清廷在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上违背程序正义，终于激起民间社会反弹。《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指出，清廷对外借款未交资政院议决，收回铁路未交本省谘议局讨论，商办铁路也未依《商法》、《公司律》付股东会商。

　　川汉铁路预定路线自宜昌、重庆达成都，全长约1175公里，由四川人负责修建，全部预算为约7257万余两。川汉铁路的股本来源有四：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租股”为最大宗，占川汉公司实收全部股金的78.4%，抽收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实收数，百分抽三。”征收对象不仅包括四川省大中小地主，而且及于广大自耕农和佃农，使多数川人与这条铁路发生实际的经济利害关系。这也是保路运动在川能动员广大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当时所有商办铁路中，川汉铁路问题最为严重。到1911年，实收股金1645万元，只及所需款数的1/10，按此集资速度与建路速度，须90年时间才能完成。更离谱的是，川汉铁路公司高层挪用路款300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损失本金200多万元。加上其它诸多损耗，川汉铁路公司总共花掉了近1000万元(含挪用造成的亏空)，只修了40英里的铁路。

　　由于自己不干净，最初川汉铁路公司并不反对清廷收回路权，只要能将他们的亏空补回来就行。如学者周锡瑞分析的，“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士绅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约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

　　四个被清廷错过的机会

　　在保路运动爆发前，对清廷来说，有四个扭转时局的机会，遗憾的是，清廷全都错过。

　　第一个转折点，即是6月13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内容传至成都。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权利，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但聘请英、德、美人各一名为总工程师。凭心而论，这项商业合同谈不上“卖国”。首先，年利息为5%的贷款属于低利率，清末中国钱庄平均利息高达12.5%—14.8%。其次，在当时中国缺乏铁路建造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雇用西方国家工程技术专家无可厚非。最后，合同明确规定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为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然而，在当时排外高涨的背景下，合同内容一传到成都，舆论立即哗然，指控所谓国有就是卖路，卖路就是卖国！于是川人大噪，“亡国亡种”等危言也泛滥如潮。

　　其实，此时如果清廷接受川汉铁路股东照数归还路款的要求，事情仍有转机。但6月17日，清廷宣布川汉铁路处理方案，拒还已用款项，更以“国家股票”形式攫取现存路款，同时下令查账目以示威胁。川省绅商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国家不予补偿亏空就夺走路权，意味着亏空永不可能补回来，那该由谁承担责任，又由谁分担损失呢？就人情而言，川省绅商的反应可以理解。但清廷的做法似乎也不理亏——川汉公司自己挪用款项去投机以致亏空，凭什么要国家为你买单？

　　四川绅商一方，拥有招之即来的“民气”和“爱国”道德制高点。清廷一方，则拥有看上去运转仍正常的国家机器。双方遂僵持不下。

　　6月27日，由罗纶等2400余人共同签名并由时任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的奏折，意味着保路运动从为私利而抵制国有的士绅阶层，蔓延至更广大人群。这2400余人，除领头者为士绅阶层外，主要是热血市民、学生与中下层百姓。他们坚持认为，铁路国有就是与民争利，借外债更会导外人干预财政，如此则“中国将步印度之后尘”，“足召亡国之祸”。

　　面对川人怒火，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等不但不妥协或引导，反而继续以强力手段应对。8月初，王人文被清廷免职。第二个转折点在8月19日来临，清廷任命李稷勋为国有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代表国家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将绅商股款700万两转作国有铁路股金，并代表铁路公司同意邮传部派员清查账目，使川汉路权与资本尽失。

　　这做法把四川总督赵尔丰都惊住了，他赶紧给清廷上奏，希望从大局考虑，尽快改变铁路国有既定政策。

　　此时，朝廷和盛宣怀若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尚能控制局势。但因盛宣怀、端方两人的强硬态度，清廷最终没有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川省局势日趋失控。8月24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召开临时大会，向社会各界派发传单，号召全省罢课、罢市、罢工，并停止交纳一切厘税杂捐，直到朝廷收回成命，恢复川汉铁路商办。随后，四川各地开始罢课罢市抗税抗捐，不少市民还书写光绪帝神位，供以香火，旁注“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

　　此时保路运动已由开始的经济诉求转为政治运动。

　　当说，川督赵尔丰还算能吏，他在8月27日致电朝廷，建议当局不要再颟顸从事。

　　赵尔丰的苦口婆心未能唤醒朝廷。盛宣怀与端方并非不知道局势严重，但前者为经营铁路可能产生的巨额利益，后者为运作四川总督进而返归重臣之列，坚持以强硬手段应对。9月2日，清廷下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川民。9月5日，赵尔丰回电说，还是希望先抚，并警告说可能遇到庚子年间的乱事。但这时的赵尔丰已经扛不住了，端方不断上书弹劾他，盛宣怀也煽风点火，朝廷数次强硬下谕，而四川这边又民气高涨，傲慢无礼，他夹在中间，不但扛不住，也受够了。

　　于是，第三个转折点来临。9月7日晨，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人物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人。赵尔丰以为擒贼擒王，乱事自可平息，但被动员起来的大众怎会罢休？成都民众成千上万，号泣呼怨，一拨拨涌入总督府大门，要求释放被捕诸人。激烈冲突中，赵尔丰下令开枪，酿成“成都血案”，致32人死难。第二天，大雨竟日，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许收尸，围观者想为死难者收尸，又继续要求放人，赵尔丰大约屠夫性子犯了，再令开枪，又数十人被枪杀。

　　此时清廷仍有挽回转机，那就是严惩杀人官员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等。将赵尔丰作为替罪羊背黑锅，可以平息民众怒火，至于铁路事宜，相信已经被震慑的四川绅商也不会要求太过分，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遗憾的是，9月8日，清廷又下谕令赵尔丰查拿首要先行正法。赵尔丰没有照办，他知道再杀下去，立刻就激起更大民变。但事已至此，他也没有什么退路了。9月11日，赵尔丰发布拿办首要蒲殿俊等告示，指后者非是争路，实是背逆朝廷。这等于定性保路运动为“反革命暴乱”。

　　即使在此时，清廷还有第四次机会。9月20日，受命前往四川平乱的岑春煊并不赴任，而是致内阁代奏释放蒲殿俊等及发还路股电，建议川汉铁路商办期间一切亏损、挪用、倒账，均由政府买单；即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绅商、民众；承诺决不秋后算账，决不妄杀一个反对铁路国有的川人。他甚至还建议朝廷下罪己诏，以平民情。

　　现在看来，岑春煊的建议极可能帮助清廷化解与民间社会的对立，进而平息全川骚乱。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还被端方等人指责为沽名钓誉，意在攘夺内阁总理云云。岑春煊也正好顺水推舟，你不是说我沽名钓誉吗？老子还不干了！就此决不入川，要朝廷另请高明。

　　◎文_宋石男

　　暗示出来的抗议

　　据学者萧功秦梳理，清末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国有三个阶段。

　　合股官办起于甲午之后，清廷主要通过“对外贷款为主、对内募股为辅”的方式兴建铁路，从1896年到1904年间，共建铁路1万3千余里，推动中国近代化步伐。但这种建路模式存在相当问题，导致中国铁路利权对外严重流失。

　　于是1904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响亮口号。是年，张之洞用650万美元巨资从美国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此后，1905年至1908年间，各省商绅陆续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等承办权。然而，商办模式也有硬伤。除资金到位严重不足，修建进程外，不少地方自办铁路技术标准与其它地方不统一，而且一开始就不打算与其它地方铁路联网，导致规划中的全国路网迟迟不能实现。

　　在对全国商办铁路进行15次调查之后，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在1909年大致成形。

　　1911年5月8日，摄政王载沣宣布成立新内阁以代替军机大臣制。在备受诟病的“皇族内阁”成立次日，即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有意思的是，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以后，因为利益盘算各不同，各省反应迥然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省份；反对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广东、与四川。

　　现在看来，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合理，但未必合情。自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事变之后，中国人普遍民族情绪高涨，对外国人深怀警惕乃至深恶痛绝。而多次沉重赔款的经历，又使得向外人借款是那么触动这个民族的敏感神经。更重要的是，清廷在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上违背程序正义，终于激起民间社会反弹。《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指出，清廷对外借款未交资政院议决，收回铁路未交本省谘议局讨论，商办铁路也未依《商法》、《公司律》付股东会商。

　　川汉铁路预定路线自宜昌、重庆达成都，全长约1175公里，由四川人负责修建，全部预算为约7257万余两。川汉铁路的股本来源有四：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租股”为最大宗，占川汉公司实收全部股金的78.4%，抽收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实收数，百分抽三。”征收对象不仅包括四川省大中小地主，而且及于广大自耕农和佃农，使多数川人与这条铁路发生实际的经济利害关系。这也是保路运动在川能动员广大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当时所有商办铁路中，川汉铁路问题最为严重。到1911年，实收股金1645万元，只及所需款数的1/10，按此集资速度与建路速度，须90年时间才能完成。更离谱的是，川汉铁路公司高层挪用路款300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损失本金200多万元。加上其它诸多损耗，川汉铁路公司总共花掉了近1000万元(含挪用造成的亏空)，只修了40英里的铁路。

　　由于自己不干净，最初川汉铁路公司并不反对清廷收回路权，只要能将他们的亏空补回来就行。如学者周锡瑞分析的，“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士绅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约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

　　四个被清廷错过的机会

　　在保路运动爆发前，对清廷来说，有四个扭转时局的机会，遗憾的是，清廷全都错过。

　　第一个转折点，即是6月13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内容传至成都。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权利，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但聘请英、德、美人各一名为总工程师。凭心而论，这项商业合同谈不上“卖国”。首先，年利息为5%的贷款属于低利率，清末中国钱庄平均利息高达12.5%—14.8%。其次，在当时中国缺乏铁路建造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雇用西方国家工程技术专家无可厚非。最后，合同明确规定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为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然而，在当时排外高涨的背景下，合同内容一传到成都，舆论立即哗然，指控所谓国有就是卖路，卖路就是卖国！于是川人大噪，“亡国亡种”等危言也泛滥如潮。

　　其实，此时如果清廷接受川汉铁路股东照数归还路款的要求，事情仍有转机。但6月17日，清廷宣布川汉铁路处理方案，拒还已用款项，更以“国家股票”形式攫取现存路款，同时下令查账目以示威胁。川省绅商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国家不予补偿亏空就夺走路权，意味着亏空永不可能补回来，那该由谁承担责任，又由谁分担损失呢？就人情而言，川省绅商的反应可以理解。但清廷的做法似乎也不理亏——川汉公司自己挪用款项去投机以致亏空，凭什么要国家为你买单？

　　四川绅商一方，拥有招之即来的“民气”和“爱国”道德制高点。清廷一方，则拥有看上去运转仍正常的国家机器。双方遂僵持不下。

　　6月27日，由罗纶等2400余人共同签名并由时任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的奏折，意味着保路运动从为私利而抵制国有的士绅阶层，蔓延至更广大人群。这2400余人，除领头者为士绅阶层外，主要是热血市民、学生与中下层百姓。他们坚持认为，铁路国有就是与民争利，借外债更会导外人干预财政，如此则“中国将步印度之后尘”，“足召亡国之祸”。

　　面对川人怒火，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等不但不妥协或引导，反而继续以强力手段应对。8月初，王人文被清廷免职。第二个转折点在8月19日来临，清廷任命李稷勋为国有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代表国家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将绅商股款700万两转作国有铁路股金，并代表铁路公司同意邮传部派员清查账目，使川汉路权与资本尽失。

　　这做法把四川总督赵尔丰都惊住了，他赶紧给清廷上奏，希望从大局考虑，尽快改变铁路国有既定政策。

　　此时，朝廷和盛宣怀若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尚能控制局势。但因盛宣怀、端方两人的强硬态度，清廷最终没有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川省局势日趋失控。8月24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召开临时大会，向社会各界派发传单，号召全省罢课、罢市、罢工，并停止交纳一切厘税杂捐，直到朝廷收回成命，恢复川汉铁路商办。随后，四川各地开始罢课罢市抗税抗捐，不少市民还书写光绪帝神位，供以香火，旁注“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

　　此时保路运动已由开始的经济诉求转为政治运动。

　　当说，川督赵尔丰还算能吏，他在8月27日致电朝廷，建议当局不要再颟顸从事。

　　赵尔丰的苦口婆心未能唤醒朝廷。盛宣怀与端方并非不知道局势严重，但前者为经营铁路可能产生的巨额利益，后者为运作四川总督进而返归重臣之列，坚持以强硬手段应对。9月2日，清廷下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川民。9月5日，赵尔丰回电说，还是希望先抚，并警告说可能遇到庚子年间的乱事。但这时的赵尔丰已经扛不住了，端方不断上书弹劾他，盛宣怀也煽风点火，朝廷数次强硬下谕，而四川这边又民气高涨，傲慢无礼，他夹在中间，不但扛不住，也受够了。

　　于是，第三个转折点来临。9月7日晨，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人物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人。赵尔丰以为擒贼擒王，乱事自可平息，但被动员起来的大众怎会罢休？成都民众成千上万，号泣呼怨，一拨拨涌入总督府大门，要求释放被捕诸人。激烈冲突中，赵尔丰下令开枪，酿成“成都血案”，致32人死难。第二天，大雨竟日，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许收尸，围观者想为死难者收尸，又继续要求放人，赵尔丰大约屠夫性子犯了，再令开枪，又数十人被枪杀。

　　此时清廷仍有挽回转机，那就是严惩杀人官员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等。将赵尔丰作为替罪羊背黑锅，可以平息民众怒火，至于铁路事宜，相信已经被震慑的四川绅商也不会要求太过分，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遗憾的是，9月8日，清廷又下谕令赵尔丰查拿首要先行正法。赵尔丰没有照办，他知道再杀下去，立刻就激起更大民变。但事已至此，他也没有什么退路了。9月11日，赵尔丰发布拿办首要蒲殿俊等告示，指后者非是争路，实是背逆朝廷。这等于定性保路运动为“反革命暴乱”。

　　即使在此时，清廷还有第四次机会。9月20日，受命前往四川平乱的岑春煊并不赴任，而是致内阁代奏释放蒲殿俊等及发还路股电，建议川汉铁路商办期间一切亏损、挪用、倒账，均由政府买单；即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绅商、民众；承诺决不秋后算账，决不妄杀一个反对铁路国有的川人。他甚至还建议朝廷下罪己诏，以平民情。

　　现在看来，岑春煊的建议极可能帮助清廷化解与民间社会的对立，进而平息全川骚乱。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还被端方等人指责为沽名钓誉，意在攘夺内阁总理云云。岑春煊也正好顺水推舟，你不是说我沽名钓誉吗？老子还不干了！就此决不入川，要朝廷另请高明。

　　◎文_张鸣

　　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们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不唯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是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

　　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与古已有之“会”与“社”相比，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出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

　　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但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作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渔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渔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尽管帮会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跟反抗清朝异族统治扯上关系，还编了跟少林寺有关的神话。但如果学术一点，考据起来，帮会的兴起，最多在清朝中叶。社会上人口多了，离开土地出外谋生的人多了，一切跟市场交易，跟商品流通，跟人员流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车、船、店等兴盛起来之后，帮会自然会应运而生。说到底，帮会，无论旗号打的是什么，无非是离开土地和宗法的人，在异地他乡干非农业的行当谋生，赖以自助和互助的组织，它实质上就是把宗法组织，用另一种形式复制呈现出来。

　　当然，统治者不喜欢这种组织，因为它们在原有的社会网络之外，对皇帝钟爱的秩序有点威胁。帮会不是不想洗白自己，但在帝制时代，一个农业社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

　　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稍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

　　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居然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所以，大部分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文_傅国涌

　　2011年，辛亥百年。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百年辛亥，我们纪念什么？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

　　相比之下，近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带来的变化，尤其在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

　　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象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

　　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国民活得更好这个角度，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

　　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我们这个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

　　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曾痛彻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

　　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

　　最近的三十年民生主义在大陆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

　　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社会。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

　　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