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分期go去那提现:辛亥百年谈——我们到底还要走多久

      作者：凌宸  发表日期：2011-5-13 22:32:00 于天涯 
         
       朝花夕未拾……
       
       
       
       在当下纪念辛亥革命，是一个颇有趣味的问题。这种趣味，来自于前段时间看到的一篇外文，题目为《Lessons from China’s Revolution, 100 Years Later》，作者为Jeremiah Jenne。在文中，他提出了一个现象：“比如一个历史学家就很容易做出如下的类比：地方官员腐败，无视中央政权，各省建立小王国，民怨四起；攀附权势，并将之转化为不法利益；普遍认为政府对于弥合贫富之间及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所做努力不够；最近铁道部长的腐败丑闻甚至让人想起20世纪初围绕修建中国铁路所发生的那些闹剧，这些闹剧严重的动摇了清朝政府的基础。当然，现在的这个强力政权对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十分了然。但它又似乎不够稳固，以致不敢贸然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朝廷进行变革的意愿落后于人们对于变革的需求时，清政府就失去了其权威性。人们对于进行国会选举、施行君主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清朝贵族们却百般拖延，担心哪怕一次小小的让步都会把他们推向历史的垃圾桶里。朝廷很清楚子民们需要的是什么，但他们也足以洞见到这些变革最终将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地位、特权。”
       这种把历史与现实相提并论，互为考量的思考很是有趣，这也给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该如何看待及思索百年前的那场革命，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视角，因为辛亥革命话题之多，涉及面之大，实在难在一篇文章中囊括。而直接剖开两个时代的横切面，对照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略异同，公民权利在百年间的消长迥异，不谛是一个极佳的纪念方法。毕竟无数英烈前驱后赴，甘洒热血，不就是为了国人能过上有尊严，有自由的生活吗？当然，倘若我们只是习惯于官方强置植入的历史观与是非观，以及那些早已大脑归公的御用文人的陈腔烂调，那不如直抄人民日报之流的烂文好了。蔡元培曾言：“历史者，记载以往社会之现象，以垂示将来。吾人读历史而得古人之知识，据以为基本，而益加研究，此人类知识之所以进步也。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业所以进步也，是历史之益也。”今尚前贤之言，以史律事，以察百年之变。
       
       一、媒体
       
       
       
       清末即允许民间办报。1898年间的中国民刊，定期发行的报纸就达60份之多。现在人们熟知的商务印书馆，即创建于1897年，中华书局创建于1912年。《大公报》也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自1912中华民国创立时，定期出版的报刊即升达847份，其中95%以上为民办刊物。而且言论自由，思想大胆，1903年的上海《苏报》，即公开鼓吹革命，任意批评满清王朝，揭露时弊，以现在观点看纯属“颠覆政府”的邹容《革命军》，就由上海的出版社公开出版。
       而现在公开出版的民刊是多少？媒体的言论敢不敢越雷池一步？
       
       二、学生
       
       
       
       可以说，没有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参与，就没有辛亥革命。1902年，就有60个留学生参加章太炎发布的“支那二百四十二周年亡国纪念大会”，鼓吹排满反清。同时，留学生积极创办刊物，进行革命思潮传播，如湖南学生办有《湖南游学译编》，浙江学生办有《浙江潮》，江苏留学生办有《江苏》等。不仅如此，当孙中山来到日本时，很多留学生更踊跃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事业，不畏杀头危险，回国宣传、策划、领导各项起义活动。可以说，他们为辛亥革命之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佼佼者，即有人们所熟知的黄兴、邹容、陶成章、李烈钧、章炳麟、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徐锡麟、秋瑾等人。
       李烈钧在自传讲道：“余常见张、王诸友披雨衣、着木屐，毋问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联络同志，其不辞劳苦，实令人感愤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
       而现在的学生，其精神之气象，可否能比？其胆识之雄魄，可否相当？执着于蝇头小利，计较于寸得寸失，可谓天差地远，云泥异路。
       
       三、结社
       
       
       
       清末时期，人民结社已成社会风潮。黄兴成立华兴会，陶成章、蔡元培成立光复会，另还有各式各样的革命小团体，如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国民熟知的武昌首义，就是由共进社和文学社发轫。
       辛亥革命后，政党更是纷起。据1912年10月23日《民立报》的报道，在内务部备案的会党就有85个，没有备案更是不可胜数。民众充分利用结社自由，群集同仁，共策国事。社会气象一片生机勃发。
       不敢问1949年后可有任何新政党成立，只知1957反右后，民主各派已彻底成为政治花瓶，“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统战策略都自嘲为“长期共存，荣幸荣幸，相互监督，岂敢岂敢”。
       
       四、军队
       
       
       
       武昌新军不起义，辛亥革命断然不会成功。而新军之起义，源于革命党人长期不懈的运动。革命青年不断加入军队，宣传民主与革命思想，传播社会演变之格局，让普通兵士明白，朝廷不是国家，爱国不是爱党。所以到后来湖北的一万五千新军里面，革命党占了七八千人。法国武官欧基洛来中国参观时，见到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人，直感叹有这样的革命军人何愁革命不会成功。
       由此可见，清末之时，民国之期，军队尚有如此识见，尚有如此血气，尚有如此果敢，对比于当下的党卫军，简直惨不忍观。
       
       五、官员
       
       
       
       作为既得利益者，官员要觉醒实在太难。然而腐烂不堪之极的满清官场，却都还有良知未泯之人士。如湖南提督马福益宁可不抓黄兴而丢官也不愿人指为“满清走狗”，法国公使孙宝琦痛骂出卖孙中山的叛徒而不去邀功受赏，可见当时即便风气堕落至如此，官员都还有人格尚存，知道道义是非，荣耻敬畏。
       而百年之后的官场，这样的人是否存在，是绝大的疑问。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官员不仅在政坛上身居高位，而且垄断各项经济大权，打着为民服务的旗号，早已未雨绸缪把家人财产转移到国外了。
       
       六、思潮
       
       
       
       晚清时期即有思想启蒙运动，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戊戌变法是专制改良，发布宪纲则要君主立宪，分门别类看来，则有科技思想启蒙、政治思想启蒙、革命思想启蒙、文化思想启蒙等。正是在这些思潮激荡之下，民智开启，社会觉醒，在各个层面上为推翻满清专制王朝作好了坚实铺垫。且在民国建立后，又有各种新思想在社会自由流传，如民族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政府并无视为洪水猛兽，严杀死打。国民完全可凭自我兴趣进行学习，研究与讨论，而无任何政治压迫。正是在这种风气下，遂才产生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各种著名论战，如革命与立宪论战，中西文化论战，联省自治论战，民主与独裁论战，人权与约法论战，其影响之深远一直延续到当下。
       而现在，可以说是万马齐喑，若大一个国家，十几亿的人口，却只能有一种声音，一种主义，一种思想，这是不是五千中华文明以来最黑暗之时期，你来评断。
       
       七、民主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开始了民主的尝试。当时的中国，用一九八三年中国科学院编的中国近代史历史教科书来说，叫做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在中华民国民国元年即1912年，全中国已经在民政部注册的政党85个，注册的政治团体22个，中国可以说正处在一种欣欣向荣的，走向民主宪政的社会高潮之中。在北京政府时期，先后两次成立参众两院的国会，袁世凯总统与徐世昌总统分别由两届国会选出。当然，无须讳言，受学历，财产，见识受限，受浸专制文化甚深的国人对民主及共和之精义并无清晰之认识，对其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权力运作体系也甚不习惯，所以无论是议员选举、总统选举，品质都不高，充满各种污移败乱之事，但也并不能就此否认，中国民主正是在此时迈出了幼稚的第一步。
       而现在，民主居然可以被集中，民主被集中还叫做民主？至于共和，仅仅是一部叫做《走向共和》的国产电视剧都要被禁，这叫什么共和？
       
       八、经济
       
       
       
       据辛灏年先生研究，1895年到1902年，中国的工业投资总额是二千七百二十二万余元。从1903年到1911年这八年，也就是晚清新政和经济改革开放闹得最热火的八年，工业投资总额是八千三百四十六万余元，而1911年到1919年工业投资则是二亿零一百六十六万余元，比前八年增加了一亿三千万元，是辛亥前满清政府四十年工业投资的总和。所以民营企业，1912年百万元上的投资，才25个，到1919年千万元上的投资就达43家，钢铁、煤碳、纺织、机器、火柴等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行业大王。
       从数据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成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环境。虽然，其中并不太平，还要经如军阀混战，袁世凯及张勋复辟等动荡。但毕竟革命的成功，在经济形态上终于打破了皇朝权力经济和专制改良形经济的束缚，真正的开始了中国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的新时代，使民营资本能在竞争中有序发展，并遂渐形成规模。至于现在的经济是国富民穷，还是国穷民富，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官，答案不用我说。
       以上八点，不过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其作用就是百年进退，读者自作比较。梁启超谈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两点：一、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二，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第一点所谓那一代人的自觉，已有辛亥革命本身之验证，不用多说；至于第二点，我们这些“将来中国人”现在能凭借到什么，暂且存疑。或许，我们应该通过清遗老王国维末卜先知的预告“先共和，后共产”，思考我们是如何走上这条成魔之路。
       
       结束语
       世界上所有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国家，最长的时间是法国，不过89年。俄罗斯也只花了74年，而我们足足走了一百年，还没有走到头，所以，在这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若要进行真正地纪念，我们应该问一问，到底还要走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