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分班信息查询: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14) A2叠15

十四、获博士学位破例留校任讲师

    杨振宁在艾利森实验室20个月的实验工作不太成功，而且还闹出很多笑话。和杨振宁一起做实验的寒春就说过，有一次杨振宁把高压电过到她的手上，让她的手上至今还留下了一个疤，但是后来杨振宁却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寒春说他们那个时候给杨振宁起了一个外号叫做 “黄祸”（yellow peril），看到他来了就害怕。那个时候实验室中有许多杨振宁的笑话，杨振宁自己也说，艾利森最喜欢的一个笑话就是：“哪里有爆炸声，哪里就有杨振宁。 ”

    杨振宁的实验虽然不成功，但是他还是和威尔科克斯设计了让带正电的质子束通过一个薄膜，而可能会改变成为不带电粒子束的实验装置，在设计这个实验装置的过程中，杨振宁也跟实验室的老师傅学了很多。这些有经验的老师傅在大学中的待遇非常高。后来杨振宁虽然没有做实验工作，但是他和威尔科克斯设计的这个实验装置，却替艾利森教授的实验室产生了十多篇博士论文，这也许是杨振宁对实验物理一点小小的贡献。

    做实验不大成功之后，杨振宁又去找泰勒。

    泰勒问起，知道了他实验做得不成功。

    杨振宁于是向泰勒提起看到稍早泰勒和著名物理学家柯洛平斯基（E.Konopinski）发表的核反应中角分布和角动量的文章，不过泰勒用的是直觉的方法，杨振宁说他用群论的方法把这问题搞清楚了。

    泰勒听了十分感兴趣，于是杨振宁在黑板上把他的结果写给泰勒看，泰勒看到杨的证明做得如此干净利落，于是就说：“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经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做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 ”

    对于一心一意想要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杨振宁来说，泰勒的说法当然让他十分失望，于是就说他要想一想。杨振宁想了两天，决定接受泰勒的建议，放弃了实验物理。他说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如释重负。这个决定使得杨振宁后来没有成为实验物理学家，杨振宁说，他的有些朋友认为，这恐怕是实验物理的幸运。

    杨振宁这篇论文一开始写得很短，只有三页。泰勒说，那时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奇特的规例，就是学位论文要比较长，于是泰勒告诉杨振宁说：“你看，这是一篇好论文，但是你是否能够把它写得长一点呢？譬如，你是否能把它推广到角动量变化为半整数的情形？ ”

    过了几天，杨振宁带回来一篇七页的论文，泰勒说他非常粗鲁地对杨振宁说，应该把论证写得更清楚详细些。泰勒说其实他不应该这样说的，因为论文已经写得足够清楚了，然后他们经过许多的争论，杨振宁走了。

    过了十天，杨振宁带回来一篇大概十页的论文，泰勒说，这时候他不再坚持，因为这是他所指导过的最优秀的，而且是最短的一篇博士论文。

    杨振宁在1948年6月得到博士学位，那年秋天芝加哥大学就聘他为讲师。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的政策是，绝对不留自己学校毕业的研究生做讲师，但是费米、泰勒和艾利森都同意把杨振宁留下来。戈德伯格说，芝加哥大学打破惯例，原因是杨振宁太优秀了。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除了课业和实验工作之外，仍不改其兴趣广泛和对事好奇的个性。他报名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的舞蹈课程，学会了在中国从没有跳过的社交舞。那个时候费米在学校附近大学路5327号的三层楼房的家里，经常有一些聚会，杨振宁也会去参加平均一个月一次的跳方块舞会，因此与费米的太太和儿子、女儿也都很熟。杨振宁一直记得那些欢聚和嬉戏的日子。

    有一天费米打电话给杨振宁，邀请他一块去芝加哥的近郊雪地里健行，杨振宁记得那一次寒春也去了。他说那是长距离的健行，他跟他们走了一整天，由于在中国并不常做这种活动，所以觉得很累。

    杨振宁那个时候住在国际学舍，除了早饭以外，午饭、晚饭常常在学校的餐厅吃，所以和美国同学有许多来往。那个时候，他和稍晚来芝加哥大学的罗森柏斯比较熟，两人在芝加哥大学餐厅里吃饭的时候，也常常会辩论像应不应该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之类的问题。杨振宁从抗战八年的中国出来，觉得用原子弹尽快结束战争是很自然的想法。

    有一天杨振宁跑去溜冰，这是他离开北京以后很久没有机会再做的事情。结果在溜冰的时候碰到一个也住在国际学舍的数学研究所研究生罗伊。杨振宁和罗伊谈得很投机，两人溜冰以后继续到杨振宁的房里谈了一夜。

    在谈话当中，杨振宁发现罗伊似乎对于物理和数学前沿的知识知道得很多，让他印象深刻。

    但是后来和罗伊接触多了以后，才发现罗伊所谈论的东西很多都是表面的印象，并没有真正实质的了解。这使得杨振宁对于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研究学问态度的不同，有所了解。

    当时和杨振宁比较熟的另一个美国同学叫做费希尔 （George Fish－er）。有一回费希尔邀请他到家里去过周末，这是杨振宁头一次住在美国人的家里。

    费希尔的家在芝加哥的西北，是一个有许多波兰移民的区域。杨振宁在他们家里发现一件对他来说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费希尔的家人认为费希尔念完大学不赶快去找工作赚钱，还要念研究所，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和中国的传统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杨振宁出国念书，是准备几年后就回到中国的。他的同学戈德伯格就记得，一次在吃饭的时候问起杨振宁，拿到学位以后有没有计划要留在美国，因为那时候许多欧洲来的、不是美国出生的人，都预备留在美国。但是戈德伯格发现，杨振宁是一心一意地要回中国去。

    杨振宁离开中国的这几年，战后的中国并没有安定下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又爆发了内战。杨振宁在芝加哥并不容易知道国内的情形，只是偶尔在学校餐厅一些报纸上看到零星的消息。他跟家里通信，也打过长途电话，在电话中他叫父亲的大排行三伯，叫母亲大姥，母亲曾在电话中大哭。他知道了父亲在抗战胜利之后得了伤寒，大病了一场，后来也没有回到清华大学去。偶尔有人回中国去的时候，他会请他们带东西回去。做了讲师以后，因为一年有3750美元的薪水，所以他曾经给家里买了一个冰箱运回去，并且也给弟弟妹妹买照相机之类的生日礼物。

    那个时候在芝加哥大学的中国学生当中，和杨振宁比较熟的是他的旧识凌宁，另外一个是念哲学的叫做樊星南，他们都是同一批庚款留美的同学。到1946年秋天，来了一个念物理的学生叫做李政道。

    李政道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满20岁。他会到美国来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将原子弹发展过程的“史密斯报告”交给盟国，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国防军事科学，于是挑选五人到美国进修，李政道是吴大猷在物理方面所挑选的二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