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2)

2011年6月2日   A3叠15：A3叠15－副刊·专栏/连载   稿件来源：新闻晚报   作者：江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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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才健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二、对高能物理发展的争议

    后来邓稼先向上面提出报告，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振宁。邓稼先于是连夜写了一封信，由于还得用繁体字，所以折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特别托人坐民航班机送到上海给杨振宁。

    那封信送到上海的那天晚上，正好是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给杨振宁饯行。专人把这封信送给正在吃饭的杨振宁，杨振宁看了邓稼先的信，知道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艰辛，知道中国是在完全没有依赖外人帮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一时之间情绪激动难抑，热泪盈眶，必须起身告退到厕所里整理仪容。

    杨振宁当然知道，新中国的改造，并不只是靠黄昆和邓稼先，还靠着更多的千千万万个黄昆和邓稼先，这是一代又一代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所造就的。

    因此杨振宁1972年6月第二次回到中国，除了探望病情日益沉重的父亲，还在北京做了十次演讲和座谈，这些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之久。其中特别有代表意义的一次座谈是7月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 “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杨振宁独排众议，不赞成中国在那个时候建造高能量的加速器，全力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计划。这个座谈会的记录，后来在中国科学界被冠以“杨振宁舌战群儒”的名称。

    中国科学界的人士，在那个时候会有建造高能量加速器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发展比较落后，另一方面也是认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要对人类的知识领域做出一些贡献，这其实是响应毛泽东当时所说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话，而高能物理就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科学领域。

    当时的中国在政治方面的禁忌还是很多的，尤其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是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做的座谈会记录来看，这个座谈会的发言是坦率而直接的，没有人因为杨振定当时是共产党的贵宾身份而有所保留。

    这个座谈会是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裕主持的。张文裕是中国老一辈相当有地位的一位物理学家，由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在西南联大还做过杨振宁的老师。1945年杨振宁初到美国，又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在那里做研究的张文裕见过面，张文裕那时和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惠勒（JohnWheeler）有一项共同合作的工作，在物理科学上有“张氏辐射”之名，可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这个座谈会上，杨振宁一开始就不赞成中国要花上1亿美元的代价，去建造一个高能量的加速器。当时就有人质疑杨振宁说，难道中国就一直不要发展高能实验物理吗？

    杨振宁的回答是：“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3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1/6，但是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1/3。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

    接着参加座谈会的物理学家包括徐绍旺、汪容、何祚庥、严太玄、冼鼎昌等一些人，分别提出中国发展高能物理需要时间培养，可以从小的、能量低的加速器做起，日本的高能加速器的发展经验，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战略目标，以及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实验基地等几个方向，挑战杨振宁的看法。

    杨振宁显然对于高能物理的发展已有他非常固定的看法，他对每个人的挑战都有相当直接而明确的答案，他反问道：“如果有1亿美元，为什么不拿来造计算机，发展生物化学，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一定要拿来研究高能加速器？”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物理人才还太少，由于“文化大革命”，教育中断了，加紧培养更多的物理人才是更优先的要务。

    经过很长的近乎是辩论的谈话，杨振宁说：“我有个感觉，在座的有许多位赞成中国造大加速器，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对我来说，这问题是很明显的，造贵的加速器与目前中国的需要不符合。我的想法也许是错的。但据我的观察，我相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

    在这个座谈会上，张文裕并没有发表多少意见。事实上张文裕是十分主张中国自己建造高能加速器的物理学家，而且就在那一年的秋天，由他领衔的18位科学家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建议。周恩来总理很重视这个建议并亲笔批示，随后就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张文裕被任命为第一任的所长。

    杨振宁的物理研究工作范围非常广泛，在高能物理方面更是成就非凡，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领域，因此对于整个高能物理的发展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也因而有着自己的一种不同于潮流的看法。对于高能物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走向一种唯象研究的发展方向，杨振宁事实上是不太满意的，他不但认为那不会是最后的解答，也认为虽然整个高能实验物理当时发展蓬勃，但是前景并不乐观。

    杨振宁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看法，所以自然认为当时经济能力十分有限、国家发展百废待举、人民生活还那样苦的中国，去发展高能物理，特别是花大钱去建造一个高能加速器，绝对不是优先要做的事情。

    但是显然中国对于发展高能物理的兴趣非常之大，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以后，科学界虽然几经讨论和波折，但是自己建立起一个有大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基地的方向，却一直没有改变。当时甚至还有一个传说，说是到了1976年周恩来总理身体不行的时候，病危之际还再三嘱咐邓小平，中国一定要搞一个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基地。

    1978年邓小平已经上台。那一年的春天，中国召开全国科学会议，会议中决定了一个科学计划，中间有一百多项要做的科学项目。那个计划里面包含一些大的题目，比如说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等，高能物理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那是为了要探讨物质的基本结构。

    杨振宁认为，那样的一个计划，只是反映了那时候中国对于发展近代科学缺乏经验和认识不够，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也只是拼命地强调自己那一门科学领域的发展，因而就制造出这么一个漫无边际的、和中国当时现实一点也扯不上关系的大政策，而高能物理是当时这些政策里头花钱最多的一个项目。

    1978年8月，杨振宁到了北京。 8月18日的早上，熊向晖请杨振宁吃早饭。熊向晖曾经做过中国驻墨西哥的大使，也曾经做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在党政方面是很重要的人物。熊向晖在吃早饭的时候向杨振宁说，对于科学方面有什么建议，都希望杨振宁再提出来。

    在那以前，杨振宁反对造加速器不成之后，先是知道张文裕等人向周总理写了一封建议发展高能物理的信，而且又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还有周恩来总理去世前交代邓小平要建立高能物理基地的传说。甚至后来又有一个讲法，说中国国防科工领导人物朱光亚曾打电话给张文裕告知一个好消息，就是党中央已经决定支持他们的提议，要建造一个加速器高能物理基地。因此到了1977年、1978年的时候，杨振宁说他心中觉得很失望，因为他认为在那个时候花1亿美元来建造一个加速器，完全是错误的。

    因此熊向晖邀请他吃早饭的时候说出那样的话，令杨振宁相当意外，因为熊向晖是代表政府的人，难道是政府里面还有其他的想法？这让杨振宁因为重燃起一线希望而感到有些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