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灵符有用吗: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6) A1叠10

六、似有异禀，文理兼修

    1933年，杨振宁进入了当时的北京崇德中学 （现在是北京市三十一中学）。这个学校在北京的西单绒线胡同，和清华园有一段距离，所以杨振宁是住在学校，到周末才回到家里。这个学校校友中在国际上出名的人物除了杨振宁之外，还有世界著名结构工程大师林同炎、世界著名的建筑专家梁思成等，其中和杨振宁交谊深厚的，就是在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工程中有重大贡献，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外号叫做“杨大头”的杨振宁和外号叫做“老憨”的邓稼先感情很好，两人常在一块，有的时候打墙球，有的时候一块儿玩打弹子。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邓稼先个子比较小，有时候会受到别人欺负，杨振宁也会出面帮忙，劝告别人不要欺负邓稼先。

    杨振宁的个性里面有一种好打抱不平的天性，他倒也不会跟别人打架发生冲突，但是却勇于出面主持正义。杨武之有一次就说，因为杨振宁有这种好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的个性，怕他将来在社会上要吃亏的。杨振宁的这种个性，确实也在他往后的人生历程中，给他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

    这个年代的杨振宁也确实开始对于科学有了相当的兴趣，他会买一些烧杯和试管之类的化学仪器，在星期六回家之后，把一些化学的溶液倒来倒去，让它们一会儿变蓝、一会儿变红地表演给弟弟和几个好朋友看。另外，那个时候他们在清华园的家里有一个阳台，晚上杨振宁就跑到阳台上去看星象，比较大的弟弟杨振平也跟着上去，1932年出生、那个时候还比较小的杨振汉不容易上去，不过心里却觉得哥哥真的很像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那个时候杨振宁也在家里自己动手做过一个幻灯机。他是用一个纸盒子，里面放一个灯泡，然后再加上一个透镜做成的。杨振宁的好朋友熊秉明很会画图，于是就由熊秉明负责画连续的图，然后他们就在自制的幻灯机中间拉动这些连续的图画，好像放电影一样。杨振宁还给他们的电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剧情是讲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家破人亡的故事。

    在崇德中学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的书。当时有一本杂志叫做《中学生》，每个月厚厚的一本，杨振宁每一期都看，从里面学到很多文学、历史、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他还特别记得曾经看到一篇谈论排列组合的文章，这是他头一次接触到这方面的数学概念。

    1934年夏天杨振宁在崇德中学念完初一，父亲虽然看到他在数学方面显现出早慧的迹象，但是却没有特别在这方面去揠苗助长，反而是去找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就认识的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雷海宗，要他介绍一个人来给杨振宁补一下古文，于是雷海宗就找了他的学生丁则良来教杨振宁念《孟子》。丁则良的学识很丰富，他不只教杨振宁念《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的知识，杨振宁连续念了两个暑假，结果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

    杨振宁认为，他的父亲当年发现他有数学方面的天分，不但没有极力地把他向那个方向上推，反而找人来教他念《孟子》，扩展他历史古籍方面知识的层面，是使他终生都大为受用的一件事情。

    1934年秋天，杨武之从清华大学数学系休假，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一年，一向辛苦持家的母亲又独自照顾整个家庭。这个时候家里不只有大儿子振宁，还有老二振平、老三振汉，以及刚刚出生的女儿振玉，母亲的责任和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12岁的杨振宁，因为年纪比弟妹长一截，本来就长兄若父般地照顾他们，现在父亲不在家，母亲有繁重的家务要料理，他更是弟妹们生活和学习方面的总管。母亲虽然靠着自学认识了字，但是写得很慢，因此他每个星期都会替母亲给父亲写信。杨武之一直觉得大儿子的信写得很有条理，说北京的天气如何，说家里母亲很好，弟妹们又如何，清清楚楚的。

    杨振宁在信上还会和父亲讨论代数和几何方面的问题，他在课业求知方面的聪颖早慧，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早熟周虑，都使杨武之意识到儿子不凡的禀赋。在1935年杨振宁于清华园家门口照的一张照片的背后，杨武之曾经写下“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瑰”的字句。

    杨振宁在清华园的8年生活期间，校园外的中国是动荡纷乱的。早些时候是民国成立，地方派系各为己利，加上背后列强在华势力的介入，造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军队北伐之后，又有各派系联合反蒋的行动，造成1930年 “中原大战”，加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入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内乱的中国这时候面临国家存亡的外患。

    “九·一八事变”之后，虽然内有调停谈判之势，国际上亦有国联派来李顿调查团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各地仍有反蒋势力崛起，加上后来欧洲局势丕变，国际对中国问题失掉兴趣，日本国内军国势力当权，因此非但没有撤军，1932年又有 “一二·八事变”，1933年更进军山海关，震动平津。国内此时虽有对日抗战的强烈要求，但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之考虑，加上各地有反蒋的军事力量，一时之间仍是阢陧不安的局面。

    对于外面这样一个混乱变动的世界，在清华校园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杨振宁是受到保护的。他在初中时有一次参加演讲比赛，以“中学生的责任”为演讲题目，似乎是知道1935年学生要求对日抗战的 “一二·九”示威运动。但是整体来说，他是成长在一个安全而平稳的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

    童年的成长环境，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关系到这个人面对往后人生挑战的态度和能力。杨振宁后来也说过，虽然他从小成长在一个物质条件困难的年代，但是由于父亲给他安排的中国古文教育，使他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因深刻认知而来的信心，安全稳定的家庭生活，又使他得到中国传统人伦观念的正面影响。这些都使得他的人格发展平稳均衡，也使得他后来在国外面对不同的文化和环境挑战时，能够适应调整得很好。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畔所开始的战争，终于还是结束了杨振宁杨振宁这段平静美好的少年生活。

    1937年杨振宁才真正地尝到战乱生活的滋味，那一年他还不到15岁，刚念完崇德中学的高一。

    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是有备而来的，到7月底北京和天津便相继陷落。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那个时候已怀孕数月，分娩在即，杨武之于是带着全家大小，乘坐火车经过天津到了南京，改换乘轮船到芜湖，再坐公共汽车回到合肥老家。杨武之在清华大学教书略有积蓄，早些年已托在老家的弟弟杨力磋在合肥北油坊巷买下一栋住宅，杨家大小于是就住进这间房宅，杨家最小的男孩杨振复也就在这里出生。

    北京和天津沦陷了以后，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便南迁到湖南长沙，联合成立为临时大学，由三个学校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共同主持校务。杨武之在合肥安顿好家小之后，就兼程赶往长沙的临时大学去了。

    杨武之和弟弟杨力磋的感情很好，两人虽年幼便相继失母丧父，但一人念书、一人营商，皆有所成。杨振宁母子多人在合肥便由后来成为合肥商界代表人物的杨力磋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