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救世主 有声: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7) A2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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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昆明西南联大“群英会”

    

    1937年9月,杨振宁进入合肥大书院的泸州中学继续高二的学业。不久之后,日军的飞机便开始对合肥频繁空袭,泸州中学就转移到巢湖西岸的三河镇,但是战争日益逼近,泸州中学也不得不停办。同年的12月13日南京陷入日军之手,日军进城后大肆烧杀掳掠,为时一周,惨死者达30万人,是为“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杨武之由湖南长沙赶回三河镇附近的桃溪镇,这个时候临时大学已经决定迁往昆明,于是杨武之带着一家大小,由桃溪镇经过安徽的六安、宿松和湖北的黄梅等地,到达了汉口。再由汉口坐火车到了广州,经过香港搭船到了越南的海防,然后取道越南河内,沿红河北上,经过老街到中国云南河口,再搭滇越铁路火车,整个行程5000公里,到1938年2月才到达昆明。

    1938年,杨家七口在昆明城内西北角文化巷11号租赁的房子住下之后,杨振宁进了昆华中学念高二。那个时候辗转流离而来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教育部在那年夏天公布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所以杨振宁念完高二以后,就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在两万多的考生中,以第二名考进西南联大西南联大。

    杨振宁报考的时候,因为对化学很感兴趣,于是报考了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后来发觉物理更合他的口味,便转到了物理系。

    1938年到1942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大学,他后来回忆道:“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一些教室和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

    相对于如此贫弊的物质条件,西南联大却有着最优秀的一流师资,他们不只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的教授,更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另外当时民气凝聚,一心要打赢这场民族存亡的战争,这些因素使得从1938年到1946年,存在只有8年时间的西南联大,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杨振宁正是这个教育奇迹中的受益者。西南联大当时因为名师如云,像一年级的国文,就采用轮流教学法,每个教授讲一两个星期。这种可能在教学上产生混乱的办法,却因为老师的优秀,使得杨振宁受益甚多,当时教过杨振宁的国文老师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和王力等人,皆是一时之选。

    在科学方面,教杨振宁大一物理的赵忠尧、大二电磁学的吴有训和力学的周培源,以及大三原子核物理的张文裕,都是在美国或英国受过良好科学训练,后来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有代表地位的科学家。

    杨振宁说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吴大猷引领他走上对称原理的研究方向,王竹溪给了他统计力学方面的启蒙,而这正是杨振宁后来在科学上创造顶尖地位的两个领域。

    中国做理论物理研究得博士学位第三人的吴大猷,1934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回到北大任教,作育甚多中国近代的物理人才。杨振宁认为吴大猷带头将量子力学引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贡献很大。 41941年吴大猷在西南联大教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杨振宁成为他班上的学生,同班的同学还有黄昆、黄授书和张守廉。吴大猷说,这是一个从不易见的群英会。

    杨振宁在物理方面得到很好的启发,而他在数学方面是很有天分的,这个时候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父亲杨武之,不像早几年那样不鼓励杨振宁太快地进入数学领域,而开始主动地介绍一些数学方面的书给他看。杨振宁记得父亲介绍给他最早的关于数学的两本书是哈代 (G.H.Hardy)所著的《纯数学》(PureMath-ematics)和贝尔(E.T.Bell)写的《数学名人传》(Men ofMathematics)。

    哈代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家,他曾经因通信发掘了印度近一百年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SrinivasaRa-manujan),传为美谈。哈代的这本书,范围非常广泛,从微积分到数论,是一本谈论数学精神的书,中间还有很多19世纪数学家才会问的问题,这本书给了杨振宁在数学方面很大的启发。

    其实杨振宁早几年就已经喜欢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看一些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虽然杨振宁有许多地方看不懂,杨武之总是叫他不要着急慢慢来。后来杨武之虽然给杨振宁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杨振宁念数学,因为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

    1941年杨振宁要写学士毕业论文,去找吴大猷寻求指导,吴大猷给了他一本物理期刊 《现代物理评论》(Reviews ofModern Physics),叫他研究其中一篇讨论分子光谱学和群论关系的文章。杨振宁回家把文章给父亲看,杨武之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于是就给了杨振宁自己在芝加哥的老师迪克森(L. E.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 《近代代数理论》(Modern AlgebraicTheories)。

    杨振宁非常欣赏这本小书,他说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的“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杨振宁说他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群论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这对于他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杨振宁在数学方面受到的这些启蒙,事实上对他一生物理工作中都带有清简美妙的数学风格,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后来曾经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堪称奇迹中的奇迹的是,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杨武之对于杨振宁几个弟妹的教育也都非常注意,在战乱迁徙的时候他们难免失学,杨武之就在家里亲自教导这几个孩子。杨家有一面小的黑板,这面小黑板除了用来教育几个小的弟妹古文、诗书、算术和英文之外,也常常是杨振宁和父亲讨论数学的天地。杨振平一直都还记得,大哥和父亲常常一面在黑板上写着许多奇怪的数学符号,一面在讨论中提到什么“香蕉”(相交)和听起来像是“钢笛浪滴”(ComptesRendus,法国科学院报告)的法国学术杂志的名字。

    杨振宁也常常把父亲介绍给他的《数学名人传》中一些著名数学家的故事,分章分节讲给弟妹们听,因此在杨家的孩子中间,像笛卡儿、费马等一些数学历史上的名人,很早就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对象,杨家确实可以算是一个数学家庭了。

    杨振宁因为比弟妹们大上8岁到12岁,因此不但常常把在学校里的事情和在书本上看到的故事讲给弟妹们听,弟妹们的课业和行为也都是由他来督导教育的。毫无疑问的,杨振宁是一个有权威的兄长,弟妹们很服从他的管教。他常常用花生米来做奖赏,如果弟妹们在课业和家里行为上有好的表现,他就记上一个红星,一个星期以后每一颗红星可以得到一粒花生米的奖赏,如果红星够多的话,甚至还有到昆明城里去看电影的机会。不过据杨振宁的弟妹们说,也有一些花生米一直到杨振宁出国都没有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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