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与激情6 ftp:中华文明_三、礼乐颂歌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用于管理国家。在礼乐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古代各区域的文化开始了大融合与大统一的进程，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礼仪之邦的美德传承至今。

 

礼乐颂歌

 

2000多年前，汉代学者就宣称“中国者，礼仪之国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礼”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政治和历史，以致于在整个西方语言中，没有一个翻译词能和中国的“礼”字内涵相对应。那么，中华礼乐文明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形成的呢？

 

现在让我们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再往前追溯一千年，那是古史中记载的中华民族的尧舜时代。

 

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从距今4600年前开始，陶寺文化延续了500年之久，和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几乎存在于同一个时期。尽管陶寺已发掘了1300多座墓葬，但丰富的随葬品全部集中在几十座大、中型墓中，说明那是一个贫富不均、等级分明的时代。从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彩绘的陶器，作为陪葬品显示出墓主人的社会身份。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玉钺、玉璧和玉琮，这种礼器我们曾经在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中见到过。陶寺文化里也包含了黄河、长江流域及其他广大地域的各种文化因素，成套的大型礼器和乐器在陶寺也出现了。礨鼓和石磬是一种乐器，它们原本是被悬挂在厅堂上的。还有成套的酒器和食器，只有在举行祭祀活动时才会被使用。在中国古代的持续的祭祀活动中，礼乐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今天，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规模巨大的祭祀遗址。2000年的10月，考古工作者来到内蒙古赤峰市的城子山遗址进行调查。这个地区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众多的石砌或土筑的城堡，它们连成一片，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遗址群。遗址的中心范围达6.6平方公里，有人推测它们可能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可它们是谁建造的呢？又是防御谁的？难道当时真的有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吗？

 

在这些石砌的城中除了围成圈或成堆的石头外，见不到任何生活设施，很显然，在这座石头城里没有人居住。这一大片被称为古城堡的地方，会不会是哪个不知名的北方王国的祭祀中心呢？在地面上，如果没有人指点，也许人们看到的不过是散落在山梁上的碎石头。但是，从空中望去，这些祭坛的形状和布局一目了然，它由数百个几何图形共同组建了一幅巨大的图画，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祭坛数量最多的祭祀遗址，而这仅仅是城子山发现的十个祭祀地点中的一个。城子山祭祀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几乎和夏王朝同时存在。

 

到了商、周之际，除了要敬天法祖，人文思想开始兴起，礼、乐成为衡量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尺。周武王讨伐殷商时，就宣布殷纣王的三大罪状是：不顾先王明德，忘记祖训；侮蔑神祗，对天不敬；不顾民生，残暴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宗庙社稷、尊奉礼乐为由而提出来的。周武王伐商的行动得到了各方诸侯的响应，他高举敬天保民的大旗，率军从镐京出发，沿黄河东进，迅速抵达商郊牧野。

 

21世纪初的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明确了武王伐商的年代在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青铜器利簋的铭文上也记载了这件大事——武王伐商。从此，在新的相对统一的疆域里，周人继续着礼乐文明的创造，一个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西周王朝开始出现。可周王朝原本是商王朝西北方的小邦国，仅仅在一个早上，他们所拥有的疆域甚至比商王朝还要大，究竟如何有效地行使周人的统治权呢？

 

采取分封制。周初共分封了70多个小国，其中华夏族的姬姓占了50多个，它标志着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其他各民族的新国家诞生了。

 

这么多的诸侯国，有的距王都千里之遥，如何让拥有众多人民的国家在一种和谐有序的制度中发展呢？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为周朝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周朝建立了一个礼制高度发达的社会，周礼的种类繁多，主要有祭祀、丧葬、交际、征战和吉庆五大类。礼的本质，是强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长者还是幼童，每个人都要遵守社会为不同层面的人制定的道德规范。

 

为了体现礼的差异，无论是重要的祭祀礼还是宴饮、丧葬，都要按照不同的等级区别使用成套的青铜器。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中，鼎和簋相配使用，鼎是专门盛肉的，而簋则是盛其他食物的，这种组合，形成了用鼎制度，是西周礼仪制度的核心。按照《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所谓一言九鼎即由此而来。而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等等。鼎的大小与多寡标志着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下。如此一来就规范了社会身份，确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起一个差异有别的社会秩序。在这种差异的社会里如何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呢？

 

用音乐。所以音乐的功能就是教化人民和谐相处。如果君臣上下一起在庙堂上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敬”的效果；如果同族老小一起在乡里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顺”的效果；如果父子兄弟一起在家里听音乐，就会达到“莫不和亲”的效果。礼乐用于宗庙社稷，就产生了美仑美奂的古代宫廷贵族雅乐。后世的儒家孔子对于这种礼乐文明赞赏至极，听到这样的音乐后，甚至三个月都不知道肉的滋味，称其为尽善尽美。在建立和遵守国家秩序的大型乐章中，周王朝希望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发出最和谐的音符。

 

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周人将这种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周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西部地区的黄土塬上，属于华夏族。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周人首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翻山越岭，迁徙到了岐山脚下，并开始营建他们的都城岐邑。它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扶风县与岐山县的交界处，那个地方叫周原。从汉代开始，周原就出土了大量周人的青铜礼器，成为周人非常重要的历史活动的见证。

 

1976年12月，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农民白新恩在村南平整土地，突然，铁锹触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陕西省周原考古队当天就赶到现场进行清理发掘，他们将最上面的耕土小心翼翼地清除掉后，发现在它的下面是一层层码得整整齐齐的青铜器！在这个口径仅仅只有2平方米左右的土坑中竟然出土了103件青铜器！

 

此处被称为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属于周代贵族微氏家族。其中，七十四件上刻有铭文，微氏家族中先后共有8人铸造了这批青铜器，历经西周初年一直到西周晚期的200多年时间。其中一件铜盘上有284字铭文，记载了西周早期许多重要的历史。青铜器上的铭文表明微氏家族人口庞大、财产众多。每天，大量精美的青铜礼乐器奏响了他们生活的乐章，是一个钟鸣鼎食的世官大族。而在周原这样的家族有很多。庄白一号窖藏中的这批青铜器在周代属于礼器，被放置在庙堂上，只有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才会被使用。周人的祭祀活动通常是在宗庙里举行。因为周人十分看重祖先，所以从王室到贵族都会建立宗庙，以祭祀祖先。周人的宗庙会是什么样子呢？

 

197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周原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发现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它位于岐山县凤雏村。这组建筑大约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面积接近1470平方米。它坐北朝南，以中轴线为基准，三进院落，东西厢房布局。30多间房子组合有序，规划得非常精细。当时的匠人在构筑城墙和房屋时，首先借助于水平面和线坠来找平施工现场；在整平的场地上立一标杆，靠线坠检查标杆是否垂直；以标杆为圆心，适当的长度为半径，用规划圆；与日出日落时的杆影相交于两点，这两点的连线就是东西方向线。可见在罗盘发明之前，中国人是靠杆的影子来确定方向。而测定平面的方法是用水，即使在今天，水平仪仍是我们在寻找平面时的最简便的工具。

 

考古工作者判定凤雏建筑基址曾经是西周的宗庙，宗庙是周人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诗经》中就有很多关于周人祭祀祖先的描述：在礼乐齐奏声中，周人放声歌唱，颂扬着他们的祖先：“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安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瑝瑝”（《诗经·执竞》）。

 

周人十分珍视人的生命，摒弃了商王朝大量地杀人祭祀和陪葬的陋习，而是改用牛、羊、猪等为主的牺牲。自夏商以来，祭祀祖先就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周朝的祭祖活动十分频繁，大大增强了王室、贵族及人民之间的亲和感和凝聚力。实际上凤雏宗庙仅仅是周王室建筑中的一小部分，在周原遗址中心还有一个规模更为壮观的建筑群基址，鳞次栉比地分布着许多高级建筑。有一组大型建筑建在高台之上，在主台基南侧的东西两个台阶下面各有一条石子路，台基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规律的排列着的柱础，台基的周围散落着大量的破碎的瓦片。

 

瓦在夏代就已经出现，到了周代制瓦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品种也很多，有板瓦、筒瓦和瓦当。有的瓦上还装饰有花纹。瓦的出现对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有着重大地影响，直到明、清时期，宫殿顶上琉璃瓦的样式还和周人采用的陶瓦几乎完全一样。

 

为了体现礼乐制度，在建筑规模和建筑布局上周王朝对不同的阶层有着严格的规定，即使是故宫的建筑也是遵循着周礼的传统。这种西周初期制定的礼乐制度为什么到了数千年后的明清时期还一直在使用呢？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可贵在它营造了一个和。人如果失去了礼身上就都是野性，就是不和谐的。人跟人之间交往，古代是通过礼来尊重对方，然后获得对方对我的尊重。

 

虽然西周先后建都丰镐，但周原也一直是周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因为周原是周人的老家，是周王朝的故都，那里有周王和许多贵族的祖庙和宫室，周王本人也常在周原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并召见和赏赐居住在岐邑的王公贵族。那些王公贵族们就铸造青铜礼器来铭刻家族的荣耀，纪念每一次的重大事件。但是，这种行为并不仅仅局限在周原，而是成为整个周王朝统治区域内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的一致性标志着对青铜礼器所代表的华夏礼乐文化、政治制度和相关信仰观念的全面认同。

 

黄帝、尧、舜、大禹，这些华夏远古英雄的故事都被编成了乐舞，隆重地展现在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里。在歌颂祖先的乐舞中，不仅有周武王伐纣，而且还有商代始祖成汤灭夏的事迹。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交流和融合，奠定了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西周初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已有“中国”一词的存在，“中国”一词的政治、文化内涵日渐被强化，这一概念也渐渐地被华夏大地各民族广泛地接受，一直延续至今。

 

礼和乐的结合把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到了政治、军事、教育和生活等各种领域。今天出土的周代青铜礼乐器，除了鼎之外，最多的就是青铜乐钟，如果说鼎构成了西周礼仪制度的灵魂，那么钟则是这种礼仪制度的血肉。古代文献记载的周代乐器达70多种。西周的礼乐制度对音乐的规定十分地具体和精细，周王室还专门设置机构培养礼乐人才，使得贵族及其知识阶层普遍重视音乐素养，音乐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方式。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就是大司乐，他负责整个王朝的音乐教育，培养人们的中和守常、孝敬父母、爱护兄弟的优良个人品德。《周礼》中记载，除去那些不好统计的表演民间乐舞的人数外，王室里有明确定额的乐官和乐师就达到1463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歌舞乐队。

 

周王室的乐队我们无从寻觅，但是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再次引领着我们走进了古代礼乐的殿堂。那是公元1978年的春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西郊发现一座大型墓葬。当墓冢上的封土被挖开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巨大的木椁的盖板，面积有220多平方米，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从未见过。墓主人是当时的诸侯国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当考古工作者打开曾侯的墓葬时，那气势磅礴的编钟、令人眼花缭乱的青铜礼器仿佛是一座礼乐的宫殿。

 

在出土的7000多件文物中，有125件乐器，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考古大发现。编钟历经2400多年，仍然悬挂于编钟木架上，共有65件，最重的达到200多公斤，最轻的仅为2.4公斤，总重量达到2500多公斤，每件编钟上都刻有铭文，总长达2800多字，铭文表现了周代创制的乐律学的伟大成就。这套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见到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12个半音的古乐器，总音域跨度达5个八度，能够在旋宫转调情况下完整地演奏七声音阶的乐曲，而欧洲在18世纪初出现的钢琴上才有五个八度的音域，比曾侯乙编钟的出现晚了将近2300年。专家们研究发现，曾侯乙编钟架上的中部挂有一件镈钟。铭文中说，楚惠王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为曾侯乙做了这件镈钟，让曾侯乙世世代代永远享用。楚王送的这件钟，通高90多厘米，近135公斤重，与其它钟相比还不是最高和最大的。曾国是楚国的邻居，相比较这个楚国的版图而言，曾国只是个弹丸之地，曾侯尚且如此，何况楚王！可以想象当年的楚王宫在金石的交响中闪耀着何等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宫廷中几乎都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乐队，他们随时为王室和来宾表演气势磅礴的乐舞。西周末年，王室的乐师四处分散，他们把王室的乐章传到了各个诸侯国，和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从而继续承担起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

 

周朝的礼乐制度使人们在一种礼仪规范中遵循着社会道德和秩序，它不仅维系了周王朝长达800多年，更为以后秦汉帝国建立的大一统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2000多年来，礼乐成为儒家思想根本的支撑，礼乐教化在人们修身治国与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主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尽管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中华文明的礼乐精神却始终贯穿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