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与激情6国语版全集:中华文明_七、厚德载物

在整合中创新，在传播中升华。民族大融合，南北大流通，中外大和合，儒、释、道各种思想与学术大交汇，文学艺术空前繁荣，隋唐时代的中国生机勃勃，自信而宽容，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锐意求新的创造精神，营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又一个绚丽多彩的辉煌时代。

 

厚德载物

 

北京昌平城东南的白浮泉，从高昂着的石雕龙头上人们依然能看到清泉喷涌，一迳东流至通州，汇入大运河，成为近4000里运河最北端的源头。在中国古代众多的伟大工程中，大运河跨越的空间十分广阔，实用价值极其巨大，影响后世非常深远。直到今天，大运河上仍是长笛远鸣、船舶穿梭。所谓大运河，其实是由四条运河组成的一个完整的运河体系，它北起北京，南下杭州，穿越黄河，跨过淮河与长江，东出大海，连接长城沿线，正是这条大运河为隋唐之后中国历史的延续和演进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魏晋以来持续了280多年的大分裂局面。极受世人称颂的西汉经过了四代皇帝累计70年的休养生息，才达致富强。而在隋朝，在第一代皇帝的治下国家就已经相当富足。仅隋炀帝的两座仓库里就贮藏了2600万石粮食，还有几千万匹的布帛，直到唐朝初年这些粮食和布帛还未用尽，隋朝时的国家富有一直被后世的传统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20世纪70年代文物工作者甚至还在洛阳含嘉仓里发现了隋唐时期没有用完的大量的粮食。

 

隋朝统一后建成了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西起长安，北通涿郡，南达余杭，全长5000多公里。中国的自然河流主要都是由西向东的走向，隋朝之前的中原历史大致也是东西向的运动和展开。而大运河是把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凝结为一体，启动了唐以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南北向运动。大运河拉动隋唐时代的经济社会空前活跃，运河沿岸出现了众多的新城镇。更显重要的是大运河将长江流域纳入到国家的经济战略轨制，促成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公元618年，唐朝开国。从此，中华文明掀开了更为光辉灿烂的一页。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改年号为“贞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始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大势以及隋朝完成的南北政治统一，各种条件经过再一次的重新整合，终于促成了社会大发展。此时的唐朝，国家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迅速恢复，社会繁荣升平，中国再次出现了自西汉全盛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太平盛世。

 

完成国家统一是隋朝奉献给后世的最宝贵的“天时”，除此之外，在土地制度、政治框架、学术风气等等方面，隋朝也为唐朝留下了诸多遗产。唐朝充分利用了隋朝留下的这些政治遗产，并通过实践运作得更完善、更高效。唐朝所得的“天时”、“地利”多半应归功于隋朝的作为。那么，对于成就盛世而言，最为可贵的“人和”这一条则完全是唐朝人自己赢得的荣耀。

 

贞观之治的核心思想就是民本思想，隋朝已经废除了很多前朝的严刑酷法，唐初对隋律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并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在公元637年修建了《贞观律》，制定了一个更富有人性化的法律，强化了人的生命价值。这个法律到了唐高宗时期进一步得到完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华法系里面第一部完整的法典。这种重视生命的人道主义态度与唐代文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密切相关，人的需求、愿望、个性、情趣和创造精神在唐代得到充分的肯定，是唐代文明的主要闪光点之一。

 

“贞观之治”为唐代中国带来一种豁达大度、兼收并蓄、求新唯美的精神气质，民族融合，宗教宽容，社会和谐，精英辈出。那个时代的唐都长安既是国际贸易中心，更是空前繁荣的文学艺术的大舞台。

 

今日的西安市自3000年前的周朝起，就是后世秦、汉直至隋、唐历代王朝建造都城的首选之地。唐朝的长安城基本上就是公元582年隋文帝兴建的隋都大兴城，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做了局部的修改和添加。到盛唐时长安城的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存的明清西安城即今天老城区的七倍，规模极为宏大。外城的夯土城墙有12米厚，绕城一圈要走37公里，与今日北京的三环路总长度相当。城墙的每一面都有三个城门，城内规划极为规整，所有街道均呈正南正北交错，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城市均匀的划为110个里坊。全城中轴线所在的朱雀街宽150多米，是今日北京长安街的两倍。

 

贞观之治中的群臣们亲政爱民的言行一直受到后世的赞誉，而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皇帝。他的发妻文德皇后去世令他悲伤不已，这位皇帝又伤感地想起曾经先后伴随他出生入死的六匹战马。太宗请大画家阎立本根据他的口述回忆把这六匹骏马画出来，再由名家雕刻于巨石之上，放置在埋葬着他的妻子昭陵的祭坛，被称为“昭陵六骏”。“昭陵六骏”是中国古代浮雕艺术的扛鼎之作。令人痛心的是，1914年，美国人毕士博将“六骏”中最富艺术价值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偷运到美国，现藏于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的石雕在偷运过程中被当地老百姓追回，可惜破成了碎块。

 

不仅是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的名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几乎个个都是“性情中人”。其中的一位是后世以“唐僧”著称的玄奘。他一心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惜远涉千山万水，西天取经。公元628年，玄奘离开长安，沿着西汉时代张骞走过的“丝绸之路”开始了他的漫长跋涉。玄奘的西行没有走吐蕃，因为这条道路还不太安全，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公元64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向唐王朝请求联姻，李世民应允了松赞干布的请婚，把文成公主嫁给了他。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并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

 

唐王朝既重新启用古老的“丝绸之路”对外开放，又广泛地利用大运河来沟通内部，于是东西顺达，南北通畅。到唐玄宗继位，唐朝立国近100年的时候，无论是人口的增长还是耕地的扩大和财富的积累，都达到了鼎盛。

 

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古国遗址。玄奘西行曾路过高昌，这里的居民本是汉人，汉末中原战乱，他们的祖先举家西迁来到这里，大多数人家在高昌已经生活了好几个世代。自上世纪5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阿斯塔那墓地发掘了近500座墓葬，出土各种文物达数万件。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极富灵性和想象力的阿斯塔那文物向人们报告着唐代中原的繁华。

 

17年后，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终于又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回到长安，他这趟往返行程5万里，途径110个国家。后世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就是从玄奘西天取经得来的灵感。此时的长安已经比玄奘离开时繁华了许多，街上到处是商人和外国人，驼队、马帮往来穿梭，沿街的酒肆、茶楼生意红火。携带着657部梵文佛经经卷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朝廷的盛大欢迎。唐太宗还安排他在长安的弘福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在此后的十多年间，玄奘翻译了大约1330卷佛教经文。尤为可贵的是玄奘留下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详细记述了西域及中亚和南亚各国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既是唐朝中央政府掌控国家西部边疆的重要依据，又是一部世界著名的地理著作。时至今日，由于古代印度缺乏文献记载，《大唐西域记》依然是研究印度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那个时候的长安是连接中国和中亚及更遥远国家的贸易路线的东端终点，它统辖着甚至是超过了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来自亚洲各地的人们，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日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拜占庭人充塞着它的街道，增添了它的国际色彩。它可能是到那时为止已经建成的经过全面规划的最大的城市，在他那雄伟城墙以内，居住着约一百万人，另有一百万人住在城墙以外的市区”，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他的《亚洲史》一书中是这样地描述着盛唐时期的长安。

 

唐朝的都城长安以其雄伟博大的气势、海纳百川的精神，被当时的人们看做是世界的中心。长安城里挤满了来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长安街头简直可以说是世界的大商场，一场永不闭幕的国际博览会。

 

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把西域的交通线经过整合，直达中亚地区，并与通往波斯的交通线连接，贯通到罗马，这时候才真正形成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打通以后，从汉到唐，从长安到罗马，实际上是把当时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串联起来，成为世界史的一个缩影。到了唐朝，丝绸之路使得中外文化交流产生飞跃性的发展。

 

唐六典中记载，当时的唐朝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边疆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像今天的日本、韩国、印度、中亚各国等等这些周边的国家，以及来自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人。各种欧亚文明在此汇聚、碰撞、交融，形成古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地大开放。

 

唐王朝尊重一切外来宗教，基督教正是在这个时候传到中国。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了东罗马帝国的聂斯脱利教派、景教在唐代中国的兴旺教业。伊斯兰教也在唐高宗时代由大食国使者传入中原。而在南方沿海的泉州、广州等地，伊斯兰教随阿拉伯商人的对华贸易而传入，或许还更早一些。各种宗教在长安和睦相处，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

 

盛唐时期的中国有着拥抱世界的宽阔胸怀，不仅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地超过了汉朝，与周边乃至远方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拓展到新的领域和更大的规模，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和接纳。在继承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的文化，为大唐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广度和深度。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昂扬而自信。

 

李唐王室源出西北军事贵族世家，入住中原后很希望与中原文化接上渊源，从而担当起文化与道德的表率。唐王室的“寻根”到了和他们同为李姓的老子，于是认老子为祖先，立道教为国教。而老子所主张的道法自然、天人和谐的思想也和初唐朝廷崇尚和谐宽松、以德治国的意愿相合拍。于是，做为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之一的道家思想在唐朝迅速普及。武则天改变了唐初重道轻佛的局面，她对各种形式的宗教都很热衷，于是佛教也开始在唐朝兴盛起来。

 

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见证了佛教在唐代的空前繁荣。法门寺真身宝塔底下的神秘地宫，在沉睡了1000多年后，于1987年重见天日。考古工作者首先清理出一套八重宝函，最里面的一层是一座精致的小金塔。揭开塔身，人们惊呆了，原来是佛界的最高圣物佛指舍利！法门寺始建于东汉，古称阿育王寺，迄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茶具一共13件，是唐僖宗的御用真品。从这套形质高贵、面面俱到的宫廷茶具可以想象唐代的饮茶已多么的考究。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虽然唐代以前早已出现了茶叶，但饮茶蔚然成风是在唐代。陆羽的《茶经》写于8世纪，即唐德宗年间，为提高茶的品位开了风气之先，至今仍被广泛的阅读。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在唐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出土的一些饼看起来很美味，很难想象这是1000多年前唐朝的流行食品。在长安街头随处可见这种“胡饼”，人们把它叫做“馕”。今天，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们还一直延续着这个叫法。小麦食物在汉代被认为是粗茶淡饭。到了唐代，由中亚传入改进的磨面新技术后，中国人很快就发明了自己的小麦食物——面条。

 

在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及城中开阔地和指定的剧场，中外艺人表演戏剧、滑稽剧和其他娱乐节目。当时从西域到唐朝的人特别多，不但有西域各国的王室成员，还有一些数量庞大的使团以及大量的胡商。他们把异域的文化带到唐朝，促进了唐朝的文化艺术面貌为之一新。时髦妇女夸耀她们别出心裁的衣裳和发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就是玩从波斯传来的马球。

 

绚丽多姿的三彩器代表着唐代的美学理想、丰满和金壁辉煌。唐墓出土的三彩女坐俑，黑发粉面，神态悠闲而矜持，是唐代贵妇照镜梳妆的瞬间写照。唐三彩以及唐诗中的骏马、骆驼和胡人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化符号。在著名的“载乐骆驼俑”上歌女正在放声歌唱，身旁七个男乐师身着胡服，弹琴吹箫，连骆驼也陶醉其中。

 

在唐末建立的前蜀国王建的陵墓中，雕刻在棺床上的歌舞伎乐石雕几乎囊括了一千多年前中国的所有乐器。史书中描述唐代的乐队在演奏《秦王破阵乐》时“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气吞万里。唐代不仅注重对传统音乐的整理与融合，还从边疆或域外引进了其他各种音乐。唐王室的“十部乐”中就有四部是来自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有四部来自国外。有音乐就有舞蹈，千古传颂的《霓裳羽衣舞》是唐玄宗作的曲，它把人们带进了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的梦幻般的意境。长安城里，无论皇宫、豪门还是街头市井，到处都有舞蹈表演。从单人或双人的“健舞”、“软舞”到数百人的大型歌舞，千姿百态，洋洋大观。敦煌壁画中就记录了大量的唐代乐舞场景，展示的舞蹈很多是从国外传入的，如胡腾舞来自中亚，飞天乐舞来自印度。大唐盛世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盛唐时代的政治宽松也带动了社会宽容，更促成在“天下一家”的氛围中各国各民族文化交融和再创造的宽广、博大。唐朝的统治者没有什么种族意识，“天下一家”，各民族一视同仁。宰相、中书、边将甚至皇宫的禁军都有非汉族的，唐高祖的母亲独孤氏、唐太宗的母亲窦氏、外祖母宇文氏、高宗的母亲长孙氏、唐玄宗的母亲窦氏都是非汉族的姓氏。当时的长安，各族人民和平相处，安居乐业，一派人气兴旺、百业红火的人和景象。为了表达对唐朝的尊敬，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专门修了一条路直通长安，并把这条路叫参天可汗道，以方便到长安朝见唐朝的皇帝。正是由于天下一家，所以唐朝在很长时期都保持着和平安宁的局面，各族人民融洽相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也加速了汉族自身的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经过吸收、改造、融汇和创新，为唐代文化增添了极为绚烂的色彩。

 

《明皇杂录》里记载，公元755年阴历8月5日这天，整个唐朝首都长安都在为玄宗皇帝的70大寿载歌载舞。这其中包括一支由100匹会跳舞的马组成的表演队，在勤政殿前为唐玄宗献艺。这队舞马入场后，随着《倾杯曲》的节奏翩翩起舞，曲终，马儿们衔杯跪伏，给皇上祝寿。当年观看过舞马场面的宰相张说有诗说“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这种情形让人无法想象，大唐盛世是否真的有那些优雅、潇洒的长安舞马呢？

 

1970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发现了1000多件唐代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一只唐代的舞马纹仿皮囊式鎏金银壶。银壶的图案竟然与历史记载完全吻合！这其实不足为奇，毕竟那是一个中国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大爆发的时代，它成就了一个魅力无穷，让后世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的旷古盛世——大唐王朝。

 

唐代中国也是诗人的天堂，李白和杜甫都是那个时代的骄子。李白的诗留存到今天有900多首，大多想象力奔放、壮阔，充满奇情，被称为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如此人生和艺术境界令后世中国诗人向往不已。与意气风发、自由自在的李白不同，被称为诗圣的杜甫更关注民生，杜甫有感于“天下寒士”的悲苦，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呼吁。唐代不满300年，收入《全唐诗》的诗歌近5万首，比西周至南北朝近1700年流传下来的全部诗歌加起来还多几倍。而在《全唐诗》的2200多位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中，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不少于五六十位，也大大超过了从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最大的一宗也是最荣耀的遗产。直到今天，不仅仅是中国的文人、学者、平常百姓，甚至不分妇孺老幼，或多或少都读过唐诗，或多或少都受到唐诗的影响和熏陶。

 

在隋唐大运河上，最繁华的码头是扬州，也是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国际大都市。玄宗时代，扬州的鉴真和尚应邀赴日本传法，五次东渡失败，并双目失明。公元754年，66岁高龄的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奈良。如果说玄奘西行印度是唐代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象征，那么，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之举堪称中华文明向东方各国、各民族传播的一次可歌可泣的身体力行。

 

唐朝的伟大精神、理想开始走向世界，纵观人类的古代社会，唐代的中国人是那样的有激情和想象力，唐代处处精彩纷呈和充满着自信。那时的中国仿佛正经历着一场人类的情感、智慧和创造力的大爆发，“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和”理想构成唐代文明的核心内容，它的光辉长留人间，照耀了一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