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与激情6插曲 女声:中华文明_十、和合大地

这是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版图，东方出现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人口国和最大的经济实体。这个时代的中国创造出百世不朽的文化经典，这个时代的中国为世界文明贡献出卷帙最为浩繁的图书典籍，这个时代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广泛的文化认同感，清朝在全盛时期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新高度。

 

和合大地

 

1644年是清朝顺治元年。按字面理解，顺治二字的含义是“顺从天意民心，以达成国家大治”。然而，这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此时，中国大半山河还烽火未熄，动荡的土地上流淌着不受约束的洪水。战乱与水患的双重压力让新政权不堪重负，这个新兴政权为谋求天下大治开始了艰辛跋涉。

 

在这个时代，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流入江苏，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运河由南而北穿过淮河，又要借黄河90公里水道北去。由于明朝末年的长期战乱，导致水利工程严重失修，到清代初年这些历史欠账的后果全面爆发出来。黄河挟带大量泥沙，淤塞河道，加之提防不牢，经常泛滥决口。由于三条大河相通，水系紊乱，一旦黄河泛滥，运河、淮河、洪泽湖便一起成灾。

 

康熙元年至康熙16年，黄河沿岸较大的决口竟有67次之多，平均一年四次有余。百姓深受水患之苦，国家稳定面临严重威胁。为了治水，朝堂上下都在殚思竭虑，沿河百姓都在终年辛劳。治水让这个时代承担着沉重的辛劳。在继承前人治水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经验积累与创新探索，康熙时代形成的治河方略是以工程手段逼使淮河的清水进入黄河，带走泥沙含量过大的黄河水，刷深河床，增加河道的行洪能力，以防止黄河泛滥。并且在黄河与运河、淮河交汇之处开挖中河，让运河与黄河分道而行，避免黄河沙水对运河的冲击和淤塞。这个治河方略表现出极大的创新精神，也显示了突出的有效性，明朝末年以来的黄河淮河水系混乱、运河多灾的局面得到明显扭转。

 

新政权通过创造性的治水成就突出表现了自己的执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强烈表达了对国计民生的热诚投入和勤奋。在17世纪80年代的黄河大提上，热衷治水的执政者和万千治河劳动者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完成着时代要求他们必须承担的使命。以农为本的中原农耕文明需要执政者懂得治水，江河纵横的中原大地具有辉煌的治水立国传统，清朝新政权要融入中原文明，就必须卓越地继承这个传统。

 

中国历代王朝都把完善防洪体系、兴修水利当成稳定天下、造福民生、保证社会安定的基础工程，“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太否关乎大清江山”，这是清王朝初建时代坚定的治国理念。到清王朝建立第45个年头的时候，黄淮两岸已经是乱流归槽，堤防完善，水患已经大为减轻，运河上的船队畅通无阻。1689年农历二月初九，大禹陵前举行了最高规格的祭奠大礼，清政府君臣向大禹立誓，一定要效法大禹，舍身忘家，为民治水。这是一个时代在表达自己热诚的建设意志，充满献身精神的上古治水圣人大禹让新政权的执政者们无限景仰，他们希望自己像大禹那样创造一套百代受益的水利体系，还有气象一新的国家政局。

 

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庙，中国许多帝王都曾到这里祭拜孔子，而清代皇帝祭孔的意义尤为特殊。康熙皇帝在祭祀大禹之后的返程中来到了这位华夏人文宗师的祠庙，对孔子像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并亲书“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孔子庙碑文”，随后又到孔子墓前虔诚祭奠。康熙帝对孔子的虔诚与恭敬向汉族士大夫表明，他的到来既是新朝皇帝君临，又是宗儒子弟朝圣；既是皈依华夏文明的重礼大典，也是治国观念取向的郑重抉择。

 

从汉代开始孔子的思想就成为华夏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清王朝从初创的顺治时代就开始“尊孔读经”、“尊儒重道”，努力向所有遵信孔子思想体系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表明，自己是汉王朝以来的政治体系的正统延续者，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大的尊奉和继承者。新政权在真诚地寻求着中华大地上深远而广泛地文化融合。

 

尊孔读经为统一的国家奠定了统一的思想意识，重教兴文则促成着广泛的民族文化认同。在清王朝积极兴修水利工程的同时，也在努力开展文化工程建设。1689年，扬州天宁寺设立了官书局，征召江南文士纂修刊刻《全唐诗》。2500多位唐代诗人在700多年后集结聚首，的确是“盛世之举”。这种文化建设工程所传达的文化意识足以让所有的唐诗推崇者产生温厚的文化亲和感。

 

主持编纂《全唐诗》的官员是曹寅，他的孙子曹雪芹后来写出了注定百代流传的《红楼梦》。《红楼梦》完成于18世纪中叶，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成就的小说。它包蕴着说不完的精神内涵，挖不尽的深厚思想，看不够的审美形象，那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文化创造，那是一段民族文化心灵史的永恒记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构建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中国文学对人类文学史的永久性贡献，延伸的历史正在把它的价值永久地放大着。

 

就在《全唐诗》编纂完成27年后，清朝学者们又投入7年时间编纂了一部《康熙字典》，收录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汉字。这也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汉字汇总，汉字是汉文化的基本载体，是汉文化传承的主要工具。一个为汉字汇总如此投入的政府当然会让所有的汉字使用者产生尊重、甚至爱戴之心。

 

早在《全唐诗》成书十年前的初春，紫禁城的“体仁阁”内举行过一次特殊的考试。科目既有文学词赋，也有策论，史称“博学鸿词制科”。这次考试的策论题目是“以天下为一家，论省耕”。题目本身就来自儒家经典，而谈论“天下一家”是在强调民族融合，“省耕”则是对农业生产情况的调查了解，进而为发展经济出谋献策。重视农耕，让人民丰衣足食，这是天下一家的物质基础；百族和谐，国家稳定，这是发展农业，繁荣经济的政治保证。

 

新兴政权对发展农业的重视绝不仅仅停留在策论的卷面上，而是不懈地在现实中推进。从顺治朝开始就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在战乱中失去土地的流民返乡耕种，进入康熙时代，政府公布了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安心务农，勤奋生产。这些重农政策是富有成效的，从康熙初年到乾隆末年的130多年间，全国耕地面积由5亿亩增至9亿亩，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21世纪中国耕地总数的一半。

 

治水是为了兴农富民，民富农兴，自然就奠定了国家强盛的基础。强秦、隆汉、盛唐这三个伟大时代都是治水与重农的盛世，在这些时代的治国者看来，如果江河桀骜不驯，那就建造一套装置摆布它；如果大地缺少河流，那就用人力挖出一条。从秦代水利杰作都江堰到隋唐时代的大运河，都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显示出整合力度强大的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情，这样的人群堪称是大禹事业的卓越继承人。他们的开拓与创新雄起当世，鼓舞百代。

 

新兴的清朝政府同样继承了这个豪壮的治水传统，并发扬广大，锐意进取。中国的治水传统到了清代，有了更多的科学精神。在测算水的流速、流量和水位时，依靠的不光是经验，还有了大量的科学测量仪器。对科学新知的追求和对科技工具的拥有既是一种求知的乐趣，又成为治国的必要。

 

公元17世纪末，圆明园的畅春园里设立了蒙养斋算学馆，这是当时的国家数学研究中心。在清政府的有力推动下，数学研究得以顺利展开，出现了一批数学家，并编修了大型数学类书《数理精蕴》。为了引进世界的先进数学，算学馆还聘用了几位外籍教师。这是一部代表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汇集了已经输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的主要成果，也收集了中国传统数学经典，内容涉及了初等数学的各个方面。

 

这些事实都显现出中华民族对人类新知的理解力，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的交流意愿，表达了古老东方对科学的接受热情。

 

公元18世纪初，清朝的大地测绘队已经携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测绘仪器行走在江南塞北、大漠荒原，他们要通过测量绘制出一幅精确的国土疆域图。人人都看到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但再长的黄河也有源，对黄河源的一探究竟对于打消黄河的神秘感、增强治黄信心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中国人在这个充满进取精神的时代对母亲河追本溯源的热情是强烈的。那支国土勘测队终于探查到了巴颜喀拉山中的黄河之源，回京后他们绘制了一幅《星宿海河源图》。至此，身居政治中心的人们才知道黄河之源波光映天、银湖铺地的景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幅河源图。此后，大规模的国土勘测仍在继续进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具有近代科学水平的测量，在人类科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完备而精确的国家地图成为了一个大国了解自身，进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地图让中国的执政者第一次用近代的地理观念来审视中国的版图，国家主权的空间范围完整而精确。无论是遥远的西藏、新疆，还是置身大洋的台湾岛，都清晰在目。它是国家主权巩固建构辽阔国土坚实统一的真实描绘，大图铺展之间流露着一统山河指顾万里的自信。

 

也就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各民族的来往空前频繁，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全方位深化。1652年，西藏政治和宗教领袖阿旺罗桑嘉措应顺治皇帝的邀请，率3000多人来北京朝觐。清政府修建了专为接待的西黄寺。第二年，清政府正式册封阿旺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明确地成为法定称号，以后历世达赖喇嘛相传，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一直沿用至今。康熙年间朝廷赐予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称号，这个称号也沿袭到现在。国家对西藏的领有全面的确定和巩固下来。六世班禅曾带领西藏僧俗官员2000余人行程1万余里，历时1年多，来到承德避暑山庄，与皇帝商谈国家大事。为了能与班禅活佛直接对话，乾隆皇帝还专门向章嘉活佛学习了藏语。清朝自开国之时起，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融汇发展的亲切而深厚，西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意识诚恳而坚定。

 

1691年，塞外草原春风浩荡的时节，多伦诺尔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蒙古各盟各旗首领齐集多伦的汇宗寺，向中央政府表达忠诚团结之意。随着避暑山庄的建成，清朝的统治者几乎每年都北巡塞外，与蒙、藏各地少数民族首领在热河行宫聚会。乾隆皇帝说，这主要是为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

 

土尔扈特蒙古部族原来生活在新疆，16世纪中期游牧到了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18世纪下半叶，土尔扈特部族决定“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17万土尔扈特人毅然踏上东归的旅程。他们跋涉山川险阻，抵御着敌人的袭扰，行程5000多公里，历时半年多，终于回到祖国。清政府对土尔扈特回归极为重视，命令沿途各地方官员做好衣食住行的接待。祖国的厚爱使他们倍感游子归来的温暖，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碑文，记述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壮举，御碑至今还竖立在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里。渥巴锡向清政府献上了曾祖阿玉奇留下的一把传世宝刀，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清政府封给渥巴锡“汗”的称号，并赐予印绶。回归祖国后的土尔扈特部族被妥善安置在天山脚下水草丰美的牧场，成为祖国边疆的忠诚建设者和守卫者。

 

重视农耕，推进农作创新，一直是清代发展社会经济的主旋律。此前从海外引进的玉米和红薯等农作物到了清代才开始大面积推广。1703年，地处坝上高原的热河开始试种早稻，这场试种具有引领作用，使承德周围成为中国北方最早大面积播种水稻的地区，至今仍是水稻优势产业带。在原本属于中国的粟作农业区努力推广水稻种植，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创新。稻粟两作文化之间的界限在农作技术创新中消融，如同山海关外的游牧文明与中原的农耕文明相互融合而相互充实一样，并激发出更多的创新。

 

在历史上，国家针对成年男性劳动力征收的人头税称为“丁税”。1712年，清政府决定过去对每个成年男性劳动力都收取“丁银”的政策予以废止，劳动力多的家庭也只收取一名劳动力的“丁银”，即使以后家庭人口增加，也是税额固定，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23年后，政府进一步深化赋税改革，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其核心理念是彻底取消以劳动力本身作为征收对象的做法，改为完全以土地作为征收依据的赋税制度，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就在“永不加赋”政策推行的这一年，北京郊区玉泉山和天津附近也开始试种早熟稻，并逐年扩大播种面积。到乾隆时期中叶，京津及河北地区水稻播种面积已经超过了百万亩，成为充实国库的重要粮源，大大减轻了从南方漕运稻谷的压力。此时中国的土地利用率和粮食总产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耕地总量逐年增加，粮食单产也有所提高，使粮食总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扩增的粮源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乾隆时代中期中国人口已经突破2亿。到乾隆朝晚期，中国人口突破了3亿，占世界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占当时世界生产总值的约三分之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经济总量大国。

 

以倾力治水和重视农耕为经济建设基础，以思想统一与民族融合为社会稳定的保障，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终于使国家逐步走向强盛，这个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康乾盛世”。

 

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市民文化渐趋丰富。尤其到了乾隆时期，中国特色的市民文化娱乐业空前兴旺，民间的文化创造力强劲释放。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各地剧种百花齐放，这样的区域文化繁荣景观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1790年，南方久享盛名的剧团“三庆班”进京演出，就此，来自南方的戏剧文化与北方戏剧文化相融合，创造出一个博大精深的舞台艺术新种“京剧”。京剧融入了中华文化自周秦汉唐宋元明以来的所有原创基因，中华民族已有的诗词歌赋舞蹈音乐等在京剧中都有鲜活体现。它是中华悠久文化艺术的集成与凝萃，成为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又是当下文化的鲜活创新，适应着当时市民社会的文化需要。同时，京剧还是全国各地方剧种熔炼合成的，这使它既是地方的，又是全国的，它兼容南北的丰富内涵让四方观众都在其中感到了故友般的亲切，它独到的创造又让天下人耳目一新。在京剧诞生的时代，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巅峰时期，京剧成为国泰民安的盛世之音。

 

在徽班进京18年前，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珍本古籍也曾奉诏进京。从乾隆37年开始，朝廷策划编修《四库全书》，建立了四库全书馆，向全国征集各种图书典籍。天一阁第一个接到来自北京的进书诏令，连续八代倾力藏书的私家图书馆天一阁应诏进呈了638种珍本图书。遍及全国的图书征集历时七年之久，就是为了保证《四库全书》选编的广博与全面。在全国征集的图书加上宫廷收藏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典籍，经过严格的校订汇编，纂成《四库全书》。总容量达到79337卷，7亿7千万字，工程耗时9年。曾参与编纂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余人，抄写人员也有3800多个。《四库全书》修成后，由于篇幅浩大，未能刊印，由数千人手工抄录成7部分存于7处，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囊括了乾隆时期之前中国的主要典籍，该书被现代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21世纪初，国家曾刊制五套《四库全书》，平均每套书有一吨半重，600多名工人花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完成。可以想象两个多世纪前首倡此功的创造者该是何等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