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凯李泰兰:潮州词源再续考（转载）

“三阳志”

　宋修《三阳志》，是潮州古代志书中内容相对赅博、体例相对完备而又成书较早的古志。原志已佚，今有辑本两种：张国淦宋三阳志大典辑本十余条；陈香白宋、元三阳志大典等辑本约二百条。宋代以前也有见诸载籍之潮州古志，然多亡佚，虽存吉光片羽，却也难窥全豹。

　　有学者旁征博引，认定宋无《三阳志》，唯元有之。然智者之失，失在只重旁证，且泥于片言只语；忽略了最为重要之本证。若能细读《永乐大典》所引《三阳志》内文，宋元皆有《三阳志》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如《三阳志·州县总叙》，详列历代州县沿革，起自《禹贡》，止于“绍兴十一年(1141)”“有三阳之称”。《三阳志·桥道》叙康济桥(广济桥前身)沿革，始于乾道七年(1171)，止于咸淳三年(1267)。皆不涉“元”事(而元修《三阳志》必涉元事)。足证此《三阳志》乃修于宋代者。否则，元修《三阳志》，岂有不记本朝史事之理。再者，《永乐大典》及其它志书所录《三阳志》条文，无论详简，均未及明代史事。可见明朝实未修《三阳志》。明朝所修志乃《图经志》，此事毋庸置疑。《永乐大典·卷5343·官制》载：“国朝置《图经志》。”同卷“建置沿革”条载：“本朝洪武二年改(潮州)为府。《图经志》：‘晋成帝时，属东官郡……圣朝(注意：“圣”字抬头)洪武二年改为潮州府，领县四，曰海阳、潮阳、揭阳、程乡。’”此皆明代修《图经志》铁证。若云“至于宋人之‘潮州志书’应即是《图经志》”，诚属“误解而导致不确之判断”。

　　有学者指出：“作为文献学者，对于史源认识须掌握确切材料，方不至于误解而导致不确之判断。”此论极为精当，既可警人，更应自警。

　　“员水”

　　“员水”即今韩江。《水经注·卷三十七》载：“员水又东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东历揭阳县而注于海也。”《水经注通检》云：“员水，今韩江。”是知南北朝之前，韩江称“员水”。

　　其后江名屡易，兹罗列雅号如次：

　　恶溪：见韩愈《祭鳄鱼文》：“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

　　鳄溪：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载：“韩江，江即鳄溪。”

　　意溪：顺治《潮州府志·韩江小记》载：“鳄溪一名恶溪，亦名意溪。”

　　凤水：林大春《潮州府凤凰台记》载：“韩江一曰凤水；凤水者，凤溪之水所出也。”

　　恶溪水：黄裳《新定九域志·古迹》“潮州”条下有“恶溪水”。

　　凤凰溪：《增补事类统编·地舆部·潮州府》载：“凤水在府城北，一名凤凰溪。”

　　溢溪：光绪《海阳县志·杂录》载：“意溪，即溢溪，见梁梦剑《修东厢堤记》。”

　　湘江：林大川《韩江记·卷二》载：“湘江即韩江，以湘子得名。”

　　蔡家围：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卷九》载：“鳄溪俗呼蔡家围。”

　　韩江：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载：“韩江：在城东。……昔鳄为民害。唐韩愈作文驱之。州人德韩，故以(韩)名江。”

　　“康济桥”

　　康济桥，是“广济桥”(俗称湘子桥)的前身，始建于宋代。

　　《永乐大典》引宋代《三阳志》载：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太守曾汪亲自督造大船八十六只，又在江心筑石墩一座，用大绳拴住所有船只，架舟为梁。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一座横跨东西两岸的浮桥终于出现。曾汪亲为命名“康济桥”，并撰《康济桥记》云：“金山崒嵂    ，俯瞰洪流。悍鳄曩时吝以为居。自昌黎刺史咄嗟之后，一害去矣。江势蜿蜒，飙横浪激，时多覆溺之患。循抵中流，势若微杀。往来冠屦，踵蹑肩摩，轻舸短楫，过者寒心。佥欲编画鹢而虹之，几阅星霜，未遑斯举。适时与事会，龟谋协从，一倡而应之者如响。江面一千八百尺，中磻石洲，广五十尺，而长如之，复加锐焉。为舟八十有六，亘以为梁。昔日风波险阻之地，今化为康庄矣!偿资钱二十万。户椽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从人欲也。乾道七年六月己酉始经之，落成于九月庚辰。是日也，霜降水收，为之合乐，以宴宾僚。坦履之始，人胥怿云。郡守长乐曾汪书。”

　　康济桥乃广济桥之滥觞；文中“今化为康庄矣”或乃康济桥命名之意。《康济桥记》是广济桥的第一篇重要文献。

　　“大成乐”

　　宋代，潮州考中进士者不少。这些人都普遍提倡琴瑟，重视音乐教育，并主张用它来加强对百姓之治理。此即所谓“仕皆倡琴瑟，重乐以治民”。但具体情况怎样呢?《永乐大典》引宋代《三阳志·学校》载述，恰好为我们保存了有关宣圣庙“大成乐”的史料，足可反映出潮州音乐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嘉定十四年(1221年)，代理郡守的教授谢明之，主持了重修宣圣庙大成殿的工程。宣圣庙是供奉孔子的；按惯例，每年逢阴历二月和八月的上旬丁日，便要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叫做“丁祭”。重修大成殿，便是为了举行“丁祭”的需要。“丁祭”时，还要配奏一套完整的“大成乐”。

　　北宋末年，由于战火的影响，奏“大成乐”的设备和乐器几乎全部毁坏。为恢复旧制，教官林霆作了很大的努力。稍得闲暇，他便领着诸生练唱演习。到了“丁祭”日，他便命士子执器登歌：迎神、送神时，奏《凝安》、《宁安》曲；奠币(献祭祀礼物)时，奏《明安》曲；酌献(设乐供神)时，奏《成安》曲，《成安》曲有三首，名同而曲异，必须全部奏出；升殿、降殿时，都奏《同安》曲；第二次献爵称“亚献”，亚献过程及终结时，都奏《文安》曲。所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琴自一弦至九弦的共十张，还有笙、排箫等，阵容颇为壮观。宋《三阳志》说：这样的设备、水平和阵容，是其它州郡所没有的，为“潮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潮州大成乐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颁降的。为了对孔子表示钦敬，连奏乐的人也要经过严格的挑选，一律由精通此行的士子负责，还郑重其事地将有关礼制刻在“原道堂”西边的梁上。到了淳熙间，太守朱江开始改由乐工负责演奏。宝祐六年(1258年)，精通音律的太守林光世再次校订大成乐。并命郡博士赵崇郛带领诸生读习，裁退全部乐工。林光世还为学校置田，利用每年的租税收入来补助司乐的生员。乐队训练成功后，林光世多次亲临指导，使司乐士子不断提高演奏水平。每逢丁祭之日，他们“冠佩济济，雅颂洋洋，高下疾徐，抑扬中度”。乐风因此大盛。

　　应该说，宋代《三阳志》对大成乐的记述，是迄今为止最称完整、最先见诸载籍的重要文献。从中透露出古代潮州琴事活动的新鲜信息。当然，早在唐元和年间，韩愈贬潮，曾作《琴操》十首。清初著名学者、治学长于考订之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曰：“刘向《别录》云：‘君子因琴雅之适，故从容以致思焉。其道闭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十篇皆得不失其操本意。”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也评云：“韩昌黎《琴操》虽古，涉于摹拟。”可见韩愈《琴操》乃摹拟“操”体的感怀之作，未涉潮州古琴活动具象。是以不宜作为唐代潮州古琴活动的证据。

　　附带提及，有业内人士在谈潮州音乐时，认为“潮州佛乐”也叫“庙堂乐”。什么是“庙”?“庙”指(1)供祀祖宗的屋舍；(2)供祀神佛的屋舍；(3)皇宫的前殿、朝堂；(4)庙号的略称；(5)结构完整的成套大屋；(6)木主、神主；(7)停放灵柩的宫室；(8)祭祖、祭祀；(9)宝塔；(10)庙市。什么是“庙堂”?庙堂即家庙明堂；古代帝王遇大事，往往告于宗庙，议于明堂。故也以“庙堂”指朝庭(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句即是)。庙堂也指太庙的殿堂，或指庙宇。释慧源大和尚《潮州佛乐(声乐)概述》有句：“潮州佛乐(时称庙堂乐)……参加汕头、广州各地会演。”其后行文，均标“潮州佛乐”，从未使用“庙堂乐”一词。可知夹注号内之“时称庙堂乐”句，意在表明“庙堂乐”实非规范称谓，不宜提倡。《佛乐之简史》篇，也不见有“庙堂乐”的叫法。遍查《佛教大辞典》，同样无“庙堂乐”条。

　　综观“潮州佛乐”这一概念，地域性极强，颇能统括本地佛乐的特质。而“庙堂乐”一词，相对于乐事而言，含义空泛散漫。苟无论从潮州佛乐之分类、性质、功能等方面看，还是从“庙堂”的诸多含义分析，两者均无丝毫对口之处。若将其勉强撮合，只会模糊概念，引发歧义，从而产生误导，令人困惑不解。

　　显然，用“庙堂乐”称“潮州佛乐”，实欠妥当。

    作者:陈香白 文章来源:潮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