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冠三中将:潮事词源五考（转载）

潮事词源五考

“太平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潮州市政建设某项工程施工，在太平路北端发现了一座长期湮埋地下的“太平桥”。该桥属石梁、石墩桥。二墩三洲，南北走向，全长23米；桥面凿有东西走向之平行波状线条，行距约13厘米。三洲中，中洲突起，南北二洲分别斜向两边(原为子城城濠两岸)；每洲由若干根长约7米、宽约0.7米、厚约0.4米的花岗岩石梁并列而成；石墩宽约3米，外围砌筑块石成条石，中间填以零星石料和沙土；相邻两洲石梁分别架入石墩1米多，墩之中间横亘宽约0.7米之石梁以固定位置。

　　太平桥坐落在“子城”南门前，是跨越子城城濠之交通要道。所谓“子城”，即内城也。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天德军》便有“其子城犹坚牢”之载。宋代之潮州，州治设金山前，出于加强防卫之考虑，当局在州治四周修筑子城。《三阳志·城池》载：“州之子城，依金山为固，前俯而后仰。由南而北，统以濠。东则溪也。方创置之始，土工不坚，未期悉圯……至和改元九月，郑侯伸始至，不二月兴畚锸，自农务外八阅月而就。”据此知至和间，郑仲修子城，“统以濠”，太平桥必成矣，唯石或木，未可定也。至和之前，复有“创置之始”，知子城不始建于至和，则太平桥也非始建于至和，暂云“宋初”，似更恰切。

　　《三阳志·桥道》载，“太平桥，在州治之前”；“自太平桥直抵三阳门，桥之四维，旧有四塔，外疏两渠，中为官街。岁月浸久，塔之仅存者二。……淳祐丙午(淳祐六年。即1246年)，陈侯圭欲复旧观，明示榜文，……不旬浃间，而官街尽复。于是捐公帑、益己俸，以时价市石，以私直僦工，撤旧砌新。自太平桥至三阳门，长五百单五丈八尺，东抵西阔二丈四尺，官沟在外街之两旁，石刻丈尺为志。”这段记述说明：一是太平桥于南宋淳祐年间，经陈圭“撤旧砌新”，已成石桥；二是路面宽二丈四尺，合今约7.7米。据端平潮州城图所绘，桥面宽于路面，今实测桥面宽约12米，与图绘正合。又，《三阳志·城池》载：“州子城门三：东、西，南。……濠面阔七丈五寸，自城下转西而南，绕郭之外，延袤一千二百余丈。”濠面阔七丈五寸，合今约22.3米。重现太平桥实测全长23米，桥长与濠宽数字，古今基本相符。

　　到了明代，太平桥依然保存。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载：“太平桥，在大街。引上水门水入郡学泮池而绕于县治。”

　　清代的太平桥仍继续发挥其津梁作用。乾隆《潮州府志·津梁》载：“太平桥，在大街，引上水门江水绕县治。”光绪《海阳县·建置略六·在城都诸桥》也载：“太平桥在大街。自上水门引韩江水历桥而西，绕县治。今左右皆列肆，内有旧石刻太平桥三字尚存。”是以知终清一代，太平桥尚存，且有旧石刻资证。

　　据老辈口说，民国后期未见有太平桥。则太平桥大体湮没于民国初年，距今已八九十载矣。

　　综上所述，太平桥立于宋，历明清而未见有维修之载。现所出土，至迟似可定为淳祐旧物。这座古桥之出土，除能为桥梁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珍贵材料外，更可给考察名城之古代排水系统、交通设施、城市格局，建筑风貌等诸多方面提供实物依据，对古城修复工作有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

　　“越王走马埒”

　　《潮州府志·卷十七·古迹》(乾隆版)载：“越王走马埒在县北十里，南汉祖刘安仁为潮州长史时所筑。其孙隐僭王南越，追封南越王。其埒上平垣可容数百人。”

　　有关“越王走马埒”遗址的原始记载，可见于《九域志》：“去潮州五里，平垣可容数百人。”对此，《三阳志》(成书于宋代的潮志)早已提出辨误，文载《永乐大典·古迹》。

　　《三阳志》云：“伪刘据有南海郡，今广州也。潮虽在境内，而去广二千里，其戏马于此，或未可必。”这样的质疑很有道理。考刘隐家系，祖上世为商贾，后自河南移家福建，因做生意，又搬到广东的南海。那时，其父刘谦已在广州当牙将了。黄巢起义军北上后，刘谦任封州(广东封川县)刺史。刘谦死后，刘隐继任封州刺史。后因广州兵变，刘隐起兵平定。公元九○五年(天祐二年)，唐朝封刘隐为清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唐亡，梁太祖朱晃又封刘隐为大彭郡王，据有岭南地界。刘隐死后，其弟刘陟(即刘岩，又自改名刘龚)继位，并于公元九一七年自称大越皇帝，建国号越，定都广州。隔年又改国号汉，史称南汉。南汉共传五主，凡六十七年。刘陟及其历代继位人都是暴君，不仅生活穷奢极欲，而且刑法惨酷，《旧五代史》称“一方之民，若据炉火”。传至刘鋹时，于公元九七一年(宋太祖开宝四年)为宋将潘美所灭。由此可知，割据称帝者实是刘陟，并非刘隐，《潮州府志》“共孙隐僭王南越”之载不确。而刘陟千里迢迢来到潮州“戏马”，实也“或未可必”。

　　不管是谁，大凡称帝后，都要追封其祖。刘陟即位，完全有可能追封刘安仁“越王”，以示“光宗耀租”。但问题在于“走马埒”是不是刘安仁所筑?用途何在?我们不妨从分析“埒’的含义入手吧。“埒”，矮墙也，是特指马射场四周的围墙。庚信《二月二日华林园马射赋》云：“弓如明月对堋(即“堋的”，箭靶也)，马似浮云向埒。”所指即此。《世说新语·汰侈》也有“济(王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的记载。“越王走马埒”的形势又怎样呢?《三阳志》指出：“埒之形势，若古所谓除坛者。”除坛，就是古代择平垣之地，以土填筑而成的祭场。从‘埒上平垣可容数百人”的记载中也表明，与其称“埒”，无宁称“坛”。不能想象，面积仅够容几百人的地方，兼之临江，怎可成为越王的马射场(或戏马场)呢？故《三阳志》正误说，所谓“越王走马埒”，其实是唐时韩愈祭鳄鱼之处所，并指出：“故老新传(鳄鱼之处)亦其地”，“若曰祭于走马埒……其下即溪也，祭毕以羊、豕投意或然哉!”韩愈未至潮，就已闻知鳄鱼为患，于心耿耿。及到任，便几乎把驱鳄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亲拟《祭鳄鱼文》，筹办祭品，安排仪式，企望通过祭拜，赶走瘟神。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不会忘记选择适合的地点来填筑祭场，“除坛”于是应运而生。显然，“越王走马埒”无疑即为“昌黎祭鳄坛”。

　　笔者曾走访世居北堤脚的父老，谈及五十年代初期，在大致是“走马埒”方位附近，还竖着上刻《祭鳄鱼文》的高大石碑，后因某工程开工，石碑逐被移掉，现下落不明。录此或可作为《三阳志》说的旁证材料。

　　最后，还须正“长史”及“安仁”之名。

　　清代梁廷楠(字章冉，广东顺德县人。历任澄海县教谕，广州越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广东海防书局总篆、内阁中书等职)在其所著《南汉书考异·卷一·烈宗纪》指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也有刘任“潮州长史”的记载，但《旧唐书·职安志》云：“上州长史一人，从五品上；中州长史一人，正六品上；下州只有别驾、司马，无长史。”又注云：“户不满二万为下州。”《新唐书·百安志》云：“中州、下州皆无长史。”《新唐书·地理志》云：“潮州，潮阳郡，下。”又云：“户四千四百二十。”据此则知潮州为下州，唐时未设长史。《旧五代史》、《潮州府志》载刘为‘潮州长史”，皆误。须从《宋史》、《南汉书》说，改为“潮州刺史”。

　　“安仁”之名也见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但《旧五代史》、《宋史》、《南汉书》皆作“仁安”，《南汉书考异·卷一·烈宗纪》也认为应作“仁安”。

    作者:陈香白 文章来源:潮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