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三甲医院:【读史札记】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吗？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5/01 04:50:40

　　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吗？唐高宗李治在位的时候，右仆射戴至德和左仆射刘仁轨同理朝政。刘仁轨为人显得很和气，每当有人向他申诉事情时，他总是“美言许之”⑴，很客气地答应下来，表示一定要调查清楚，至于办不办、怎么办，先把你答对得乐呵的再说。与刘仁轨相比，戴至德则显得很是一本正，每当有人向他申诉事情时，他总是很严肃地“先据理难诘，未尝与夺，若有理者，密为奏之”⑵，也就是说，不当面轻易许诺你，而是认真地把事情搞清楚，调查明白，然后把事情的真相悄悄地报给皇上，让皇上定夺。所以，当时的人都一致称赞刘仁轨，认为戴至德很一般。
　　有一次，一个老妇人申诉事情，把状子呈给了戴至德，戴至德正要下笔审理的时候，老妇人问左右的人说：“这个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旁边的人回答说：这是戴仆射。老妇人听了，急忙跑到戴至德跟前说：“原来是不管事的戴仆射，赶快把状子还给我。”戴至德并不生气，笑着叫人把状子给了老妇人。戴至德在职期间，没什么明显的业绩；在皇帝和同僚面前，也不善于言词。他死了以后，唐高宗很痛惜地说道：“自从我失去戴至德，再也听不到意见了。他在的时候，我有不对的地方，从不放过。”于是把戴至德的奏章拿出来，竟有满满的一匣子，人们才知道戴至德原来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包括那个给戴至德递诉状的老妇人在内，几乎所有的人，在大伙认为戴至德不好的时候，都一致认为他不好；在皇帝认为戴至德好的时候，又都一致认为他好。这些人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优劣，往往跟着感觉走，很盲目，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只是以自己固有的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或者说自己的好恶评判是非，至于戴至德好在哪、坏在哪，没有人深究，也没有人愿意深究，就这么人云亦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随意给他扣上了一顶或褒或贬的帽子，可戴至德还是那个戴至德。
　　按照唐制，官员的优劣，其考察和评判的标准大致有三条，也就是所谓的“三实”⑶，即：德行、才用、劳效。依据这三条标准衡量戴至德，他为人实在，德行好；他做事认真，才用强；他当官勤勉，劳效高，各方面都表现的相当不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能正确树立自己的政绩观，推功隐德，这一点对于一个封建官员来说，很了不起。正因为此，高宗曾用飞白字体，赐给戴至德一幅书法：“泛洪源，俟舟楫”⑷，以示尊宠和倚重。戴至德死后，“辍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⑸。
　　像这样优秀的官员，按理说，应该给人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可为什么反而遭到了误解呢？读过《旧唐书·刘仁轨传》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此传的篇末，撰史者耐人寻味地引述过唐朝史臣韦述的一句话，把刘仁轨和戴至德进行了一番比较：
　　刘（仁轨）则甘言接人，以收物誉；戴（至德）则正色拒下，推美于君。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勣无所闻焉。呜呼！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岂唯刘、戴而然，盖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非夫圣智，鲜不惑也。
　　在韦述看来，戴至德之所以遭到误解，从自身因素讲，是因为他不能像刘仁轨那样“甘言接人，以收物誉”，而是“正色拒下，推美于君”，不会玩儿虚的，不会干面子活；不能像刘仁轨那样“邀饰”，而是“韬晦”，做人很本分，很低调。总之，不会作秀。从外部因素讲，群众往往容易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迷惑，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所以，韦述引用孔子的话，表达自己的感慨：大伙都说这个人好，不一定就好；大伙都说这个人坏，不一定就坏。韦述的感慨，可谓意味深长。看来，群众的眼睛不一定都是雪亮的，这一点，戴至德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注释：
⑴、⑵、⑷、⑸：《旧唐书·戴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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