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尸走肉无人之地解说:欧阳斌：民主党派党员没有党员证——转型时期的八大民主党派

作者:欧阳斌
中共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方针已经整整历经50多年，大陆八个民主党派相继走过了大半个世纪，成立最早的致公党已经85周岁，最晚成立的台盟也有63周岁。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政党的职能与形象，在公众心目中相当模糊。
自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共高调提出执政能力至关重要；相形之下，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保持现状还是谋求新的突破，也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选择加入民主党派，而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也许是民建会员张树华听得最多的问题。在很多人眼中，民主党派成员要么是名人之后，要么是社会贤达，张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
他对记者说的最多的解释就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的基层组织活动会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人聚在一起，可以得到很多新鲜的观点和信息，他认为这样对他的学术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没有多谈这个党派的政治理念对他有什么吸引力。
历史上，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出过完整的政治纲领，则仅以《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目前各党派均有各自的《章程》，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并都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列为最重要的前提。
去年和今年，中共中央先后就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出台了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被称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两个文件发布之后，中共统战部高调举行了学习活动。中共统战部长、8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的领导都发表了相关讲话或者学习心得。
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特意提醒记者，在中共历史上，就同一个问题连续发表同一编号的文件，除了关于农业问题的几个“一号文件”之外，就当属这两个“五号文件”了。结合历史考量，几乎每到重要历史关头，中共都会出台协调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文件。“五一号召”、《论十大关系》、“14号文件”莫不如此。
这两个“五号文件”被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解读为在新的历史关头，中共正在考虑更为大胆地发挥“亲密友党”作用的某种信号。
边缘化危机？
尽管今天中国8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总数不及中共的1%，但它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例如民盟在解放前曾经是中国仅次于国共两党的第三大党，其宣扬的“第三条道路”，一度曾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未来道路之一。
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民主党派领导人在政权中曾担任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副总理、政务委员、部长等职务。“文革”结束后，停止活动长达10年的民主党派恢复运转，其头面人物则主要安排在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副部长等岗位上，从中央到地方迄今未见有担任正职的例子。
80年代初，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共领导人在原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方针上，增加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八个字，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热情一度高涨。一些资深的民主党派人士在三峡大坝论证期间不仅提出过独立见解，甚至能够坚持己见。
“当时不少有政治抱负的人找我要加入民建，”原民建中央委员钱椿涛对记者说，“我问原因，他们说，原来民主党派也是可以做些事情的嘛。”
在经历了89政治风波之后，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14号文件）。这份文件中原则性规定了参政党应做哪些事情，要遵守哪些原则，而且有些规定还非常细节化。这些规定第一次明确框定了民主党派的活动范围，在今天仍是民主党派活动的圭臬。
自此以后，除了基本的组织活动外，民主党派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举办各种各样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提案、议案，实现参政议政功能。中共对此也表示了非常支持的态度，每年仅中央统战部便会向每个民主党派拨发几十万元的调研经费，各民主党派最高负责人亲自带队进行调研。而此外较低级别的大小调研，则另有专款保证。
“坦率地说，我们的调研没有专门研究机构进行的调研质量高。”原九三学社秘书长刘荣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尽管我们也由专门委员会来做，但是民主党派的专门委员会不专业，这是个大问题。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中共智囊机构相比，我们无论是在掌握的资料或者专业水平，显然是没有办法和他们相比的。”
甚至一些中共统战部门的官员也对记者表示，现在社会上对民主党派非常不了解，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关键之一就是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这一主要职能没有突出的表现，给人无所事事的感觉。
“过去民主党派吸纳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虽然‘谏言献策’属于比较浅层的政治参与，但是在政府决策水平不高、公共行政能力不强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很有价值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统战部门官员对凤凰周刊说，“但是现在，执政党和政府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而且吸纳了更多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谏言献策’显得更加空泛，这种现象使得民主党派无法展现自身价值，甚至被边缘化。”
“我们是政党，不是研究机构。”一位在基层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对记者抱怨说，当地政府经常让他们去研究一些燃油定价、马路修筑之类的具体问题，但是因为很多信息不公开，以及自身对这些问题并不专业，提交的议案很难得到政府的信任。“时间一长，大家都在走过场。”
民盟在今年5月的常委会上对自己的提案提出了要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前“三性”的要求显然流露出民主党派不愿沦为普通调研机构的愿望。
“民主党派是政党，所以应该更加关注政策层面的事情。这应该是民主党派与专业的研究机构或者其他人民团体最大的区别。”一位某民主党派中央核心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不过他也特别对记者强调：“一旦形成决策或者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我们就不再公开表达不同意见。而且对于一些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我们一般是不会参与的。”
“没有自身特殊利益”？
自建国之初，中共就为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各自大致的发展人群，比如民建成员以经济界人士为主，九三学社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等，然而，各党派的调研内容及提案却并未因这种划分而显示出明显差别。
一位民主党派的高级干部对记者表示，他自己也很奇怪，他所在党派是代表高级知识分子的，但也经常提出一些关于运输、妇女权益方面的提案或者调研课题。
在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背景下，民主党派在公开场合则更习惯宣称自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即便是在实际操作中，民主党派也与全国工商联、妇联等“人民团体”形成了鲜明对照。
1998年，全国工商联向政协提交了一份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提案，要求明确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并要求尽快制定法律保护私有财产。
提案最终没有被纳入议程，但是工商联并未气馁，连续两年提出相关议案，并与其他机构共同举行民营经济调查等活动，直到2003年，该团体向当年全国政协会议提交的要求以宪法形式保护私有财产的议案被接纳。在当时，这份议案被媒体封为“第一号议案”。全国工商联也被认为是在促成宪法保护私有财产这一重大转变中出力最多的民间力量。而同样是经济界人士代表的民建，在“第一号议案”出台的整个过程中却没有什么演出。
50年代，民建负责人章乃器曾经提出，民建应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民建可以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观点，结果遭到了批判。
1953年10月全国工商联成立，从那时起便一直被列为与八个民主党派并列的“人民团体”，并设有中共党组，其发展人群与民建有颇多重合。“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民族工商业者更愿意加入工商联，”一位当年加入了民建的“民族工商业者”对记者说，“加入民建经常被批斗，日子不好过。”
民建与工商联功能重合的问题今日仍然存在。一位民建会员坦率地对记者表示，“从私有财产入宪这件事情可以明显看出，民建的服务功能不如工商联，而工商联却拥有同样的政治保护功能，所以很多大老板都更倾向于加入工商联。这无疑让民建的地位很尴尬。”
50多年前为民主党派划定发展人群的规定，至今仍在规范着它们的发展。按照惯例，民主党派不会在工农兵等社会大众群体中发展成员，工商联又吸纳了很大一部分经济界人士，因此目前八个民主党派实际上大多都由“党外知识分子”构成，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之一便是向来以“天下为己任”，而非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言人。
另一方面，自50年代起，民主党派机构从人事、经费上逐渐机关化。2005年颁布的新《公务员法》将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正式纳入公务员队伍，各民主党派的办公经费，因有中央财政的保障而无需自筹，同时也确保了党派与政权利益的一致性。
“你根本无法用国际流行的政党概念来考量中国民主党派的属性，比如要有独立的经费、政治纲领、组织体系、群众基础等。”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其父章乃器曾参与3个民主党派的创建）说：“中国要建立、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身份识别困局
“以前我们出国，别人问我民建是什么党，我说是执政党，”原民建中央委员钱椿涛对记者说，“因为我们也参加政权，但是毕竟不是很准确。直到中共‘14号文件’出台，我们的身份才明确了。”
自从1949年之后，身份问题一直困扰着民主党派。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一些民主党派甚至提出解散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还把九三学社定位为‘学术性的政治团体，政治性的学术团体’，”九三学社原中央常委刘荣汉对《凤凰周刊》说，“当时大家觉得这个说法挺有哲学意味的，但是后来一想，自己还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政党么。”
1989年初开始，邓小平授意相关部门研究总结中国统战工作经验得失，最重要的一项便是解决民主党派的定位和发展问题。除去中共智囊机构外，甚至民主党派的地方支部也被要求举办研讨会，这一指示将80年代民主党派的政治热情直接推向高潮。
“当时我们的思想非常活跃，什么多党制都已经不算新鲜的提法了。”时任九三学社陕西省负责人的刘荣汉对《凤凰周刊》说，“我觉得当时邓小平是把民主党派问题放在政治改革大框架下综合考虑的。”
这场讨论正巧遭遇当年的89政治风波，年底，中共颁布“14号文件”。文件第一段即写道：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
文件第一次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共第一次对民主党派做出明确的“身份认定”。从此以后，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彻底告别了“联合政府”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历史概念，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时代。这也为当时纷纷嚷嚷的民主党派定位定性大讨论下了定论，自此以后，不仅社会上，即便是民主党派内部，也罕有讨论之声了。
民主党派自身也在文革结束后30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老一代的创建人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主党派为了解决人员稀少、组织混乱的情况，开始大规模吸收新鲜血液。据民主党派内部的普遍说法，各党派现在70%的人员几乎都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的，几乎每个党派的省级实际负责人中，至少一人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的。
“有次一位女医生很兴奋地告诉我，她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我问他知不知道邓演达，她竟然没有听说过。”章立凡对记者说，“这些人基本上与第一代创建者们没有什么政治血缘关系，对本党派的历史和理念相当隔膜。”
现在中共有近7000万党员，民主党派只有65万名成员。有政治学教育背景的民建会员张树华对凤凰周刊说：“我觉得民主党派至少应该有自己的党证或者入党仪式等政治符号，作为身份识别的标志，否则更容易遗忘自己的民主党派身份。”
民主党派成员兼具中共党员身份，成为交叉党员，曾是50年代民主党内部的争议话题。在上世纪和80年代，交叉党员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焦点，某民主党派内部甚至有人在该党派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案，要把交叉党员清理出党，或者禁止他们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不过到了199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不再有人提起。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其网站的简介中透露，目前内部有4.8%的交叉党员。
另一方面，民主党派作为“政党”所应具备的政治理念的吸引力也有变质倾向。
民主党派圈内曾把自己比喻为“直升飞机”：一个知名人士如果加入民主党派，可以直接当上中央委员，一下子进入政治高层。在中国民间，流行着一个特别的词汇，叫做“无知少女”，就是指“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妇女”，这个群体中无党派位居第一，令很多注重政治身份而不在意实权的人看到了一条终南捷径。在渴望被社会承认并借机拓展业务的民营企业家圈子里，更流传着这样的暗盘：先加入民主党派，支付相当价位的活动费用，便可坐上相应级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椅。
“在人才济济的执政党内要这么快的获得高级别的政治身份肯定要困难很多。”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对记者说，“很难说全部，但可以肯定至少这已经是不少人选择加入民主党派的重要原因了。”
机遇与思考
自从2004年开始，社会上质疑改革的声音逐渐响亮，其间不仅爆发过几次相关话题的“全民辩论”，而且民众也因贫富分化、贪污、分配不公等现象出现了对改革的不同理解。与此同时，中亚一些国家接连在发生颜色革命。今年“两会”期间，中共高层几乎轮番出面强调，要坚持改革的信心。
这些看似与民主党派不相关的事情，却被一些持积极态度的民主党派成员看成是一次机会。
“这说明在今天，中国人对于改革的认同已经降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国际上的压力也在升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对记者说，“中共的领导人应该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在今天更需要凝聚社会共识。”
在中国近代的一些矛盾冲突热点上，诸如1945-1946年的国共和谈、1957年中共整风、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等历史事件中，民主党派曾试图扮演调停缓冲的角色，但并不成功，甚至不受欢迎。
如今，中共作为执政党，几乎独自承担着改革带来的全部压力。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对记者说，“如果能够更好的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中国社会的转型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在这种大背景下，记者接触的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表示，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新中共领导人的更多关注。无论是细节层面上，胡锦涛在接任之初对民主党派元老的谦恭礼让；还是政策层面上，不断释放出的提高民主党派统战价值的信号。
“与革命时期相比，统战工作最大的转变就是现在要对社会越来越多的利益进行整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对凤凰周刊表示，“民主党派应该扩大自己的包容性，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
甄小英说：“苏东剧变的教训就是，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主观上以为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但实际上忽视了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在中国进入关键转折期的今天，民主党派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被认为是中共高级智囊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也谈到，在中国面对周边国家接连发生颜色革命的情况下，政协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政协正好是民主党派最为重要的活动平台。
采访中，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甚至大胆设想，现在的民主党派或可先行承担起类似国外专职议员的角色。“现在全国人大的代表基本上以地域划分，只有军队是职业团体代表，”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主党派成员对记者说，“如果能够以民主党派的身份进入人大，可以加强人大代表的专业性，在现有的空间内，不是没有可行性。”
尽管去今两年，中共频繁释放信号，但并没有具体化安排出台，所以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共与民主党派这对“亲密友党”的关系是否会有更具突破性的发展。不过在1998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接受德国《商报》采访，被问到中国是否允许其他政党成立时，李鹏谈到了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他们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他们代表不同社会界别的人士。”他强调：“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
另一方面，即便是真的被赋予更为重要的政治价值，对1949年以来几经沉浮、不断被改造的民主党派来说，或许是一次更艰难的里程。
“民主党派对现行的政治体制是非常认同的。”九三学社原中央常委刘荣汉说，“要你执政，首先你有足够的人才么？大家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希望能够帮助它少犯错，因为只有中共才有犯错的资本。”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