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粉面膜:2011年《瞭望时评》第4期

领导干部要做到“三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对组工干部提出了胸襟宽阔、眼界宽、思路宽的要求。他指出，做好组织工作首先要胸襟宽阔，胸襟宽阔才能公道正派、甘为人梯；同时还要眼界宽、思路宽，眼界宽、思路宽才能知大局、懂本行、干实事。

　　这一讲话是针对全国组工干部在能力建设上提出的要求，对全国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胸襟宽阔是眼界宽、思路宽的前提，也是领导干部能不能做到清正廉洁的一个重要内因。在当今改革发展推向纵深阶段的时代，领导干部不可能单打独斗地去闯事业打天下，必须紧紧依靠班子一帮人，充分动员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广纳贤明、唯才是举，才能凝聚人心，不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取得一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反之，如果领导干部“武大郎”开店，嫉贤妒能，容不得比自己水平高的人一起共事；或者乐于当“白衣秀士王伦”，周围成天被一帮鼠目寸光、打着各自小九九的小人们阿谀奉承着，胸无大志，只盯着鼻子尖上那点东西，久而久之必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跟不上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甚至在挫折和陷阱面前跌倒。

　　对领导干部而言，胸襟开阔首先就意味着公道正派，意味着善于团结人、宽容人，善于选贤、谦让，特别是善于从善如流、敢于容纳那些“带刺的玫瑰”。有的人恃才傲物、自视清高。如果领导干部不怀着一颗宽容宽厚、公正公平之心对待他们，用其所长、容其所短，就不可能把他们聚集过来为我所用。这样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眼界宽、思路宽，既是检验领导干部胸襟是否开阔的重要条件，也同样是领导干部胸襟开阔与否的保证。现实生活中，一个领导干部如果眼界小、思路窄，往往底气不足，唯恐自己露怯，也就不可能指望其心胸会宽起来。这样的领导干部是难堪重任的。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个别地方在干部调整和选拔工作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苗头：有的干部胸襟、眼界、思路都有问题，实际上已经难以承担更重的担子，但所在的部门和单位为了把此人“隆重”“嫁”出去，挖空心思使出“障眼法”，千方百计掩饰其缺点和不足，故意让组织人事部门受蒙蔽。结果此类干部被调任提拔到他处后，被调入单位叫苦不迭。这种干部推销方式，尽管有组织部门“失察”的教训，但也不能排除干部调出部门和单位领导涉嫌欺骗组织的问题。这种苗头应坚决予以制止。

“70年无偿收回”的干扰

　　新年伊始，普通住房消费者苦等房价下降无望之余，又平添了“土地70年之后会怎样”的新愁，虽然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专家对“无偿收回”作了解释和界定，但不安的情绪并未就此平复。

　　不安不仅来自于政策的不确定性，更来自于法律权威经常随意遭到挑战。上海市“70年到期无偿收回”的公告，明显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于不顾。《物权法》除规定住宅用地自动续期外，还明确了“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也就是说，上海这块商住用地的土地使用者具有选择是否续期的权利，而不是只能被动接受收回。

　　但是，70年之后以什么样的条件续期，还得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明确。对现阶段来说，另一个需要等待的是集体土地的征收与补偿标准。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对于更受关注的集体土地征收，会议提出，考虑到集体土地征收是土地管理法调整的，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抓紧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的规定作出修改。

　　以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相关部门对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方面的调研以及修法工作已历时多年，至今未见成果，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以至社会屡屡听到专家学者呼吁“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不能半途而废”的声音，可见这一工作推进的难度。

　　事实上，在缺乏法律保护之下，强拆事件更多地出现在集体土地领域，正在面临和即将面临土地征收的农民已经开始忧虑今后的生活。如果说70年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还有可以集思广益、审慎决策的时间的话，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对农村土地尤其是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制度完善，完全没有拖延的理由。

　　另一方面，《土地管理法》在1998年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之后，十余年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土地管理关系和土地经济关系的矛盾日益尖锐，有些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修改完善以及进一步探索改革。

针对国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滞后，尤其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进缓慢，刚刚结束的全国国土资源会议连续使用了“加快”的表述，希望能在2011年看到实质性的内容。

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

　　1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公布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及试点地区、试点学校的全部名单，同时要求从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努力解决深层次矛盾。

　　其中，有关教改试点的信息，早在此前的一个多月已有透露：“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重要的专项改革试点内容之一，北京大学等26所部属高校试点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实质，就包括探索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

　　随后，这方面改革的具体做法在一些试点日渐明晰，以至“一退一进”一度成为高校的热门话题。“一退”指复旦大学校长宣布该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将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一进”指山东大学召开的2010年第十四次校长办公会，特邀了3名教授参会，听取了他们就学校有关工作提出的建议。有“叫好”者称，“大家纷纷要求通过总结和完善尽快将其形成制度。”

　　然而，也有评论认为，此“一退”并非真正意义的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依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相关规定，真正的分离，是实现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领导遵循利益回避原则，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否则，只是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校长，还照样掌握着资源调配权，如此，不仅会使原本就没有决策功能的学术委员会进一步成为摆设，更会使校长在此掩护下继续用行政权谋求学术利益。

　　对“一进”也有不同的评说。比如那3名参会的教授，不论是领导点名邀请，还是自愿报名参加，只要未经教代会选举，都不能被称为“教师代表”，因为“代表”意味着赋权和履责。还有，3名教授在校长办公会中占多少比例，有无表决权？

　　依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描述，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归属教授，学校行政是执行决策的机构，也就是说，不是行政领导开会，请教授出席，而是教授们开会决策，通知行政机构负责人参加，目的是让他们了解决策，然后落实决策。只有明确了这种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可能避免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不伦不类。

有评论认为，作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改革高校内部管理的教改试点，上述“一退一进”的改革举措，是经过师生广泛参与讨论、听证、审议的结果，还是校领导以自己的意见代表全体师生意见的结果，也值得追问。在以往行政治校的氛围中，教授们习惯了听领导指挥、被领导管理。如果不改变这一旧有格局，规划未来的教育蓝图就可能再度落空。

突尼斯危机的“颜色”

　　岁末年初，遥远的北非国家突尼斯“乾坤大挪移”。2010年12月17日，南部某地一名在街头售卖水果的青年，因抗议执法人员粗暴对待自焚身亡，导致当地居民与国民卫队发生冲突。此后，突尼斯多处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骚乱。面对如此危局，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似乎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在2011年1月14日突然离境，避难沙特阿拉伯。而在突尼斯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经过博弈，组成团结政府，局势正逐步平静下来。

　　突尼斯的这场骚乱历时很短，但是给人们留下的思考是深刻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场骚乱到底是什么“颜色”。醉心于颜色革命的学者和媒体认为，这场变革是20世纪末期以来中亚和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的继续和在阿拉伯世界的延伸。鉴于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他们将这场变革称为“茉莉花革命”。

　　严格意义上说，突尼斯尽管实现了政权的更迭，但是烈度并不大，也不是对立的两派势力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其目的更不是为了实现“民主和自由”，这种动荡还远远达不到“革命”的标准，它充其量也就是一场社会危机，把它定义为颜色革命的人本身就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

　　当然，这场危机并非没有色彩。在很多突尼斯民众(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下层百姓)眼中，这场动荡是“灰色的”。近二十年来，突尼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国际形象开明，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其持续偏高的失业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突尼斯的就业环境日趋恶化。加上其支柱产业——旅游业深受影响，许多民众眼中的现实和未来都是灰色的。失业青年、街头小贩的自焚行为就是这种灰色忧郁的极端反映。

　　就这些骚乱而言，经济因素是主因，但是其背后的政治背景不可小觑。1987年，本·阿里通过不流血的夺权战登上政治舞台。在其执政期间为突尼斯的经济成长作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其将权力集中于少数的政治家族、不容忍不同意见、不重视民众的改革呼声等，都使得突尼斯政治蒙上了一层“黑金”色彩。新的团结政府刚刚成立后，就宣布将设立“政治改革高级委员会”、“清算贪污腐败和行贿受贿行为全国委员会”、“清算近期滥用职权行为全国委员会”等机构，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改革，这也许是除去黑色的第一步。

　　突尼斯骚乱的效应也可能在其他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发酵，但是对于广大突尼斯人民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重建秩序。在他们看来，突尼斯最需要的是“绿色”，因为绿色象征希望，绿色也代表着可持续的和包容性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