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饮酒歌意大利名:2011年《瞭望时评》第8期

争民工不如争转型

　　对于“民工荒”为何年年“如约而至”，各方各抒己见，有曰“刘易斯拐点迫近”，有曰“城乡二元体制所逼”，虽然意见不一，但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民工荒”仍将成常态却鲜有异议。此种现象究竟是好还是坏，在笔者看来，应该是利大于弊。

　　首先，能成为抢手的“香饽饽”，对广大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让这些长期这些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候人”，也感受了一把被人追捧的幸福，或许还会工资上涨，福利提高，地位上升，这不正是“以人为本”的追求吗？

　　其次，对企业而言，“民工荒”往往意味着要想再招到合适的工人必须要相应调整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政策，而调整政策的结果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表面上看这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分析，则是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动力。

　　可以说，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低成本”发展，为中国商品竞争世界市场，提供了最大的优势。但同时，也让中国经济对低端产业、不需要多少技术的行业和没有创新的企业，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原因很简单，如果仅仅凭借廉价劳动力就能让企业获利，又有谁会愿意投入巨资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进行产业升级呢？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虽然被列为政策目标多年，但实际进展却不尽如人意。

　　“民工荒”的出现，有了让这一现象发生改变的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将迫使企业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使他们能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随着其收入的增长，巨大的消费潜能将有可能转变为实际的消费需求，所谓“通过扩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也就有了更多的依靠。

　　不仅如此，随着农民工消费品位的提高，也将逼迫曾经以这些人为消费对象的低端产品逐渐失去市场空间，因此，企业不得不调整产品结构，此乃产业升级的一重含义。

　　另一方面，随之企业成本的提高，企业曾经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将逐渐消失，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机，就不得不另觅他途，于是企业在成本的重压之下将“被迫”更多地依靠技术升级和品牌建设，此乃产业升级的另一重含义。

因此，使尽软硬手段争抢民工，不如下番苦功夫率先转型。□

“京十五条”的双重控制

　　北京2月16日正式公布的贯彻“国八条”的“京十五条”，被称为“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先前的限购政策之上，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京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京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北京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京籍居民家庭，暂停其在北京购房。

　　“5年时间”和“必须连续”这两项严苛规定，将相当数量的非京籍人士的购房意愿挡在了门外，而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京籍居民家庭在一定时间内也不再有购房资格。此举对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上海、重庆试行房产税的影响，无疑会冻住去年一直疯狂的京城楼市。但成交量的凝固能否有效抑制房价，还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

　　在严格限购之外，“京十五条”中还埋有后手。首先是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在合理调节商品房价格的过程中，保障性住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既保证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又缓解商品房的供求矛盾。“十二五”期间，北京市计划建设、收购各类保障房100万套，比“十一五”翻一番。其中2011年计划通过新建、改建、购买、长期租赁等方式筹集保障性住房20万套以上，发放租赁补贴2万户，竣工保障房10万套。

　　其次，在成交量急跌的情况下，为保障住房供应，避免出现因为供应量短缺导致房价越调越高的老问题的重蹈，北京市规定，土地供应量方面，商品住房用地计划供应量不得低于前2年年均实际供应量；供应结构方面，明确要求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占北京市住房供地的50%，各类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年度供应总量的70%。

　　一方面限制投资需要，另一方面确保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内的住房供给，再加上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税收征管的强化以及建立健全约谈问责机制等，全方位引导房价趋向合理。当然，房价能否趋向合理，还需要看落实。

　　但“京十五条”引出的另一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话题是，严格的限购无疑会影响乃至打压一部分非京籍人群向北京的流动。与不久前的汽车限购政策一样，对非京籍人群的限制更严厉。

这意味着，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北京对小汽车的限制，对购房的限制，均有收紧人口流动的动因。北京市领导明确表示，“利用房地产市场调控各项措施出台的契机，形成倒逼机制，下决心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推进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显然，“京十五条”的影响至少具备双重控制意义。□

城市化痛点

　　2011年第一起强拆事件，比往年来得更早、更猛烈。

　　春节前夕，海南省三亚市“铁锤行动”联合执法组对位于该市凤凰镇芒果村、西瓜村内最大的棚户区实施强拆，致使数千居民流离失所。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三亚政府称，强拆是为了消除消防隐患、环境污染和管理难，并表示若对被强拆居民给予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

　　不可否认，棚户区给三亚市政府带来一定的管理难度。但如果三亚市政府无法对三个拷问释疑，将直接撼动此次行动的合法性。

　　第一问，三亚市政府是否做到执政为民和人性化管理？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此时三亚市政府用冰冷的推土机，将部分民众的栖身之所毁于一旦，缺乏的不仅是“执政为民”的理念，也缺少起码的同情心。

　　“铁锤行动”的名称就让人不寒而栗，透露出的似乎是一种江湖气和霸气，无法与“执政为民”相联系。

　　第二问，三亚市政府是否涉嫌政府违法？对于三亚市政府称对被强拆居民给予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的说辞，公众难以苟同。

　　《物权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尽管三亚棚户区属违章搭建而成，但置于简易棚里的物品，却是居民的合法财产，三亚市政府一声“强拆”将之毁于一旦，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在哪里？

　　在今年1月份才开始正式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当下，三亚市政府通过“铁锤行动”，一锤砸掉的是这个新条例的权威——之前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新条例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取消行政强拆”。

　　另外，迁徙自由是宪法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三亚市政府以粗暴而冰冷的方式，驱赶这些底层民众，更是无法摆脱违法行政的嫌疑。

　　第三问，三亚市政府是否行政不作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最大棚户区”就已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私搭乱建无人过问，缺乏起码的市政设施，问题成堆。直到如今，问题已很严重了，才采取如此不得当的做法来处理，使矛盾更激化，管理上的长期不作为和简单粗暴，已暴露无遗。

　　这样的“铁锤行动”，无疑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痛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迁移，此类激发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利益冲突事件，将会越来越多。

当前，应尽快把“贫民窟”话题纳入城市公共治理中。进城贫民生存状态的改善，固然有赖于制度变迁，但前提必须且只能是，依法保护贫民固有的权利。□

争端更多体现在气氛上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围绕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争端似呈升温之势。日本首相菅直人公开声称，去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北方四岛之一的国后岛的举动是“难以容忍的粗暴行径”。俄罗斯则在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访俄时，不仅直接批评日方的激烈言辞，还欢迎其他国家投资开发南千岛群岛。媒体透露，当地的俄罗斯企业已经与第三国的企业就经济合作签署协议。另外，还有媒体报道，俄有意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军事部署。对于这些报道，日方立刻回应，反对第三国不经日本同意开发北方四岛，关注俄在北方四岛的军事动向。

　　首先，双方立场分歧太大，可预见的将来，难以达成妥协，因此岛屿争端可能持续激化。分歧主要有二：一是如何看待拥有岛屿的根据。俄罗斯认为，南千岛群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本必须承认。日本认为，这些岛屿是其固有领土，被俄罗斯强占。二是如何解决领土问题。前苏联在1956年曾与日本发表共同宣言，承诺缔结和平条约后，把四岛中的齿舞、色丹两岛归还日本。但是，日本坚持要求俄罗斯一次性归还全部四岛。这两个根本分歧决定双方难以妥协，岛屿问题上，一旦双方有过激言辞或任何实际动作，很容易激化矛盾。

　　其次，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也都有意缔结和平条约，争端将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俄方希望获取日方的先进技术并吸引日本企业投资，日方希望获取俄方资源和市场。另外，双方都希望缔结核能协定，扩大核电方面的合作。前原外相访俄时，双方同意建立官民圆桌会议机制，推动经济合作，并设立咨询窗口，解决两国企业在经济合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日方甚至一改之前的立场，愿意同俄方进行高层磋商，讨论在不损害日本法律立场的前提下在北方四岛的共同经济活动。除经济合作外，双方都有意通过缔结和平条约确保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因此，在经济和政治的大局下，双方不会任由争端升级。

　　第三，日方总体克制，避免刺激俄方。尽管菅直人首相强烈批评俄罗斯，前原外相也曾公开声称俄罗斯对岛屿的占领是“非法占据”，但日本政府对现状的反应相对比较克制。去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登岛后，日本一度让驻俄大使回国说明情况，并没有宣称“召回大使”。此后多名俄罗斯官员先后登岛，日方也仅表示遗憾。总体上，日方反应以口头宣示为主，因此，争端更多体现在气氛上，而非实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