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达rg强袭自由好看吗:《读者》2011年第11期【人物】

　　留得青山在
　　文/吴钟麟
　　施蛰存教授最初留给我的印象是风趣幽默。
　　与他拜识纯属偶然。上个世纪曾经开明的1957年春，我就读于华师大中文系。某天中午我习惯地走进了文史楼的一间大教室，却不知那天被用作华东地区各大院校举行学术研讨会的会场，我颇感兴趣也就留下了。那天研讨的就是钱谷融教授轰动文坛的名着《论文学是人学》。钱教授的开场白也别开生面，讲了婚外恋情：
　　“有位先生原来有妻室……他在社交中认识了某位女士，一来二往，两人就情投意合……真正享受到了爱的甜蜜。然而，他却很苦恼，他尽管非常爱她，却不敢挽着那女士的手臂走进社交场合……”说到此，话锋一转，“诸位，我就是那位先生，那位女士就是我的《论文学是人学》！但是今天，我终于把她带到大庭广众中来了！”
　　会场当即掀起欢笑波浪。这次研讨会的主持人就是施蛰存先生。只见他说：“钱老师的大作很精彩，可惜我没拜读完。”我纳闷，怎么这样说？“而钱老师的开场白更精彩，讲了个三角恋爱，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拿出讨论三角恋爱的热情来研讨论文。开始吧！”这下会场像炸开了锅。
　　这是初识风采。当年我们的文学社经常请名作家辅导，有一次就请施教授指导小说创作。没想到他开口第一句话就一个字：抄。大家傻眼了，他还引经据典：“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大家更傻了：这不是误导吗？不仅如此，他还现身说法教我们如何抄得巧妙些，不露破绽：“譬如我熟悉东欧国家文学，就头是抄波兰的，手抄罗马尼亚，脚呢就抄匈牙利的，谁有本事认得出来！”说得大家如坠云里雾里，不过听来颇觉有趣。
　　施教授见大家目瞪口呆，话锋一转：“大家练毛笔字一定写过描红簿吧，一定要按笔顺并且涂满框框，这就是我说的‘抄’，也就是先要模仿，待到摸到规律就可以创造了。我说的匈牙利什么的，意思是阅读面要广，见多才识广，基础大金字塔才高。”
　　原来如此，顿觉施教授博学多才，慈祥可爱。
　　施教授后来执教我们明清文学课，可是他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却让我久久纳闷不解。他是这样自报家门的：
　　“我叫施蛰存，就是被鲁迅鲁老夫子所骂的‘洋场恶少’是也……听我的课要用批判眼光，小心中毒。”
　　这难道也是幽默？好像是又不全是，虽然开学典礼上校党委书记是说过，教你们的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问是有点，但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你们是党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所以要批判吸取。但施教授何以要自损形象呢？而且这阴影始终不散，缭绕听课全程。
　　讲授《西游记》的猪八戒形象，施教授语出惊人地评议说此为农民典型，教室一下子沉寂下来。那时高喊的是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农民为同盟军，二把手呢，可猪八戒形象却不怎么高雅，岂不是丑化农民吗？施教授不为所动，严谨地摆出根据：猪八戒的武器钉耙不就是农民翻地的铁鎝吗？猪八戒饭量大，农民劳动强度大肚量也大；猪八戒比较笨，农民的脑筋转得不是没城里人快吗？说到此身边开始有些浮动，那时有不少工农子弟。施教授提高声调说：“但是猪八戒最可贵可爱的是诚朴忠厚，这也是农民兄弟的特色，农民最朴实厚道。”这下教室轻松了。但施教授还是拖了一句：“这是我个人意见，批判对待，当心中毒，但绝无鄙视农民兄弟。”又十分低调。
　　应该说这个评析颇有见地，但在那时大气候下无所顾忌地提出来，充分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本色：艺术至上。但为何又给自己脸上抹黑呢？不过农村同学神情稍微平静了些，难道是为顾忌这个？
　　不久风云突变，中国大地上那场政治运动，让教授们渐次落马，不由得担心起施教授能否继续教我们。谢天谢地，开学了，他依然踏上讲台，却又是这样开头的：
　　“我是主动向校党委认错的，因为态度好，所以被允许继续讲课。”
　　在有关会议上，施教授似乎没有发表什么过激言论，只是在高年级同学一再上门恳请“还是写一点吧”下，才在《文汇报》上写了两篇短文，其中一篇为《才与德》。施教授介绍说，之所以写是因为看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只是小学程度，却要当教授扎堆的华师大两大系之一的中文系的领导，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只能经常带着外孙女在走廊里晒太阳。他认为老同志对革命有功，应该报恩感谢，但不妨授以禄，不一定授以位，否则既误事也难受。心情是真诚的，然而他又自责：“虽然我是出于好心，思想方法有问题，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嫌。”
　　施教授所说的我们亲眼目睹，也有同感，感觉不到错在哪儿，干吗要检讨呢？但有一点是我们庆幸的，正是这一检讨才让我们继续聆听到幽默风趣又见解独到的讲课。
　　此后听说终于不让施教授讲授文学主课了，而让教第二外国语法语，因为选读的人很少，就可缩小影响。然而他毕竟是古代文学的权威，虽然法语也精通，但由主课降到了副课，由必修课降到了选修课，差了多少等量级！这等于让先锋大将去站岗，让关羽舞短剑。然而施教授又认真地接受了，他说：“学生选修课要求不高，识几个字母，懂点语法，我有两把刷子。”其实他教得很认真，末了他说：“我还可以上讲台，还可做点事。”原来如此。
　　此后我毕业离校，也没与他联系，只知道后来终于不让他上讲台了，赶到资料室，因忙也没去拜望。直到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开始，我才坐不住了。消息传来，教我课的恩师纷纷关进牛棚，频频挨斗，校级领导被斗致死，像施老师那样的在三十年代就挨批的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但走遍原先幽雅如今凄冷的校园，见不到一位老师，在失望之余行将离去时，意外地在堆满落叶的路边的布告栏里发现老师们写的改造日记，我又一次读到施教授的文字：
　　今日劳改的项目是清扫落叶。我扫啊扫，忽然想到昨天不是扫干净了吗，怎么今天又这么多了呢？深入一思考领悟了，昨天扫的是旧的，今天扫的是新的，要不停地扫。这就好比我们这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不停地改造，得改造一辈子。此为劳改之一得。我紧绷的神经顿时宽松了下来：施老师健在。再读一遍禁不住笑了起来。那年头谁敢说不需要思想改造，何况像他这样的所谓“死老虎”？不悔改过得了关！但凭良心说又改造什么呢，此关着实难过。施老师却很巧妙，你说他改造得不认真吗？这真冤枉，你看他每时每刻都在触灵魂。你要说真认真吗？却又没有具体实质内容，由于运用擅长的幽默笔调，打了个擦边球，引人发笑而宽恕。我身旁站着红卫兵头头模样的人，他似乎是来审查的，看完后只嘟哝一句：“这老滑头！”似并不认真，我又松了一口气。施老师又躲过一劫，那年头被认定态度不老实必会加倍挨整。
　　风暴过后是晴朗的天，施老师迎来第二春，重又踏上讲台，并于1993年被上海市授予“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又于1995年荣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敬慰奖”，满载荣誉才以98岁高龄仙逝。
　　直到此时，半个世纪前萦绕我心头的结终于解开：在风浪迭起、命运多舛的年代，施教授的低调、忍受任何委屈，原来都只为留得青山在。只有青山在，才会有柴烧。施蛰存教授不仅是学贯中西的名家，还是善渡险滩恶浪的智者，更是我人生征途的导师。
　　增田达志
　　文/薛萍
　　从日本大阪到中国呼和浩特的和林格尔县，每年的3月至9月，增田达志往返于这两地之间。飞机在呼和浩特落地后，他背着硕大的行囊步行赶往长途汽车站。增田要乘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在浑河北岸的大红城下车，再涉水过河走10多里路才能到达白二爷沙坝。
　　一
　　1999年，我到距离呼和浩特70多公里的白二爷沙坝采访治沙老人云福祥。历史上的白二爷曾经是个水草丰美的地方，从汉代起因为过度放牧，  日益严重的沙化侵蚀让这里变成了不毛之地，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1982年，时任和林格尔县副县长的云福祥主动请缨，带着120名治沙队员进驻白二爷沙坝，经过18年艰苦卓绝的治沙历程，白二爷12万亩荒沙终于披上了绿装。
　　采访过程中，在沙漠深处，我看见——群人在劳动，云福祥老人告诉我，那是增田领着日本人栽树呢。增田?日本人?在中国治沙?我充满好奇。夏天，沙漠里骄阳似火，在沙窝里行走更困难。当我们汗流浃背地走过去时，日本人并没有停下他们手里的活儿，只有增田站在我们面前腼腆地笑着。增田中等个儿，戴副眼镜，黢黑的脸，白白的牙，我根本看不出他是日本人。云福祥老人说，他已经在白二爷治沙3年，会一两句简单的中国话，但当我举着话筒采访他时，增田却笑着一个劲儿摇头，他越听不懂我越急，一句话问了好几遍，最后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大声喊出来：“你为什么来这里治沙?”我原想听到一句境界很高的回答，但增田却憨憨地说：“因为日本没有沙漠。”我顿时无语。采访增田就这样结束了，但增田的笑容、他的回答、那些日本人跪在沙子里认真干活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二
　　2000年，我又一次赴白二爷沙坝，这次是去专程采访增田的，因为带了位翻译，我知道了更多关于增田的情况。
　　1996年，增田出生在日本神户，他毕业于日本大阪大学心理学专业，在日本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美丽的妻子，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衣食无忧。
　　1992年，增田跟随日本治沙之父远山正瑛先生来到中国库布其沙漠恩格贝治沙，那年他26岁。由于他和远山先生对科学治沙有不同的理念和方法，一直以来，增田盼望着能有—片自己的治沙基地。1997年，他沿着库布其沙漠东行来到了白二爷沙坝，找到了云福样老人。他恳请云福祥老人把白二爷最远、最难治理的沙坝给他，老人被他的坚定信念打动，于是，他承包下了1万亩沙漠。
　　增田治理的沙漠是白二爷沙坝最边缘的地带，往返路程近40里。每天早晨6点，他和助手乔二徒步去沙漠，中午为了节省时间不回家，一直干阳避风的地方。早晨带的饭菜得深深埋在沙子里，否则就要馊掉。晚上回去，没有自来水，增田自己担水做饭，吃白水煮面条充饥。在当地，老百姓的山羊是放养，沙丘三上成活的树苗是山羊最好的食物，很多时候，增田和他的助手都在轰赶羊群，然而却常常束手无策。看到成活的树苗被羊啃死，他很心疼，但他理解并同情当地农民的窘迫生活，他说树死了明年再栽，一年一年栽下去总有成活的时候。沙丘上种树成活率很低，头一年得用麦秸在沙丘上打一个个草方格，用于固沙，第二年利用雨季，再在草方格内昼夜不停地栽树苗。即便这样，一旦刮起大风，种好的小树几个晚上就能被大风给摇死。“太难了，这些树可不是一遍就能种起来的。”必须在沙土上种第二遍、第三遍……要想整片的树木全部成活，没有五六遍是不成的，成活率还不到10％。治沙除了种树，还要栽各种耐旱的植物，沙柳、沙棘、苜蓿草……有村民介绍说，这种地面很难种活一棵树，所以他们不得不从几公里外运来黄土，放在挖好的沙坑中，然后才栽上树苗，每隔一两天就要浇一次水，这个过程要持续四五年：“在沙地上浇水，很容易渗走，必须经常浇水，等树的根系长大后，才刁÷刚这么费劲。”在最繁忙的栽树季节，增田得花钱雇用当地的农民和他…起干。乔二告诉我，雨季栽树时增田会给干活的人配备雨衣、雨鞋，人多了他就把自己的雨衣、雨鞋让给别人，沙漠里最苦最累的活他都自己干。因为增田勤劳、能吃苦，又是为当地人种树，当地人都很愿意为他干活。在这里，他无论做什么都得自掏腰包，买麦秸、买树苗、雇用工人、买工具、买雨具、买水、买电、租房子……所有治沙的经费全部自理。冬天，增田匆匆返回日本，教学、写书，做治理沙漠的课题研究，挣到第二年的治沙经费。每一次他从日本回来，老乡们都亲切地问候他：“你回来了。”他们把增田当做是白二爷的人，而事实上，白二爷沙坝也已经成了增田的第二故乡。
　　刘家32号树是一个不大的村落，经济不发达，村民们靠养牛羊补贴生活。这里离增田治理的沙坝最近。12年前，晚上一刮大风，第二天连门都推不开，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村民说：“原来的黄沙坝现在成了绿色的了，树也高了，你看，那一片就像林带一样。”
　　三
　　2007年，增田把当地一所废弃的小学租了—下来，把5间教室改成日式住所，还在院里盖了厨房、卫生间，安装了他自己发明的沼气箱——不仅可以做饭，还方便洗澡。增田终于有了自己的治沙基地。每年都会有大批的日本治沙协力队员来到这里义务治沙，他们中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中学、大学学生。
　　增田屋前有一片小菜园，他种了许多南瓜。闲暇时，增田会在一个铁钵里用力地捣着南瓜面。我说：“你在这里如此辛苦劳作，家人理解吗?”他举着铁钵说：“有这个，南瓜面，带回去，他们高兴。”后来我知道，南瓜面在日本是保健食品，很贵，非常受欢迎，增田是把它当成珍贵的礼物带给家人。我又问他：“你的家人看不到你在中国栽的树、种的草，你的成就感从哪里来?”他打开电脑，里面是他用数码相机记录下的每一棵树、每一片草的生长状态，他说他的妻子就是恩格贝治沙的绿化协力队员，他们在那里相识并相爱，她理解他。
　　从1997年到2000年，增田已经在白二爷沙坝成功治理沙漠2000多亩，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沙如今逐渐被绿色覆盖。增田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着每种植物的特性。他会时不时地站在一棵树前默默地待一会儿，用脚把下面的沙土踩实。在他的眼里，这些树更像他的孩子，他养育它们所付出的艰辛汗水一点一滴洒落在这里，他心里的绿色希望正一寸一寸根植在沙漠里。在白二爷，增田抽着最廉价的中国香烟，说着一口僵硬的中国当地土话；他做饭时蹲在灶口前用力地吹着火苗，满脸烟灰：清水煮面拌酱，看着他蹲在那儿吃得那么香，我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他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
　　以后的几年里，我曾多次去过白二爷沙坝，每一次见到增田都让我感动不已。他治理的荒沙面积在一天天扩大，3000亩、  5000亩、7000亩……昔日的沙丘更绿了，树更粗了，他的中国话更熟练了，他还学会了开农用拖拉机。他为助手乔二购置了一辆面包车。现在他只要回到中国，下了飞机，乔二就会开车到机场接他，比以前方便了许多。一次，我们到白二爷沙坝，正赶上日本绿化协力队员的到来。这些来自日本的志愿者一来到这片沙漠，就放下行李跟随增田去植树。从1997年到现在，十几年来，增田已经在白二爷沙坝治理沙丘7000多亩，成活的杨树达7万多株，沙柳6万株，种草3000多亩。如今，7000多亩荒沙已经完全披上了绿装，增田为治沙投入的资金已达500多万元人民币。2010年，增田又移师内蒙古西部的达拉特旗，在那里他和别人合作承包了两万亩沙丘，增田说，他在中国治沙的脚步不会停下来。
　　长久以来，我总想把增田的故事讲得完满。但每一次他给我带来的惊喜，都会成为上一次采访的缺憾。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问他要在中国治沙到什么时候?增田依然笑着说：“到老了，八九十岁，干不动了，死了就埋在这里。”到此，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困惑我十几年的问题，人生的价值其实各有不同，增田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种下的那些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生命有限，而绿树常青。
　　
　　回忆顾城和谢烨
　　文/舒婷
　　顾城死的前一年，我见到他和谢烨，我还送了谢烨好几件衣服。我走的时候把我的衣服都放在床上，摊着让谢烨挑，你需要什么都挑走。她挑走了一件水洗的真丝磨砂的夹克，一件红衬衫，一件牛仔裤，苹果牌的牛仔裤。第二年就听到她出事了。她死的时候肯定穿着我的衣服，真的。因为他们在国外非常节省，非常非常节省。
　　后来我看到别人写的文章，我觉得很生气，里面好像对顾城有点误会，说顾城养了两百多只鸡，说他有嗜血的本性，居然在一夜之间把这些鸡都给杀了。这话是不对的。
　　事实上，是执法的小官吏上岛来，给他限定3天以内要把鸡剩下12只，如果两百多只就侵犯了他人利益。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些鸡都杀了。谢烨跟我说的，说得非常生动，说他们怎么杀：舒婷啊，杀得真是血流遍地！她说，杀两百只鸡，3天以内必须要杀完。他杀这个鸡确实是迫不得已，但是有人把他说成是嗜血成性啊，亲手养的鸡，一夜把它杀光。说得顾城原来就有杀人的倾向似的。
　　我觉得顾城其实很可怜的。真是很可怜。开始的时候，谢烨跟顾城在一起其实很苦，非常痛苦。痛苦的原因是，顾城不要谢烨打扮，谢烨上海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完全是得到最残酷的压制。顾城不让她戴耳环戴项链，穿衣服都要顾城审过。谢烨跟我们游泳，顾城就很不高兴，不喜欢她穿游泳衣在公众场所。我们游泳在一个美国佬的游泳池里，我，还有谢烨，还有艾蓓，反正很多人，而且里面可能还有北岛，还有几个男的诗人在一起，顾城就不下来，而且脸上很臭。我根本就没想到顾城会这样的。都是老朋友，有什么好忌讳的。
　　外国人，包括很多汉学家都认为，顾城的诗是谢烨写的，因为都是谢烨在外面出面，翻译啊，而且包括顾城的版权代理，都是谢烨帮他签帮他看的。他朗诵的时候，他上台之前，谢烨还给他提条给他改字呢。就像舒曼和克拉拉。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外国人他不懂。他们觉得谢烨聪明又漂亮，又能应酬。像小说。
　　他们那个小屋是他们两个人亲手盖的，吃了很多苦。顾城跟我讲，怎么从山上把石头搬下来，为了盖这石头屋，盖了洗澡，又没自来水啊，做个蓄水池在屋顶上，怎么艰苦。讲了很多这种事。这小屋是顾城整个的心血，作为一个男人，顾城到那时候神经也崩溃了。设想一下，如果顾城自杀，事情就会很圆满。他自杀，然后谢烨整理顾城的东西、遗物，出版，儿子也很好了。而且将来再结婚，在西方也是理所应当的。她如果不结婚，我们还要劝她结婚呢。你不能用常情来推测他们。所以说顾城是天生的杀人犯，是不对的。
　　那时，我跟江河比较谈得来。因为我们老是一起开会。那时候江河跟北岛开始有点分歧了。79年见到杨炼。他们那时候很穷。在北京，他们两个来看我，顾城隔段时间就要到窗户看一眼。我说“干吗？”他们说自行车放在下面，怕人家偷了。我说：“你们怎么不坐地铁来？”他从他什么大院到我这里来，我住在京西宾馆，地铁就是一毛钱。他说：“我们就是没有一毛钱。”他们连一毛钱都没有。
　　他们后来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有人给他们寄了一笔稿费，很大，一百五十块。就很开心，跟谢烨两个人手拉手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手拉手去存在银行里。可是到下午就发现了，必须去领十块钱买白菜。然后就手拉手去领了十块钱。第二天早上，又发现他们自行车胎破了，就跟谢烨手拉手，又去领了十块钱。后来那个小姐就问他：“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我觉得太好玩了！一百五十块钱对他们就是巨款。后来我就开玩笑说他们，他们一直走路鞋破了，再去领十块钱买双鞋子。
　　他的稿费非常少。都是五块七块三块的。虽然和家人住在一起，让他自己生活自己买菜。顾城就做了一大锅白菜粉丝豆腐，天天跟他老婆两个人吃这个。一锅菜，中午吃剩了就晚上吃。后来92年到了美国，那时候顾城的精神已经比较异常了，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住在旅馆，旅馆的早餐是不要花钱的。我比较迟起来，拿了杯咖啡，拿了块蛋糕，蛋糕吃了一半，太甜了，就放了一半在咖啡盘子上。顾城把我的一半就拿来吃了。我以为顾城是傻，不懂，我说：“顾城，那边很多？”那早餐有很多东西啊，意思是你不要拿这半块，我吃剩的嘛。
　　谢烨就跟我说：“你不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七块蛋糕了。”为什么呢，那个美国佬发给我们钱，三天发两百块，三天三天发。三天两百块美金，自己吃饭，早饭是旅馆给。晚上经常有宴请和Party，几乎都有，没有自己吃晚餐的机会。就一顿午餐，附近吃一碗海鲜面，有大虾，有鱼片，有肉片，一大碗面才四块九，加小费也不过五块五吧。这个他都舍不得花。
　　他把七块蛋糕吃了，然后就去睡觉，睡到下午四点起来，准备吃晚饭。这是谢烨说的。我心里很难过。人家每三天给你两百块钱，等于一天有七十块钱吧，完全够你吃两顿饭的。但他舍不得吃。这不怪他，我觉得他是缺钱缺怕了。
　　谢烨早就应该动摇了，早就应该离开了，她离开是没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世俗的角度看，在那个年代里，谢烨如果不是跟顾城有这一层婚姻，她不可能在国外走。
　　一次，我们去逛一个小商店，谢烨看到一个玩具，是个小青蛙，摁一下，哒哒哒叫一下。下面写的是中国制造。谢烨就说，我这个买给儿子。才1.99美金。在国外，两美金，付小费都不止。她就出去了，就去付账。顾城就坐在地上，真坐在地上，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坐在地上不走了。我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以为顾城犯病呢，我赶紧过去，“顾城你需要一杯水。”谢烨就很生气，在旁边就哭了，说：“他就这个死样子，他就因为我买了这个东西，他就这死样子！”我就说：“我买了，我买给木耳（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叫木耳—编者注）。我买了。”后来他不好意思，起来了，我们才一起走。我一路上一直在说他。他也不说话。他这个事情已经很异常。)
　　70年代未80年代初，我们这帮诗人中间，比较像男子汉的，在花钱上面，一个是北岛，再有一个就是顾城。有次印象最深了，大家去看我我请他们吃饭。好了，那一帮人就坐在远远的椅子上，说说笑笑，热闹，看着我去点菜，付钱，一盘一盘给他们送菜，送啤酒，北京那种黄色塑料杯的。花的钱极便宜，可是没有一个男子汉过来帮忙的。我当时觉得，北京人太混蛋了，根本不像绅士！如果在南方，女士跟一帮男士吃饭，即使我要付钱，也有人来和我争一争。如果没有争一争，至少来帮我端菜拿酒，哪有一帮人坐在那里看着我。我觉得北京人太没有绅士风度了。
　　但是，只有顾城，拿了一张十块钱来跟我争，那十块钱非常小心地折得干干净净的，来跟我争付钱。当然我不会要他付钱。比较其他男人，顾城还是显得很有绅士风度。他比他们都穷。这事情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不认为顾城是一个小气的人！而是因为他确实太没有办法了。
　　他那个小岛要分期付款，如果他没付款，银行要没收回去，拍卖，他就无家可归。木耳寄放在酋长家里，酋长就到法院去告他们不能负父母责任。顾城没有钱雇律师，他就替顾城雇了一个律师，酋长居然自己请律师跟顾城打官司。顾城说，为了表示他有抚养能力，他要象征性地每年给这毛利人酋长付一点他儿子的抚养费，不然要剥夺他的抚养权利，毛利人就想把这孩子接管。为了保住这个儿子，他必须还得付这个钱。所以他说：我在外面参加笔会，跑来跑去，所有的钱我都必须带回家去。我觉得他最可怜了。
　　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上，我最想念顾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民国的秋波
　　文/风吹阑叶
　　荀慧生：明媚的眼神
　　京剧荀派创始人荀慧生的纪录片播放时，我着意看了一下，他的艺术之路令人羡慕。四十多年不间断用毛笔写日记，故后日记被整理成书。拜吴昌硕等大师为师，学画，每天以画为日记，坚持四十多年，光是那些用小楷写得端端正正的日记本封面，就令人羡慕。以艺术为生命的人，在现今的社会已不多见了。何况诗书画相伴一生，只为加强修养，增加唱戏时的底蕴。
　　荀派红娘颇为活泼生动，比崔莺莺呆呆坐在那儿漂亮多了。身形如燕，旋转翻飞，衣袂翩翩。男旦眼睛里有训练出来的比女人还媚的媚态，这样的媚态终生伴着一个人。我们在庸碌的生活和世俗的价值观里苟且偷生，这样明媚的眼睛早就被疲惫的眼睛代替。而荀慧生的眼睛终生都顾盼生姿，里面没有阴影。
　　整理日记的作者说：“他的气质是一个大人物。”那样明媚的眼神，那样四十年写下来的日记和画的中国画，想不成大人物都难。荀慧生饰演的苏三，穿囚衣、戴枷锁，凄哀的表情里尽透着蚀骨的娇媚，娇媚里竟还有深一层的欢喜。她（他）略偏了头，凄凄哀哀又爽利地一路唱下去，毒药似的声音，这声音他用书画诗词浸淫了四十多年。
　　荀慧生的儿媳已经很老了，她出来讲故翁的旧事。穿戴体面，化着就是年轻女孩也不可能化的浓妆，浓如京戏舞台上的花旦。眉长长描了下去，嘴鲜红，虽然难见美丽，却隆重而雍容——在一个把浓妆
　　当做出镜习惯的人家里，本身透出的就是水袖翻飞里的云容水貌。
　　荀慧生生前植果树四十余棵，结了果，用篮子装了上好的，分别写上：送老舍，送梅兰芳……次一些的自己吃。一点一滴透着的华贵，如同京剧唱腔里回转拖长的那一声，那么清越，让你欲罢不能。
　　梅兰芳：风吹荷叶煞
　　在网上找梅兰芳的《天女散花》，那个声音谜一样打不开，我的文字锁在一隙之念里也出不来。虽然满漾着的、是一支怨而又悲、悲而又从容的曲子，一经梅兰芳六十余载的襟袖漂染，眼眸过处，都是它，凡世里种种际遇变幻、疯狂嘈杂皆是它！
　　《天女散花》正是梅兰芳六十岁以后，扮相不再甜美，而一世修为却融得恰好的精致戏目。它是有性格的，是有情绪的，是沉淀下来的老酒。
　　想当年梅先生红遍大江南北、红遍世界的盛况，自是他开创新京戏的结果。谁曾想，曾经那样扮相娇美的贵妃成了步履迟缓的天女，那一副清越如铁筝的嗓子，一旦放开来，还是又宽又广，又高又亮，又厚又醇。你触不到它的远，摸不到它的高。云头在上，风在远风之外。我幼年时，跟着父亲听电视里的梅先生唱贵妃，《贵妃醉酒》里酒到酣处，那高音惊得你心头的一朵莲花落了，浮在湖心，一直浮在湖心，十数载。
　　徽班进京一百五十年之后，京剧这个剧种已到了成熟的阶段，稳健的变革与突破足以把它推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梅先生就是担当它的人。然而再过五十年，京剧未逃脱它由盛而衰的命运。
　　可我喜欢六十岁的梅先生扮二八佳人，依然妩媚多情，回头，流盼，一份文化之韵竟胜却当年。从容之韵，把岁月轻拈在指尖调笑又调笑，京戏是老而弥醇的。梅先生的旧照里，他梳着整洁的头，着笔挺的西服，总是笑着，那一份笑，别人亦学不来。这一份从容，是从少年就修习而起，它让他经历了多少磨难，磨得珠圆玉润。京戏是在梅先生手中盛极，又随着他的老去而老去的。
　　这浮华的世，喧哗的白昼，夜深沉啊。那一方戏台，无迹可寻，我却在一些录制粗糙的旧录音带里寻到了旧日风流。他的清越高拔挑开夜幕传来，刀刃一样，割破那些平庸复平庸的日常。高亢处，从容到让人心停止跳动，你知道什么叫岁月不惊吗？听听梅先生的高音，高音里的不惊才当得起“从容”二字。那样的熨帖在心尖，足以裂帛，足以令锦成灰。
　　《散花》里那支《风吹荷叶煞》：
　　天上龙华会罢……锦排场本是假，箭机关俺自耍，莽灵山藤牵蔓挂，作践了几领袈裟……任凭我三昧罢、游戏毗耶。千般生也灭也迷也悟也，管他凭么挣扎，着了语言文字须差。锦绣一样的唱词，也只有梅先生的嗓子配得起它。调子清凉得如荷上之露，是煮沸的草药，敷着你那些从容不了的创口。你还不知道从容是什么吗？这夜啊，竟有那般深的感激令人泫然涕泪，莫辨悲喜。“管他凭么挣扎？”
　　休挣扎，挣也是它，放也是它。
　　言慧珠：美人
　　我是爱着美人们的。言慧珠是嗓子美人，朱天文是文字美人，薛素素是画画美人，林青霞是身体美人，杰奎琳是理性美人。
　　当年言慧珠就是在风雨如晦的日子，被父亲言菊朋站在檐下教唱：“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凄凉苍劲的歌声映照出苍茫雨天，以及很多年后的苍茫雨天。唱老生的言菊朋四十岁后嗓子坏了，改走精致纤巧、讲究韵味的路子。然而戏境日衰，当真应了那句唱词的晚境。好在言慧珠在偷偷学程派之后被父亲发现，改学了适合她清丽嗓音的梅派，言慧珠这个名字，是沾上了梅兰之无尽芳香的。
　　言慧珠的《玉堂春》越过暮秋花荫秋千架，沉沉前奏市井得令人泫然，小人物的歌哭欢笑，一应心声挣扎踉跄，枉想飞翔，枉想成针，成刺，成锋刃，成悲愤，成重谏。一具画得桃红柳绿的京戏旦角脸谱，眉梢斜飞到鬓边，粉白的脸重涂脂粉，浓艳得令人凄惶。尘世承载厚重的脂粉，眼皮墨黑到莹然有泪，腮红上得隆重，青春的斜红重抹，竟只为穿了囚衣、戴了锁链唱一曲《苏三起解》。
　　然而这些竟只是为了给她的嗓子铺起一道华丽的夜幕，好比夜明珠，只在夜粗浊的呼吸里吞吐吸纳，发光或照亮，排开一众凡器俗物，发出高音。
　　言慧珠的嗓音是那只旋转自由的蝶，轻巧掠过你的惊慌昏乱，放纵在声色里。旧时光又回来，民国或更早……20世纪70年代的旧巷，“文革”的余幸，长满厚厚的苔藓，马头墙上荒草丛生，古城墙砖石厚重，芰荷勾角铁画花纹的瓦当，你不细看，它就已藏在你怀旧的意识里，然而有一天它会消失。我背着书包自马头墙下经过，《玉堂春》尖着嗓子绕着城墙旋转，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没有休止，仿佛一个线性符号。我们的下一代，是不会再遇到这仿佛鬼魅附体的一瞬了。蜀中的金银花白皑皑开了一树，花粉纷纷，又黄了，人老珠黄的黄。
　　言慧珠的嗓子是不会老的。一如众美人老去，而伊不老。林青霞身着华贵的白色露肩晚礼服，曳地，跟她年轻时那件湖蓝色真丝绉纱的连衣裙一模一样的款式，然而锁骨里尽是干枯皱纹，令人不忍卒睹。当年那位怡然挂坐在秋千架上惊艳众生的美人，实在是经不得老。心底一块玉猝然坠地，碎裂又碎裂，不愿拾起。我想我是多么冷漠无情。
　　“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过眼云烟化灰尘。到如今，恍如隔世人……”词句转折间的金石敲击、锦帛撕裂之声，蝴蝶之翼的颤动、飞翔焉能相提并论？当你爱上她的声音，就会对她的长相好奇。有一阵我四处搜寻她着戏装的照片。原来，她有这样婉丽低落的姿态。这样的美人，不是凭着青春容颜的。在什么年龄，她都是高枝上那皑皑的一朵！是你的、我的华贵寂寞时的尺素寸心，是我们一世的莲花。然而1966年，“文革”浩劫夺去了她的艺术生命，四十七岁的美人在一次备受摧残的批斗之后，身着戏装自缢身亡。许姬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为她作挽联：“惊变埋玉，洛水神悲生死恨；还巢失凤，游园遥想牡丹亭。”一代戏剧表演家就此香殒于世。
　　21世纪，小康生活里，我们的颓废和空阔，朽木般附着在时光之树上。为什么会有深深的怅惘？“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我似乎只会背这阕词。
　　一座空城。另一座空城。
　　言慧珠的《玉堂春》还在唱，不会老去的时光，过去和今天的繁华盛世，那一片嗓子里的音色，镶金嵌银。
　　像《玉堂春》的唱词那么华贵寂寞，像一位旧年名伶那么华贵寂寞，像一整座空城那么华贵寂寞，像精雕细刻的西王母像那么华贵寂寞，像一首汉乐府那么华贵寂寞。我的华贵寂寞，你的华贵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