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忠诚的魔刃豹:美國漢學家石約翰:辛亥是三重革命 孔子很激進

　   1907年至1917年，革命中的傷員。來源：Yale University-in-China Archives, Yale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石約翰　　（John E. Schrecker）　　美國漢學家，師從漢學大師費正清，布蘭代斯（Brandeis）大學歷史系教授，同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

　 　編者按：辛亥革命是改變中國命運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同時它對整個亞洲和世界格局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但長期以來，我們很少從全球視角來觀照，值此辛亥百年紀念之時，本報特專訪雪珥、陶短房、薩蘇、石約翰四位海外學者，以為讀者們展示一個更立體的辛亥革命。

　　知道石約翰先生，源於《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它10多年前已譯成中文，可惜讀者並不多。

　　太多的人在埋頭趕路，他們沒興趣盤點過去，更何況是一個外國人的看法。

　　然而，石約翰如此不同，他打破了慣有的“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的敘事模式，而是用“封建—郡縣”來重新解讀歷史。在他看來，近代中國遭遇的並非“封建”阻力，因為早在宋代，中國便已過渡為郡縣制度了。

　　郡縣制度有更強的市民精神，更繁榮的商業往來，更深厚的人文積澱，但，它缺乏封建制度所提倡的騎士精神和戰爭能力。因此，在與剛剛步入郡縣的西方對抗中，傳統中國一敗再敗。

　　面對的挑戰前所未有——西方既有郡縣的制度與文化優勢，又有封建的好戰與信仰。而日本的崛起，更令國人焦慮，但事實上，日本社會當時正從封建向郡縣過渡，可直接抄襲西方的典章制度，因為兩者社會形態太相似了，而中國的情況要複雜得多。

　　為強行超車，一時間，制度決定論、工具決定論、文化決定論等紛紛登場，人們急於打碎一切，再按西方的配方重新組裝。

　　石約翰的洞察力在於，他發現中國文化具有“革命”的傳統，失去秩序被公認為是必要的，符合道義。於是，在看不到路時，“革命”便會週期性地爆發，一次不成功，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然而，慘痛的代價付出後，我們應有怎樣的反思？適逢《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再版的契機，本報記者專訪了石約翰先生。

　　辛亥是三重革命

　　北京晨報：今年是辛亥百年，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您的看法如何？

　　石約翰：辛亥革命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價值，影響巨大，在我看來，它是三重革命：首先，推翻了清王朝250多年的統治；第二，改變了中國1000多年的社會制度，即從宋朝以後形成的郡縣制；第三，結束了中國4000多年的帝制。辛亥革命是基於中國自身激進傳統而爆發的重大政治事件，這也許是最後一次。

　　北京晨報：您提到中國的激進傳統，這是個有趣的說法。

　　石約翰：中國的激進傳統有著很長的歷史，它非常微妙，在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普通平民中都能發現這種傳統的蹤跡。中國文化中最主要的思想家都有激進的一面，包括那些偉大的儒家學者，像孔子、孟子、王陽明、顧炎武、黃宗羲和康有為等，其實，孫中山本人也非常崇尚這個傳統。我無法非常詳細地敘述我對激進傳統的理解，在我這本《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中佔了很大篇幅。書中我用傳統的中國社會理論，特別是激進傳統，來理解中國歷史以及中國與西方的關係。

　　孔子其實很激進

　　北京晨報：中國文化激進傳統是怎麼形成的？

　　石約翰：儒學一直是批判哲學，從這個角度看，儒學是很激進、很進步的，它總是關注時代的現實與理想社會之間的距離，總是通過理想社會對現實進行徹底批評。儒家學者們賦予統治者以很大責任，教育被解釋成不平等的根源和消除不平等的途徑，這是儒學的精髓。他們支援激烈的變革，孔子本人就說過：“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北京晨報：孔子為什麼這麼激進？

　　石約翰：因為當時中國正處於從封建社會向郡縣社會的轉型期，儒家試圖建立一套倫理等級體制，以取代封建社會忠誠的價值觀，從而適應郡縣社會的需要。我們可以看到，儒學的典型特徵就是封建與郡縣價值觀的融合：一方面，統治者應與他人分享權力，不能過於集權化、官僚化，這是封建貴族的理想，另一方面，允許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受更多壓制，這是郡縣制的理想。儒家提出了大同觀念，但很明顯，構成大同觀念的幾個因素具有互相矛盾的性質。

　　現代包裝下的老傳統

　　北京晨報：1840年以後，東西方文明劇烈衝撞，可為什麼有千年郡縣傳統的中國，要向進入郡縣制度不久的西方取經呢？

　　石約翰：一方面，西方為解決國家重大經濟問題提供了一些途徑，另一方面，當時西方社會仍有強大的封建力量，而中國早已失去了這方面的傳統，這些力量可以為大同理想提供支援，這對於革命者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社會和價值觀感到困惑和絕望。乙太平天國為例，最重要的是“超常發展”觀念的輸入，此外，西方文化中的封建因素也為太平軍提供了作戰的精神動力、紀律和效率等。

　　北京晨報：是否可以這樣認為，辛亥革命的許多主張，表面上看是西方的，但依然帶有傳統的痕跡？

　　石約翰：就我所知，中國傳統思想家從沒公開提倡過共和主義，雖然許多人把早期的禪讓制理想化了，孫中山的靈感似乎主要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然而，這一觀念與大同理想是和諧一致的，都是通過復興古代觀念來抑制君主專制。

　　權力失控釀危局

　　北京晨報：孫中山先生的靈感來自美國，可為何一些美國學者對他評價不高？

　　石約翰：的確，中國人一致崇敬孫中山，但在西方學術界，他通常被批評。這其中部分原因在於，西方沒有充分認識到孫對中國作出的貢獻，他們沒有從歷史和傳統中國社會理論的視角去看這場革命，而只有通過這個視角，孫的貢獻才能被充分理解和欣賞。

　　北京晨報：但辛亥革命似乎並沒取得預想的效果，為什麼？

　　石約翰：在辛亥革命後的十年中，人們發現清朝覆滅並沒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即：內部腐敗和外部侵略。革命使反對清朝的各種力量團結到了一起，也為社會變革清除了障礙，提供了基礎，人們雖然看到了各種新發展的苗頭，但它也證明建立一個新體制遠比推翻一個舊體制要難得多。事實上，當時一些事情甚至變得更糟了。當時，覆滅的不僅是清朝的統治，還有君主制和傳承千年的郡縣制度，權力失控引得社會各方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但誰來統治才是合法的？並沒有明確的標準，因此，那些能操縱軍隊的鐵腕權勢通常掌握了權力。

　　當革命成了習慣

　　北京晨報：辛亥之後，為什麼革命會成為時髦話語？

　　石約翰：對於這個問題，有一種認識是，當時中國需要一場影響廣泛的大變革，而“革命”恰好契合了這一目標。

　　北京晨報：既然在辛亥革命的背後，也有傳統激進文化的助力，可為什麼此後傳統卻成了一個貶義詞，甚至人們爭相去批判傳統呢？

　　石約翰：新文化運動後，中國人開始趨向於批判傳統，其中有很多原因，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後出現了內亂加外患的極端情況。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成為新文化運動先鋒的年輕人，對通過辛亥革命這樣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問題徹底失望，他們開始尋找更“根本”的原因，他們認定中國人苦難的根源在中國文化。此外，與領導辛亥革命的一代人完全不同的是，領導新文化運動的那代人認為，中國的苦難並不是由清朝的社會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郡縣制度造成的，甚至不是由君主製造成的，他們認為中國的災難是從中國文明最深處發展出來的，他們將中國此前各朝各代看成是一個整體，認為整個社會形態是中國災難的根本原因。

　　傳統終將歸來

　　北京晨報：傳統的喪失，可能是中國現代化之路上付出的最大的代價。

　　石約翰：關鍵在於，新文化運動將中國歷史視為一個整體，認為“傳統”就是“現代”的反義詞，認為必須要與它徹底決裂才正確。換句話說，新文化運動的一代完全採用了西方“超常發展”的思想。此外，他們只看到了儒家思想保守的一面，中國傳統中激進的一面幾乎完全被遺忘。

　　北京晨報：直到今天，許多中國人仍然相信傳統是壞的，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將從此喪失傳統？

　　石約翰：這種觀點也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遺產，人們只看到中國傳統保守的一面，卻極大地忽略了傳統的吸引力。其實，我在書的最後一段裏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無論出現什麼緊迫問題，可以毫無疑問地說，社會理論的偉大傳統和儒家學派的政治理想主義不可能長久保持湮沒無聞。人們也不會懷疑，中國人民一定能夠以他們豐富的歷史經驗，找到一種適當的途徑，來應付各種挑戰，並通過這些努力與探索，為世界文化發展做出重大貢獻。（注：本文根據電郵採訪完成，對石約翰先生的回復進行了編輯修改和刪節，並根據他的意見，部分內容引用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一書中的內容。）

　　（注：本版配圖引自劉香成先生的《1911：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一書。未經世界圖書出版公司或劉香成先生本人許可，請勿轉載。）

　　晨報記者 廖恬、蔡輝/文

來源：北京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