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版本microsoft word:黔东南一位青年远征军的抗日故事

 黔东南一位青年远征军的抗日故事18岁参加远征军抗日，辗转印度、孟买、缅甸等5国浴血奋战。国内吃紧，回身救援，目睹芷江日本投降仪式。抗战胜利，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毅然解甲归田。然而，在当地，他的传奇故事却鲜为人知。临死前，老人最后的遗... 全文↓来自：张维军 | 阅读原文 - 发给好友 - 收藏加标签 | 更多作者：林栖 | 来自：张维军18岁参加远征军抗日，辗转印度、孟买、缅甸等5国浴血奋战。国内吃紧，回身救援，目睹芷江日本投降仪式。抗战胜利，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毅然解甲归田。然而，在当地，他的传奇故事却鲜为人知。临死前，老人最后的遗愿只是：请求族人让他的名字和事迹进入“家谱”——

黔东南一位青年远征军的抗日故事
  
12月2日上午，75岁高龄的原岑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透松先生，拿着一本黄黄的、厚厚的稿纸来到办公室，找到笔者，说那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日故事。看过稿件时，才知道是一本用毛笔亲手写下的日记，长达2万余言。封面上写着：“《抗日志士的灵魂》，黄建中撰。”的大字。
笔者一口气读完了日记内容。讲述的全是黄建中本人在印度、孟买、缅甸等5国抗日时的亲身经历，令人惊心动魄。
黄透松是《岑巩县志》的主编，是考究当地历史的权威学者。据他说，黄建中是他的同乡（剑河县南寨乡）本家，1995年8月1日晚上，已是72岁高龄的黄建中专程来到岑巩县家中找他，要求让自己的抗日事迹写进黄家的“家谱”，请求黄透松先生帮他这个忙，并把自己亲手写下的《抗日志士的灵魂》回忆录交给了他。
笔者现将《抗日志士的灵魂》中的情节整理、摘录如下。
投笔从戎
    我是1940年考取国立贵州榕江师范的，在学校读书仅一年零两个月后，听校长黄质夫讲：现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通电全国，说印度加尔各答开设有一个中英美联合机械化学校，招收一批知识青年去训练学开飞机、汽车、火车和轮船等。当时我想，时值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身为中华儿女，理应舍死忘生，救护国难！
因此，我自愿报名参加国立贵州榕江师范青年远征军。后得到校长黄质夫的批准，经榕江县医院检验合格，我于1941年4月离开母校奔赴疆场。
四天后，我们才辗转来到贵阳，在省城临时接受3个多月的军事训练。
1941年6月，我们教导第四团团长杨森接重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来电：“你团学员，立即开赴昆明集中整编后，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受训。”我们600余名学员，奉令在贵阳河滨公园门口大厦大学校址前集中，分乘木炭车，向云南方向前进。
7月23日上午9时，我们从昆明乘美国军用航空运输大队的飞机去印度。
当天下午3时，美国运输机安全着陆，利多后勤部的人员，驾着大卡车到机场迎接我们。此地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下飞机后，我们光着脚板，走在机场跑道上，脚板烫得辣乎乎的。驾驶员把我们拉到沐浴室洗了澡，每人换上美国供给的军装后，才由驾驶员把我们送到营房。我们分居在数不清的帐蓬里，3人1个帐蓬，每人1张行军床、1床毛毯。
我们到利多后勤部，住了16天，还未见印度加尔各答中英美联合机械化学校来接，大家心里充满了疑虑。
到了第18天，来了一个当官的，声言前线急需兵援，让我们暂时前往补充。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安排哪几营到新一军，哪几营到新六军，并命令我们第二天就要出发，不得有误，否则，以军法从事。
看来，在国内何应钦让我们到印度加尔各答中英美联合机械化学校培训是假，叫我们来补充打仗是真。
首战告捷
此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看到形势逼迫，已经到了非动用大本营不可的地步了。
日本最高指挥部派遣日本最精锐的部队关东军18师团，立即前往印度作战，以期达到他们切断美国由印度南木加架设到中国云南省昆明的两根汽油管的野心。日本指挥官把关东军18师团几万人的部队，偷偷引进印度野人山深谷，进去后，鸦雀无声。但是，他们的行动却被我军前沿部队侦察到了。
原来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一股援兵，根本不知道是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18师团。
我军指挥员迅速报请史迪威将军：在野人山深谷，有日军无数，要求在今夜天未亮以前，出动轰炸机100架，进行重弹轰炸，次用山炮袭击，再用坦克冲锋，步兵随坦克进发，各兵种按指挥部的无线电信号行动。
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军发起了总攻。等到天亮时，敌营毫无反响，坦克和步兵冲下去了，也不见反击。用望远镜一看，沙滩上，日本兵尸体像排红苕一样。只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仔细搜索，在一块土埂脚下，发现一个断了脚的日本鬼子。他还负隅顽抗，连开三枪，打死打伤我军搜索兵各1名。
我们怕他们都死绝了，死无对证，一定要抓活的。我们像岩鹰抓小鸡，由他头上捕下去，骑在他的背上，任由我们捆绑。这个日本战俘被立即送往印度加尔各答总指挥部，又转送到重庆军事法庭受审，不知后事如何？
这次战斗，我军只付出死1名、伤1名的代价，换取日本关东军十八师团几万人头，这是预想不到的奇迹。
中国部队在印度全歼日本最精锐部队关东军18师团的消息，由美国陆海空三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急报纽约白宫罗斯福总统得知，又报重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这一电波，在太空中不停地回旋，被全世界各国收听到了，一时名震中外。
乘胜追击
我们奉史迪威将军及我军长廖跃湘的命令，抢渡黑水河，饮战卡马因。
等我们来到黑水河边一看，河面虽然不宽，大约10米左右，可是桥面被日寇撤退时炸烂了，无法通行，死在河里的人马不少。
听翻译官和带路人讲，这条黑水河，不知底细的外方人，往往会淹死在河中，不可下河强渡，一定要找到桥礅搭桥铺路，才能通行。经过工程兵和战友们几个小时的忙碌，桥接通了，部队继续前进。
约走六、七里，又遇上一片沼泽。水深齐腰，大概十几里远。天又快黑了，实在无法前进。前不巴村，又无山坡。幸喜沼泽之中树木很多，于是我军指挥员，命令所有官兵一律把背包枪弹顶在头上，背靠树干投宿，各吃自带的罐头和饼干，待天明再作打算。我们三、四百人好比集体坐了一夜水牢。
天亮后，又走了七、八里路，见一堤坝。搜索兵回报，前面十五里处，有一条大河，肯定是卡马因大河了，河中日军汽艇、橡皮艇，多得数不清。几个指挥员，找出军事地图一看，确实到了卡马因。
不久，后续部队上来了，团长命令用品字形排开，集中火力攻击正面敌军阵地，咬住敌人。上河二营、下河三营，各派快速部队包操，多带潜水工具，力求插入敌军阵后，切断归途。正面命令火箭炮连，专袭敌军汽艇和橡皮艇，山炮和八一迫击炮，面向敌军雕堡轰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两翼抢渡成功。另一方面，还紧急组织潜水队抢渡卡马因河。
我军指挥部冲锋号一响，立即杀声震天。日本鬼子的搜索炮，像雨点般落在我军的阵地上。好在工事严密，交通壕四通八达，否则，不堪设想。
我军指挥员命令，敌人越凶，我们要反击越快，灵活机动，拖延时间，好让操袭部队争取抢渡成功。
我军三面强攻卡马因，双方都有严重伤亡。最惨的一个镜头是，一个日本鬼子被中国兵用刺刀刺死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上，刺刀和枪都未扯出来。日本鬼子死了，中国兵也死了。中国兵一身血淋淋的，我们脱开他的衣服一看，他的胸部和腹部一共中了鬼子九刺刀。此情此景，目睹者无不下泪。
主动请缨
一天午夜，我军决定来个奇袭。我向指挥员要求把任务交给我，就说：“我只要我们排的36位战友就行了。”
行动之前，我向全体战友说明情况：任务是“摸夜螺丝”；冲锋枪不要，青一色的步枪，尽上刺刀，多带“菠萝型”手榴弹；“暗号”是每人颈部围一条白毛巾；口令是“孔明”；电筒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使用；战斗一定要速战速决！
我们进入敌阵后，先吃掉了敌人的哨兵。然后顺藤摸瓜，以闪电式的速度，进入敌营心脏。此时，只闻敌人鼾声如雷。我命令“菠萝型”手榴开炸，只见日本鬼子一时血肉横飞。鬼子活着的爬出来了，他们在明处，我们躲在暗处，就用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
夜深人静的孟买国大森林里，日本鬼子呱啦呱啦的声音渐渐消失了。东方开始发白，我们的战友，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收拾战利品：孔垮炮6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10挺，三八式步枪60支，子弹手榴弹无数，战马7匹……
回国救援
对日军发起总攻大获胜利以后，我军部队多数以营为单位，分布在密支那周围村庄休整。
不久，印度加尔各答总指挥部接到重庆来电：何应钦部长命令廖军长、孙军长率部火速回国支援，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国内到处实行“三光”政策。
1945年2月，邵阳沦陷，日寇又由广西向贵州独山入侵，事在危急。我军指挥员接电后，于第二日由密支那乘美国运输机，直达云南省曲靖机场，孙立仁受命下广西，廖跃湘率部下湖南。
我们随着廖军长乘美国运输机连夜飞到湖南芷江机场。又连夜开往安江、洪江、硐口、榆树湾一带。为了便于联络起见，前沿指挥部设在安江纺织厂。
受命到硐口的前沿部队，开挖战壕，所有山头、坳上、路上，全部用轻机枪和重机枪封锁，山炮、迫击炮由战地指挥员灵活机动调配。除本地百姓经问明情况准予通行外，凡可疑来往人等一律捆送指挥部，听候发落，形势十分紧迫。
阵地上，身穿伪装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炮口直指云端，坐等敌机来临。我们的战友，把整箱整箱的菠萝型手榴弹，放在马路转弯的地方，准备迎战日本鬼子。
一天，手拿耳机总不离身的战友祝诚，显得神气十足。他口含一支美国金骆驼牌香烟，笑着说：“我们在印缅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共产党那边，毛泽东和朱德他们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打得热火朝天呀。各省的游击队，也消灭很多鬼子，收复无数失地，你们来听哟。苏联友军已出师东北，嗬！美国先用第一颗原子弹炸日本广岛，第二颗炸日本长畸，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仇。此时此刻，日本军国主义者，前后受敌，四面楚歌，八年来的侵略野心，反把日本当权派烧得焦头烂额，他们走投无路，已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们都难以置信！
芷江受降
终于，无线电波传达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进入湖南安江纺织厂。
指挥部师长李涛命令全师鸣炮庆祝，加上各友邻部队的枪声、炮声，响彻整个湘西城镇田野，如雷贯耳，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老百姓欢天喜地的笑声。
1945年9月5日上午，湖南芷江县城，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家家户户的大门口，鞭炮放上一堆又一堆，多么热闹啊！
我在望远镜的辖区内，看见芷江机场上的受降台高筑，中国宪兵排列在长达100余米的机场跑道上，直抵受降台，威武地屹立着。代表国民党接收受降的人物是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
上午10时整，时钟敲响。只见一部敞蓬小吉普车载着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中国人民的死敌冈村宁次。他的小车徐徐随跑道向受降台驶去，只见他下车后，走上受降台，先向何应钦三鞠躬，然后解下他那把沾满中国人民淋淋鲜血的战刀，脱帽，再脱军服，再脱战靴。他双手递上投降书，在投降书上签字划押后，向何应钦三鞠躬，向后转，退出受降台，最后仍乘他那辆小吉普，扫兴而去。
这天，我和我的战友的任务是负责外围警戒。我奉令守在机场的至高点，用望远镜可以观察部队和现场的一举一动。此时，芷江机场四处的洼地和掩体里都安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以预防日寇假投降阴谋。